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寻找少年中国
张炜，山东省栖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75 年开始发表作品。2020 年出版《张炜文集》50 卷。作品译入 40 余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去老万玉家》等 23 部；另有诗学专著多部、诗集和长诗十余部。作品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中国长诗特别奖等。
“美少年历险是早晚的事。”《去老万玉家》开篇就很引人，老万玉历史上也确有原型。作家张炜在新长篇中书写变局将临的19世纪末，胶东半岛上的几股势力暗流涌动：清廷的官军、地方的土匪、南来的革命军。
《去老万玉家》的种子在张炜的心中藏了多年。“我必须把它写得结实、有力，写出个人的最高水准。”张炜说，“当然这还需要读者的检验、时间的检验，但就我来说，已经是全力以赴的一次创作了。”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大历史的寓言小说，也是一部魅性和诗性互为表里的小说，但归根结底是一部生命小说。
近日，青年学者林菀青就《去老万玉家》对张炜作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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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去老万玉家》题目很家常，但是情节跌宕，高潮起伏，为什么会以这样貌似寻常的题目命名？全书第一句“美少年历险是早晚的事”非常引人注目，您在塑造舒莞屏这个少年的时候，为什么让他外形如此完美？
张炜：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影响深远。具体到一个“少年”的形象，到底又应该是怎样的？这引人想象。他有非常美的形貌，极其完美，他文武兼备，朝气蓬勃，忍让、锋利、警觉、好奇、勇敢，有开拓未来的全部可能和条件。所以，我对他寄托了对这个民族最好的希望和想象。但这又是一个个案，他生于什么家庭，受过什么教育，谈吐如何，师长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得心里有数。他是具体的，“少年中国”的形象一直在我心里徘徊，所以要寻找一个能够足以代表这个概念的个体，并不容易。舒莞屏不完全是优点，他也有一些软弱和胆怯，有一些小聪明和小机灵，但总体上，这个少年是单纯的、纯洁的，是满腔热血的，是很正的一个人。未来会教给他许多，他也许会变得更有力量，也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无论如何，他去老万玉家这一旅程太重要了，对他重要，对我们也很重要。
舒莞屏是想象中“少年中国”的形象，温柔又有锋芒，同时又很安静，有气度，一直执著于追求真理，是那样的一个美少年。我非常珍惜这个形象，只想好好地爱护他，每一笔都很谨慎。
记者：评论家施战军以“少年中国”概括《去老万玉家》，认为“犹如青春附体”，生命活力越来越强。而您的前一部作品《河湾》也说是给年轻人的一封长信。为什么您热衷于和年轻人的交流？
张炜：隔膜在许多时候是缺少交流造成的。不同时代的人要将自己真实的见解、经历、感受、认知告诉对方，这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的走向非常关键。不然就只能一遍遍重复和犯错，而且还会相互对抗。历史上不断发生的东西很多，个人经历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交流和交谈太重要了。几句话是说不明白的，所以就要用一本本书来进行交谈，要用大量的篇幅，用人物和故事，不厌其烦。
记者：这本书的写作耗时很长。这在网络时代似乎显得有些奢侈，为什么写了这么久？有读者认为，《去老万玉家》以简练、简单的语言写出了“一部华丽的书、一部传奇”，您怎么看？
张炜：这是读者的鼓励。我知道他们说到的恰恰是两个难点。“华丽”很容易庸俗，“传奇”也是同样。要想让传奇不庸俗，让华丽不庸俗，真的很难。华丽应该回到质朴，传奇应该回到细部。一般来说传奇讲究外节奏的快捷和快速，情节快而曲折，依赖叙事的速度。所以着力于细部的难度就非常大。我当然明白这是多大的挑战。写得越多，工具箱里可用的东西就越少，所以越是后来的作品，哪怕有一点点所谓的突破，都是极难的，而且个人的标准会越来越高。
这本书为什么写了这么长时间？单纯在语言的语调的寻找上，在语言的抵达过程上，对我来说就已经不易了。压缩对我来说也是很沉重的任务，由41万字压缩到30万，再压缩到26万，是很痛苦的，因为这是一个字一个字填在格子里的，是用减法写出来的，再压掉三分之一，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但也只有如此，才对得起今天的读者。今天在碎片化阅读、网络信息蜂拥和巨量的阅读压迫之下，一本书能让他浸润其中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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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去老万玉家》书写了大变局将临的19世纪末胶东半岛。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有契机吗？
张炜：山东半岛特别是半岛东部，在19世纪末发生了太多激荡人心的历史事件，对中国一百余年来的现代化之旅来说，是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最初的想法源自上世纪80年代，我做一个多卷本的历史资料汇编时，看了大量原始档案，大概有几千万字，内容斑驳，其中一些关于清末民初地方武装割据和革命党人活动的，印象非常深刻，应该是非常好的小说材料。但要完成一部作品，形成框架，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发酵。直到2013年，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搭起来了。要进入具体的写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进一步挖掘史料、作实地勘察等。一般的读者很愿意问书的原型如何、实地发生的故事到底怎样，其实到了写作者那里，经过心里的发酵，一切跟原来就完全不同了。
记者：《独药师》《去老万玉家》都关注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变革。为什么您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
张炜：因为山东半岛特别是胶东半岛，在19世纪末以后对于中国的命运起到过极为重大的作用，是新文化运动前期东西文化交流对撞的前沿。同盟会的北方驻地就在烟台，领导过多次激烈的武装起义，牺牲巨大。可我们很少写到这段历史。西方文化科技对半岛的影响，较之内地也早得多、大得多，这里出现的新文化精英人物也是最多的。理解这段历史，对于把握现实生活是十分关键的。
记者：《去老万玉家》中的几个人物非常传奇，尤其是“女大公”老万玉。有原型吗？
张炜：讲到原型，有三个人物值得说一下。少年时代林子里有一片黑糊糊的密林，大家都不敢接近，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脸色乌黑、相貌吓人的老太太，当地人都叫她老万玉。没人敢去接触，只绕着黑糊糊的林带走。关于她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是行伍出身，从远方而来，其中不乏更玄的说法。这个人物一直在记忆中。还有一个人物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女匪。关于她，当年的报纸刊登过，说她面容姣好，两个女儿也是土匪。第三个人物是更有名的“半岛王”，当年也称为“胶东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半岛人都知道。一些军阀跟他的关系很密切。他利用清末民初复杂混乱的政治格局，建立了独立王国，甚至有自己的金融系统和军校。这个人后来被民国政府调防温州，最后被处决。三个人物合起来就有了老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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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您的小说当中也反复出现了圣女贞德、顺德饭店等，应该也有很多深意吧？
张炜：这些历史符号或元素都是真实存在的。书中反复提到的烟台顺德饭店，是故事的结点之一。因为这里是《马关条约》的换约地。《马关条约》在日本签署，正式换约仪式是在烟台顺德饭店举行的。这里后来改成烟台的迎宾馆，现在也是烟台最好的饭店。当年圣女贞德的故事传到了中国，鉴湖女侠秋瑾还写过贞德颂歌。可见那时的圣女贞德在一部分精英人物那里备受推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时期，地方武装割据势力的武器从西方来，部队建制从西方来，一些社会符号、精神符号，也多被借用。这足以证明东西方文化交融，深刻影响了半岛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与历史。
半岛的民间武装力量，书中不太使用“土匪”二字去称谓，虽然本质上差不多。一般人受影视剧和小说影响形成的概念，觉得土匪就是穿着虎皮坎肩、发型很怪、背着长枪或拿着冷兵器的一些豪横强人，首领坐在虎皮椅子上，怪石林立，还有山洞和排枪等。这些场景和情节把人的认识简单化了，跟《去老万玉家》的内容是不搭界的。书中以万玉为代表的人物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不是简单的物质诉求。在他们那里，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都同时兼备。他们的建制、规制已经相当成型。这说明了他们的能力和抱负，也说明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反清，却与清政府一样，仍旧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在他们内心，建立封建统治、抢占江山、残酷对待百姓的本质欲望一点都没有变。而伴随着西方先进武器进入的一些现代化思想，他们是一定不会接受的。他们自始至终喜欢洋人的武器，喜欢他们的物质，像他们中上层人物，非常享受地毯、咖啡、洋酒、油画之类，却排斥其他。这样去看东西文化交替、交锋、融合的过程，看当时的社会乱局，才能进一步理解后来的五四运动，包括更久远的未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记者：您如何看待冷霖渡这个人物？
张炜：冷霖渡其实可以看成书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做过两广总督的幕宾，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很深，后来又去洋行做事。他的西学很好，精通外语，生活习惯已经部分西化，如喜欢油画，还有很好的画技。在当年半岛的武装割据势力中，高级留学归来人物不在少数。这些人的加入不得了。像当时一些著名的绿林人物，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竟然建立了大学，还刻印了《十三经》。据说出自他们之手的《十三经》刻本，直到现在还是屈指可数的优质版本。他们确实能做大事情。国内赫赫有名的某大学就是这一类人创办的。可见人是复杂的，需求是复杂的，诉求是多方面的。人到底能做出什么大恶和大善，都不是简单的概念化表述所能完成的。所以一定要放空自己，不带成见地去理解人和历史，不要一般化地诠释和对待教科书。
冷霖渡为了建立以万玉为核心的独立王国，用心之缜密，目光之长远，韬略之深幽，都是十分罕见的。传统封建统治是讲究世袭和血脉的。齐国灭亡已久，他竟然还去寻找周朝分封的姜姓王族血脉，是多么荒诞不经，又多么蓄意用心。这个任务无比艰巨，绝不是靠学问所能完成的，因为谁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显然是既荒诞又严肃，既是一种冷幽默，又是非常具有现实功用的大举措。在朝不保夕的严酷战争环境里，他竟然要创立一门“万玉学”。冷霖渡的行为，实际上是出于精英阶层的理想主义野心，这一切只有在清末民初才能发生。这一部分人，有一种超脱和超越的能力，远不同于一般的山野武人。他们境界不同，手笔不同。半岛上多支土匪队伍都被沙堡岛所控制，也是实属必然。
记者：《去老万玉家》在创作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炜：语言是难题。还有主人公的结局：开放的结尾对我来讲是一个大难题，它不是作为一个技巧而存在的方式，这种开放和未决，是由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来决定的。任何一个结尾都会比这部书自身的续写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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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几年，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比较沉迷，出版了《读〈诗经〉》《苏东坡七讲》《也说李白与杜甫》《楚辞笔记》等作品。
张炜：“古诗学六书”涉及的诗人和诗，都是中国传统的“大经”，而不是一般的经典。关于它们的文字汗牛充栋，所以从学术上触碰这种“大经”，是很危险的一个题目，很容易出错，更容易重复别人的看法、观点、故事，哪怕添一点点新的东西，都是非常困难的，都要付出成吨的汗水。有人以为“古诗学六书”也是类似的一种普及读物，当然不是。这六本书是很容易读的，中学生也可以读，随意从哪一段开始读都可以。但是它仍然秉持诗学的品质与高度，起码有这样高的自我要求。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自然描写一直是非常出彩的，在《去老万玉家》也是如此。
张炜：大自然一直是文学表达的主角之一。比如《诗经》和《楚辞》，里面谈到的花草植物和动物是很多的。这很有趣，是知识性的部分。文学总是离大自然很近，我们今天看充分城市化了、数字化了的文学，有时候会发现很厚的一本书里面连一只鸟都没有，一种野生动物都没有，一株绿植都没有。作为读者我们会觉得干燥、枯燥。人怎么可以离开大自然？
《去老万玉家》写到的严冬景象都是真实的，其实并无太大的夸张。有人说从没见过这样的描写，很是吃惊。这不过是习惯了气候变暖而已。在过去，不要说清末了，就是六七十年前，半岛的冬天都是相当令人恐惧的。进入书中的严冬，就可以感受那时的半岛之冬了。
记者：这本小说也延续了您对于海洋神奇性的书写。
张炜：人们对于海边生活，特别是半岛地区的生活，全凭今天的印象去判断昨天，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看清末的一些资料就会发现，当年的自然环境是极其严酷的，那时谈不到取暖设备，连温饱都成问题，居住条件很差，到了冬天根本没有抵御能力。一般劳民，经常在野外活动的人，冬天很难看到一对保护完好的耳朵。就是在几十年前，常在野外活动的半岛海边人，也很难有完好的耳朵，它一定是冻到溃烂，春天才开始脱落斑痂，慢慢恢复。清末那么差的生活条件，那么辛苦的劳动，许多人无法度过冬天。
关于海边猎捕，过去与现在也大为不同。比如黄河入海口东部的莱州湾以东，多次出现一种奇怪的自然现象：从融冰的初春开始，那些水母，就是海蜇，会不要命地往岸上拥，到了什么地步？根本不需要用船和网去捕捞，它只是往岸上没命地自杀式地扑来，人们白天黑夜用抓钩往上拉就可以了。在上个世纪的1987、1988、1989这三年，我正好在胶东半岛旅居，这三年突然整个莱州湾以东的海岸，大量水母没命地扑到岸上，堵塞到船都不能出海，港口也给挡住。它们拼命往上涌，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自杀式般一批接一批往岸上扑。这吸引了很大范围——北方地区，不限于半岛——的人赶往海边，都拥到那里捕捞和制作海蜇。整整三年，整个龙口市的西城和东城，都是日夜不停的海蜇运输车辆。制好的海蜇才能运输，也不再融化，它们从海里捕上来，要直接在近岸用白矾和盐处理好，做成海蜇皮，然后再运出去。当年龙口东城和西城的街道全是海蜇的腥味，马路上有厚厚的一层黏液。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这种类似的情况历史上也发生过。半岛人很迷信，倭寇入侵的前一年，海边拥来了无尽的青鱼，它们自杀式地一群群扑到岸上，积成米饭一样厚，堵塞了海岸。这段历史常在老一代口中说起。
记者：您已经创作了2000余万字、23部长篇小说，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来说，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张炜：写作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日常生活。就像一个种地的人，一直在耕作，却并不认为以前的收获，比如春华秋实的季节轮换是多么大的成就。人是需要劳动的，于是也就有了与这种劳动连在一起的态度和责任：认真做好，通过不断总结，以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