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何立伟：人生的辽阔与文学的丰盈
韩少功：
每一本书都各有机缘。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了，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祖籍澧县，生于长沙，在汨罗插队。湖南出版集团的老总龚曙光说，湖南的出版系统这些年没给我好好出过书，说家乡欠了我一本。这样，我接受他的策划，把近年发表的散文、随笔，还有一篇没发表过的《长岭记》，做成了这本集子。如果按照最早的《长岭记》算起，从我19岁落笔开始，这本集子的写作时间跨度已长达半个世纪。
书名定为《人生忽然》，这个“忽”，在词典里就是快的意思；还有一层含义，恍恍惚惚，恍惚的“惚”与忽然的“忽”相通，这也是我这大半辈子的真切感受。当然，这个书名还是对自己的一种警示，希望写作是诚恳、真切的表达，否则就是花言巧语，骗人骗己，那就不是“忽然”了，而是“忽悠”。人生忽然不可变成人生忽悠，包括一个人对自己的忽悠。
大体来说，这本书里有些篇章是叙事，像《长岭记》《重返雪峰山》《放下写作的那些年》等，是追忆当年的一些人和事。另一些是思辨和议论，比如《知识，如何才是力量》《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等，是关注社会现实，是思考当下与未来，清理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的思想课题——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至关重要、不可回避的自我较劲。你们看这本书的封面：这是我在汨罗盖的一个房子的侧影。从2000年开始，我每年大概在这里住半年，春天来，秋后走。今天恰好有我的一些汨罗老乡也来了，请你们站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还有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和知青插友也来了，要不你们也打个招呼？他们其中有两位，当年就是下放到这个地方，现在叫八景村。
书出来了，作者说什么其实都是多余的。读者怎么看，能不能接受，要拍砖要吐槽，那都是正当权利。在这些读者中间，我最看重的一位就是何立伟老师。我们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的艺术眼光敏锐，判断力总是很独到。虽然我们一年也见不上几面，但他说哪本书值得一读，哪个电影值得一看，我就会尽量去找来补课。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感。下面，就请他先来破题。
何立伟：
在谈对《人生忽然》这本书的阅读感受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作者韩少功先生。我是198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几十年来中国文坛这些作家，很多我都认识。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这种传统，文人是很难佩服别的文人的，尤其像我，是一个湖南作家，湖南人的性格里面就有一种“不信邪不服行”，古时候叫“不服周”，只有楚人是不服周天子的，叫“楚不服周”，我的文化性格里面就完全没有这种“服周”，所以一般的作家，我佩服的很少。
当代作家里面，我只佩服三位作家，一个是史铁生，他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在中国作家里面，是唯一一个一直对生命的终极问题作严肃思考的人，他去世后，全国有十几个城市举办“史铁生之夜”，史无前例，长沙这个会场就是我主持的，场面挺感动人的；另一个作家叫阿城，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作家，和韩老师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是，你不能问他知道什么，你只能问他不知道什么，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读了那么多书，涉猎得那么广 ，而且说得头头是道，他说得不对的地方，你都认为他是对的，太聪明；还有一个就是韩少功，他是我们中国作家里面少有的视野最开阔、学养最深湛、思考力最强大的人，他的这些特点就反映在他这本书里面。
这是一本生活之书， 也是一本文化视野广阔的随笔，知识点密集，思考世界与人生，思想深邃、话题辽阔，这个时代的作家里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在展示一个作家的胸襟、情怀、学养、知识结构和强大的思考力这方面，可以说，他代表了中国作家在思想上的高度和深度。
这本书分为三辑，“读大地”“读时代”“读自己”，这“三读”的对象，包括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和社会，包括我们生长的土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包括我们的生命个体。所谓读就是阅读，是研究、体悟、思考，然后聚集成文字。我曾经在微信朋友圈上对这本书写过一句话：“如果你的阅读只是满足于在重要的语句下面画波浪线的话，那么你把这本书读完，你会把它画成太平洋。”因为这本书里面那些精彩的段落、精彩的句子，随处可见。也可以说，这是一张韩少功向世界发问，向生活发问，然后作答的“韩少功的试卷”。我相信，在座的诸位读这本书，在思想上一定会有所启迪。
在这三辑之中，我认为这本书的精华和硬核所在，是在第二辑，即“读时代”这一辑里面。第一辑和第三辑，还是有不少作家能写的，虽然不一定会写得这么好，但是能写出来。在第二辑里面，韩少功所展现的内容，是他最独特的地方，不是所有人都能写出来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和认知能力，这也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作家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我们大部分人的知识结构，都是学理科的只懂理科，学文科的只懂文科，文理兼修，而且相互打通，这样的人为数很少，尤其是作家里面能打通文理的更少。1980年代，王蒙就对文学界提出过，中国要出学者型的作家，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也没有出几个学者型的作家，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韩少功是我认识的作家里面少见的文理兼修、知识结构十分完备，并且不断充实新文明、新知识的作家。他是真正的学者型的作家。
几个月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主任吴国盛，也是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他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的，在我的撮合下，与韩少功在湖南大学进行了一次关于“科学时代的人文价值”的对话，韩少功对科学史非常了解，不是肤浅的、常识性的了解，而是有许多建立在了解和熟悉上的不同凡响的见地。能够和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中国顶级专家去对话，一般的作家一定是担当不起的。
随便举出书中一篇文章来看，里面就谈到了科学和科学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经济学中的数学建模，技术学科、基础科学。从20世纪的理论，到爱因斯坦的世界，和世界最权威的《自然》杂志。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密集，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包括从阿基米德的洗澡水谈到大型射电望远镜和高能粒子对撞机，知识爆炸等等。不过，韩少功的文章最主要的不是宣扬知识点。
在《知识如何成为力量》这篇随笔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质疑。韩少功是一个非常有思维力的人，他通过经济史、科学史的诸多案例，来质疑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质疑理性工具为何大不如前，质疑时间的多方面的定位，等等。所以文章中充满质疑和发问，他对这些质疑和发问，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解答也打开了我们的脑洞，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启迪。
像这一辑里面，这样的文章充满了密集的知识点。通过这些知识点，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世界和我们时代发展中最大的问题的关注，质疑发问，并作出一种个人的回应。
这本书还有非常生活化的内容，比如他当知青时写的日记，如果对韩少功有兴趣的人，或者通读过韩少功所有作品的人，在这本书里会找到很多他小说里面的场景和人物原型，如《爸爸爸》《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等，他当时是个下放知青，只有19岁，对社会人生就作了很多思考，对当时的时代，对他自己的生活，对当时的农村，都作了很详细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味。我觉得它是时代的一个档案，具有档案性和文献性，标注了那个时代。比如1斤猪肉多少钱，1斤米多少钱，1斤白菜多少钱，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看到这些地方时，都会唤起悠长的、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读了它，会遇到一个陌生的时代，那是个有趣的时代，充满了艰辛、矛盾；会看见那个时代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怎样说话，怎样行为，他们的行为是受那个时代何种思潮影响的，你们借此能了解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时代。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遇到所有人，我都说你们应该读一下这本书，你们会看到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关注什么、思考什么。
《人生忽然》
韩少功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21
韩少功：
何老师让我压力好大，他给了全面的评价，还给了高分。我和他相识多年，但像他这样给我做直接和正式的书评，其实很少。实话实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问题何老师已注意到了，我提出问题，但经常没有答案，多是恍恍惚惚的困惑，充其量有一个大致的思考方向。比如他刚才讲的科学，我虽然是文科生，但科学史在很多人眼里本就是属于文科，至少在这方面一直颇有争议——所以我会读一点科普读物，会关注科学史。昨天遇到一位女士，她抱怨现在评审论文，明明是用汉语表达得非常清楚的，逻辑分析很到位的好论文，因为没有数学建模，就通不过，真要把她给气死。这种情况在台湾、香港其实也多见，没有数学模型，甚至没有三十本以上的参考书和五十个以上的注释，就属于“硬伤”，论文肯定过不了。
可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呢？中国人“五四”以来崇尚科学，把数学神化到某种不正常的程度，不光是欺负文科生，也欺负理科生，欺负广大人民群众。要说运用数学最多最好的文科分支，应该是经济学吧。经济学大咖的论文，一般人根本没法看懂。不懂高等数学的，很难在圈子里混。但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金融海啸，当时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这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几乎被美国通吃包圆了，但是经济危机闹得人仰马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在哪里？这个已经用数学武装到牙齿的专业，是不是也不那么管用？
可见，很多人认为科学无所不能，其实不是这样的。新冠肺炎是一种“自愈性”疾病。什么叫自愈性？就是治疗手段有限、大体上要靠患者自己康复。这样的疾病，据一家德国专业期刊统计，占了人类病患总数的六到七成，其发病机理至今还说不大清楚，医学介入只打外围战。世界上还有七千多种罕见病。什么叫“罕见”？无非是病患基数小，不具有商业盈利的空间，因此投资商和医学机构就弃之而去，大多数一直还无药可治。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医疗开支的一半以上，都用在了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差不多是用在植物人、准植物人那里；再加上还有一大块用在性无能、秃头谢顶等方面——而另一方面，非洲因为穷，有些地方病反倒无人去关注。这些都构成了科学的盲区，包括人为造成的盲区，即利益逻辑造成的残缺和扭曲。
这些问题，其实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五四”运动曾推出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还有一个“莫小姐”，就是道德。要救国救民，要搞现代化，中国人就是奔着那三个目标去的。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回头看，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需要一次再启蒙，比如我们用科学反对迷信，但会不会把科学做成一种新的迷信？我们也需要重新打量一下“莫小姐”，因为道德风气这事，眼下更让大家困惑和焦虑。举一个例子：一对夫妻平均生2.1个孩子，人口才可以保正常的延续。但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0.9，在全世界垫底。日本是1.3，紧随其后。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日本，能查到的最近数据是1.7，同样处于严重危机状态。奇怪的是，东亚以前是最重视生娃的，儿孙满堂、天伦之乐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但为什么现在倒成了人口崩溃来得最快最猛的区域？不婚不育，恐婚恐育，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50后”这一代以前都穷，但那时候男同学、女同学一个个都没剩下，该嫁的嫁，该娶的娶，丑一点、穷一点的都没问题。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反而剩女剩男满街走？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医疗成本啦，教育成本啦，贫富差距啦，LGBTQ啦，等等。但有一个理由可能无法忽视，那就是我们基本的伦理观可能出了问题。“五四”时期的知识界风行《天演论》，当年的新派人士都相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硬道理，这就给个人主义埋下了弱肉强食这个核心，一个隐秘的现代伦理核心。不过，有一本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书叫《蚂蚁》，这个湖南图书馆应该有。书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美洲一片野外的大火包围了一群蚂蚁，眼看着就要把它们烧死，蚂蚁们急得团团转。这时候，奇迹发生了。蚂蚁们突然结成了一个蚁球，向火线外突围。外层的蚂蚁都被烧焦了，发出滋滋嘎嘎的声音，发出了恶息，但它们不断地翻滚，包括被烧焦的蚂蚁还紧紧地互相勾连，保护它的内层，直到蚁球滚到了水边，藏在里面的蚂蚁得以幸存。这就是说，动物尚且可以做到这一点，尚且知道人性“本私”并不等于人性“本恶”，都知道善、利他、合作、团结、奉献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应有之义，至少是生物种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反而只有弱肉强食？
眼下在很多人那里，爸爸不像爸爸，儿子不像儿子，媳妇不像媳妇……包括有些女权主义者——对不起，我是最赞成尊重妇女的，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那种伪女权，什么“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把自己当作一个生活不能自理者，成天是公主病加杠精，一个个张牙舞爪横眉竖眼——很多影视作品里都是这样表现的。这是在丑化各位女同胞吧？这种伪女权，实质是极端利己主义，是男性霸权的变种，造成了两性沟通的巨大困难，助推了当下家庭瓦解、人口崩溃的汹涌势头。不是吗？本来，个人意识是好的，没有个人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也不会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作家不是法官、记者、社会学家，而是各种个人视角的天然守护者。但真理多走半步就可能是荒谬。前些年，很多地方为了搞招商引资，在马路边上立标语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觉得这些口号好丢人，那不就是“灵魂搭台，肉体唱戏”吗？人家说你是“土豪”“经济动物”，不也就有了依据？很多官方电视台的贺岁致辞，听上去满耳都是“恭喜发财”。好吧，祝企业家、工人、农民发财可以，但听众里还有公务员啊，还有法官、记者、医生、教师、和尚尼姑啊……你号召他们“发财”，什么意思？这些人都急吼吼地发起财来，这个社会怎么受得了？
长话短说，我的体会是，真正有活力的思想，通常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不是从书本到书本。我在这本书里只是面对自己的难题和困惑，有一点琢磨，谈不上什么学问。我给你们报告一点不好的消息，这本书其实两面不讨好。一方面，理论家们不会看好这本书，说韩先生这是什么鬼理论，不过就是一些文学化的散文，野路子罢了。如果把这本书拿到大学去，肯定拿不到课题经费，评不上职称，连门槛都过不了，到不了评委会。在另一方面，文学界也觉得它不入法眼，一个作家不好好写小说，整这些思辨和议论，去别人的碗里扒饭，要不是不务正业，那就是江郎才尽，藏拙或者遮丑而已。因此，何立伟刚才能说一个好，还说得头头是道条分缕析，已让我喜出望外。据说这本书在网上的豆瓣评分9.8，蛮高了，但留言大多很笼统，像是一些客气话。
这没有关系。我算是文学圈里一个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混混”，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也并不后悔。到这把年纪了，我有吃也有喝，犯不着去拿什么奖、当个什么官，那么我当然应该更自由、更诚实地表达所感所思。几个月前，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到汨罗乡下，找到我签出版合同，问我要多少保底印数，我说随便。他们硬要我给个数，我就说一万（册）吧。他们很惊讶，说这么低啊？我说能卖一万、能让你们不赔钱，我就心安了。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本书能卖得好，能有多大的读者群。虽然何老师刚刚给我做了个大广告，上了“画一个太平洋”之类的猛词，但现状就是这样啊。一个特别浮躁的时代里，思想文化领域也会“内卷”，有时表面上热热闹闹，其实掩盖着一地鸡毛和满目荒芜。我们在座的朋友，可能都需要一种忍耐，需要一种坚守，一种旁若无人的精神。好吧，下面再把话筒交给何老师。
《白色鸟》
何立伟 / 新星出版社 / 2017
何立伟：
我感觉现在整个文坛审美标准比较乱，惊人之作很难出现。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
韩少功：
我昨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文学曾是太阳的时代，后来变成了群星的时代，到现在呢，连群星都没有了，只是一个粉尘的时代。
何立伟：
确实，颗粒化了。很久没读到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了。比如像金宇澄的《繁花》这种。可见《人生忽然》的出现的可贵。龚曙光是《人生忽然》这本书的“始作俑者”，他是一个很能读书的人，却花了整个国庆假期才读完韩少功这本书。这本书你很难浏览，浏览的话你什么都没看到，必须仔细地读。它是对读者提出挑战的。如果没有词典，你会产生阅读障碍，这本书对读者的要求是很高的。韩少功是一个对读者提出挑战的作家，也是一个对批评家提出挑战的作家，批评家很难评价。
曾经在汨罗，在他的文学馆揭幕的时候我说过，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一篇让我满意的、写韩少功的评论文章。他与别的作家不一样。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的思想的深邃和复杂，让人很难简单评述。他的这本书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不是几千年前传下来的，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延续下来一直到明清的、这种笔记随笔的写法，韩少功是一个跨文体写作的人，他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叫《山南水北》，那是最没有阅读障碍的一本书。他的长篇《马桥词典》《暗示》，都是有阅读障碍的。《山南水北》也是跨文体的，你说它是散文，又不是散文。他的小说是小说，又不是小说，《马桥词典》《暗示》不是传统的小说，不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人物从头到尾贯穿始终，一个故事从开端到高潮发展到结尾，他没有。我们所有的阅读期待，特别是被故事养大的一批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在韩少功的小说、散文、随笔里面会得不到满足，但他会让你得到意外，就是让你想不到的东西，非你所期待的东西，是另外一种刺激和阅读体验。所以他的书很考验读者，也很考验评论家。
韩少功刚才在他的话里表现出不少人对散文文体的一种歧视，好像说你写这个就不能写小说了，其实散文为什么不能在小说之上？中国传统文学史中，散文地位至少比小说高，唐宋八大家里面有谁是写小说的？写散文不行，写小说才厉害，不要有这种文体歧视。好像觉得散文是边角余料，思想和材料都是边角，大材料用来写小说，边角的才拿来写散文，这是一种文体歧视。
韩少功：
现在不少人事部门就有这种奇怪的歧视，比如海南前不久出台一个人才认定的标准，就规定得过长篇小说奖算人才，得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奖的不算人才。鲁迅没写过长篇吧？契诃夫、莫泊桑、博尔赫斯等好多作家都没写过长篇，他们都拿不到人才的待遇。
何立伟：
标准是很混乱，很多莫名其妙的标准。现在什么是好小说，什么是不好的小说，都没标准，什么是好文章，也没标准。韩少功一直进行文体创新，他一直有很强的文体意识。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作家是很有文体自觉的，进行了大量的文体实验，到1990年代以后都纷纷转投现实主义了，全部皈依现实主义了，不再搞实验小说，因为实验小说没人买，没人懂。但是韩少功的每本小说，还有他的散文，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崭新的文体试验。用词条写小说不是他的创造，但他是中国第一个用词条来写作长篇小说的。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它的结构不简单，他用词条来结构内容，内容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场小事故，一对小夫妻在家里做爱，还自我欣赏，拍成录像发到一个很小众的网上去，结果被学生家长看见，告诉了学校，校方考虑要不要让这个教师继续留下来，他是不是还有资格当老师。很简单的事情，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通过他结构上的创新，用词条来结构，时代在里面了，历史在里面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巨大的伦理问题也在里面了。这种结构创新能够给以往的叙事传统带来一种巨大的内容容量。《人生忽然》这本书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它的内容密度是常见散文所不具备的。
韩少功这本书里每一篇文章的容量，不仅是几千、万把字的容量，对时代发生的问题，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他进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困惑，也会产生了悟。在文章之外你会有无尽的联想、反思。他在当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留下烙印和响亮的声音。改革开放，外国的作品大量涌进来后，大家都纷纷模仿，模仿海明威的电报式的句子，模仿意识流，他却觉悟到应当重新审视、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有效利用，倡导“文学寻根”，让中国的文学更像中国的文学，而不是舶来的文学。这种文化的自觉，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也是特别有价值的。对这本书，一个有心的人，要花功夫去读，我读书很快，我也花很长时间去读这本书。
韩少功：
很多时候，是时势造英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获了两次全国性的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说我当时写得有多好，而是当时写作的人太少。“文革”刚结束，大家都不敢发声，文坛是空荡荡的，几个冒失鬼冲进去，瞎折腾一番也可能就成功了。那时候连电视机都稀罕，更没有互联网，因此文学的影响力特别大，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机遇。现在很多年轻作者，就写作技巧而言，随便拎出一两个来都可能比我们那时候强，但是我很幸运，比如一篇《文学的“根”》就能引发广泛的讨论。其实，我后来一直不用“寻根文学”“寻根派”这些词。文学总是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各自为战，哪有那么多“派”？哪来那么多齐步走和团体赛？但是理论家也要吃饭，要出论文评职称，而且说什么都无须作家来审核认可。有些教授硬要说这“派”那“派”，我们也只能听听就好。
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虽然刚才何老师赞扬《人生忽然》，但一万多册只算是寥寥落落的掌声，哪怕加上何老师这个最响亮的掌声。（何立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意思是真正的好文章是流行不起来的）相比1980年代的文学盛况，还是属于惨不忍睹。现在的读者要什么呢？大多数的畅销书读者是要穿越，要玄幻，要宫斗，要机甲斗士，要霸道女总裁……所以我们也得认命。很多人只要娱乐，要把娱乐进行到底，不希望作家整这些让他们头疼的东西，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不能站在所谓文化精英的立场上去强求统一。大概一百年前，我国的文盲率是80%左右，连好多军队里的营长和连长都不识字，需要带一个文书官，帮助长官看公文和看地图。现在呢，我国的文盲率降到了4%，高校的毛入学率已接近五成。这不像以前，那时候托尔斯泰见到某伯爵坐着马车来，如果对方不下车行礼，托尔斯泰是可以生气的，因为作家是无冕之王，是权威的社会代言人，地位不是一般的高。但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高入学率，全民写作已有理论上的可能，“小镇上的托尔斯泰”一抓一大把，小说有什么了不起？
我1988年到海南创业，才一步步体会到时代的大变。那时候海南穷啊，省会城市连街上的红绿灯都稀罕，到处都是明沟流水，就一个大集镇。我们去办杂志，只能“自我滚动”，财政不给一分钱。我自己的一点积蓄，5000块钱，给自己发工资很快就发没了。当时的文化人哪懂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什么沙龙里小资青年的诗和远方，而是有牙齿的，要吃人的。我们一头扎下去摸爬滚打，向商人学习，向工人、农民、基层干部学习，才慢慢摸到一点门道，甚至最终把杂志社办成了利税大户——那时潘石屹、冯伦等资本大佬在海南还没发迹，还在街头巷尾吃大排档。我就是从那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文化产业和通俗文化。我那几年没写什么作品，但并不后悔，因为我接触各色人等，人生补课也是我重要的收获。
话说回来，我觉得文化精英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但读书识字全民化以后，你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鲁迅和曹雪芹，这有点苛求。特别是北、上、广、深那些大都市，很多打工族都“996”，加上通勤的三四个小时，回到家里已经累得像一团烂泥。他们的文学在哪里？我们在办杂志时，要求文章“雅事俗说”，要求把阅读难度在控制在中学生水平，尽可能给文章加小标题……就是不能让读者太累，要体谅他们的累。这里有一个群众观点，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不能把老百姓娱乐和轻松的需求视为罪过。当然，这种文学的平民化、大众化并不是文学的一切，更不意味着大家天天都去做白日梦，比如一个屌丝逆袭，总是遇到好心美女，或者总是遇到大笔遗产……要是美女不好心呢？要是没遗产呢？这故事就不讲了？可见，白日梦就是只见“贼吃肉”，不说“贼挨打”，是自我精神催眠和智商低幼化。我们至少还需要一部分作家，把现实掰开来看，把灵魂掰开来看，直面人性、社会、历史中艰难和沉重的一面。这样的写作，不可能像有些网络写手一样，动辄几千万字，像网络游戏的过关打怪，不怕重复因此没完没了。像何立伟他写小说，用笔墨最省，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他那是写小说“绝句”。事实上，对重复、雷同、白日梦能不能保持忌讳，有没有审美的洁癖，通常表现了一个作家的修养程度，是区分所谓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重要标尺。
现在很多大学教授在研究网络小说，以为互联网+是高科技，肯定代表了未来，这可能简单化了一点。互联网+也有搓麻将和“斗地主”。你不能说一个社会不能容忍搓麻将和“斗地主”，但也不能说这就是高雅，是新式经典，是文化的核心和高峰。那也大可不必。作为一个文化从业者，我们的标杆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那是另外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还可细说。至少，我们需要文学的多种尺度。你要像何立伟一样写绝句，我赞成。你要是实在是没饭吃了，要写畅销的网络小说，我也赞成。如果还有饭吃，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还是要多讲讲修养，讲讲现实的难点和痛点，讲讲精神的高度和深度，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前进。这恐怕是我们写作人的一种职责和专业要求。
本文根据2022年1月9日韩少功与何立伟在《人生忽然》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经本人审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