袁敏：要真正做到“真实”，真的不容易（上）
“故事是当年的，体悟是一路走来、回眸细想时慢慢产生的。”
记者：我想对你有所了解的人，读到《蒜头的世界》都会感到有些惊讶，你怎么就没有征兆地写出了这样一本书？这和你之前的《重返1976》区别实在是太大了，难不成你作为一个成人作家，也要来分儿童文学一杯羹？当然，我想你的写作一定是由心而发。那就说说，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吧。
袁敏：我很高兴你把这本书界定为儿童文学。其实，这本书出版社最初的定位是给家长看的，没想到出版后孩子们也都很喜欢。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创委会主任高洪波看过此书后给我打过一个很长的电话，他也说你明明写的是有趣的儿童文学，版权页上怎么是家庭教育？如你所说，我以前从未写过这样的作品，之所以没有征兆地写了这样一本书，是因为我从编辑出版《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开始，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教育，有一些想说的东西总是在心里涌动，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直到有一天，一位多年研究少儿教育心理学的朋友在听我讲述了我儿子小时候种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糗事后对我说，你儿子太有意思了，你为什么不把你和你儿子的故事写下来呢？我开始并没有把朋友的话当真，我觉得一个淘气包的故事写出来有意义么？朋友说，你的儿子其实很优秀，你这个当妈妈的教育理念也很另类，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感悟写出来和千千万万家有“熊孩子”的家长们分享呢？我一琢磨，对呀！我一直想表达的东西不正蕴含在我和儿子之间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中间么？于是，我开始写下一个个小故事。最初，这些故事在伍美珍主编的《阳光姐姐教作文》上连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我信心大增，就一篇篇写下来了。我在写的过程中下笔格外顺畅，十几万字，很快就写完了，因为是从心流淌出来的，很轻松，最终出了这本书。
记者：说起来，这两本书也有共性，就是你总是能从一些细节里生发出生命的体悟，也因为这样，虽说《蒜头的世界》是有意为之的浅，但从这浅里，还是能读出一些深的东西，这一点和《重返1976》是共通的。我不确定，你的这些体悟是当年就有的，还是经过这么多年回过头去细想才产生，并记录下来的？
袁敏：故事是当年的，体悟是一路走来、回眸细想时慢慢产生的。之所以会去回眸，回头细想，是因为周围总看到许许多多的母亲在重复着我曾经有过的种种焦虑、困惑和抓狂，我终于意识到，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似乎还在原地踏步。我不是说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都不好，而是觉得我们学校的集体教育面对每一个孩子的个体生命时，常常不匹配。孩子们虽然上课在学校，而却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家里，许多父母总觉得把孩子送进学校，教育是老师的事情，家长只要管好孩子的衣食住行就可以了，殊不知孩子的智商、情商、财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其实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逐步形成的，父母若是忽略了家庭教育这一块阵地，也许就是放弃了孩子一多半的人生。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出版人，在写这本书之前，你对相关教育读本会有一定的了解，你多半想着自己能写出什么新的角度，能带给这类图书以什么新的质素。那么根据你的观察，这类炙手可热的图书存在什么问题？这类图书看似能给人指导，实际上很多就像是成功学著作教不了人成功的道理一样，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一点看看教育界存在的顽疾就一目了然了。
袁敏：你说的那些炙手可热的家教类的书确实很久以来都是图书市场上的宠儿，动辄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销量不能不让一个出版人心动。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类拔萃？那些“哈佛女孩”“耶鲁男孩”的成功成材之路，谁不想借鉴一二？“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教育宝典，哪位家长都愿意从中取点真经。正因为此，众多出版社蜂拥而上，各种家教类图书铺天盖地。然而，越来越多的同质化的少儿和家教图书折射出中国成功学的狭窄，这种狭窄弄得孩子很压抑，弄得家长很焦虑。
记者：这本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父母如何让孩子走向成功，而是教孩子学会享受快乐，而即使是要成功，也不能因为要追求成功而失去快乐。当然这么说，已经包含了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在不少中国人的感觉里，不管是父母的教育也好，也是孩子的成长也好，成功与快乐很多时候是不能两全的。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成功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
袁敏：在我看来，出类拔萃的哈佛女孩耶鲁男孩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普普通通的，但普通就不能成功吗？不能成为凤凰，为什么就不能做一只快乐的小鸟呢？
记者：在自序里，你写到蒜头是个非常普通的孩子，但我读下来却觉得这个孩子不普通，不说他身上有那么多古灵精怪的鬼点子，单单是他的财商就实在了得。你要说普通，只能说是在被当成重要衡量标准的学习成绩上普通罢了。而另一个不普通在于，他成长的环境不普通，举个简单的例子，毕竟不是很多孩子的家庭，都能为救一只病猫，承受得起18880元医药费的代价的，当然既要让孩子懂得付出爱心，又要让孩子懂得承担责任的道理却是普通的。如此看来，套用罗丹的话来说，没有一个孩子是普通的，我们缺少的只是发现他不普通的眼睛。
袁敏：我也很喜欢这句话：没有一个孩子是普通的，我们缺少的只是发现他不普通的眼睛。我一直收藏着我儿子高一时的一张成绩单，那上面物理、化学分别是29分和30分，不及格，这样的考分当时真让我汗颜。但我发现成绩单上语文的班级平均考分是73.5，而儿子的考分是76，高出平均分，而“艺术”这一栏里是“优秀”。更让我意外的是，在老师评语这一栏里写着：“你知识面广，多才多艺，积极参加班级、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能力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直到现在我都感 谢这位老师，感谢她在一个物理、化学不及格的学生成绩单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它不仅让一位母亲面对偏科的孩子心生一丝欣慰，也让一位考试成绩不佳的学生保留了一份自信。
“我并没有刻意选择叙述的语言，提起笔写下就是这种味道。”
记者：题为《蒜头的世界》，这本书实际上写的是啦啦眼中的“蒜头的世界”。而啦啦能深入到蒜头的世界里去，很大程度上在于她能理解蒜头的世界，会站在蒜头的角度去看事情、想问题，她在面对蒜头做出各类出格的事所保持的那份冷静、克制，让人印象尤其深刻。这也是你作为一个作家和书中啦啦的人物原型重合的地方，因为作家的过人之处，往往就在于他们对人物有同情之理解，但不少作家在写作时能做到这样，在生活里却未必能做到，不过你做到了。
袁敏：你说的“冷静、克制”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真的很重要，许多家长往往会在孩子犯错误或者学习成绩不佳时不冷静、不克制，冲动之下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其后果常常是两败俱伤。前段时间，浙江的媒体报道学校孩子自杀的事件有六七起，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跳楼自杀，就是因为没有完成作业，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老师把家长找到学校谈话，家长在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一路责骂孩子，孩子回家后就走了极端。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是个别现象，我在《蒜头的世界》中有一篇故事叫“寻找100棵大树”，我儿子当时犯错误，老师把我交到学校训话，我也是一怒之下对儿子说了狠话，儿子当时也说要去死。幸亏我及时“冷静”下来，克制自己，事情才有了拐弯。否则，后果可能也会不堪设想。可以想见，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就近在我们身旁。这种时候，家长一定要冷处理，给自己一个缓冲，给孩子一个过渡，等双方都冷静下来以后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有意思的是，我读作家写孩子的书，一般都会写到孩子与文学或图书的渊源，但这书里似乎没怎么写到，不知道是不是遗漏了，还是你认为这部分并不能反映蒜头的世界，把它给忽略了？换言之，我想进一步问的是，孩子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也是一个有着很多面向的世界，多半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没有写进书里，那你在故事选材上，是怎么考虑的？
袁敏：书中有一篇《四驱车风波》，讲的是蒜头在班上卖汽车的故事，小学四年级的蒜头学着做生意挣了100多块钱，被学生家长告到学校。高明的老师拿出两堂作文课让同学们在班上展开讨论，她不对蒜头卖汽车的行为做评判，却指出：1.你卖汽车是经营行为，你无照经营，非法；2.你挣了钱，有盈利，应该交税。你没交税，违法。之后，蒜头的床头居然出现了一本小书：《中小企业100问》。我和孩子他爸都是文人，读这种书肯定没有我们的渊源，也和我们对他的人生设计大相径庭。但他在生活中遇到事儿了，想要了解，根本不用我们指点，自己就去买来读了。正如你所说，孩子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界，也是一个有很多面向的世界，这个世界大人往往是不了解的。你可以尝试去了解，但最好不要去干预或阻止。当孩子的兴趣和父母的期望背道而驰时，你只能观望，而不是扼杀。这种兴趣也许是阶段性的，也许是持之以恒，成为最终人生选择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可能支持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
记者：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快乐妈妈教育笔记”，其中的“快乐妈妈”这个理念是我特别看重的。因为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妈妈，她宁可把痛苦留给自己，也要给孩子带去快乐，但有的时候，她越是想给孩子快乐，却是让自己和孩子都不快乐。就这本书里讲述的故事来说，妈妈啦啦也有很多烦恼，要说她有不同之处，就在于她能把烦恼转换为快乐。虽然你在书里没明说，我隐约觉得你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妈妈，你要成为快乐妈妈，最重要的是要多一点平常心。
袁敏：你说得很对，现在有许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太高了，常常让孩子不堪重负。前段时间我去一所学校讲座，互动交流时，一个女孩问我：我想当一个幼儿音乐老师，爸爸妈妈却要我当居里夫人，我该怎么办？我说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过爸爸妈妈吗？女孩摇头。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呢？女孩说，我不敢，我怕他们生气，说我没志向。女孩说这话时，眼里全是眼泪。我当时真的很难受，这么懂事的一个女孩，为了不让爸爸妈妈生气，只好自己不快乐！我给她念了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一首诗，诗中这样写道：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无论你怎么活，只要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我问女孩，能把这几句诗念给你的爸爸妈妈听吗？女孩说：能。我不知道女孩是否真的有勇气把诗念给她的爸爸妈妈听，但我很希望她的爸爸妈妈能注意到自己的女儿不快乐，了解她为什么不快乐！假如孩子不快乐，做父母的你能真的快乐吗？
记者：写这样一本教育笔记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首先，作为一个成人，还原儿童经验就很不容易，更何况你写的是儿子小时候的事情，记忆也很遥远了。其次，作为一个成人作家，你得换一种孩子能接受，或说是大人孩子都能接受的语言来写。还有，如果说这本书的叙述部分相对好写，要写好母子间的对话可就难了，毕竟生活是一回事，要把它写成故事又是一回事。所以要写好对话，你非得深谙儿童的心理才行，要不怎么看都会让人感觉是作者替孩子在说。我读下来，不好说这本书没有瑕疵，但大体上看是自然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袁敏：许多看过《重返1976》的读者都说很难相信《蒜头的世界》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重返1976》的语言风格沉郁、凝重，而《蒜头的世界》的文笔幽默、俏皮，节奏快。其实，在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特别刻意地去选择叙述的语言，好像提起笔来，自然而然地就流淌出现在这种味道的字句，书中许多啦啦和蒜头的对话几乎都是生活中的本来面目，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了。这本书真正坐下来写的时间很短，完成得很快，虽然都是儿子小时候的事情，时间似乎已经久远，可是一旦写起来，记忆清晰地扑面而来，好像还真没有什么思路堵塞的时候。也许，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故事，都是拍摄在母亲心上的底片吧，一翻印，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晰。
“没什么教育宝典，想和读者分享的，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吧。”
记者：我看有报道称这本书是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真经。说它“润物细无声”是没什么错的，“教育真经”却是未必，因为这本书并非讲的什么真经，即使有真经，那也是由故事生发出来的，这也正是现在很多教育读本的通病，很多类似的书，都太急于传授所谓“真经”了。好在这本书里，读不到刻意传授的“真经”，倒是能读到如有评论指出的“生活味道”，这让我引申开去想，与其琢磨着让孩子如何成功，不如先教他们懂得生活，而懂得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袁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教育真经，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不同的教育方式。《蒜头的世界》也同样，里面没有什么教育宝典，只是一个寻常母亲在育儿过程中的个人感悟。如果说想和读者分享的，可能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吧。
记者：赞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家孙云晓的评价，他说，看这本书最震撼的感觉是“一个现代少年向你走来”。既然向我们走来的是现代少年，那就需要有与其成长相适应的教育。但很多情况是，孩子都成长到“现代”了，父母却依然留在“前现代”。从这个角度看，父母在培养孩子成长的同时，也要真正学会“与孩子一起成长”，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真经”可以分享？
袁敏：你又说“真经”了，真的没有，有的就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点点滴滴的烦恼与快乐，这种烦恼与快乐，真的是人生中无法取代的幸福，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你这么大跨度的写作，让读者对你以后的写作不由多了一份期待。当然总的说来，你偏向于经验性写作，即使写的是虚构作品，你也是有坚实的生活经验打底的，而你的人生经验可谓丰富，要把很多经历，包括你父辈的经历都写出来是很可观的，这样就更可期待了。
袁敏：看来你对我还是比较了解，我的写作常常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徘徊，无论厚重与浅显，我的双脚都踩在生活的土地上。我想，以后的写作还是会延续自己的风格吧。上一辈跌宕起伏的经历和故事肯定是我会深挖的矿藏，哥哥姐姐们的知青生涯是我一直在追寻的历史，身边的有关教育的话题依旧会是我关注的重点。
“试图架构一座历史与现实的桥梁。”
记者：刚说到你父辈，以及你哥哥姐姐们的故事，我就想到你前些年出版的《重返1976》。近期重读这本书，依然觉得挺震撼的。我想，这种震撼与其说来自你讲述的遗言案本身，不如说来自于你经由这一事件引发开去的对时代、人性和命运等深层命题的感悟和反思；与其说是你完成了对这一事件的追溯，不如说你追踪记录了那一重要时刻，及在当事人心灵和命运中投下的光和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讲述的“往事”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时间才是它真正的主角。
袁敏：作为对历史的回望，我原先取的包含遗言案字眼的书名无疑更准确，对读者的吸引力也会更大一些；但正如你所说，我在沉默三十年后首次触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对那段历史的追溯和记录。它所涵盖的一切超越了遗言案所带来的种种创痛和灾难，而更多带给我们的是从创痛和灾难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美丽的花朵，它和人的个体的心灵有关，也和时代的大命运密不可分！这些美丽的花朵静悄悄地开放在大时代的角角落落、隙隙缝缝，你要回过头去寻找它采撷它，你就得切切实实地重新回到那个已经久远的过去，把当下的热闹和喧哗抛却，寂寞而宁静地去和历史重逢。你会发现，当时忽略或者看不清的种种，在重返的途中会不可思议地变得清晰起来。书名最终定为《重返1976》应该说是内容决定的。
记者：“寂寞而宁静地去和历史重逢”这句非常打动我。在当下某一特定的时刻，与历史或自己的过往“相遇”，很多时候总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如你这般的“寂寞而宁静”特别耐人寻味。那是怎样一种心绪？
袁敏：这样的心绪就像远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又像林深幽处掠过耳际的风，面对的是无人的空旷，当下这个时代太热闹了，人很容易变得浮躁，而那种重返历史的途中，喧哗与嘈杂被屏蔽在外，心特别的清明、安静，没有干扰。
记者：最初知道你写这本书，并引发我强烈的兴趣，主要在于书名中的“重返”一词。重返就意味着重新返回“现场”：一是人的现场，你写这本书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尚且“健在”，且介入到了你的写作过程当中；二是物的现场，醉白楼、留椿屋等见证了遗言案的旧迹都在，且都留下了当事人与你一起重返的身影。更令人感慨的是，所谓的现场并非通常说的“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也非。所以，你和当事人可谓共同进行了一次历史与现实交错的重返之旅，在时间的对照中彰显触目的“现场感”，让你的讲述始终充满了张力。
袁敏：这些年，遗言案制造者李君旭，也就是书里的蛐蛐儿，数次病危抢救，他的状况一直很不好。最初的起因是摔跤了，造成植入在身体中的不锈钢股骨折断，引起感染，炎症后来又转移到肺部，虽然一次次被抢救回来了，但我们去看他时，发现他的植入股骨的腿肉都发黑了，也就是说肌肉几乎都坏死了。这样的状况真的让人心酸。
在我和当事人一起重返1976的过程中，我最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和蛐蛐儿一起重返。我一直期待蛐蛐儿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我们能一起再次重返1976，他能开口说出当年的事实真相。没想到他竟然这样不辞而别，匆匆离去，带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未解的心结，也带走了至今未破的真相。
记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假如蛐蛐儿和你们一起重返，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对你的写作又会产生何种影响？从出版的文字看，除第一章《我所经历的1976》中对遗言案有总体的勾勒外，正面叙述这一事件时，你最先写到的是处于事件最外围的大耳朵，然后才过渡到写主要的当事人蛐蛐儿，并按照这一顺序一步步进入事件的核心。何以如此？
袁敏：曾经不断地有人想深入了解探究遗言案，包括多年前写出“遗言制造者”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他们都想采访涉案人员，但除了蛐蛐儿以外，所有当事人都拒绝采访。我的哥哥作为遗言案核心案犯更是说了这样的话：“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很长时间里，这就像是一个集体的约定，当事人面对种种打探全部报以沉默。这不是一件猎奇的事情，而是一段重要历史，当事人担心走样。我理解他们这种心情。等我要写这部书稿，并约主要当事人吃饭，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时，涉案者中已经有年长者接连离世。我说，这样的采访带有抢救历史的意味，我们对被遮蔽的历史是负有还原真相的责任的。我的话打动了他们，而且因为我也是当事人，我在三十年以后再做这件事情，无论是时间的沉淀，还是我和他们共同涉案的身份，都让他们觉得是适合的。其时，几乎主要的涉案当事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约他们很不容易。比较而言，大耳朵只是一家农场的普通技术人员，时间相对富裕，另外，大耳朵是这些当事人中唯一一个普通百姓的孩子，卷入这场案件在今天让他引以自豪，他很愿意说。还有，大耳朵在粉碎四人帮前夜割腕自杀也确实惊心动魄，从写他开始重返1976，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记者：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你在《收获》“亲历历史”栏目发表的系列文章的结集。也因为此，几个章节里开头你都提到了写作的过程，及前后发生的故事，使得通篇有很强的代入感。在读者的感觉里，或许他们并非只是听你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他们的印象和判断也参与和改变了你叙述的过程。
袁敏：这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三十年后重述这段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如今大多的年轻人沉溺于物欲、拜金、娱乐、八卦，对理想、抱负、青春、前途，完全有了与我们当年不同的解读。但我还是觉得，无论这个社会走到什么时代，有一种精神是亘古不变的，有一种追求是永恒的。我想你应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你说得很对，我是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但我也试图架构一座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过来人可以回顾和反省，年轻人可以了解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情怀。当下的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印象和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参与和改变了我叙述的角度，这种角度的选择我以为不仅仅是文本的，更是内涵的。
记者：我注意到，这本书由凤凰联动再版后，书名改成了《中国，漫长的一年》。这一改动似乎过于落实了，给人感觉这本书只是聚焦1976年这一特定的年度，及遗言案这一特定的事件。我想再版前后书名的改动，是能反映编者的不同历史观的，何以会有这样的改动？
袁敏：你这个问题提得真是犀利，对书名的改动我其实也很纠结。我自己曾经也是出版人，我很知道出版方对市场的考虑。如你所说，《中国，漫长的一年》只是聚焦这一特定的年度，编者的角度更多放在对悬疑的解密，这容易吊起读者一探究竟的胃口；而《重返1976》，更多的着眼点在于“重返”，更多立足于用历史观照现实，有一种穿越，而穿越的目的是反思。
“我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写历史。”
记者：读讲述往事的书，我会特别留意作者讲述的姿态。出于人的本能，回忆过往，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加以美化。撇开当下林林总总的“往事”书籍不说，即便是在很受关注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访谈录》《往事并不如烟》等书中，尽管也有对过去时代的反思，但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不胜唏嘘的怀旧和感伤。而你在写作过程中，似乎有种自觉的意识，要从这个窠臼里跳脱出来，你常常在看似可以尽情发出怀旧式抒情的关节处打住，转向对事件的追溯和反思。
袁敏：在写《重返1976》的过程中，包括这个在《收获》开了三年有余的专栏最后成书时我一再说，我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写历史。我在书中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我也会有怀旧和感伤，但这种怀旧和感伤的文字若出现在作品中无论如何都会变得矫情，你说我有自觉的意识，也许吧。
记者：实际的情形是，历史一经讲述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故事的色彩。或者说，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很强的故事性，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见的，那些待事后回想起来感觉比故事更像是故事的经历。所以我想，如果说和你同时代的人读这本书，会读到更多历史的感悟。不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读者，则更可能是被发生在那个年代里的人物身上的故事所深深感染的。你以为呢？
袁敏：确实如此。该书出版以后，几次加印，不断有读者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同龄人会回顾历史发许多感慨，而年轻人更喜欢书中人物的友谊、爱情故事，觉得那个时代的友谊爱情怎么会是那样的？他们觉得很忧伤，但是很美。
记者：就历史与故事的这样一种悖谬关系而言，你在《追寻真相》一章中，由蛐蛐儿习惯于编造故事的秉性引发的感慨意味深长。你说：“历史上常常有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渐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事实上，很多真相就在人们故事的讲述中渐行渐远，但没有这样的讲述，让你藉以探索和发现真相的线索都可能隐匿不见了。对于一个纪实文学的写作者来说，怎样克制讲故事的冲动，而使得真相按其本来的面目自然呈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袁敏：这是我写这本书最艰难的考验，也是我付出最辛苦努力的地方。虽然我不能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但起码我主观上是有意识地克制讲故事的冲动，尽可能地按历史真相的本来面目去呈现。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追寻真相》这一章节的结尾处我有三段补记，应该说，这三段补记是我上述话的佐证。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再找来看一看。对一个纪实文学作家来说，要真正做到“真实”，真的不容易。
记者：写个人的历史，多半会碰到一个疑惑：我写下的这段历史，对于更广泛的人群来说有何价值？你是否有过这样的考量？又是怎么想的？
袁敏：虽然我写的历史是渺小的个人的历史，和史学家们宏大叙事的历史相比，我写的一切可能微不足道，但我相信，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个体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看到的共和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也许正因为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历史，而不是讲故事，所以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呈现客观叙述，你前面说的“节制和理性” 可能就是这种客观叙述使然，我不希望有太多文学色彩的东西，那可能会使人产生歧义。曾经有人称我在《收获》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我所经历的1976》为“压缩饼干”，觉得太浓缩了，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或者不便写出来；还有人问我，文章发表时是不是做了删节，为什么总是读到关键时刻就戛然而止，像有很多未尽之言？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打住”，假如其他读者也像你一样，在打住的地方停下阅读的脚步思索一下，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就我的阅读所及，相比其他一些讲述往事的书，你的这本书有一些新的质素。多数回望历史的书总会汇聚多人的视角，即使是一个人写的，通常也是勾画群体的形象，章节之间是独立的。而你从个人的视角聚焦某一事件，章节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构成此类图书的人物通常是有很大关注度的知名人物，逃不开“精英叙事”的质疑，而你这本书的人物，其实是造就这一事件的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尽管他们都有一定的家世背景。
袁敏：你们做文学图书的记者阅读量肯定比我大，所以你可能会有比较，有分析，你们会提纲挈领地总结出我们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新的质素是什么，我也从未想过“精英叙事”和“百姓说话”区别在哪里。说实话，我写《重返1976》的文字的时候脑袋里好像没有写作的概念，只是有一种喷涌而出想倾吐的欲望，有一种想打捞，想赶紧拽住，不拽住就会转瞬即逝的恐慌。尤其是当那些遗言案的当事人开始从这个世界上一个个消失，剩下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这种恐慌尤甚，真的有一种和死神赛跑的感觉！
记者：有瞬间被“恐慌”一词击中的感觉，很多珍贵的个人记忆，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消失了，就像“总理遗言”案如果没有你的记录，也终将消失一样。所以特别能理解你的这种紧迫感，但你的叙述是自在从容的，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事人之一，在走近这段历史的同时，你能跳出来做客观而理性的打量。
袁敏：这种“恐慌”还真不是说说的，你看，没有任何征兆，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蛐蛐儿却突然间说走就走了。我真的很后悔这次春节前因为在上海北京都有工作，回北京工作完事后就留在家中过年了。所以这次春节前没有像往年一样去看望蛐蛐儿，他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话，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其他当事人约好了在春节前去看他，到他家中无人，说住到城东医院了，大家都不知道城东医院在哪里，其中有几个人正好又有别的事，就说，那就等节后打听好医院地址再去看他吧。不曾想，这一错过，阴阳两隔！生命真的很脆弱，你说怎么能不恐慌呢？又有出版社想再版此书，我也积攒了一些问题想再采访蛐蛐儿，可是现在没有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