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爷爷的故事》

实际上我要写的是关于爷爷的一些事情，几乎没有虚构，题目中有“故事”二字，并不意味着我要编造什么。自从我写了《红高粱家族》之后，有一些读者来信问我：你爷爷是否就是土匪余占鳖的原型？不是的，我爷爷与土匪司令余占鳌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农民。他个头中等，人很瘦，是干农活的好手，也是心灵手巧的木匠。后来他老了，腰弯得像鱼钩一样，这是年轻时出力太过的后果。

爷爷年轻时腿上生了贴骨疽，据说病情十分严重，眼见着一条腿难保了。无奈，只得请来全县闻名的医生“大咬人”。此人医术高明，尤其是治毒疮恶疽有绝活，但极难侍候，非坐健骡拉的轿车不出诊，食鱼肉、饮美酒，诊费要得凶狠，故称“大咬人”。雇了轿车子把“大咬人”搬来，谈起来竟是瓜蔓子亲戚，于是“大咬人”也不咬人了，给开了三服中药，十分把握地说了每吃一服药后病情的变化。我的大爷爷也是个中医，对“大咬人”原也不十分服气，所以他亲自观察我爷爷服药的病情变化，果然如“大咬人”所预言，大爷爷十分心服。大爷爷说三服药吃完后，爷爷的一条腿像熟透了的瓜一样，插进几十根中空的麦秆草引流，脓血流了许多，后来竟一点也没落残。据说那“大咬人”能把人头上的疮用一服药给挪到屁股上去，虽说是玄而又玄，但我基本相信，中医里确实有一些半仙样的人物。

每年的麦收季节，是我记忆中十分愉快的季节。这季节遍地金黄，为了抢时间，男劳力们披着星星下地，早饭送到地里吃。各家都把去年残存的一点点小麦磨了，擀饼蒸馒头，犒劳镰刀。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告别了拾麦穗的儿童队伍，提着镰刀，加入了割麦的行列。我的镰刀是爷爷亲手帮我磨的，磨得非常快，吹毛立断。我信心百倍地提着快镰，头顶着幽蓝夜空上的繁华星斗，跟随着大人们走进散发着麦香的田野，心情兴奋，似初次上阵的新兵。

我们那地方土地辽阔，庄稼都是种成大片，无论是高粱还是小麦，都有一望无垠的劲头儿。那天早晨收割的那块地是最短的，但一个来回也有五里。每个人割两行，梯形排开，队长在最前头，我在最后头。割了半个时辰，前边的人就没影了。后来日头在东边冒了红，染得地平线上的几条长云如同烂漫的绸带。早起的鸟儿在灰蓝的天空中婉转地呼哨着，潮湿的空气像新酿出的酒浆。我直起麻木沉重的腰，看到遍地躺着一排排整齐的麦个子，割麦的男人们已经在遥远的河堤上等待开饭了，而我还在地半腰。

后来队长与几个人分段割完了我那两行麦子。我提着镰刀，非常不好意思地到了地头。刚要拿碗去盛队里免费供应的绿豆稀饭，一个家庭出身很好、在队里说话很硬的小个子男人把我的碗夺过去，扔在地上，气势汹汹地说：你还有脸喝汤？你看看你割那两行麦子，茬子高，掉穗多，浪费粮食糟蹋草，该扣你们家的粮草！他的话分量太重，我委屈地哭了！

队长说：你还是拾麦穗去吧，再长几岁，有你割麦子的时候。当天中午，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他很生气。吃过午饭，他提着一把镰，到了割麦的地方。爷爷是不愿加入合作社的，但拗不过思想进步的父亲。入社后，他便发誓不为生产队干活，割草卖，没草割的时候就做木匠活。所以爷爷在生产队麦田里出现引众人注目。队长很客气地招呼。爷爷也不说话，拣了一块麦子长得格外茂密的粪盘地，弯腰挥镰，唰唰唰一阵响，便把一个两头粗、腰儿细的麦个子扔在众人面前。那活儿自然是一流的，没人能比。训斥过我的小个子脸红了。爷爷说：你们割了几亩麦子？弄得灰头垢脸的，早年我去上坡田割麦子、穿着白漂布的小褂，手提着画眉笼子，割一天下来，衣服还是白的。

爷爷说得可能有点玄，但他的技艺的确把人们镇住了，替我出了一口气。

爷爷会织渔网，会编鸟笼子，会捕鱼捉螃蟹，还玩鸟枪打鸟。他是个有情趣的农民。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人们过着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去赶个集都要向队长请假，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这几年土地分到了户，农民们比我在农村时要舒服多了；虽然干活也苦也累，但人身恢复了自由，人的脑袋也有了更多的用处。如果我的爷爷还活着，他一定会愉快的。

事实上，人民公社那一套，人人都知道不灵，但谁也不敢说。上头把政策一变，饭也吃饱了，衣也穿暖了，房子也住好了。守着那么肥沃的土地，竟饿肚子许多年，想想也不知道该恨谁。当年我爷爷就诅咒人民公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这在当时可算弥天大罪，现在应了验。

关于农村，可以说的话实在是太多。譬如农村的政治制度、宗族问题、农时节气、庄稼草木、土地河流、家禽家畜、蚊蜢蛆虫、风俗习惯、洪水旱魃、苛捐杂税、奇人异事……都能拉开架式写大块文章，只可惜版面有限，只好草草结束这篇“四不像”的文章，读者姑妄读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