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钥匙”，或21世纪初知识青年主体危机一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青年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潘晓讨论”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暴露出青年面对新时期社会话语转换的困惑，“社会主义新人”话语对于青年的感召出现明显裂痕。90年代，整合青年的文化—政治视野逐渐萎缩，而让位于社会—经济视野，青年更多被生产—消费的经济逻辑捕获，进而催生出一种共同的“中产阶级梦”。如果说90年代通过“个人奋斗”而实现“中产阶级梦”的叙事依然有效，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叙事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瓦解。当以为高考成功就能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想法被房价和就业现实强烈挑战后，青年的社会心理行为发生变化。学者贺照田在2012年就敏锐观察到：随着21世纪初大学扩招与社会经济扩张的人才需求之间发生矛盾，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甚至名牌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理想的岗位，知识青年群体的“中产阶级梦”开始动摇；伴随房价一轮轮飞涨，“中产阶级梦”分崩离析。网络流行用语反映了这一社会过程，2006年的“蜗居”，其后出现的“蚁族”“啃老”“裸婚”等词汇说明青年正付出巨大心理代价对落差进行自我调节。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结束，社会需求进一步紧缩，知识青年失落感更为尖锐，对于逼迫自己“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的社会的不满将越来越大，其精神状况和对中国国内外政治的影响将变得更加令人担忧。（1）杨庆祥的文章《80后，怎么办？》（2）从“失败的实感”出发，对“规避历史虚无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的梦中惊醒”“厘清自己的阶级”“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进行讨论，将目光聚焦在出身于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的“80后”青年的物质与精神困境。近年，这一青年群体的危机有扩大化的倾向，社会上也诞生一个个“小镇青年”“小镇做题家”“失败青年”的话题；更年轻的“90后”与“00后”青年也被裹挟在从2017年“佛系”、2020年“打工人”、2021年“躺平”“内卷”到2022年“摆烂”所昭示的情绪与困境之内。
当代小说家文珍的成长，恰恰经历了这一危机的生长、变化过程。文学内外，她同步面临青年的身心安顿问题，其创作可视为对21世纪初青年问题的表达和探索。当然，青年是包裹性很强的术语，需要分层讨论。文珍笔下的青年群体特指21世纪初部分知识青年，他们通常都有类似的成长轨迹：即80年代出生于小城市（往往是南方）的普通工人、知识分子家庭，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上大学、就业、恋爱和生活。这些“南方小城知识青年”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与其他“小镇青年”“农村青年”相比，相对安逸的少年时代、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文科教育背景让其浪漫化、理想化和脆弱性特征更为突出，看似更加接近那终将破灭的“中产阶级梦”。
文学的起点往往引发批评家的兴趣。《找钥匙》作为文珍发表的第二篇作品，被收录在2021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中，并且这部小说集也以《找钥匙》为名。显然，这篇作品具有特殊意义。
《找钥匙》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一个苦闷的青年寻求身心安顿的故事。张松从美术学院毕业，日常工作是在编辑部当美编画插图——自称画匠张松。对他来说，“艺术”与“面包”是两难的命题，美院毕业后，他既无法甘心融入职场规则，又无法在艺术上真正取得成就。自我出现危机的同时，爱情便成为替罪羊。张松与女友王艳从高中就相识，但多年的感情关系已近麻木。因为与夏鱼的一时冲动，他与王艳分手，并把已付了首付的房子赠给王艳。然而他又并不真正爱夏鱼。后来王艳结婚，夏鱼也有了新的男朋友，“死党”姜小兵找了酷似王艳的太太，而他只能继续精神漂泊。小说结尾处，张松向现实生活妥协，放弃艺术，顺应了市场，但最后失去梦想的张松在巴黎蒙马特大街以油画刀自尽身亡。小说带有模仿90年代小说的学徒期特征，但却刻画了张松这一无法持存的、孤绝的自我形象。
我谁也不爱，我心底默默地道，我不爱你们任何一个。
我的生活行驶在一个荒谬的轨道上，不知道自己终究会驶向什么地方。
我只是厌倦了，突然不想再继续。
如果我真的死了，那么我值得原谅吗？我一切的谎言，自大，自恋，茫失，没有才华，都能够被原谅吗？
关于自己，我总是无比幻灭。（3）
首先，这个自我无法从与他者的关联中获取意义，因而是空虚的。这个自我生活在自己思想的界内，与外界缺乏真正的思想交流。他很难建立起真正的爱情或友情关系，更不用说像鲁迅所说让“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民，都与我有关”。其次，这个自我也无法建立与自我的认同（我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因而是矛盾剧烈、不断内耗的。“自我”分裂成行动的“客体我”和反思的“主体我”。“客体我”与“主体我”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在“客体我”做出选择后，“主体我”总在选择之后以反思性的态度对其进行指责。“客体我”往往会屈从于现实或欲望，而“主体我”则会站在艺术或爱情的角度对其审判。问题恐怕不仅在于“客体我”，也在于“主体我”的认知结构。学院培养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真正指导和滋养现实生活。悲剧的前提就是年轻画家的“中产阶级梦”——左手艺术，右手面包，“高尚”的职业，“理想”的爱情。从一开始，这一梦想就显示出自身的虚妄性。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揣测这一“中产阶级梦”与这一无法持存的、孤绝的自我之间，具有内在互生关系。
文珍此后的创作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她未对这一主体危机置身事外，而是以内在的思考、参与式观察来对这一危机进行书写。“找钥匙”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创作之路的隐喻——一种向知识青年主体的深处与出路进行不屈探索的姿态。
一、“衣柜里的人”——无行动力的知识青年主体
从2000年上大学到2007年硕士毕业，文珍长时间处于学院环境之内。写作前期，大量小说涉及爱情主题。《果子酱》讲述寂寞的异域舞娘的单相思如何毁于一旦。《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之《相手蟹》讲述同性恋群体另类痛苦的爱，《寄居蟹》涉及爱情中的冲动与虚妄。《我们到底谁对不起谁》以闺蜜自杀为线索引出同性恋“形婚”的悲剧。《狗》让人思考“匮乏”作为爱的构成性条件的悖论。《窥红尘》中可以观察到爱与“遗憾”“误会”的缠绕关系。在作家这里，爱情被赋予了特权，仿佛是某种本真生活的显影。爱情必定是“中产阶级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青年向往真正的爱情。在文珍这里，真正的爱情拒绝工具理性的算计。《故人西辞黄鹤楼》嘲讽了对爱情进行算计的市侩行为。农业局的李处在同学聚会上邂逅当年的女朋友。李处心如鹿撞，目睹前女友花枝招展，一身名牌，不由得算计起前女友的身价。前女友算盘同样打得很精，一听李处是农业局的，立刻对他不感兴趣，搭上另一个当年曾经寒酸现在显赫的同学。李处回家后还不死心地打探足以吸引前女友的资源。“算法”“大数据”在当代文化中一度被奉为圭臬，但其“功利性”在文珍看来是一种耻辱。
如何定义“真正的爱情”？文珍做出多样探索。《银河》讲述一场婚后私奔。主要人物都在银行工作——“银行”（及其背后的金钱逻辑）是世界的象征秩序。与《第八日》中的顾采采相似，主人公是生活中唯唯诺诺、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怯懦的剩女“我”与已婚的老黄，发生了心灵感应。两人私奔到新疆，瑰丽多姿的风情让人心荡神驰，但彼此心知肚明，旅程终有归期，最终女主人公以惨烈的自杀完成对爱情的殉葬。
《气味之城》隐晦地追述了一场灾难性的婚姻，为《银河》的私奔提供了注解。《气味之城》中丈夫想要寻常夫妇的井然有序，而妻子则想要“真正的爱和真正的生活”。故事从离婚之后讲起。他回到家，“迎面扑来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有点花生放久了的油哈气，又有一股类似百合花腐败了的闷香。还有猫的气味。那种特有的、养猫之家多半都有的猫食猫粪以及猫本身混杂在一起的猫味”。（4）房间里是她特有的香水味，一张由薄荷、柑橘和柠檬以及迷迭香与龙涎香在一起编织成的暧昧之网。“这时他才感到一阵深切的不适不舍之感。实际上过去生活的秩序早已轰然坍塌，他却好像第一次感知到一种滞后数日的、无以言喻的痛楚。”（5）妻子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是丈夫退化为又懒又邋遢的俗气男子，将她拖入一个龌龊、复杂的日常生活的泥潭中。拒绝庸俗，是知识青年在爱情面前的宣言。
向前追溯，《衣柜里来的人》更是《气味之城》的前传。它描述了一次说走就走的婚前旅行，以女主人公步入婚姻为终结。说走就走的勇气，源于女主人公内心对爱情落实到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每到焦虑或与男朋友闹别扭时，主人公就会躲进衣柜——这在文珍的小说中是一个使用了不只一次的意象。主人公“我”恐惧随婚姻到来的变化，害怕因为接纳一个足够爱自己的男人而被拖入日常生活的泥潭。三年前“我”曾到过拉萨，认识了阿卡、塔叔、二愣子等人，这次再次躲到了拉萨。众人有意撮合“我”和阿卡，然而阿卡却看穿了“我”犹豫纠结的内心。两人一路骑行前往绝美的纳木错湖，这也是“我”的心灵之旅。“我”最终确认了对男友的爱情，而回到生活洪流中。有意思的是，当把这篇小说与《银河》《气味之城》对读就会发现，女孩的未来已笼罩着阴霾——哪怕再三确认的“真正的爱情”，也将要承受世俗生活的侵蚀与磨损，随时有跌落深渊的可能。
文珍对于爱情的看法是悲观的。尤其对于知识青年而言，爱情总是处于绝境之中。除了爱情自身的难题性之外，部分原因还在于，知识青年常常思虑重重，这些思虑又往往天马行空，不切实际。这些知识青年对社会的认识方式，更偏爱“旅行”“游逛”，那是一种现代的、充满城市生活气息的方式，同时这种身处局外的“观光”也限制了他们进入生活的深度。《抵达螃蟹三种路径》之《大闸蟹》，是男主人公的内心独角戏。他在影视公司工作，因筹拍电视剧找前期投资，结识了投资公司考察影视项目分析专员的她。随着感情升温，他不断琢磨她的食性与性格。她不吃葱蒜韭菜，他海鲜过敏。随即更多现实阻碍其中，影视剧投资打了水漂儿，他也求婚未果。“他失去她之后总是反反复复想起那些抱在一起睡觉的亲密时刻，想得久了，觉得人应该也可以学会冬眠，隐居，遁世。两个人相拥在黑暗寒冷的山洞里穴居，像苦行僧一样逐项关闭生理机能，只剩下微弱的体温互相维持，直到热量彻底流失殆尽，两个人渐渐昏迷失去知觉，最好时间步调一致。”（6）我们会发现这个男性角色是内倾的、收敛的、频繁思考的，但这些思考在现实面前暴露出了明显的无效性。
知识青年主体缺乏行动性。“躲在衣柜中”既是小说《衣柜里来的人》中的经典意象，又是这些知识青年主体的遁世与逃避的某种写照。他们“沉默”“宅”“自闭”“社恐”，显得无能和被动。衣柜是房间中的阴暗角落，躲藏在衣柜中，代表从社会的压力中暂时脱离——这种赋形原理让人想起契诃夫的《套中人》。知识青年总是无法形成有力的行动——“逃避”不是合格行动，“旅行”也欠缺改变现实的力量，“自杀”固然决绝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弱者从矛盾中抽身遁逃的极端方案。从主体实践的意义上，行动的前提是自由，唯有自主的选择和行为，而非屈从于外在力量，才可称为行动。那么，知识青年主体面对复杂的生活，如何能够采取本真、主动的行动去实现理想（爱情）？这在文珍那里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二、知识青年主体危机的诸多表征
如果说，初登文坛的文珍对知识青年命运的关切多出于自发和本能，那么在完成北大创意写作硕士学业之后，这一关切就具有了自觉的色彩，其观察就更多沉落在当代历史语境之内。在21世纪，青年主体的危机暴露出新的表征。除了爱情之外，独立、自尊、优渥的待遇与自在的休闲时光，是他们“中产阶级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珍从以下几重角度描述了这一梦幻的破碎。
其一是失眠与资本全球化对时间的分割。中篇小说《第八日》是文珍在北大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毕业作品。女主人公顾采采是刚出大学校园进入银行信用卡部工作的新人。她羞怯、敏感、迟钝，在适者生存的黑暗森林中手足无措。“她害怕人群制造的一切声音、光线和气味。在人群里她只觉得自己年复一年地被湮没，缓慢沉没入万事万物造成的流沙之中，乃至于一天天被吞噬得尸骨无存，消失无踪。”（7）
顾采采对社会化生活无法胜任。她不适应大学集体宿舍，更不适应毕业后的金融业和银行，做噩梦都梦见一堆数字，战战兢兢唯恐出错，金融业务种种黑幕让她触目惊心。唯一的念想就是爱情，但她对追求者胖子刘小明毫无感觉，偏偏对人到中年的许德生有所期待，因此，自然要经历挫折与羞辱。“据说所有这类人行动迟缓又内心敏感，善于觉察他人不易注意之物，富于幻想又胆小孤僻，具有明显内倾性。”“而所谓内倾性，是否就是一个人不断地被自己绊倒，又不断地跌回自己身上？是否就是，一个人渐渐地，连自己都看不大到自己？”（8）知识青年主体，想保持独立与尊严是如此之难。面临公司裁员，银行会计部的顾采采严重失眠，要依靠安眠药支撑。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她不受控制地打午夜电话，絮叨的都是平时闭口不谈的内容——过往的创伤与纠结。在失眠七天后的第八日，她在欢乐谷的过山车上终于沉沉睡着。
由此，我们不妨在理论意义上讨论“失眠”。从西方社会学角度看，“睡眠剥夺”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后果。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控制最终体现在对时间的切分操纵上。每个个体的时间被宰制和规划为生产时间、消费时间或营销时间。对资本主义而言，睡眠是唯一无法产生收益的时间。供人休息的睡眠，是个体从资本主义宰制下逃逸出来的时段，是稀缺资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夜间照明与全景监狱同步发展，在都市里24/7的世界已经形成，这个星球被打造成永不停歇的工作场和永不停歇的消费场。个体在无眠的状态里无止境地工作和消费。（9）从这个角度看，当代职场青年人“白天睡不醒”“晚上不想睡”，与资本社会高度发达导致的后果相近。
顾采采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象征自由时间的睡眠。同时，顾采采的“失眠症”又可视为是21世纪知识主体在痛苦面前的应激反应。她试图唤起自己对现实秩序的调整和应战，这是一种不放弃、不放松的紧张状态。但同时，这种紧张状态又伴随着她对改变现状的无能为力。最后在过山车上的“睡着”，可以视为紧张状态宣泄掉之后的暂时放松，也可视为象征性抵抗的短暂胜利。
其二是幻听与生存空间的被挤压。《录音笔记》是围绕声音来组织叙事的。相貌、资历、智力平平的电话接线员曾小月，是最易被忽略的虚弱存在。她不善言辞，人微言轻，没有人愿意倾听她的心声。平时下班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聚餐时同事也不耐烦她的发言，甚至与恋爱两年的俗气男友张明升分手，对方也始终没有认真倾听过分手原因。她找到高中时的同桌，曾经娴静的陈静，谁知对方已经变得开朗，场面话说得流利，而她笨拙依旧。人生中仅有几次被异性夸奖声音好听。最后孤独至极的她开始幻听，还迷恋上做录音笔记，用耳机记录自己的倾诉，再播放给自己听——谈政治、商业、大片里的广告，对国家领导人发表评论，唱歌给自己听，念诗给自己听，摘抄优美的句子念给自己。偏偏曾小月的日常工作是接线员，她的任务不是倾诉，而是倾听客户的刁难与发怒。工作压力与职场失败，让曾小月终于崩溃。“曾小月人如其名，温柔恬静，是初四初五的一弯新月。如果这月亮掉下来，因为太虚弱细小了，大概只会发出‘扑’的一声细微折裂声。”（10）
在主人公周围，堆积了城市声音的景观。主体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蜗居，我们能看到各种噪音向她袭来：出门上班，听见门锁和高跟鞋的声音；经过一户户紧闭的门，听见早餐机转动的声音和孩子的尖叫，电梯门哑声打开、母子俩的低声争执；公交车站上恋人、老太太的话语，中年大叔随身听里的《小苹果》声；坐在隔断里，听到电脑开机声轰然响起；左边隔断的同事在吃饼干，发出断断续续的咀嚼声，右边隔断的同事一上班就给老公打电话；有人穿平底靴走来走去，能听见她走进老总办公室，接下来是同事们各种口音的闲聊声。主人公曾小月在偌大办公室的格子间里，一个人埋头接听电话。她的精神世界被挤压，无法得到舒展。声音即世界。因此主体会幻听，她听见遥远地方的水滴声、一个男人睡着以后均匀的呼吸声、远处墙角耗子啮咬某物的动静、鸟群飞去翅膀扇动空气的扑拉声。在精神失常之后主体通过幻想为自己展现了一片美好的声景（soundscape）。
其三是对购物癖与空洞的自我的揭示。21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尤其网络购物、电商经济、短视频网站的兴起，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所构成的消费现象。用鲍德里亚的说法，富人不再像过去一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物的世界模拟一个异常肥沃的自然，在其中是堆积、过剩、戏剧性的挥霍。我们根据物的节奏而活着，并受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物与物之间还产生令人遐想的关联，每个物不再是单独的商品，而以全套的形式组成，形成一个勾引购买欲的链条，让你从一个商品走到另一个商品。（11）
短篇小说《物品志》讲述当代人在物的围城中的精神状态。刘梅与郑天华的50平方米小屋里物质过剩。屋里是单位过节发的米、苹果、粮油，到处都是衣服、围巾、帽子，皮包有正品的COACH、GUCCI、GUESS与淘宝山寨版的LV、BURBERRT、PRADA。抽屉里是五把指甲刀、四把剪刀、林林总总的纪念品、梳子、首饰、充电器，一旦打开就难以合上。郑天华是文艺青年，他堆积无数无用的数码照片。两人有一天终于想起“断舍离”，谁知刘梅转身买回五本打折的《断舍离》摆在桌上。“断舍离”的举动再次被购物欲望所击败，或者，“断舍离”本身就被组装在了消费欲望之内，并为消费行为的再生产服务。在小说的最后，我们发现：“在这偌大的世界里，人人都急着给什么打下自己的烙印：明知一切虚空，但活着不也总要死的吗？”（12）物恋的背后是自我的空洞。一个个雷同的“自我”在外部力量的组织下通过捕捉种种符号而再生产出来。
其四是揭示身体发胖与对人的规训之间的关系。马特尔公司在1959年围绕青少年推出了一款时装娃娃——芭比娃娃，从此成为女性气质模型，并推而广之到了全世界。化妆品、减肥和时装工业助长了关于女性身体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反过来形成了一条由对自我的憎恶、对身体过度关注、对老龄的恐惧、对失控的忧虑的黑色脉络。于是，一天内六次查看化妆效果，看粉底是否结成硬块或睫毛膏是否融化并且担心风雨会毁坏发型的女人，已像全景监狱的囚犯一样变成一个自我警戒的对象，一个受到自身无情的监督的自我。（13）不仅如此，媒介力量（摄影、电影、广告、短视频等新兴媒体）的发达，使得这些“理想的身体形象”四处传播，仿佛理想的身体就意味着理想的气质——精明、自律、冷静、主动、充满欲望。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控制下，畸形的、衰老的、残缺的、濒临死亡的身体，既不是合格的消费者，也不是合格的生产者，是受到排斥和压抑的。（14）
《胖子安详》的主人公是一位身高1.62米却因爱吃零食而体重飙升成天文数字的女性。她从28岁开始体重反常飙升，从而成为芸芸众生中一个安详的胖子。“安详”意味着她的性格与身体，都与当代社会对自我的要求——精明、自律、冷静、主动、充满欲望——差之千里。“体重”的背后是她对都市现代生活及横流物欲的不适应。“吃”是对女性所被规定的社会身份的放弃与抵制。她原本在小报纸媒当记者，但随着纸媒没落而被第一个裁员。身体的不合格，就是社会身份的不合格。失业的她胡吃海塞雪糕、烤肉夹馍、麻辣烫、蛋挞，并在地铁上遭人侧目、推搡，最后不可遏制地呕吐了出来。奇妙的是，所有社会成功者都在这堆呕吐物前骇然失色。她竟借助那一摊失败者的呕吐物，在与城市中各个“瘦子”的鏖战中获胜。对男女双性的体重管理及其背后的自我管理，是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狱的当代具象化。这么看来，“发胖”既让个人从现代社会规训当中脱队，又是对这一社会规训的巨大嘲讽。庞大的身躯，本身就是对精神枷锁的反抗。女主人公最后的巨大身影，让人想起拉伯雷《巨人传》中的高康大，在这个异化的社会街景中树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其五是呈现倦怠感导致生活可能性的关闭。短篇小说《淑媛梅捷在国庆假期第二日》在文珍系列作品中较为另类，作家罕见地写了一个女强人。在国庆假期第二天，女主人公没有定闹钟却仍在七点整准时清醒。梅捷本是外企公司女强人，在巨大职场压力下的KPI（关键业绩指标）第一人，多年来养成了工作狂的生物钟。她来自小县城，在最繁华的北京二环内工作——“一个没有朋友、没有后代、迷失正确社交坐标系的世界。一个一旦生孩子就无法可想地失去所有时间，不生又很容易被当作失去生育能力者，继而被投以无限同情目光的已婚育龄（将过）女性”。（15）出国旅游、疯狂购物不再能够满足她空虚的内心，双边父母催生的压力也让亲情团聚变得让人紧张。没有小孩，所以时间都是自己的，她却不知道如何安排这段彻底放松的脱序的时间。她以“加班”为由从金宝街一路优哉游哉，逛街，喝奶茶，享受一个人的空闲，却鬼使神差地返回公司加班。她逡巡在办公室的工位之间，宛如逛大都会博物馆。看着桌面上同事们的书籍、杂志、小摆件，Maggie、Tony、小黄、Wendy的桌子一个个看过去，仿佛看见每个人的小秘密、每个人人生的可能性。她不禁羡慕起自己错过的一个个更精彩、更完整的人生——通过独自一人的窥视与游览，暂时性地消解了自己的倦怠感。
在鲍曼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盛行着“工作伦理”：其一，人类为了获得生存与快乐所必需的事物，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值得为此支付报酬的事情；其二，安于拥有较少的东西是错误和愚蠢，停止自我发展、停止继续奋斗是不合理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高贵且令人高贵的活动。从生产者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美学标准取代工作伦理，成为最高的管理功能。消费者不能休息，必须不断被置于新的诱惑之下，一直处于激动和不满足的状态中。在工作伦理和美学标准、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双重宰制之下，个人面对一种新的贫穷现象。贫穷不仅是物质贫穷，也包括了心理贫穷：“人类存在的适当与否，是通过特定社会的高尚的标准来衡量的，不能依照这种标准，本身就是苦恼、痛苦和自我屈辱的来源。”（16）为了在消费社会里获得“正常生活”，人们需要抓住一个个机会，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方能进入合格消费主体的社会盛宴。小说中的淑媛梅捷平时以工作伦理自我要求，但在国庆假期没有按照此伦理做出消费社会的规定动作——消费行为，就被定义为不履行社会责任的大逆不道。无怪乎在她的梦中，上司对自己国庆期间跑来加班的行为充满怀疑。倦怠，是消费社会要消灭的，消费者怎么可以对欲望的刺激物如此冷淡？不仅倦怠，淑媛梅捷更在倦怠中瞥见了自己为了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她从工作伦理和消费美学中脱离出来，游荡在办公室，看见了自己所放弃的种种生活可能性。
知识青年主体的危机暴露为上述种种时代病症。小说家与人物共同向前展开探索，无论这个人物是失眠的顾采采、幻听的曾小月、躲在衣柜里的文艺女青年、《咪咪花生》中的宅男、《胖子安详》中的职场失败者，还是女强人淑媛梅捷。在当代社会，知识青年如果要实现“中产阶级梦”，都将付出各式各样的身心代价，是青年错了，还是这个梦错了？
三、走向他者：对象与方法的位移
如何解决21世纪知识青年主体的种种危机？在“中产阶级梦”破灭之后，如何寻找真正的生活，建立充盈的主体状态？
文珍的解法是从孤绝的个体当中走出，朝向生活中的他者敞开，以新的、扎实的世界图景取代“中产阶级梦”的幻觉。他者是主体确立的不可绕开的一元。通过对他者的回应，来将主体的内在需求实在化，通过他者的承认，来确立主体的实在性。“人必须认识到，他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实在性是他自由地在此世和为了此世完成的行动；人必须理解，除了他在世界上的主动存在，他什么都不是。……当人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人就不再是在苦恼的意识中达到顶点的自我意识的人：他成为理性的人，在黑格尔看来，‘没有宗教’的人。”（17）走向他者，去了解、去同情、去表达他者，成为知识青年主体/作者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重大行动。
《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讲述都市青年的自我救赎。宋笑80年代初期生于西北小城，毕业于北京普通二本高校法律系。他既不有趣，更不浪漫，踏实而乏味。老婆比他大两岁，平平无奇的办公室恋情，顺理成章地结婚。即将年满30岁的宋笑，已贷款买了房，有了三岁五个月的女儿。他蜗居在北五环小区里的13楼，多年担任律师事务所最底层的工作——负责整理卷宗的助理律师。宋笑资历最老，却因为老实巴交一直是助理律师，无法独立负责案件，导致收入低微。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房贷的巨大压力、女儿上幼儿园的波折、与老人相处的摩擦，导致夫妻天天吵架，互相嫌恶。老婆以离婚要挟，逼他升职，然而宋笑却感到茫然和疲惫。他想到了去死。懦弱了半辈子的他却无法选择任何激烈的死法，唯有一个人孤独平静地淹死最适合他。作家从2012年“7·21暴雨”新闻中获得灵感，安排宋笑走到了大街上。淹死会让妻子以为他是赶回家吃生日蛋糕而满意，女儿也不必为拥有一个怯懦自杀的父亲而羞愧，母亲会责怪市政系统，岳母会庆幸女儿有机会改嫁。这是一个怯懦的人所安排的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雨中，宋笑发现一家店铺传出哭喊声，阴错阳差之下，他救了被困在店内的孩子乐乐。两人在世界末日一般的暴雨中紧紧相依。通过拯救男孩乐乐，宋笑完成了自我拯救，重燃对世界的热情。戏剧性的是，他在大雨中的英雄壮举，也让妻子心怀愧疚和崇拜，最终拯救了自己的婚姻。
宋笑被命名为“普通青年”，表明作家某种决心——将目光从“知识青年”身上移开。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次挪移，作家开始刻画“知识青年”之外的他者——他们可能拥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工作、年龄，精神气质也有所不同。但这位普通青年最终因为其勇敢的行动，从日常生活中崛起，取代了男孩乐乐的偶像“奥特曼”，成为超级英雄。作家在这些有别于以往的主人公当中，发现了全新的特质，一种力量感油然而生。类似的作品还有《安翔路情事》和近期的《寄居蟹》。从麻辣烫西施小玉到普通青年宋笑，再到打工妹林雅——文珍从他者身上捕捉到知识青年主体所没有的越发充盈的自信和行动力。
对他者的敞开，不仅仅是描写对象的转移，而且意味着更深层的变动——写作姿态以及方法都要发生相应的位移。
小说《张南山》中，作家的目光投向出身湖北农村的青年张南山。农村青年在文珍过往的创作中比较罕见。进入21世纪后，随着进城打工潮的兴起，有些农村逐渐成为空心村。村里最后的壮劳力张南山在初恋女友变心后进京闯荡。刚到北京，张南山住在老乡二宝打工的工棚，建筑队工作辛劳，干满一个月工资接近4000元，不含五险一金。建筑队可以说是农村青年传统进城路的第一站，这让人想起《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21世纪农村青年又多了一些出路：小铁加入建筑队，有经验的二宝想着当二工头，李刚去快捷酒店当保安。同样是农村青年，后来还有人去卖安利产品。因为缺乏经验、技术，所以酒店保安、饭店帮厨、家居装修的工作张南山都干不了。
走投无路之下，张南山无意间发现可以做快递员的工作。但是，即使承受一切艰辛，张南山也未能在这座城市安居。快递员与城市姑娘的跨阶层浪漫，只可能发生在臆想中。为自己从未生长的梦想，出于朴素的正义感，亦出于朦胧的感情，张南山提出将自己微薄的存款借给中国音乐学院女生谢玲珑。但这场浪漫的闹剧随即以女方的惊慌失措而终止。这让他认识到自己与城市之间隔着一堵高墙。
（他）被城市消费，损耗，使用殆尽。他的肠胃被常年不规律的作息和有一顿没一顿的饮食摧毁，肝肺胸臆灌满了城市成分复杂的尾气，一到秋天就和其他快递员一起定期发作过敏性鼻炎和咽炎。一年中他去过不计其数的高低中档小区，却不是这城中任何一个小区的正式居民。他能把包裹准确无误地送到每一个人手里，说出他送的每一个人的名字，电话，家庭住址，但那些人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电话，从哪个省哪个市哪个镇哪个村来。（18）
但张南山不能后退，只能向前。过年时他也发现村里已流传他发财的谣言，亲人也加入造谣吹牛者的行列，初恋女友竟怀着目的来找他复合。张南山现在的梦想是开个快递公司，或许这样他才能真正进入城市。
与之前作品不同的是，在这篇小说中，社会生活细节正在浮现，我们从中看到了大量琐碎的数字、地名。张南山的片区分在健翔桥、306医院一带，直属主管和公司骨干都是东北人。快递员底薪2000元，试用期一个月，算上岗培训，不计件。一个月后，送一次件0.6元，收件按行规，按邮费百分之八提成，计件金额到5000元封顶，除非当上小组长。普通快递员最高能拿6000—7000元，公司发免费手机和号码，包晚饭的盒饭。公司同事合租附近小区，每人每月分摊300元，在不到60平米的一居室6个人合住上下床。张南山踏上快递员之路。第一天30个包裹一半都没送完，十天后开始有了地理观念，月底口袋只剩50元。快递员的生活无比艰辛，第一个月工资2750元，第二个月涨到3300元。屁股磨掉一层皮，两个鸡蛋灌饼一顿饭。风险和意外开始出现，要修理电动车的电机和车链子，要经历交通事故的打击，要承受老乡小铁、李刚的闲话和大学生刘为杰的诈骗骚扰，要忍受无法对恩人小军施以援手的自责。张南山的目标与骆驼祥子类似，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电三轮。快递员繁复的计件工资，每日精打细算的生活成本，让我们恍然间仿佛回到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时代。小说家对快递员的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作家的写作姿态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她正俯下身去，重新建立对世界、对他者的感知。
《有时雨落在广场》虽然目光瞄准老年群体，却同样可见创作姿态的变化。没了老伴儿的湘西老汉老刘，到北京投奔儿子和儿媳。三个人蜗居在不到50平米的小房子里，空间狭小，说话口音、生活习惯不同，令他们矛盾重重。老刘在小两口怂恿下出门跳广场舞，被来自四川德阳的王红装拉入伙。老刘与王红装的感情稳稳地燃烧起来，却没能更进一步。老刘鼓起勇气向王红装表露心迹，但在得知对方家庭情况后知难而退。悲凉的结局是，当老刘为了明天还能见到王红装而心满意足时，儿子和儿媳正在谋划将他送回老家。
跟随老刘的脚步，我们得以见识到广场舞的生态圈。原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退休领导袁大姐俨然广场一霸，向全体队员推销自己的理财产品。有权、有钱、听话的大姐，往往站前排，不买就要站后排，王红装识破计谋，站在后排，老刘因此也被孤立。随着各路人马登场的还有百态人生，如患乳腺癌的罗大姐，孙子读史家小学的甘肃人张大姐，拒买理财而另谋他处的哈尔滨人宋大姐，从布店退休的北京本地人孙大姐，抱怨婆媳关系的常德人田大姐，对袁大姐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林主任，等等。这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们》中使用的“福斯塔夫式背景”。17世纪的英国观众经过福斯塔夫爵士视角进入鱼龙混杂的“野猪头酒店”从而认识英国底层社会；我们则经由老刘的脚步，进入一个从未涉足的全新社会圈层——广场舞生态圈。这些描写具有社会学的精确性和对时代精神的统摄性，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作家为了超克知识青年的主体危机所做出的努力。
结 语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对青年主体危机的书写构成一条煊赫的传统。自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表达对“青年”的关注开始，（20）“五四青年”登上历史舞台。一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子君、涓生，茅盾笔下的慧女士、静女士，巴金笔下汪文宣，老舍笔下的赵子曰，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等等，这些青年的彷徨、幻灭与挣扎，让我们看到时代与社会的深渊。从40年代延安文学到70年代，“革命青年”浮出历史地表，工农兵占据前台，《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陈大春，《红旗谱》中革命者江涛，《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里的战士群体，表现了青年身上灌注着革命与进步的力量。徐改霞与梁生宝、盛淑君与陈大春，这些主体的生产较为顺畅，几乎没有低回的时刻，知识青年林道静的身份危机也总能在历史总体性中得到解决。进入新时期，文学重点展现了青年对真善美的向往、对未来的期待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但青年身上的危机几乎同步出现。一方面，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等塑造出了积极进取的、觉醒的、探索的、在“改革”大潮里中流击水的青年形象；另一方面，随着“伤痕”的暴露与再造“新人”话语的失效，在王安忆的早期作品、张抗抗的《北极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作品那里，知识青年屡屡遭遇身心无从安放的困境。1985年前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知识青年主体兼具放纵虚狂、反叛迷惘与大胆探求、冲动激情的两面性。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化空间开放，商业消费繁荣，在邱华栋、韩东、朱文、何顿、徐坤这批“新生代”作家笔下出现了作为都市游荡者的知识青年形象，他们手忙脚乱地应付生活，毫无目标地在街上游荡，看似玩世不恭，却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躁动、苦闷、失落的心理折磨。社会总在想象和构造“青年”，将合格的主体召唤出来。在规训中，青年总会有某些不足、剩余或溢出，他们的不满、抑郁、踟蹰一方面成为文学繁衍的生长点，另一方面也成为观测社会与历史的参照物。进入21世纪，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徐则臣的《西夏》、马小淘的《章某某》、周嘉宁的《荒芜城》、张怡薇的《细民盛宴》、春树的《长达半天的快乐》、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孙频的《醉长安》、阿袁的《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刘汀的《换灵记》《大师与食客》等作品都是对青年危机的一次次文学画像。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甫跃辉、颜歌、孟小书笔下，我们总能看到青年遭遇的困窘与挫败。书写失败青年或青年的失败仿佛成为潮流。
文珍的创作，就属于上述这一庞大而不断生长的谱系。相比同辈，文珍的探索又有着独特性。她已不满足于做一个城市的浪荡子，或做自己所在阶层心声的记录者，她开始以社会调查的姿态深入城市不为人注意的褶皱中。尤其在其写作与方法发生位移之后，她的写作格外具有文化研究的实在性和同时代性。让讲述同步于思考，回到当下历史现场；从他者身上汲取能量，让这种自信、蓬勃、主动的生命能量往复流荡；通过发现他者身上的行动力，重建自我对他者的认知与承认，最终潜移默化改造知识青年主体的世界观——这可以视为文珍对21世纪知识青年主体命运的最新探索，一把钥匙。
在“中产阶级梦”破碎之后，如何重新找到自身的阶层定位和历史链条，以及如何用书写重建我们对于自身历史脉络的感知？对此，当代作家任重而道远。对于文珍，以及其他有志于此的当代作家而言，面对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他者时，人类学、民族志式的调查方法、“结合历史的梳理能力和对语言表述所蕴藏的理解线索的分析能力”，（21）是应当具备的利器。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学才有当下，才有未来。
注释：
（1）见贺照田：《中产阶级梦想的浮沉与未来中国——以网络流行语为中心》，《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
（2）杨庆祥：《80后，怎么办？》的初稿写于2011-2012年，2013年《天涯》第6期发表删节版，题目改为《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文章旋即又以原标题在《今天》2013年秋季号全文刊出。
（3）文珍：《找钥匙》，《找钥匙》，第288-3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4）（5）文珍：《气味之城》，《第十一味爱》，第1、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文珍：《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夜的女采摘员》，第10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7）（8）文珍：《第八日》，《第十一味爱》，第155、20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见〔美〕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第17-28页，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10）文珍：《录音笔记》，《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第15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1）见〔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22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文珍：《物品志》，《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
（13）见〔美〕杰奎琳·厄拉艾伦·C.斯韦伦德：《芭比与人体测量学：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体理想》，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第286-32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4）见〔荷兰〕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第343-35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5）文珍：《淑媛梅捿在国庆假期第二日》，《红豆》2019年第3期。
（16）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85页，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7）〔法〕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第48页，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18）文珍：《张南山》，《十月》2016年第1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年第2期转载。
（19）见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21）见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