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电影是漂泊者的归宿
王小帅，中国独立电影先锋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红》《左右》《地久天长》《闯入者》等代表作在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国际影展屡获殊荣，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导演之一。曾获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奖，著有散文书信集《薄薄的故乡》。
记者：第三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收到了来自全球三百多所高校的一千八百多部参展作品，创了新高。你连续担任了三届评委会主席。
王小帅：“IN MOMENTS FILM FESTIVAL”，这个短片影展是以扶持全球高校青年影视创作力量为目标的。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在福州有很多老朋友，他们很认真地找到我，希望我担任这个影展的主席。我开始是拒绝的，就怕他们打着影展的名义做没有持续性的事情。但平潭IM影展很有诚意，在全球短片影展中奖金是最高的，最高奖三十万、优秀短片奖八万。数码影像制作硬件的便捷，促使大学生影像创作水平普遍提高，现在高校教育又很普及，每届都收到一千多部报名短片，终选出五十部，质量都很好。
记者：短片创作是电影导演起步的必经之路，你的第一部短片就代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去香港进行了交流。
王小帅：那是1987年，北京电影学院从昌平搬到了蓟门桥新校区。我用电视台的贝塔摄像机拍了短片《基本筹划》，讲一位没头没脑的导演筹拍电影的故事。故事中的导演很迷茫，分不清电影里的内容和现实生活，陷入一种艺术家的困顿。这部短片被香港浸会学院选中，作为北电导演系唯一学生代表，我被邀请到香港做交流。我坐火车从广州过海关，关口明显有一道线，内地地面水泥是松松的，香港地面水泥规整坚实。香港一切都新奇，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那年认识的香港电影传播界的朋友，他们后来都积极推荐我的作品进入国际电影节。《基本筹划》后来被北京电影学院收藏，这部短片记录了蓟门桥校区最初的模样。
记者：电影短片也是成熟导演的沙龙写作，常以主题作品集锦形式出现在国际电影节上，比如戛纳电影节的《十分钟，年华老去》、威尼斯电影节展映的《爱神》。
王小帅：我最近一次短片创作是在2015年，参加釜山电影节的亚洲电影大师及新人导演计划，我和泰国导演阿彼察邦、日本女导演河濑直美等各拍一部短片。我想起以前路过农村看到的衰败景象，挺想拍个关于中国农村的故事。刘璇提醒我，我爸有部短篇小说《玉米人》可以改编。我爸名叫王家驹，他1955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导系，同班的有焦晃、杨在葆等，他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我妈在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为了支持三线建设，我爸离开了上戏，离开了生活十二年的上海，陪着我妈到了贵阳山区里的军工厂，后来到了贵阳京剧团，又到了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演话剧，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裁军，文工团解散，我爸就退伍退休了。他写小说是在贵阳生活的时候，《玉米人》是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这是他在贵阳山间土路上骑车望见丰收的玉米地得到的灵感。讲的是一位年轻农民娶不上媳妇，守望着玉米田，爱上了颗玉米，决定要和玉米结婚，可那颗玉米说我只能生活在土地里，年轻农民说那我也做一颗玉米，和你在玉米地里不分开。于是，他说服了母亲，母亲含泪帮儿子在玉米地挖了个坑，把儿子埋了，儿子实现了跟玉米结婚的愿望，他和那颗玉米就这样在土地里生生不息了。
记者：荒诞，超现实的浪漫主义。
王小帅：我爸后来写的小说都是这样，故事性不强。他去世前一年，他的好友们帮忙联系了香港文汇出版社，自费给他出了本小说集，书名叫《天窗》。他拿到这本书后长叹道：“终于看到自己丑陋的字变成铅印的啦。”我爸老希望我能拍他的小说，但他的东西我改不了电影，他应该是带着这个遗憾离开我的。重读《玉米人》，觉得这是我爸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表达了那个极端年代人们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我把《玉米人》的“文革”背景改成了当代，现在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田园是另一种萧条，有点残疾的留守少年和奶奶驻守家园。少年老是问妈妈何时回来，他准备跟一颗玉米结婚，奶奶最后把他埋在玉米地里。这部短片在釜山电影节首映，完成了父亲遗愿，这是目前我唯一的文学改编电影。
记者：《玉米人》与你正在完成的《沃土》都是写当代农村的。
王小帅：《玉米人》是在山西与河南交界的大山里拍的。当时关于农村城镇化报道都在说地没人种了，几百亩就那样荒着，整个村就一户人家。我就想拍社会变化里的中国人的命运，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三个群体的命运在中国很典型，因此有了“家园三部曲”的电影计划。最早想到的是拍部关于土地与人命运的剧情长片，刘璇、阿美推荐了福建作家李师江的短篇小说《爷爷的鬼》，少年与爷爷的梦的故事，梦是美好的，但梦是回不去的，这个概念挺好。就以此构思剧作，请师江也写过剧本，但不顺，不成熟，后来停下了。同时进行的写工人与计划生育政策关系的剧本却立起来了，所以就先拍了《地久天长》。
记者：《沃土》外景地是在甘肃靖远，这是你第一次去大西北拍片。
王小帅：《沃土》应该是在人迹罕至的荒芜农村，视觉一上来，就不用解释了。退耕还林很多年，陕西很多地方变得很秀丽，找不到当年《黄土地》那样的地方了，山西真的又是小江南的感觉。我就继续往西，到了兰州下面，转到靖远的现在这个景，大西北的山狂野、有特点。影片中不光有村野，还有大县城的景，城市与农村一线之隔的碰撞。目前《沃土》还在后期调整中。我拍电影已过半生，《青红》《闯入者》等反思性作品能够完成并面世，已经不容易了。明知是险棋，又不得不走，因为创作需要按部就班走，每句台词、每段情节，不得不写透。一建组，箭在弦上，先把创作完成吧。
记者：你之前的片名大多聚焦个体，比如《扁担姑娘》《青红》《闯入者》。“家园三部曲”的片名却很宏大，《地久天长》《沃土》，反映了你近年创作的思考格局的变化。
王小帅：我遇到主持人鲁豫，她说《沃土》这片名会挡住很多观众的，我说换个片名，不看我王小帅电影的还是不看，院线不给你排片的，还是不会给你多排片。这两部片名是有了创作冲动后脱口而出的，我希望“家园三部曲”在时空上是拉开的，只有在大的时间跨度里，你才能看到人的变化，才能看出人的命运的最终整体走向。社会体制的翻云覆雨，个体命运的无常起伏，只有宏阔格局，才能最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人生活命运的精神维度。
记者：从《闯入者》开始，你的作品的历史反思开始突出，那是包括《青红》《我11》的“三线三部曲”的终结篇。
王小帅：《青红》是2003年开始筹拍的，《我11》完成于2012年，《闯入者》是2014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三部曲创作用了十年时间。《青红》最早片名是《我19》，与《我11》一样，都是写我随父母去三线建设在贵阳的青少年生活。与“家园三部曲”不同，当年开始创作《青红》，并没有三部曲的计划，只纯粹在雕刻我在贵阳三线工厂的青少年生活记忆时光。《青红》在戛纳电影节获了评委会奖，国内公映后，就有一千多位三线老员工与家属要上访，他们回到上海多年，社保等还在贵州，在上海的居住条件等都不理想，人在上海根却不在。他们看完《青红》找到我，希望我牵个头，向上级部门反映，我说我只是拍电影的导演，只能以电影的方式关注，到此为止。个体抒怀的《青红》，却让国内外关注到了“三线建设”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而《青红》写的只是一个阶段，我觉得我应该接着拍下去。等投资条件成熟后，我就又拍了《我11》。
《我11》剧照
记者：你13岁时随父母离开贵阳，《我11》《青红》应该充分表达了你在贵阳的少年情怀，但你很快完成了《闯入者》，将三线题材电影从个体抒写、历史回望跃进到了社会反思的层面。
王小帅：年少不谙世事，没有思想活络的由头。《青红》里的青春期，与20世纪80年代年代“下海热”，是一个镜面关系。拍这三部影片，我回到贵阳的老三线厂区，那里变化很大。原来军工厂是计划经济的配给制，一套房子一住一辈子，就没搬过家、挪过窝，本分的人，与外界一辈子断了关系，想出去也不可能了，丧失了与时俱进的社交能力了，就看下几代人能否基因突变走出去。老厂房里的职工宿舍楼，被周围的商品房挤压，周围再也不是农村，城市化完全渗透到老厂区，工厂结构也在变，老厂房都变成文化产业区了。当年脑子活络的都“逃出生天”，从此离开了山沟沟，但大多数却留了下来。岁月的回响，会像梦魇一样跟着你。我要用电影去反思，是想要记住这段历史与被命运扭曲的人，所以有了《闯入者》。但这三部拍完，我发现真正生活在贵阳老厂区的人并不需要你去反映他的命运，更不需要怜惜他们，他们已经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身不由己。他们甚至觉得你拍这样的电影，你是不是在消费我的苦难？你早就离开了深山，你现在是外来者，老来说我们的困境，干吗？我们已深处这样的命运旋涡，内心柔弱需要被保护，而你却去揭露、反思、批判。你老是拍这样的事情，我们过得好好的，干吗把我的命运放大得那么不堪？
记者：你如何面对这样的误解与隔膜？
王小帅：我解释不了，更没办法去辩论，这或许是他们的命运。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命运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以后能否通过争鸣或者变革避免重蹈覆辙？不叩问本质、不叩问根源，命中注定自认倒霉。如果有机会改变命运了就消除去拼命挥霍，或把过去积攒的怨恨给发泄出来。《闯入者》完成后，我很久没回贵阳了。
记者：近年，你在国外旅居时间增多，最新导演的《旅馆》去年在戛纳、多伦多以及罗马电影节都赢得了关注。
王小帅：这是2020年我们被困泰国清迈时即兴创作的一部故事片，讲的是因“疫情”被困在幽闭恐惧环境中，人们面对封锁、宵禁和隔离时，发生的对人性残酷考验的故事。在清迈的宁元元、瞿颖、戴军等参加了拍摄。我们都是漂泊者，但还好有电影，我们在电影里有了归宿，《旅馆》记录了我们当时的困境。很多被困清迈的朋友直到今年才回国。或许，我今后的电影，还会继续出现这样的海外城市的足迹。
记者：你编剧的《左右》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奖，还选入法国小学生二年级课本，作为课堂练习题供学生们观摩，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出现在法国教科书中。
王小帅：《左右》涉及的脐带血等话题我早就在关注。那年我们在大排档里聊这事，正好电视里播了条相关新闻，跟独生子女现象有关，这种困境万一被你撞上了怎么办？决定拍这部影片，还与我当年心境有关。在北电导演系那届同学中，我是年龄最小的。年轻时，结婚生子之前你是往前看的、觉得未来有期，等到你一结婚有了孩子，走路必须转过头来，开始倒着走路，因为你的手是牵着孩子的，你会慢慢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三十多岁时你会想到一成不变，永远在拍电影，哥儿几个永远不分开，结果各自一结婚，生活就变化了，哥儿几个有老婆孩子了得归家，自己父母年龄也大了，上有老下有小，有了社会人的责任与困境。拍《左右》前，我离婚了。中国人讲究平安是福，可遭遇各种突然变故一个家庭就垮了，但生活还得继续，你不得不去面对，你逃不出去。你曾经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激情澎湃，全部被磨灭，生活就是逃不掉的笼子。《左右》是在离异夫妻“交配”完后打了全片句点，就像《地久天长》的结尾不在墓地，这就是生活。我用了省略号，生活没结束呢，生活就是这样，东边日出西边雨，上帝关了扇门又开了扇窗。
记者：《左右》《地久天长》都是关于生育的困境，其实体现的是对于未来的疑虑，面对未来的阻碍、变故与恐慌，然后去挣脱的努力。你的大多数作品中一直有少年形象，一直有如父如子的凝望，一直在关注人与社会的未来。
王小帅：通过电影，我们试图解惑关于未来的困境。《左右》在柏林获了最佳编剧奖，我最想得的是导演奖，可活该编剧也是我。我的电影在语言上很朴实，不走极致，观众往往会忽略导演。观众有时会被导演外化的手段风格吸引。
记者：2022年，胡坤将《左右》改编成电视剧《亲爱的小孩》，这也是他的导演处女作。艺术片变成了受众面更广的电视剧，是一种开创。
王小帅：《左右》电影剧本其实也是按照刚才我说的方法写出来的，电影叙事的风格化将人物关系的交错与情感的波澜留白在画外，在柏林获奖后回国，大家觉得《左右》的故事完全可以做个电视剧，我说行啊，别人愿意把艺术电影做成电视剧让更多观众分享，这种延伸挺好。我找的帮我写电视剧剧本的编剧中就有胡坤，胡坤是慢手，加上这个电视剧项目进展艰难，后来我就不做了。十多年后，胡坤找到我，说对《左右》电视剧一直挺有热情，找我授权改编，他自己做编剧和导演，他挺有毅力。《亲爱的小孩》去年播出，我还没看，听说挺苦情的。
记者：2021年，你也主导创作了网剧《八角亭谜雾》，在爱奇艺播出后评论两极化。
王小帅：这是一次有收获的创作实践。《八角亭谜雾》的编剧是写《日照重庆》的杨翌舒和我，我请了花箐和我搭档导演工作，花箐是有经验的电视剧导演，影像质感没问题，我想要呈现出的影像风格都做得很好，但花箐不参与剧本创作，只在现场执行。然而长篇叙事的剧作，牵一发则动全身，加上网剧拍摄对现场演员与剧作的磨合要求高，现场导演没参与到前期剧作讨论，就会有不到位的地方。我和杨翌舒又不能每天向现场输送改编剧本“飞纸仔”，所以全剧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八角亭谜雾》在爱奇艺播时关注度很高，没多久，突然就出现了一边倒的“一分”的打分，这就不正常了，出乎我们的意料。后来才知道，那是同期打擂台的另一部网剧的团队涉嫌所为，我才清楚网剧评介与传播体系的多维与复杂。我做好了网剧艺术创作的准备，但还缺乏传播社会学这方面的经验。
记者：你想让自己的网剧产品走向大众，就要承认并接受大众传播体系中的世俗力量。
王小帅：最后还是要让作品说话，作品质量要先过硬，我会把网剧继续做下去。因为中短篇网剧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消化能力提高了，投资幅度也提高了，不单单是电视剧，网剧消解了电视剧与电影的界隔，“奈飞”给网剧确定了一种技术与艺术标准，中国流媒体平台一直在参照，因为观众的视野是全球同步的。网剧给了电影创作者一种影像叙事的新空间，艺术的，也是产业的，这样会促使导演更坚定地保持电影创作上的独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