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一手伸向传统 一手伸向生活
一头扎进去再没出来
记者：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陈彦：我的文学梦源于一个地域的文学梦。上世纪80年代初，很多人都有文学的梦想。我的家乡商洛地区，包括我的出生地镇安县，都有很多文学青年，在奋力朝文学的道路上拼搏。后来我听说那个时代很多地方的青年都一样，都有一个写作梦。它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有关系，也与遍地都是文学期刊与报纸副刊有关。那时发表一点小东西很容易。如果能在大杂志上发一个短篇，就会名噪一时。我的特点是一头扎进去再没出来，爱好了一辈子，无论文学还是戏剧，始终没中断过写作。
记者：你的新作《星空与半棵树》讲述了秦岭深处一个村镇的人生百态和社会变迁，这部作品为何落笔于乡村？
陈彦：我对乡村社会是熟悉的，有几十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从个人写作状况来讲，写熟悉的生活更得心应手一些，比如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喜剧》就属于写了自己特别熟悉的生活。而《西京故事》写的是都市，但也算“村庄”，是都市里的“村庄”。我一直有写乡村生活的意愿。在《装台》写完后，就开了《星空与半棵树》的头，后来写不下去，很多内容缺乏有价值的处理，显得破碎而平淡，就又放了好几年。再捡起来时，就写得比较顺畅了。
要说创作初衷，就是脑子里有太多乡村生活的积存，有些看似“鸡毛蒜皮”，搅着搅着怎么就滚成了无解的雪球，让普通生命甚至会耗费一生去“寻找答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想在浩瀚星空下，去寻找那半棵树的雪泥鸿爪。在星空下，很多事本来不是个事，但那事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浩瀚得不可忽视的无际星空。
记者：你的众多作品都是以各式各样的普通人为主人公，真实而生动讲述他们的人生历程。对于作家来说，观察生活、了解普通个体意味着什么？
陈彦：作家的创作形态是不尽相同的。每个人的创作经验兴许对别人有作用，兴许无用，这不是绝对的。创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想象力十分重要。一百个作家会有一百种写法，但都会有一个源泉，那就是生活。哪怕是写科幻小说，其实依然来自我们脚下的世界。我个人属于那种特别依赖生活滋养型的，永远都会在十分熟悉的生活圈子中去寻找人物原型，从而虚构出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物与世界。无论是我过去创作的“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还是去年出版的《星空与半棵树》，里面一些人物都或多或少有点原型或影子，这就是生活的基础，然后再进行“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鲁迅式的“杂取种种”“拼凑合成”。观察生活是一个创作者的基本功课，重要的是置身其中，自自然然地体味生活，一刻意，就着了痕迹，反倒只能得到生活的表皮。对普通人的书写，也是生活的赐予，如果我一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与我的主人公们一道体味生活甘苦，也就不可能获得塑造他们的机遇，这是一种从生活到艺术的互相成全与塑造过程。
一手伸向传统 一手伸向生活
记者：你长期生活的陕西、长期接触的秦腔以及从事的写作事业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并在现代社会中不断生发新面貌，请问你是怎样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传统文化对于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陈彦：陕西是一块传统文化十分深厚的土地，秦腔是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之一种，带有一种民间气质。文化落地生根在民间才能更好地传承，否则会变得弱不禁风，甚至断裂。一旦生根民间，就会重新裹挟进新的生命特质，变得韧性十足起来，开枝散叶、存活生长。
秦腔有证可查的六百多年演进史，以及数千部剧目，几乎演尽了中华文明与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历史脉络、风云人物、天文地理，以及从神话到现实的诸多精彩故事，是陕西文化传统的最重要积淀之一。我们每个人尽管生活在当下，也无一不生活在传统中，没有了传统，我们就无以附着。
朝远的讲，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是我们的传统，朝近的讲，我们的父母、师长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传统。传统是我们今天所生活其中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总和。所有文明都是在传统中不断提升飞跃的，一如达尔文讲的自然界没有飞跃一样，人类每一点文明进步，都与传统有关，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永远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不会有截然的临界点与分界线。
传统就是人类从约五万年前走出非洲后，由不同地域发展起来的那些到几百年前地理大发现时才知道的所有文明的总和。我们也都是传统的一个环节，我们今天的时尚，会积淀成明天的传统。但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对传统的认知与理解。
我理解传统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就是你阅读的经典越多，受到的传统熏陶越大，对现代的认识就越具有规律性和创造性。少走弯路是靠传统来指引的，不过这个传统一定是宽博而丰富的，中华民族以及人类的文明，已足够我们把握基本路向了。
记者：陕西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学传统，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生产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你看来，陕西文学生生不息的根源是什么？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陈彦：我特别推崇陕西“长安画派”的一句经典名言：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文学的传统是一代代地影响传承。陕西文学前辈，始终注重传统，注重生活，同时也注重视野。我多次听到一些重要作家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对欧美文学、拉美文学、日本文学的欣赏，陕西作家沉浸在一块土地上，但从来没有局限在那块土地上，他们生生不息的根源，我以为就是特别注重传统营养，特别注重生活根基，也特别注重在世界文学的方位中去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我们就站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传统中，要做的事，是愈发努力地去汲取我们所需要的经典营养，去筑牢我们的生活根基，并更加开阔地去扩大我们的视界。当然，最终还是要踩实一个生活的落脚点，让地心引力与升腾的地气，去吸附和蒸馏我们所获取的生活琼浆。
阅读与“走读”是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劳动姿态
记者：作为读者，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作为作家，文学对你又意味着什么？
陈彦：任何一个写作者，必然是一个阅读者。我的阅读肯定与写作有关，最早的阅读，会在里面寻找技巧多一些。比如写戏，就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也背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汤显祖的美妙曲牌词章，对经典尽量遍览。再到后来，就跳出文学艺术，进行更宏阔的阅读。因为文学是人学，有关人的学问都应该进入文学创作者的阅读视野。书籍浩如烟海，这是一个最准确的词。选择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阅读，在阅读中，会被一本书牵出十本你想读的书来。
作为读者，我以为文学应该有一种对人与自然的综合、独到与趣味性书写，从而让我们懂得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很多种活法能够点亮我们有限的生命世界。
作为作家，我希望我的创作对别人是有用的，哪怕微不足道，但须得有点切实的用处。不是实用主义之用，既当不得饭吃，也解决不了学分，更帮不了发财，而是可以共情、感悟、激发之用。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你近期关注的作家或作品？
陈彦：我会翻阅一些文学期刊，但每年对阅读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因为十七八岁时对莎士比亚全集阅读的收获，而让我喜欢定期看一些大作家的系列作品，尽量读得完整一些，并看看相关评论。每年都会重点关注几个，这样读下来容易形成相对系统的认识。最近刚看完威尔·杜兰特和他妻子写的《文明的故事》，共有15册，1000来万字吧。原来看过其中一部分，觉得有意思，翻译得很流畅，很有趣，这次系统看了一下，受益匪浅。里面涉及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艺、天文、地理等一系列知识，尽管仍是一个西方人的文明视角，但相对集中地开阔了一下自己的视野。现在手头正在翻阅《宋史》，与其中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几个人物有些关联。
记者：如今文化生活、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有很多人在拿起书时总会受到来自其他文娱产品的“打扰”，对于想要回归阅读的人，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陈彦：阅读是一种习惯，需要有意培养。正是因为现代社会分心分神的东西太多，就尤其需要培养阅读习惯。可以先从趣味阅读开始，其实很多重要典籍，读进去都是会很有意思的。比如《西游记》，很多“桥段”绝对比有些手机“段子”精彩，读着你就想“喷饭”“打滚”。把《西游记》一天读一两回也很好啊，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很可乐呀！乐到最后，就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精神品相与生命跟世界的景深。有趣味的书很多，从有趣开始，慢慢养成习惯，就会去“啃”一些想“啃”的“大书”。
我们整个社会一直都在培养阅读风尚与习惯，例如每年4·23世界读书日，作家和各类学者都会推荐书、谈读书，能让“这股强劲的阵风”变成常态就好了。阅读才是一个民族的最大希望。
记者：对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你最想和他们说什么？
陈彦：向他们学习。这不是一句谦辞。有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令我大开眼界并深受启迪。其实在人类青年时期就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大有人在。托马斯·曼写出《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才26岁。我们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历史经典名篇时，有人说是十几岁，有人说是二十几岁，反正王勃一共就活了27岁。杰出的青年作家遍地都是。也有很多文学奋斗者止步在路途中段了。单凭才气可能很难把一个作家支撑到最后。
写作是很个人化的事，也有规律可循，这个规律就是四个字：多看多写。尤其是今天，在人们文化水平、审美水平、世界格局普遍提高与打开的情况下，多看，也就不是过去那个意义上的多看了。这个多看应包括书本与现实生活两个方面。我个人觉得阅读与“走读”是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劳动姿态，写作甚至应该是第二位的。把自己读明白看明白了再下笔，可能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