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如实的全文现实主义”
2011年，聂震宁离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岗位发表感言时，省略了最后一句话：我还是一位作家，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还要继续我的文学创作……他把对文学的爱藏在了心底。
直到12年后，聂震宁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书生行》。此时，距离他的短篇代表作《长乐》已过去40多年，作为作家的聂震宁重新归来。
从事出版几十年，聂震宁成绩颇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期间，他所操持引进的《哈利·波特》系列、“新课标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系列”，都成为人文社的宝贵财富和经济支柱；近些年来，他一直持续推广全民阅读，出版阅读学相关著作，致力于提高全民阅读力。在出版家、阅读学专家之外，聂震宁还是小说家。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以作品《暗河》《长乐》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文坛展露头角，并荣获首届庄重文文学奖。《书生行》既是他重回小说家身份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在长篇体裁上的一次全新尝试。
《书生行》堪称是一部中国的“教育诗”，凸显了教育的本质，以及热烈、真挚的启蒙精神和理想情怀。上世纪中期，青年教师秦子岩为了爱人回到家乡的大山里，一起从事中学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教学实验。转瞬即逝的一段岁月成就了沂山一中的高光时刻，长久地铭刻在学子们的记忆深处。聂震宁带着对教育、对阅读的崇敬与冲动书写那些普通的乡村教师，他们坚守师道尊严，忘我地投身到教育事业，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力量比英雄的壮举更让人感动。
这部教育题材的小说出版后引起的反响完全出乎聂震宁的预料，他没想到生活在当下的很多读者，能够对60年前的这些人物保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这让他深受感动，更心怀感激。《书生行》打着聂震宁深刻的成长和职业的烙印，也是他教育理想、阅读理想和文学理想的结晶。这部作品向我们证明，聂震宁不仅是出版家，更是富有才华的小说家。
这部小说就是展示经历过的生活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书生行”的？
聂震宁：这个书名可能比较新颖，不少读者和评论家都比较关注其中的内涵寓意。当时我拟书名时，有过一番琢磨，最先我想的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那是关于琵琶女的行歌，《书生行》也就是“关于教师的行歌”，主要是赞美以秦子岩、舒甄好为代表的好教师们。可是写着写着，就感觉到教师之路崎岖不平，这样书名也就成了双重含义。可是，我更看重“关于教师的行歌”这个意思。为此，封面设计时设计者一开始根据他们地理解，在封面上标注了英文书名《The Path Of Scholar》（学者的路），我请他们修改成《 A Hymn To Teachers》（教师的赞美诗），我还是更倾向于是“关于教师的行歌”的含义。
记者：对于您来说，《书生行》是不是一部不得不写的小说？从短篇到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是首部长篇，您在写作中感觉到有难度吗？
聂震宁：《书生行》确实是一部不得不写的小说，因为我越来越怀想逝去的老师们。虽然多年不写小说，可是一直都在读小说。这次重拾小说写作这支笔，过程一直很顺畅。过去写中短篇小说，往往比较注意追求结构的艺术，尤其是短篇小说，更像是文学中的诗歌，体现凝炼的特点。长篇小说主要是生活展示的艺术。这部小说就是展示我经历过的生活，整个写作过程有点像是在回想既往并且生发出种种感叹。
记者：在注重流量的时代，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您会担心读者的接受度吗？创作中您秉承什么样的创作理念？
聂震宁：我秉承的就是生活展示的艺术理念。我并不打算用太大的悬念来抓住读者，我就希望作品如生活一般，但比生活本身更有意味。过去写中短篇，我就坚持让喜欢我写法的读者更加喜欢，现在也一样，能够把《书生行》读进去的读者相信会觉得比较有意思，而能读下去的读者我引以为文学同道，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北京读者跟我说他已经读了两遍，也有年轻读者表示好看，想来小说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平实写来且不乏意趣也是其中一种吧。
教育者要平等地善待所有学生
记者：小说塑造了一群毕业于一流高校的老师们的生动形象。这些老师都有原型吗？多年后回顾学校、回忆老师，过往都还印在您脑子里？
聂震宁：我是老三届的老初三毕业，因为要上山下乡插队，在学校多待了两年多，前后一共五年多，这五年多的时间，和学校老师很多接触，使得我对老师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我们那个中学的老师们，差不多就像《书生行》里沂山一中的很多老师那样，有比较好的教育背景，确实就有一些来自北师大、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名校的毕业生。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老师都愿意向学生显示自己的才学，让我受益很多。我确实是一个好学的学生，对有才学的老师比较关注。他们中间一些人的人生经历也都颇多坎坷，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些老师后来的遭遇也让我心里难过。
记者：王蒙先生也因此评价这是一部“诚恳的谆谆教育小说，如实的全文现实主义，纯朴善良的历史主义”。小说中大量引用有关阅读的内容，您是有意这么安排？
聂震宁：王蒙老师是过誉了，但我心怀感激。不过，我确实是想把小说里的内容贴近我国教育历史的实际，也想把小说作得更为写实一些，我还想通过小说折射历史，但也是怀着善良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我创作的主要意图还是讲述和赞美值得尊敬的老师们，不可能专门去回顾、深究历史问题。当然，完全回避历史也是不可能的。我在修改时曾经跟责任编辑之一刘稚女士表示，可以把跟当时老师们教学生活不直接相干的社会内容尽量删去。她不同意。她说，脱离了具体时代的际遇，人物的性格命运也就无从体现了。
我信奉17世纪的法国作家拉罗什科夫的名著《箴言录》里的一段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我就是秉承拉罗什科夫的这个原则来仔细描摹事物，坚持光线明暗中帮助读者辨析真相。这样一来就有了王蒙老师所说的“如实的全文现实主义”。书中大量引用有关阅读的内容，我真的是有意这么安排的，也许这样可以增强小说的实感。
记者：您所受的教育以及理想中的教育，在书中一览无余。秦子岩的学生宁镇扬因为得到两位老师的帮助而成长，“二十年后宁镇扬先在广西社科界继而在全国社科界成了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他说与自己在沂山一中得到的许多教益分不开”。我想这也是您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好的教育对人生的影响。能否概括一下，您认为好的教育是怎样的？
聂震宁：好的教育就像《书生行》里一再纠缠的问题：教育者要平等对待所有学生，友善对待所有学生，尽可能地用正确的知识文化培养学生。也就是书中秦子岩反复提到的陶行知先生那句名言：“爱满天下，乐育英才。”
关于“阅读学”论述的小说化
记者：小说也融入了您多年来大力推动阅读的实践，比如通过老师的讲座谈如何解读作品，甚至谈到具体的阅读方法，还写到中学图书馆系列讲座的细致安排，以及秦子岩对讲座安排表的调整。《书生行》写秦子岩、舒甄好、金子卿等老师们进行的教育实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与学生们共读世界名著，引导他们学会解读文学的方式。这是虚构的吗？把对于阅读的理解融入小说，您担心过这种“植入”会影响到小说的阅读或情节推动吗？
聂震宁：《书生行》是小说，小说里的各种引文往往各有用处。王蒙在《红楼梦》里随时能读到菜谱、药方，其实这些内容都是小说内涵的一部分。《书生行》里图书馆系列讲座安排表也就跟那些菜谱、药方的作用差不多吧。读书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小说情节的一部分。每个老师讲座的风格各异，思想方法也不尽相同，甚至还有明显的差异，从而凸显、深化了小说中一些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
记者：书中提到的很多苏联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燕》等，有很深的时代烙印。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马卡连柯的长篇小说《教育诗》也在书中反复提及。这些在中学时期读过的经典之作对您产生很深的影响，能否谈谈您在中学生时期的阅读，和当下的中学生课外阅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聂震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中学生的阅读远不像现在中学生的阅读这么有规范，现在中学生的阅读还有课程标准的安排，那个时候哪里有啊，这是当下中学生阅读远远超越60年前的突出一点。过去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各个学校很不一样，那时完全由各个学校老师们自主安排。但是有一条，当时对苏联小说和对我国革命小说相当推崇，那是相当一致的。舒甄好和秦子岩集中推荐学生阅读，既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有他们独自的创新追求。由于在小说里的沂山一中韦校长的开放态度和信任，才有了秦子岩和舒甄好创造的沂山一中学生阅读的高光时刻。
内容的很多秘密就在细节中
记者：谈谈您的细节刻画吧。作家张平说您的细节描写“出神入化”，对人物的刻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注意到，比如对舒甄好那双手的描写，在作品里出现多次，使读者对舒甄好的美丽、善良、清纯和柔顺有了无法忘怀的印象。您如何看待细节在小说中的运用？
聂震宁：写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故事内容的演进靠情节，情节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而人物性格的塑造主要靠细节的刻画。《书生行》的写作我追求的是写实主义风格，为此我比较注意通过细节的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感谢张平兄，他对我的这本小书读得很细，细到令我感动。他还特别指出，书中舒甄好的父亲要去看望分别五年之久的女儿，临行前老人家给女儿女婿写的那封长信，信里处处有细节，许多细节足见人物性格和时代的印痕。张平兄说“只是一封信，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说实话，为写那封信，我是用了很多力气的。还有，评论家贺绍俊兄说《书生行》里的几次吃饭写得很生动，因为里面有不少真实的细节，很有意思，又很见性格冲突。总之，我们读写实主义小说，可以更多注意欣赏作品里的细节，因为内容的很多秘密就在细节中。
记者：《书生行》的写作手法很朴素，语言很生动，也很平实，准确深刻地描写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和时代共性。对于这一点，感觉您对于分寸拿捏得非常妥贴。
聂震宁：要把握好小说中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时代共性，最关键是要熟悉他们。当年，我有幸接触了不少普通的知识分子。除了教我的一些老师，我曾经悄悄关注过他们，觉得有意思，还有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下乡插队后我也有过机会接触过几位在乡镇工作的老大学生，在修铁路的工地上，我作为一个民工就是喜欢跟几位铁路局的技术员聊天。后来县里把我从农村抽出来参加业余创作，有机会跟一些也参加业余创作的中学老师有比较多的接触，我尊重他们，他们并不因为我年纪小，而且还是一个插队知青，学历比他们差得很远而瞧不起我，正相反，那些比较落寞的老师们还挺愿意把我当成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喝土酒，一起说笑话，讲人生故事。久而久之，我对他们的心理特征和时代共性，甚至生活习惯、语言习惯都比较熟悉了，而且也暗自从他们身上学习一点东西，见解啊，语言啊，作派啊，人生态度啊，悄悄地模仿。说到底他们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啊。当然，有时我也看到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上处于很无奈的状况，在某些强势领导面前显得有点卑微，有点可怜，那是特殊时期，没办法。我心里也替他们感到难过。其实我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不过，事情过了，大家还是聚在一起喝土酒聊大天，又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该笑笑，该幽默照样幽默。说实话，书中秦子岩、舒甄好、金子卿、时闻天、章绍康、许东华这些人物，在我心里都是有生活中某些熟悉人物作原型的。
《书生行》是教育之书，也是阅读之书
记者：《书生行》不仅是一本关于教育的书，也是一本“阅读之书”，完美地融合了您对于教育和阅读的理想。您是理想主义者，当下这一理想的实现有很大的难度。您觉得呢？
聂震宁：我是理想主义者。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秦子岩和舒甄好。但我也是现实主义者，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这部长篇小说。立足于现实去追求理想的实现，立足于现实去追求好的教育和书香的社会，这既是书生艰难的道路，也是值得人们赞美的。
记者：小说以秦子岩在毕业联欢晚会的雷雨之夜充满激情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结尾，深深地打动了我。您以独特的方式致敬自己的中学老师，致敬教育家，这样的收尾，是否还有更深的寓意？
聂震宁：在一个雷雨之夜，一位年轻的男老师给学生们充满激情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是我生活中遇到过的真实情景。这情景60年前震撼了我，在我一个小小初中生心里播下了理想主义的勇敢的种子。我用这个铭记了60年的情景来做小说的结尾，主要是觉得秦子岩配得上这个情景，似乎这样才能帮助秦子岩他们出一口气，出一次彩，或许也能给读者们增添一点浩然之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