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斑：“天下”、中国与世界文学
《世界中的中国》英文版封面
记者：王老师好，您的著作《世界中的中国：文化、政治和世界观》（China in the World:Culture,Politics,and World Vision，2022）堪称是从世界看中国的扛鼎之作。在此著中，您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天下大同”“国家主义”观点进行了鞭辟入里、深入浅出的评述。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康、梁的“天下大同观”？
王 斑：康有为、梁启超生活在帝制转化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在政治活动和思考中，康、梁都意识到建立民族国家概念的重要性。康有为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持批评态度，视其为世界太平的祸害和根源，认为殖民列强乃“自私其国、夺人之国”，扩张权利掠取他人领土、市场、资源；倡导去国弭兵求大同。相较于康的思想，梁启超关于民族和国家的理解较为现实。
在梁启超看来，在当时的列强扩张时代，民族和国家能够很好地凝聚群体，确保同种、同宗、同俗之族群互为“同胞”，从而形成独立自治、组织民治的政府，为本国谋公益、抵御他族入侵。梁启超深谙西方民族国家的局限和弊病，在观摩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时，梁就提出，世界大同为时尚早，但国联的诉求却与天下观遥相呼应，并由此提出“世界主义国家”概念：国人要爱国，但不能只认本国不了解世界。世界主义国家力图发挥其成员的天赋才能，把国家作为人类全体进化的一个手段，“不是把自己国家变得富强便罢了，而是叫自己国家有功于全人类”。
记者：康、梁“世界大同”思想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层面扮演怎样角色？
王 斑：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和实践，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可以说正在将梁的“世界主义国家”理想付诸实践。
记者：2017年，我在攻读博士学位之时，曾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接受联合培养；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文学研究能够被放置在“环境人文”这个“从地方到全球、从生态到万物”的跨学科新术语之下。我一度认为，中国学者追求纵深，西式学者偏向广博。您在新著《世界中的中国》第八章中，也呼吁西方的中国研究应从中国本土生态视域重申世界主义，进行更纵深、传统的研究。是否正是因为您意识到，单就康、梁“天下观”及“新型中国世界主义观”的理解，西方汉学界与中国本土学者就有分歧？您认为，中西学界跨界对话需注意什么问题？
王 斑：是的。西方主导论述对“天下”话语一般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天下观”是要重组世界格局。在西方话语界，康德“普世主义”有绝对话语权；若是中国人谈世界，则容易被扣上以特殊性冒充普遍性的帽子；中国本土评论家谈“走出去”，容易被说成想重焕昔日大同。但如赵汀阳所说，当今世界甚至不足称为“一个世界”，仍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之感。
在我看来，中西学界对话时应纵深、全面地理解“本土与世界”。关于“天下”，素有中国和西方学者忽略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认为，20世纪中国历经改革、战争、革命，继承中国传统中可与现代价值能接轨的遗产。从民族国家和天下观融合角度来看，中国早已在“世界主义国家”的征途上。
记者：王老师，您的研究堪称“全球地方性”（Glocalization）研究的代表。您是否遇到过关于“何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学”类的基础问题？您如何看待“地方的即是全球的”这一说法？
王 斑：我会跟学生解释：生态批评是对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气候变迁的思考；其核心论题是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共存，反思“人类世”（Anthropocene），批评“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我素来对“人类世”持审慎态度：该概念忽略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对外在自然的索取，对内在自然即生产者的剥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待内在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取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时三百余年，酿成了破坏自然的恶果。生态危机并非产自现代农耕，也不可归罪于低消费劳动阶级。“人类世”概念将气候危机归于人祸，笼统对所有人问责，掩盖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生态撕裂及阶级矛盾。我经常告诉学生，并不是人类整体造成了环境危机，而是某个历史时段的经济体制和资本集团肆意扩张的后果。“人类世”的说法，遮蔽了资本集团、金融权威和科技寡头生产方式的后果；它掩盖了一个事实：有钱人总有办法生存，至少可以多活几十年，甚至殖民外星球。所谓“人类的化石足迹”（human fossil footprint）更是大而无当的说法：它无视穷困族群被异化的现象；与那些开不起车、生活在窝棚、终身赤脚的人毫无关系。
记者：如此说来，曾经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和“人类世”本质还是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语境延伸的话语，这样理解可以吗？
王 斑：没错。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和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是孪生兄弟。大工业的兴起，资本积累在全球的扩张，世界贸易和市场的发达，让歌德开始倡导“世界文学”。马克思也说，资本主义大工业不用本国的原料而攫取别国原料，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也供世界各地消费。如此场域下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旨在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化为公共财产，地方文学也就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但是，资本世界远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包容的世界；他有劳动分工、尊卑贵贱秩序，由资本金融统治奴役边缘，把世界分裂为统治和依附体系。强势国家从弱势地区攫取资源、剥夺劳力，破坏当地社群文化；这就是“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的议题。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的想象固然美好，但这样的残酷不平的世界，如何能造就世界文学的共享平台？
记者：王老师，我明白了。您躬耕践行着中国学界常谈的“平等对话”，想让世界听到多元本土世界的声音。生态文学作为从环境公正视角审视生态与人性、民族发展与多样物种的书写，是否具有“走出去”的先天优势？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中国本土的生态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或者说，所有能被冠名为“生态”的文学，本身就有世界文学性？
王 斑：是的。我们谈“文学走出去”，所期待的是与世界接轨，是中国作品在世界文坛得到公平待遇，是确保国际读者能公正评价中国历史、社会和人心。上世纪30年代，上海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倡议“文学世界主义”，就有同样的诉求。但是，彼时的他们是在殖民租借地发出这种声音，根本没人理睬。走向世界愿望很好，但当时的现实很残酷。当时的世界权力结构、文化交流其实很大部分保留着殖民主义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中国文化虽然走出了国门，但远远没有进入到与人平等交流的平台，因为掌控话语平台之人不会轻易让你成为座上宾。
当下，文学“走出去”有时会隐含着一个迷思，即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跨文化对话蔚为大观，多元文化大门对所有人都敞开。但是，西方的“世界文学”，所依赖的是西方人文主义、启蒙传统。人文主义植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注重理性、主体和自觉；在艺术上，倡导独创、想象和真情。如何与过去神权主导世界观和前现代的封建宗法秩序群决裂，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这才是全球性思想的革命，是在世界传播的思想。人文主义近百年来的华丽转身，一跃好像成为跨文化、跨国界的思想先锋。但是，君不见西方人文主义包藏着狭隘、偏见、傲慢和霸权，欧洲中心论及放大的民族国家论，以及奴役自然、劳动者、妇女和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的经典小说常以个人成长的履历为重心，描写个人成长、家庭关系、社会和政治层面，着重谈及个人的自我及社会、历史的关联。比如，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完全嵌入早期维多利亚文化政治氛围内，描述那个时代的阶级和性别的作用，呈现大英帝国的风土人情。如此一来，西方的“自我”远没资格称“世界公民”，而是植根于某一地缘的表象。此“个体”更像是个四海漫游的异地探险家、经纪人、贸易商人、风险投资者。他足迹遍布天涯海角，掠取当地自然和人力资源；其身后是资本财团和殖民帝国的船坚炮利，而资本全球的扩张是自由个体形象的推手和后盾。
如此，我们如果想要赋予文学以真正世界性，就必须突破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西方经典人文主义视角就很狭隘，人类之外的天地万物，仿佛只有在人的狭隘视野中才有意义和价值；外在自然环境不过是社会环境和文明发展被压抑的背景。也正因如此，生态批评上穷碧落下黄泉，视角深入地球万物万类，重视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与生物系统，触及气候、空气、植物、山川及生灵万类互联议题，能够作为挖掘文学的世界性的重要工具。如此，生态文学作为建构共同体的一方空间，自然堪称是真正的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