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宁：民族性更多体现于人物的灵魂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核心推动者之一，《民族文学》原主编石一宁先生深耕民族文学领域数十年的编辑实践与理论思考，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近两年来，笔者逐步聚焦于石一宁先生的文学批评理念与编辑思想研究，围绕这一主题完成的系列研究文章已陆续刊发于相关学术刊物。尽管2017年曾与一宁先生有过一次深度对话，但始终觉得尚有未尽之言待梳理，作为兼具《民族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作家与“文学活动家”多重身份的学者，其学术与实践维度中仍有诸多未被挖掘的地方，未在既往的研究文章与访谈中充分呈现。基于此，为弥补既往研究与访谈的不足，笔者于近期再次向石一宁先生提出深度对话的邀约，以期通过更具针对性的交流，完整呈现其对民族文学创作、编辑、批评与传播的思考，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与理论参照。
记者：一宁老师好，您大学毕业后，除了在原国家农业部待过短暂的时间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和“编辑”打交道，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这个职业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石一宁：与其他职业一样，编辑工作也需要一种职业精神。具体而言，文学编辑工作又有其特殊性。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其生产除了作者，还需要编辑的共同参与才能使文学作品（包括理论评论作品）最终完成，成为可以提供给公众的精神产品。
一个文学创作者，需要有文学理想。文学理想作为一种内生力量驱动作者的创作，并指引创作的方向。作为参与着文学生产的文学编辑，同样需要怀抱文学理想。文学理想是一个文学编辑的精神追求、职业尊严与自豪感之所系。当编辑与作者两者的文学理想相冲突时，亦是考验编辑的职业精神的关键时刻。编辑还应该是艺术质量的检验者和看护人，不必非要赢得作者的友谊，守住自己的良知与良心，便已达到一个编辑的职业理想境界。
“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是对编辑工作的一个传统的形容。形容不一定是准确的，尤其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每个人在得到别人服务的同时也在服务别人。编辑的工作与作者的创作一样，最终都是为读者服务。我不认为在作者与编辑之间能够分别出高低贵贱，作者与编辑各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成就感，两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
编辑既是第一读者，同时也扮演着评论家的角色，无论其是否写评论文章。生活体验与写作能力是作者的优势，在这两个方面编辑不需要与作者比，但在学识上、在文学和审美判断力上，编辑必须与作者比一比，只有如此，才具备与作者对话的能力，才能出色履行审读、修改和编校作品的职责。
有的文学编辑同时是作家或评论家，这一方面使其具有与作者平等对话的自信与底气，另一方面也对其职业伦理构成了挑战。编辑是本职工作，写作是业余工作，不应本末倒置，而应在坚守编辑职业精神的前提下，处理好本职与业余工作的平衡。
记者：您担任《民族文学》主编期间，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不仅刊发他们的作品，还为他们撰写了不少的文学评论，对于新人的培养，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石一宁：我觉得对于一个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者来说，最关键的是要过好“三关”，即生活关、观念关和技巧关。
生活、观念和技巧，这“三关”的顺序我不是随便排的，而是我认为一个人从事文学创作，所必须依照这个顺序过的三道关。我不认为一个人能够直接越过前面两道关，而直接跳到技巧关写出文学作品。
我把“生活关”放在文学创作的首位，是因为生活关乃文学创作的基础。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常见常闻也常说的一句话，但真正理解这句话，真正过好“生活”这道关，做起来并不容易。很多写作者做得并不好。题材狭窄、撞车，这是近些年来文学创作的一个短板。我经常利用一些场合，尤其是在鲁迅文学院的讲堂上，呼吁作家们要克服题材狭窄雷同、创作同质化这样一个弊端。我说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的甚至在党政部门工作，你们就写所在系统的生活、所在行业的人和事不是很好吗？怎么一拿起笔来，写的都是家长里短、身边琐事、杯水风波？
我也承认，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得好，但生活也向作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把不熟悉的生活变成自己熟悉的生活。所谓“读万卷书”的下半句“行万里路”就包含了过“生活关”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行万里路”，对有的作者来说，生活的“面”不可能很大，但至少应该在生活的“点”上深入开掘，对生活的“点”不断地深入观察、见证、体验、研究，这样才是真正地过生活关。
所谓“观念关”，观念是人的思想意识，是我们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一定的观念从事各种活动、各种工作。我所指的观念，当然也包括“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我主要指的是文学创作要过好“具体的文学观”这道关。什么叫具体的文学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这是文学的一般观念、概念。具体的文学观，我指的是文体观、体裁观、风格观等等这些更贴近创作实践的观念。比如，写小说应该具有怎样的小说观，写散文应该具有怎样的散文观，写诗歌应该具有怎样的诗歌观，等等。这些观念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一个创作者脑子里装了这些观念（即使是不自觉的），才会进入到创作的实践阶段，是他头脑里的这些观念指导他的创作，规定他的创作，他的作品面目如何，是受他的这些文学观念制约的。一些创作误区是错误的文学观念造成的。
要过好观念关，我认为作者的写作观要向最广大的读者群——也就是人民——校正。作家写作如果不是为了自我、不是为了小部分读者，比如写给编辑，甚至写给作家同行看的话，作家如果心中有人民的话，我觉得作品就会有真正的可读性和真正的生动性。
所谓“技巧关”，是指作者既需要厚实的生活体验和正确的文学观，还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巴金有一句名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并不是说文学不需要技巧，而是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作品，技巧已经失去了痕迹，已经完全与作品的其他元素融为一体，天衣无缝了。宋代诗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赞扬盛唐诗人的诗歌：“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他还用“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来形容这种诗的意境，实际上也是一种看不出痕迹的诗的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技巧就是一种最高的技巧。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达到“无技巧”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所以写作者还是要学习技巧，尤其是刚踏上创作道路的年轻作者。
记者：结合当下的创作环境，您觉得少数民族青年写作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石一宁：我认为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有一些是共性的，非关民族属性，比如对于生活的体验是否深入，认识是否深刻；生活的阅历是否丰富；知识的储备是否足够，等等。无论是否是少数民族，这些问题都是一个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在解决了上述共性问题之后，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才能考虑创作的个性问题，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自己的创作底蕴和底色，使自己的作品在思想与风格上具有鲜明的辨识度。
记者：对于年轻作家的作品，您更看重其创作潜力与创新尝试，还是成熟的文本完成度？刊物会通过哪些选稿倾向鼓励新生代创作者？
石一宁：一个年轻作者是否有潜力以及创新尝试，是通过作品呈现的，对其有无潜力及创新尝试的判断，也只能以其作品为依据。其作品的成熟完成度，当然是最主要的依据。成熟完成度低的作品，又能显示多大的潜力呢？但另一方面，要求一个年轻作者立马就能与成熟的优秀作家相比肩，多少是不切实际的，但其作品的成熟度要足以显示值得关注的潜力。文学期刊一般会从自然来稿筛选、设立新人专栏和邀请参加培训等方面来鼓励和培养年轻作者。
记者：在AI技术深度渗透写作领域的当下，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文学期刊编辑，肩负着为读者遴选优质原创作品的重任。面对AI写作的挑战，您认为该从哪些维度提升对AI生成内容的辨识能力，从而确保刊物的文学品质与原创价值呢？
石一宁：AI技术对写作领域的冲击，想必每一个写作者都能感受和体会得到。AI集合、综合了古今中外无数人的智慧、学问和成就，在它的渊博、浩瀚和写作速度面前，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如果跟它比这些，写作者会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挫折感甚至绝望感。但正因AI是一个集合体、综合体，至少在现阶段，它缺少个性和有温度的情感。文学创作是离不开个性的，缺少个性的作品不是优秀作品。因此，我觉得作家不必气馁，更不能依赖AI写作。从编辑工作来说，从个性的视角、有温度的情感的视角来辨识稿件，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的。文学期刊的编辑现在可能最需要警惕的不是AI，而是似是而非的“原创”，是同质化、雷同化甚至是等而下之的抄袭。
记者：近年来，文学界“新”声迭起，各类作家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聚焦地域肌理的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群体，到扎根文化土壤的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多元创作生态似乎正逐渐成形，对于这一现象，您有何见解？
石一宁：文学流派的兴起，是文学兴旺繁荣的一种表现。文学流派的出现，可以视为是文学对现实、对生活的呼唤的回应，也是突破既往、力求创新超越的积极探索。但文学流派的生命力，在于成功的创作实践，在于作品的成色（质量）和特色（辨识度）。如果流派缺少创作实绩，作品缺少成色和特色，只能是流于口号和标签的噱头罢了。从创作的实践来看，多元的文学生态不是靠口号和标签来生成的。
记者：您曾在《重写刘三姐成为一种新的期待》一文中谈到：“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的今天，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已经形成，重写刘三姐也因此成为一种新的期待。”那么，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与复杂文化语境中，您认为重写少数民族民间经典面临哪些关键问题？该如何通过合理策略推动经典的创造性转化？
石一宁：少数民族民间经典经过历史与时间的沉淀，具有相当的审美稳定性。是否有必要重写，首先需要凝聚广泛的共识。共识形成之后，才是重写的开始。
具体到刘三姐题材，事实上重写的版本已经有了一些，说明重写是有一定共识的。但重写的版本为何不能广泛流传，为大众所认可？我觉得一是对重写要达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深度还没有形成共识，导致虽然“转化”了，但“创造性”不足，以致让人费解何必重写？二是我认为创造性不是与传统彻底决裂，但也不能新瓶装旧酒，需从时代性、大众性着眼，从新经典的形成所必须的生产与传播手段的变化着手，使新经典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成果，如此之重写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重写后的经典需要怎样才能既保留“民族味”，又拥有“当代力”，真正实现文化特色的活态传承？
石一宁：“民族味”，我理解就是民族元素，包括民族意识、民族风情、民族符号，等等；“当代力”，是指当代意识、时代精神，而不是当代风俗。历史学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经典重写也应该以成为灌注当代意识与时代精神的新经典为目标，而不是为重写而重写。一些“重写”不成功，就是没有精准把握当代意识与时代精神，使重写之作沦为肤浅甚至多余之作。
记者：2021年您在一次主题培训上特别强调“心怀‘国之大者’”，推动各民族文学交流与互鉴。在您看来，要如何才能称为“心怀‘国之大者’”？
石一宁：“国之大者”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国之大者”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要事，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国之大者”实际上关系到每个当代作家，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才可称为“心怀‘国之大者’”，其作品才可能具备恢弘的视野、格局、气象与气质。
记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来说，“心怀‘国之大者’”并非空泛的理念，您认为他们该如何将民族文化书写与国家发展大局结合，让作品既保留民族特色又兼具宏大格局？
石一宁：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国之大者”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通过人来体现的。文学是人学，是形象思维，文学作品是写人的。重大题材、重要题材创作不是以写一堆事为要务，而是同样要写出人的生活、人的奋斗、人的精神，等等。民族特色与宏大格局并不矛盾，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当然还有将民族文化融合于宏大叙事之中的要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元素和色彩也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呈现。
记者：您在研究中强调“文学真正的根是生活”，而民间正是生活素材的富矿。以您关注的广西作家为例，哪些作家作品在“民间素材的现代转化”上做得较为成功？这种转化需要突破哪些创作层面的瓶颈，如避免猎奇化，平衡地域特色与普适性？
石一宁：广西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多民族的生活多姿多彩，民族民间文化根深叶茂、繁花竞放。身处其中并深受熏陶的广西作家，在创作中撷取民间素材、表现民间生活，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对于一个成熟的当代作家来说，民间素材、民间题材不是为了堆砌一部民间文学作品，而是通过民间素材的创造性和创新性转化，成就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现代品格和现代形式的优秀之作。在我看来，东西、黄佩华、凡一平的小说在民间素材的转化方面是成功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的每一部小说都有民间性，特别是凡一平早期小说民间色彩是较淡的，他的“上岭系列”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往前回溯，韦其麟的《百鸟衣》是不是也属于“民间素材的现代转化”呢？我以前没有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想来，觉得这部作品也是一种成功的转化，因为它注入了时代意识，尽管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意识，这部叙事长诗所产生的影响和它的经典性，说明了它是成功的。所谓成功，就是作者的创新创造和读者的接受认可的统一。
民间素材的转化所面临的瓶颈，我觉得猎奇化、地域特色与普适性失衡等这些问题是次要的（尽管这也是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作品有无现代意识、现代品格和现代形式，缺少这三者，作品的肤浅与平面化不可避免。这三者之有无，非关题材，而是关乎作者的见识与视野，思想与艺术修养。
记者：您曾担任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下简称“骏马奖”）评委，在您看来，一部作品的民族性具体体现在哪里？是题材、语言还是独特的文化视角？
石一宁：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体现于作品的各个方面，题材、语言当然是民族性的重要载体，如果题材和语言不是载体，民族性何来？文化视角体现的是作者对民族性的注视，不是民族性本身。注视的目光应落在何处？题材、语言是视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视点是作品的灵魂。灵魂在人物身上，只有人才有灵魂。作品的民族性更多的是体现于人物性格、精神，即灵魂层面。人物灵魂体现着民族精神的传承。
记者：您提到作品的民族性核心在人物灵魂与民族精神传承，那在评审时，如何判断笔下人物的灵魂是否真正承载了民族精神，而非表面化的符号化塑造呢？可以结合某部具体作品谈谈吗？
石一宁：人物的灵魂是存在于人物形象身上的，不是作者硬贴的标签。人物的灵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积淀形成的民族精神，各民族的民族精神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人物的灵魂要体现这种共性和差异性。譬如《民族文学》2013年第9期刊发的回族作家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描写的是一个回族村庄村民的生生死死。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各种各样的生老病死，有青壮年的死，有儿童的死，有老人的死；有小伙伴的死，有亲人的死；有死于横祸，有死于疾病，有死于衰老。从这些生生死死中，主人公“我”悟出了某种人生的真理，主人公最后感到，死亡的内容不仅仅是疼痛和恐惧，还包含了高贵、美好、宁静，等等。因为“我”的父老乡亲，在泥土里劳作一辈子，然后到泥土下安睡，睡得沉稳、内敛、静谧，一如他们生前所具有的品行和经历的生活。村庄里的人，以一种宁静大美的心态迎送着死亡。对他们来说，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这篇小说的结尾写得非常从容、内敛，因而也非常有力量。它是这样写的：“我想起很多亡故的人，从我记事起到如今出嫁，其间多少人离开了我们呢，我从来没有好好去想过这个问题，总之是时间的河水裹挟上他们，汇入了长长的河流。在奔流过程中，偶尔，他们中的一个，面容鲜活地涌在眼前，感觉就像一个浪花翻上来，打了一个滚儿，又消失了，随着激流奔向远方。”这篇小说发表后先后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之后先是获得了《民族文学》年度奖。在评奖的过程中，评委们对这篇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不止一位评委用“伟大的小说”来谈论这篇作品。接下来，《长河》又获得了《小说选刊》年度奖，又分别被中国小说学会和《中国作家》杂志评为当年度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首榜。马金莲因这篇作品还被《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小说选刊》杂志社共同推举并荣获当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出版奖的“作家贡献奖”。2016年8月初揭晓的第十一届骏马奖，马金莲的中短篇小说集《长河》获奖，显然这篇小说对她的获奖加分很大。也许各民族的美德是有相当共性的，但小说《长河》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所表现的人物对死亡的理解，与回族的信仰与文化有密切的关联，而人物的这种灵魂，又是通过生动的形象与细节来展现的。
记者：您曾在《走向文学新天地——简论“新桂军”》一文中提出“文学新桂军”这一概念，在您看来，相较于此前的广西文学创作，这一群体的“新”主要体现在哪些维度？当时最让您感知到“新”意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石一宁：我提出“文学新桂军”这一概念，最早其实是在刊发于1993年9月11日《文艺报》上的《读广西青年作家四篇新作》一文中，而《走向文学新天地——简论“新桂军”》一文在《广西广播电视报》的发表时间是1994年4月21日。《读广西青年作家四篇新作》一文是关于《当代》1993年第3期发表的常弼宇、黄佩华、凡一平和姚茂勤四部中篇小说《歌劫》《涉过红水》《随风咏叹》和《桂西往事》的评论。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进入新时期以来，广西出现了一批文学新人，他们朝气风发，才华横溢，具有现代的理论思维和知识准备。他们紧紧扎根于广西那块红土地，以新的眼光去探索和发现蕴藏在红土地上丰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中的美；同时他们也密切注视着文坛的动态，使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开阔的创作视野，使‘桂系’文学新军稳步成长。”“新‘桂军’正沉着而顽强地向文坛走来。人们有理由向那些在南国边陲的文学红土上披星戴月艰难耕耘的年轻作家们，遥致一片衷心的祝愿。”《走向文学新天地——简论“新桂军”》一文则说：“在与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保持同步的同时，‘新桂军’的创作表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家们告别了多年来局限着广西文坛的民间文学的单一创作模式，带着新的理论思维和创作实践走向了一个宽广的新天地。他们给广西文坛带来了生气，也在全国文学的格局中自成景观，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以上这些话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要提炼出“新”意的“核心特征”，“告别了多年来局限着广西文坛的民间文学的单一创作模式”，“给广西文坛带来生气”这两句就是。民间文学自有其价值，但成为一种单一创作模式长期影响广西文学的发展，使文坛老气横秋、暮气沉沉，那这一模式就是一种弊端了。“新桂军”的“新”就在于打破了这一模式，实现了从这一模式的局限中的突围。
记者：文学采风过程中，在您看来，如何引导创作者从“旁观者”转变为“深度参与者”？比如在与采访对象沟通、体验当地生活时，有哪些具体方法？
石一宁：一般的文学采风活动只有几天的时间，采风作家成为“深度参与者”是不容易的。但作家各有其创作经验，有的在采风时就选定一个关注点，然后就这一关注点持续深挖，对采风对象跟踪观察。有的在集体采风结束后再度重返采风地深入体验。有的多方搜寻史料，对采风地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细致研究。
记者：您担任《民族文学》主编时，既坚守刊发好稿件的核心职责，又以“文学活动家”身份牵头在全国各地举行采风、研讨等文学活动，最初是怎样的想法，让您决定在常规编务之外，投入精力推动这类实践？
石一宁：文学杂志社一边编发作品，一边组织开展文学活动，这已是一种日常的工作方式，并非从我开始。我任《民族文学》主编期间，有几年杂志社的经费颇为充足，开展文学活动较有底气；而疫情期间和之后经费紧张了，杂志社的文学活动也还是要组织开展，但规模相应缩小了。组织开展文学活动，也是办刊的需要，一是通过活动组稿；二是发现和培养作者；三是通过与地方合作缓解杂志社生存压力。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开展文学活动尤其是采风活动，也是一种深入生活的形式，引领作家行万里路，了解民生，体察国情，更深刻地感受时代，增见识、广心胸，从而使创作中多风云之气，发慷慨之声。
记者：那与地方合作开展活动时，如何平衡地方文化宣传需求与文学创作的独立性，避免采风沦为“命题作文”？
石一宁：表现地方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本就是作家的责任。但作家应遵循文学规律，秉持艺术良心，恪守职业道德，不能让采风创作沦为广告写作。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相比十年前，在主题和关注点上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石一宁：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是重要的观察平台。2010年，《民族文学》汉文版分别推出了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我结合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这三个专号的作品作过分析和点评，大致是说，《民族文学》近几年发表的各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如果说有什么共性，那么这就是青年作家们对时代生活的真实感受、对人生的思索、对人性的拷问、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对物欲横流的批判，等等。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的共性，其实也是少数民族整体创作共性的几种表现。
此外，我认为十年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有几个焦点。一是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命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二是表现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生活习惯与现代性、当代现实生活的冲突；三是宏大叙事的民间化；四是对底层边缘人物的励志书写；五是反腐倡廉题材的创作。此外，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创作动向：关于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创作。关于农民工题材，不仅仅是描写农民工进城的生活了，有的作品还表现的是农民工返乡。十年前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民族文学》所发表的作品，题材、风格、手法是各式各样的，即使是同一作家，也有不同主题、题材和风格的作品。
今天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的题材、主题和关注点与十年前有连续性，比如生态、环保题材，反腐倡廉题材，农业、农村、农民也仍是热点。但变化也是明显的。心系“国之大者”，关注“国之大者”，愈加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自觉。中国作家协会自2022年开始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两个“计划”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起到巨大的导向作用。与十年前相较，今天的“三农”题材更多地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侧重点，同时乡村与城镇的关联在作品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表现。革命历史题材也仍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大兴趣点。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2019年《民族文学》汉文版扩版，开始刊发长篇作品，并每年举办长篇小说创作培训班，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创作的繁荣。
记者：2019年《民族文学》扩版以来刊发的长篇小说，有哪些鲜明的特质吗？或者说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哪些作品让您尤为满意？
石一宁：2019年以来，《民族文学》汉文版发表了数十部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就长篇小说而言，体现了这样的几个特点：一是题材方面，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包括革命历史题材、抗日战争题材）；二是内容方面，大多表现民族地区的生活，作品主人公多为少数民族，民族特色浓郁；三是不乏观念新颖、视角独特的作品。
2024年评选的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的5部长篇小说中，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阿娜河畔》、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就是《民族文学》首发（《在高原》首发时篇名为《风起塔金》）。《阿娜河畔》通过新疆一个农场家庭两代人的命运起伏与情感经历，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变迁，从而展现新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小说情节曲折，内涵厚重。《在高原》以主人公一家几代人的生活故事，表现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西藏的当代巨变。小说手法细腻，意义深厚。
仡佬族作家王华的《大娄山》、彝族作家李美桦的《春度龙岗》、藏族作家达真的《家园》和羌族作家谷运龙的《几世花红》等，也都是值得更多关注的作品。《大娄山》是献给扶贫一线上牺牲者的作品，绘写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发展经济、加速迈向现代化的悲壮而雄浑的图卷。《家园》也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厚重的作品。《家园》的主题，就是如同作品的名称所已经揭示的，即家园的建构。家园的意义是两个层面的，既指作品中的人物生长的家乡——康巴的桑戈草原和上海，也寓指中华民族大家园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品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游刃有余、雍容大气的风格。《春度龙岗》叙写新中国成立之初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使彝族“一步跨千年”，从奴隶制直接迈入社会主义制度。作品一改此前同类题材的“头人=反面人物”的叙事模式，而是返回历史现场，再现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生活经验的真实，从而取得了同类题材创作的突破，实现了历史与时代精神的圆满结合。《几世花红》表现川西多民族聚居的一个村寨从“桃花源”陷入生态灾难，最终通过生态修复实现生态致富，书写了“美丽中国”的时代主题，同时其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在新时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甚具新意，可谓一部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品力作。
记者：从日常到“大视野”的转化，往往需要精准的切入点，您在散文写作中会重点捕捉哪些日常细节、情感或冲突，来承载更广阔的社会观察与人文思考？能结合具体的作品谈谈吗？
石一宁：散文创作也是百花齐放的，可以专注写日常，也可以侧重宏大叙事。我比较推崇将“大视野”融入日常的写法。只专注日常的作品，当然也有其价值，然而仅“就事论事”的作品，除了有情绪价值，又还能有多大价值呢？散文应该“有趣”，但不能只停留于“有趣”，还要“有理”，有大道理、大哲理。但文学是形象思维，“理”需要从“趣”、从“实”中来，亦即从日常中来，而不是从无趣、从虚空、从非常中来，所谓“大叙事、小切口”也适合散文创作。但我说的只是散文的写法之一，或者说只是关于叙事散文的写法。散文还有议论文、随笔等的写法，比如贾谊的《过秦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等，是以瑰伟言辞、滔滔雄辩和大开大合取胜的。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上林忆想》这篇散文，是写故乡广西上林的。写故乡的作品，多离不开童年生活与今昔感受，《上林忆想》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也算是一种“日常”吧。但我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了历史，而在上林历史中又主要选择了徐霞客游历上林的情事。这是因为徐霞客不仅是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还因为其事迹与美丽中国、文化创新、励志奋斗等时代精神有着显在或潜在的关联，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弦。一位工作和退休都在上林的老乡读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给我打电话倾诉阅读感受，说读了这篇散文后激动得“浑身颤抖”。这篇作品2014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之后的确反响蛮大的，被《散文选刊》转载，并被收入《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14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中国最佳散文》（辽宁人民出版社）、《太阳鸟文学年选十年精选》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