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2025年第1期｜王玄策：一人灭一国（节选）
张锐强，河南信阳人，从军十一年，三十岁退役后开始写作，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发表长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多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和年度小说随笔选本转载，出版作品十余部，曾获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全煤系统乌金奖、《中国作家》文学奖、《山花》双年奖，现居山东胶州。
一人灭一国
王玄策
出身胥吏
只俘虏敌国君王，并未占领其土地、建立自己的统治，还由当地人延续传统自我管理，原本算不上灭国。但无论如何，大唐使者王玄策出使途中、在万里之外遭遇中天竺僭位国王阿罗那顺的攻击时，能赤手空拳从吐蕃、泥婆罗（尼泊尔）调来援兵，将之消灭擒拿，送回国都长安，还是算得上丰功伟绩。遗憾的是，他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不多，民间知名度更小，与这难得的功绩颇不匹配。所以，请原谅这点小小的标题党倾向。
大唐与天竺即古代印度的交往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而提起天竺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人人都会想到唐僧。玄奘的确是个标杆性人物，但将这杆大旗猎猎吹响的，很大程度上是《西游记》。在玄奘、玄策之前，帝王早已注意到佛教的影响。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石勒、石虎便礼敬佛图澄，前秦天王苻坚对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更是敬重有加。作为当时唯一一个统一北方的君主，苻坚曾公开表示，他派兵十万攻取襄阳，只为获得一个半人。这其中的半人是历史学家、《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一个人则是释道安。佛弟子均以“释”为姓，即始自他的倡议。后凉的吕光、后秦的姚兴与鸠摩罗什也保持着亲密关系。这是佛教进一步浸润中国的重要原因：行政权力介入。
不过君王礼敬高僧大德，未必是由于佛法本身的吸引。石虎之所以重视佛图澄，主要因为他在咒术、预言方面表现出了特殊能力。而苻坚对释道安的尊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信徒多影响大。这种努力直到近现代还有余绪，冯玉祥在军中大力推行基督教，而唐生智更是让全军皈依佛祖，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胸章。
这对大唐使者王玄策有影响吗？当然有。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君王对佛教教义本身兴趣狂热，那恐怕根本就没有王玄策的机会。他在史书上连个露脸的机会都不会有。因为他的级别不是太低，而是根本没有：前融州黄水县令。
黄水县城在今天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西北，也是融州的治所。唐朝是州县等级最为繁密的时代，县分十等：赤、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京兆府下属的长安与万年，河南府下属的河南与洛阳，太原府下属的太原与晋阳，这六个县等级最高，为赤县，也叫京县；皇陵所在的县多为次赤，各府非核心县份分别为畿县与次畿；区位重要的县份为望、紧，普通县份也有四等。
黄水县什么等级？不用查《元和郡县图志》，只看看今天的地图，便可以断定为最低等的下县。等级不同，官员级别自然也不一样。县令可不都是七品芝麻官。赤县的正五品上，下县的从七品下，整整相差八格。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差别。实际的差别更加要命。因为黄水县属于岭南，百越之地。宋之问说：“但令有归日，不敢恨长沙。”长沙他都嫌远，何况千里之外的黄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这话里话外对岭南的无奈也很明显。从秦汉到唐宋，岭南都是安置贬官罪臣的场所。地域偏远、交通不便、气候无法适应。所谓烟瘴之地，不仅是炎热潮湿，还有北方人无法消受的瘴气。直到晚唐，那里的州县官员还经常缺编。
我们据此可以判断，王玄策没有考取过功名。正途出身的官员如果没有犯罪，绝对不会来此任官。如果是作为支援边疆的特例，那么这种楷模表率，史籍中当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大海捞针一般的检索，毫无发现，包括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唐五代的进士，史籍中能找到线索的，徐松均已收罗其中。自然，没有王玄策的名字。他的籍贯在赤县洛阳，还是源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旁证：
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
侄子是洛阳人，他自然也应该是洛阳人。不仅如此，他肯定还是整个家族中声望最高、官职最显者。除了血缘最近的亲属，还要提及级别最高的，这是作传的通例。
当时官员主要有四个来源：门荫入仕、科举取士、军功授官、流外入流。王玄策既然没有通过科举的独木桥，那他又是怎么敲开出仕的大门的呢？应当是流外入流。
唐代的官职分职事官、散官和勋官三类。职事官才是如今人们都能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官职。散官又称阶官，共二十九阶，仅有品级，无印绶，不理事，分文武。唐前期完全按照散官品级发工资，后期官员队伍庞大而国库空虚，仅最高两等散官享受俸禄。勋官不分文武，类似军功章，不同的是可以累加，总共十二等，《木兰辞》中的“策勋十二转”等级最高，相当于正二品。勋官可以授予平民，若干年后考绩足够，则有资格升为散官。未升入散官的勋官，品级意义不大，仅比平民身份略高，享受官员最基本的特权。比如法律禁止白丁重婚，勋官则可以纳妾，直系亲属还享有部分司法豁免权等等。
总体而言，勋官体现功劳，散官反映资历，职事官则代表才具。唐人最重视散官与职事官，称为“二官”。官员头衔遵循散官、职事官、勋官、爵位的顺序。最后可能还有“赐紫金鱼袋”字样。散官与职事官的主要来源，其实都是门荫。这是朝廷抬高身价、对抗山东旧士族的重要手段。这个山东，指的当然是崤山以东的中原河北，而不只是太行山以东的今日山东。贞观年间编订《氏族志》便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反映。尽管唐太宗一再强调“不论数代以前，只以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①，但最初上报的结果，依旧是清河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非常不满，强行将崔氏降为第三等，而以皇族为冠、外戚次之。
如何才能让新政权的官员人人敬重？大唐的办法是修改形成全新的散官制度。
散官叙阶主要有六种途径：封爵、亲戚、勋庸、资荫、秀孝、劳考。其中封爵、亲戚、资荫都以门第为基础。当然这种门第不是旧士族，而是新权贵。秀、孝分指科举和孝行。鼓励人们按照统治者提倡的价值观，或科举入仕，或行孝弘德，或树立功勋。虽有六条途径，但根本还是门荫：“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为什么格外强调“无印绶、不理事”的散官？因为职事官职位不够稳定：（职事）“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陟出入，参差不定。”②诗人杜牧的堂兄杜慥，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他本来是从三品的上州刺史，但后来又改任正六品上阶的三原县令。这可不是等级的差别，简直是阶级的差别：三品是宰相的起步品级，三品以上为“贵”，由皇帝当面册封，所谓册授，佩金鱼袋，服紫；五品以上为“通贵”，由宰相拟定上奏，获准后制授，佩银鱼袋，服绯。绯是深红色。这便是“红得发紫”的秘密。六品以下官员就相对惨淡，由尚书省拟奏请准，文归吏部，武归兵部，所谓敕授，无鱼袋。
而王玄策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法苑珠林》是这样记载的：
“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
这其中的“爰”，应当是“苑”。使者李义表的头衔严格按照散官、职事官、勋官的顺序排列，但王玄策的却没有。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他没有散官和勋官官阶。“前黄水县令”一词表明，他当时并无职事，如果有散官和勋官，一定会带着，否则会影响朝廷威严，也有损本人的面子。因而这种情况下没有职事官职，就意味着没有品级。
说六品以下官员相对惨淡，不止是没有鱼袋可佩，关键是不能连续当官，中间必须停止一段时间，所谓“守选”。考中进士后也不能马上授官，也要守选。守选多久呢？三年。三年后能不能当官，看你参加吏部每年的选官考试科目选的成绩。
吏部的科目选非常严格，像博学鸿词科，每年最多录取三人。科目选的严格不仅仅在于录取比例，还在于形式。进士科考都不糊名，而吏部的科目选不仅要封锁考官，还要糊名。像韩愈那样的狠角色，三次应考科目选都折戟沉沙。王玄策以“前黄水县令”的身份亮相于史籍，可以肯定，他没有能力通过吏部的科目选。
拉拉杂杂一大些，是不是无关宏旨？当然不是。这足以说明，王玄策不是军功授官，因其没有勋官官职；也不是门荫入仕，因其没有散官官阶；无法通过科目选，说明他并不以文词见长。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是流外入流：流外官转入九流之内。何谓流外官？简而言之，就是胥吏。
流外入流的例子有吗？当然有，牛仙客甚至还当了宰相。王玄策胥吏出身而当了县令，说明什么？说明他有才干、通实务。耍不了笔杆子，但玩得转印把子，对治理实务应对裕如。只是再有能耐，没有个好出身也不会有美差，只能先去主管一个兔子不拉屎的下等县份。
人生漫长，局面不好的时候只能忍耐。胥吏出身的王玄策当然懂得，他一直在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在此期间，十三岁的赤德松赞继承了吐蕃赞普的大位。在中文史籍中他的名字叫弃宗弄赞，而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松赞干布。松赞干布虽然雄才大略，但一生也只不过做了两件事，一件叫改革，一件叫开放。
戒日王朝
玄策之所以能建立功勋，跟玄奘密不可分。不过玄策是奉派出使，玄奘则是“私往天竺”。而从文化交流与贡献的角度出发，今天的我们如何高度评价玄奘都不过分。他是将世界佛教从印度中心转化为中国中心的关键。
一直以来，洛阳为天下中心的中心论都是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坐标原点。但佛教传入后，随着其影响的扩大，我们突然发现，世界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印度的世界佛教的中心。这个以印度为佛教中心的“中边论”在扩大国人视野的同时，也削弱了中国佛教徒的自信。法显等人甘冒九死一生的千难万险抵达印度，结果却被视为边地之人，倍受轻视，故而他的有些同伴最终没有回国。宣扬人生不在佛世、不在印度的佛国皆为大不幸的论调，在当时一度流行。释道安为什么提倡中国僧人统一改姓释？无非要以佛祖的嫡系子孙自命，从心理上与印度抗衡。尽管“释”并非佛之姓，印度僧人也没有统一姓“释”。
作为得道高僧，玄奘很快便引起了戒日王尸罗逸多的关注。
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大唐有李世民，吐蕃有松赞干布，中天竺则有戒日王尸罗逸多。请注意，此处的中天竺是时间与地域概念的重叠，在当时指的就是尸罗逸多的戒日王朝，也有人称为戒日帝国。很多人忽视了时间与地域重叠这一点，因而造成严重的理解错误，包括撰写两《唐书》的史官。具体哪里错误，此处无法展开，得先说戒日王。尸罗逸多是国王的美誉或曰尊号。尸罗的涵义是“戒”，逸多的意思当然就是“日”。因他在国书中自称摩伽陀王，所以他的国家也被称为摩伽陀国。《大唐西域记》则记为摩揭陀国。
听起来有点绕，得先捋一捋。中国的春秋战国对应着南亚次大陆的佛陀时代。根据佛典记载，当时那里有十六大国或者十六雄国。摩揭陀是其中之一，在恒河南岸。中天竺的戒日王仍然以摩揭陀国自居，这很好理解。我们也习惯沿用古称，以便显得有文化有来历。比方秦汉的河东郡，大唐明明已经改为蒲州与河中府，大家依旧称为河东，所以柳宗元也叫“柳河东”。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叫中天竺，地域面积在五天竺中最广，但主要在今天的北印度，恒河中游与下游地区，并非中部。
尸罗逸多种姓本为吠奢，西方译名哈尔沙，中文音译为曷利沙伐弹那，意译为喜增，公元606年即位。他的国家本来叫普西亚布蒂。笈多王朝败亡后，北印度主要有五个国家，其中就包括占据着德里北方的普西亚布蒂，与占据着原先的摩揭陀地区、以曲女城为国都的穆克里。周边战和不断，这两个国家便建立了姻亲同盟以应对，穆克里的国王娶了普西亚布蒂的公主。他们结盟，另外两个国家提婆笈多和高达也结盟。高达占据今天东孟加拉地区，一直是戒日王的强劲对手。他与提婆笈多的联军一度攻占曲女城，杀死穆克里的国王，囚禁了王妃。当时普西亚布蒂的国王是喜增之兄。他率军亲征曲女城，希望解救妹妹，但最终身死，喜增这才得以嗣位。此后穆克里的显贵为收复失地，请求喜增统治两个国家，以曲女城为国都，戒日王朝应运而生。
穆克里的显贵不止是要戒日王尸罗逸多收复失地，还有让他为自己守卫国土的意思。穆克里夹在高达与普西亚布蒂之间，如果尸罗逸多迁都到曲女城，便可以为他们遮挡来自高达的风雨。雄才大略者对此看到的只是机遇，尸罗逸多自然要顺水推舟。
尸罗逸多（喜增）此后或联盟或征战，纵横捭阖，总算建立了表面统一的松散联盟，所谓萨蒙塔体系。一个君主多么威武，疆域有多大，就看你麾下有多少“萨蒙塔”。这个萨蒙塔，类似国人观念中的藩属国，口头上表示拥戴臣服而已。戒日王与麾下诸王形式上的差别，在于“节步鼓”：他出行时，仪仗中有数百面金鼓，每走一步敲击一下，号称节步鼓。这个待遇只有他能享受。
尸罗逸多还有写作的习惯，有三部剧本流传于世，其中五幕戏《龙喜记》长演不衰。他宽容大度，自己信奉大乘佛教，但并不敌视别的教派。当时印度佛教已开始衰落，各种外道甚嚣尘上。因而玄奘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他不断获胜，声名鹊起。就在尸罗逸多击败高达、真正称雄的那一年，即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抵达中天竺，尸罗逸多闻听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为之举办无遮大会，即布施僧俗的大型斋会，无论佛教的大乘小乘还是印度教或者耆那教都可以参加。尸罗逸多竭府库所藏布施，最终连王冠和珠饰都施舍干净，只有粗布衣服蔽体。当然参加大会的各国国王最后又将他的行头全部赎回。就像梁武帝萧衍，自己舍身为僧，再被臣下巨资赎回。
尸罗逸多还特意为玄奘举办了辩难大会。玄奘艺高人胆大，事先放出狠话：“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断首相谢。”六千人参加的大会，整整五天无人挑战。小乘佛教的教徒很是生气，打算动武，尸罗逸多得知消息，立即颁布命令：“众有一人伤法师者斩其首，毁骂者截其舌。其欲申辞究义，不拘此限。”
玄奘最终完胜。可以说，这是他学说精妙高深的结果，也是尸罗逸多行政支持的结果。就像苏轼的盛名固然主要是才气所致，但官方力量的推动也不能忽视。宋孝宗宣称，吾最爱元祐。而元祐的代表自然是苏轼。
尸罗逸多支持玄奘当然有其目的。除了对大乘佛教的信奉，还有借力的考虑。高达的国王萨桑卡便极端仇视佛教。他是尸罗逸多最强劲的对手，终其一生都未被尸罗逸多真正击垮，直到公元621年前后死去。辩论结束，玄奘完胜，尸罗逸多很高兴，对他的身份背景也产生了自然而然的兴趣：“吾闻中国有圣王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说秦王之为人也！”
这当然是翻译的结果。这个秦王，并非李世民之前的秦王封号，而是对中国君主的称呼。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还是秦汉。所以经常以此为称呼，就像他自称摩伽陀。
玄奘当然要捡好听的说，更何况唐太宗本来也不错。尸罗逸多闻听更有兴趣，立即遣使前往长安。
遣使向唐
中天竺的使者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下半年抵达长安。这一年的年初，江夏王李道宗刚刚护送不知名的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唐太宗的注意力牢牢地被突厥、吐谷浑和高丽吸引，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中天竺摩伽陀国，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礼尚往来，遣使回应是必须的，但他派出的可以说几乎只有半个使团：罽宾国此前也派来使者。唐太宗决定派一个使团，同时回访两个国家。罽宾这个国名虽然在史书中多见，但所指的国家并不一致。这里的罽宾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他们跟大唐交往更多，唐太宗派人厚赏，使团团长是果毅都尉何处罗拔。前往抚慰天竺的使者梁怀璥一同出发，抵达罽宾后独自前往中天竺。
唐初实行府兵制。府兵制的基层组织刚刚改名为折冲府，全国六百多所。主官叫折冲都尉，两员副将叫左右果毅都尉。折冲府与州县一样都分等级，其果毅都尉的品级由从五品到从六品不等，都是下阶。派往罽宾的使者是这个级别，派往中天竺的梁怀璥呢？只是个二转的勋官云骑尉。虽说“比正七品”，但这个比还真是没法比。前面已经说过，纯粹的勋官待遇跟平民差不许多。可即便如此，他们的到达还是引起了轰动。尸罗逸多问道：“自古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摩诃震旦是印度对中国的古称，也称震旦或者支那。“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华严音义翻为汉地。”
得知这是中国官方使者首次抵达，尸罗逸多格外开心，感觉特别有面子。这是遥远但又有力的承认，是与对手竞争时的重要砝码。他丝毫不嫌弃使者品级，接待非常隆重：郊迎使团，焚香夹道，向东拜受诏书，并再度派出使者跟随唐使前往长安，向大唐赠送了郁金香和菩提树。史书于此用了“朝贡”这个字眼，恐怕有些一厢情愿。拜受诏书，应当也是收受国书的礼节。尸罗逸多此举表达仰慕，意在结好，可以说是对遥远浪漫的美好向往。不远万里，隔着巍峨的雪山主动认一个宗主国，除非他脑子不正常。从此后大唐对天竺诸国的反应看，也没有当作藩属国看待，比方没有册封。
礼节讲究对等。人家如此热情，咱自然要积极回应。就这样，在玄奘的激发下，玄策终于有了表演舞台。他奉命作为副使，出使天竺。
这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事情。那一年里唐太宗征高丽无功而返，废了太子李承乾，拉倒了魏征墓前他亲自撰写碑文的墓碑。
松赞干布
朝廷决定，派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为使者，王玄策为副使，护送戒日王朝的使者回国，同时回访。朝散大夫是从五品下阶的文散官，上护军是十转勋官，比正三品。卫尉寺掌管军器仪仗帐幕事务，卫尉寺丞相当于其办公室主任，从六品上阶。李义表的散官官阶高于职事官，所以职事官前面加了个“行”字；如果反过来，便是“守”；官阶大致相当呢，则为“兼”。顺便说一句，虽然五品以下有正从与上下之别，但当时按照散官品级计酬，并不详细区分。也就是说，正九品上阶跟从九品下阶俸禄一样。官员们不会觉得别扭吗？不会。因为盛世大唐并不仅仅看重物质利益，还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也看重，甚至更加看重。
胥吏出身当了县令，除了能力，还需要时间的发酵，爬过官阶的无数门槛。十八岁被朝廷视为成年，有资格受田百亩，那时的王玄策应当已经三十开外。为什么要选他当副使？天远地荒，路途漫长，这个工作是好汉子不稀罕干、糙汉子干不了。王玄策中选的原因，除了他需要一个官位，也跟其能力素质有关：黄水县是百越之地，越人在朝廷眼里跟天竺人当然有差别，但差不许多，反正都是语言不通。而王玄策治理经年，考绩没有问题，经验丰富。这是其一。
其二呢？王玄策信佛。
还有其三，但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今天我们要去印度，有很多选择，但当时摆在王玄策他们跟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唯一的区别只是南道（于阗道）还是中道（天山道亦即龟兹道）。唐蕃古道不是更便捷吗？这条道的确要便捷许多，但是对不起，当时尚未开通：文成公主尚未抵达逻些（拉萨），还在劳累疲乏的途中。这条道路顶多算是试运行。在当时，开通道路主要还不是修路建桥挖隧道，而是沿途设立驿站，每隔三十里（西部水草不丰处五十里。吐蕃是一百里）有人接待，提供食宿。这也是文成公主伟大功绩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她，大唐与吐蕃即今天内陆与西藏的交通线肯定还要晚很多年才能出现。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护送天竺使者，史书中所谓的“婆罗门客”，原路返回。使团一共二十二人，除了李义表、王玄策，还有典司门令魏才和匠人宋法智。人员配备当然是有精心考虑的。到佛国友好访问，肯定要派信徒。不远万里前往，自然要勒碑或者刻石纪盛，这是中原王朝的习惯。而这些工作，计划由魏才来完成，他是书法家；宋法智是当时著名的相匠，最擅长“传神”，绘画和雕塑俱佳，换言之，就是画家兼雕塑家。派他来干嘛？摹写佛像与其他圣迹，准备回去塑造供养。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一行人翻雪山历草原，越沙漠渡大河，经过西域各国之后，首先进入印度西北部的乌仗那国（乌苌）。这个国家位于斯瓦特河上，占有四县之地。北接葱岭（帕米尔高原），南邻天竺，算是北天竺，但跟中天竺的语言一样。此后唐玄宗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册封其王，与之建立了正式的藩属关系。王玄策在那里参观了佛足迹遗迹，对五百匹毛驴无人带领、自动往檀特山上运送粮食的场面印象深刻，后来特意写进了书中。佛足迹是圣迹，但毛驴自动运粮并不稀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北平还有这样的场面。当时公共交通不便，因而有人出租毛驴。比方从和平门到白云观，雇毛驴就很方便。你现场付完脚力即可骑驴走人，主人并不跟随，到了地方下驴自行离开，毛驴会自己回去。只要经过简单训练，不难做到。
离开乌仗那国，下一站是泥婆罗（尼泊尔）。如果说乌仗那国是老朋友，泥婆罗就是新伙伴。说起来跟大唐还有亲戚关系，只是此前尚未接触。这事儿干系重大，得扯远一点儿，从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开始。
贞观之治的年代，大体也就是戒日王朝鼎盛、吐蕃快速崛起的年代。这三位雄主就连辞世的时间都很接近。前面说过，松赞干布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改革和开放。其改革主要有三大方向：法律、官制、制度。与玄策或与本文主旨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先将境内分为十二小邦，后细化为五茹和六十一东岱。“茹”是军政合一的政府机构，类似大唐后期的节度使，兵民统管。东岱亦即千户。上等户为“桂”，意为武士，可以从军；下等户为“庸”，意为仆役，只能为民。军队内部军官士兵的基本待遇相同。这是跟大唐学的吗？不，都是效仿突厥。兵民合一，以十进制编制军队，施行严刑峻法，犯罪必课以重典，对盗窃罪按照价值追赃数倍乃至数十倍，都是突厥的习俗。
白登之围时，匈奴人为了摧毁刘邦的抵抗意志，用不同花色的战马分别组成严整的骑兵队伍，分布四方。吐蕃军队也一样。各茹军队不仅战马的颜色有严格区分，旗帜也是如此。这五茹的战马和旗帜颜色各不相同，最终演化为今天西藏遍地皆是的五色风马旗。从这个意义而言，八旗并不新鲜。
开放先要打开关口。陆地封闭的吐蕃，周围有十八个关口。松赞干布下令全部放开，率先开通逻些到泥婆罗与大唐国都的官方道路。吐蕃与泥婆罗、天竺的交通可以称为“食盐之道”。很久很久以前，吐蕃人便翻越喜马拉雅山将食盐、羊毛、牦牛尾、麝香、沙金以及其它动物毛皮卖到泥婆罗和天竺诸国。比起佛出生地蓝毗尼所在的泥婆罗，佛得道和灭度的天竺，当时的吐蕃完全是文化荒原，连统一的文字都没有形成。人称黑教的原始宗教苯教虽然力量强大，但经义学说远不及佛教精深，有诸多弊端，达不到松赞干布用以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的预期。吐蕃对这个方向，有一种积极的文化意义上的贪婪。
吐蕃迁都逻些以后，也引起了泥婆罗的注意。泥婆罗当时的国王名叫阿姆苏·瓦尔玛，汉文典籍音译为鸯输伐摩，意思是“光胄”。他很有声望和作为，立即遣使与吐蕃通好。为什么？有政治经济的双重考虑。鸯输伐摩本人并非正常继位，而其南面有强大的不断扩张的戒日王朝。要想不被吐蕃和戒日王朝做成夹心饼干，当然要有所规划。不仅如此，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泥婆罗历来重商，经济文化都要发达许多。他们的工艺品极为精巧，雕刻、绘画、建筑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而要想把吐蕃变成稳定的市场，首先得建立友好关系。
老鼠掉进面缸里，哪儿找的好事。松赞干布立即做出积极回应，进而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向泥婆罗求婚。
比起对南开放，向东引进的过程就要曲折很多，也更费心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入唐，目标选得格外巧妙，是吐谷浑。吐谷浑占据青海一带，是大唐与西域联系的动脉血管，也是吐蕃向东扩张的第一道障碍。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当时吐谷浑与大唐的关系极度紧张，不时出兵袭扰，还扣留了唐使，好几年不予放还。松赞干布建议双方联手，教训教训这个不识相的家伙。
这话正好挠到了李世民的痒痒肉。他早有出兵之意，这下主意更加坚定，立即派老将李靖亲自出马，最终将慕容伏允灭掉。
表面看来，这次作战行动大唐满分，但其实受益最大的却是吐蕃。他们兵不血刃便顺势占领了青海北部的大片土地。不过李世民并不在意。那些年里，他的精力主要被北方牵扯着。从东北的高丽、北方的东突厥、西北的吐谷浑到更加西北的西突厥。如果说当时的东亚时空是一个教室，作为天可汗的他就是班主任。班主任的注意力在哪里？只会集中于两个方向：成绩最好的，表现最差的。如果成绩又好——实力强大，表现又差——老跟大唐闹别扭，那他的关注度自然更高。拉两头，打中间；不打勤不打懒，只打不长眼，都是常用手段。
在当时的教室中，吐蕃表现得很安静。至于成绩，无人知道。但问题在于，松赞干布这个当时的毛头小子，跟李世民和尸罗逸多一样也是一代雄主。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向大唐派出使者的同时，还同时遣使前往泥婆罗、突厥和吐谷浑。刚一开始，便暗含着力杀四门的勇气与决心。中原王朝派公主到周边少数民族和亲，渊源有自。心怀开放的松赞干布是真心仰慕大唐，虚心向大唐学习的，既没有落后者的怨天尤人，又没有保守者的故步自封。娶到天可汗的公主不仅仅是政治面子，必定还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
过于安静的学生是不会引起老师注意的。松赞干布的这个请求，被唐太宗礼貌但是坚决地灭灯。
唐古拉山东边的大国不给面子，喜马拉雅山南边的小国给；泥婆罗牵手而大唐灭灯，松赞干布当然知道根本原因所在。他借口大唐不允是因为吐谷浑离间，率军对其发起攻击。那时吐谷浑已处于灭亡的边缘，慕容伏允被消灭之后，大唐扶持诺遏钵作为傀儡，此为吐谷浑第二十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可汗。他们极度衰弱，哪里是吐蕃的对手，一直被驱赶到了青海湖以北。松赞干布将他们击败后，顺带着又收拾了党项和白兰羌，然后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
君王之间的搭讪，成本就是这么高昂。但无论如何，再火爆的搭讪也是搭讪，不是真正的作战。吐蕃首战告捷，等唐军赶来后小败一阵，立即退兵，再度遣使入唐，请罪的同时，还是求娶公主。这样一来，唐太宗答应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为天下苍生念，确实不能怜惜一女。于是弘化公主前脚下嫁吐谷浑可汗诺遏钵，文成公主后脚出发前往吐蕃。虽是功德圆满的和亲，从某种意义而言又属于“逼婚”或者“抢亲”。与之比较，泥婆罗的尺尊公主简直就可以算是政治爱情。神奇的是，逼婚的结果是吐蕃臣服于大唐，而政治爱情的结果却反了过来，是泥婆罗臣服于吐蕃。
为什么？因为新国王是吐蕃扶持起来的。
鸯输伐摩死后不久国内即发生政变。继任国王被其弟杀死后，其子那陵提婆逃到吐蕃，向松赞干布和尺尊公主求援，条件是向吐蕃称臣。松赞干布本来就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警觉地捕捉着扩张的机会，此时此刻当然不能无所作为，立即派兵将那陵提婆扶持上位。
泥婆罗与吐蕃的关系，大唐的使节肯定早已知晓。反过来泥婆罗也一样。看到大唐的使节，那陵提婆非常高兴，亲自陪同他们游览阿耆波 水火池。这是个水温很高的温泉，“周回二十余步，水恒沸，虽流潦暴集，烁石焦金，未尝增减。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悬釜而炊，须臾而熟。”这种温泉很多，但在李义表和王玄策眼中，肯定算是奇观。
有心的王玄策看到的肯定不止是奇观，还有对那陵提婆以及这个国家的整体判断。因为此后的关键时刻，他必须来此寻求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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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完，全文刊于《黄河》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