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书,并附寄大文一册。知台从去岁北行[2],以途中染疾,就医历下[3],至正月之杪,乃达京师。
是时鄙人适已出都,未及相见为怅。阁下志节嶙峋[4],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来书所称,自吴侍郎以下[5],若涂君、张君、方君,皆时贤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6],谬蒙崇奖,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7],颇思避位让贤,保全晚节。赴阙以后[8],欲布斯怀,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复陈情。来书又盛引古义,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间[9],进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颓,无补艰危,止速谤耳[10]。
大著粗读一过,骏快激昂,有陈同甫[11]、叶水心诸人之风[12]。仆昔备官朝列,亦尝好观古人之文章,窃以自唐以后,善学韩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数家之作,而考其风旨,私立禁约,以为有必不可犯者,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复。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称人之善,依于庸德[13],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14]。贬人之恶,又加慎焉。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15],必有主峰;龙衮九章[16],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17], 陈义芜杂,滋足戒也[18]。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竞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19],斯又才士之所同蔽[26],戒律之所必严。明兹数者,持守勿失,然后下笔,造次皆有法度[21],乃可专精以理吾之气,探求韩公所谓与相如、子云同工者[22]。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使其气若翔翥于虚无之表[23],其辞跌宕俊迈而不可以方物[24]。盖论其本,则循戒律之说,词愈简而道愈进;论其末,则抗吾气以与古人之气相翕[25]。有欲求太简而不得者,兼营乎本末,斟酌乎繁简。此自昔志士之所为毕生矻矻[26],而吾辈所当勉焉者也。国藩粗识途径,所求绝少,在军久,旧业益荒,忽忽衰老[27],百无一成,既承切问,略举所见,以资参证。
别示种烟之弊[28],及李编修书,膏腴地亩,舍五稼而种罂粟[29],不惟民病艰自食,亦人心风俗之忧。直隶土壤硗薄[30],闻种此者尚少。若果渐染此习,自应通蚀严禁[31]。但非年丰民乐,生聚教训[32],亦未易以文告争耳。
注释
赏析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1853年初(咸丰二年末),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残酷镇压太平军,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并因此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死后谥文正。为文推崇姚鼐,早年在京师曾攀附梅曾亮,并与朱琦、王拯、吴敏树等桐子城派人物相往来。后以桐城派为号召,网罗人材。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都曾充其幕僚,并以曾门弟子相称。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编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
这是作者年任直隶省总督驻天津时写给当年幕僚的回信。信中主要就对方的文著进行评价,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即作文要有一定的戒律,在法度的约束下追求表达的自由。另外,从侧面也反映了作者暮年的消极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