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军：加勒比海也可以是史诗的舞台
有人说这个时代“史诗已死”，但仍有不少诗人前赴后继开拓史诗的边界，追寻更多的可能。《奥麦罗斯》就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以它独特的匠心结构和对后殖民时代的思考，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倾佩。译者杨铁军三年的勤恳译介，也令他收获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项。
“《奥麦罗斯》是德里克·沃尔科特最重要的作品，对他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铁军介绍，这本史诗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多条故事线索相互交织。表面上虽然写的是当代圣卢西亚几个渔民的故事，但这几个渔民之间的关系、爱恨情仇都可以在荷马史诗里找到映射，人物名字大多采用荷马史诗里英雄的名字。这种互相映射也没有停留在表面上，而是多个象征层面的深度融合。
这样的设计源于作者沃尔科特自身的人生经历，他从小生活在种族混杂的加勒比海地区，希望能够弥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裂缝，在现代世界里给黑人文化找到安放之所和存在的意义，因此他用荷马史诗来统摄这部作品。“一个卑微的黑人渔民也可以是希腊的英雄，加勒比海也可以是史诗的舞台。”杨铁军说。
《奥麦罗斯》的价值远不止如此，在史诗的最后，作者沃尔科特逐渐认识到，土著人民有自己的意义系统，而不一定需要放在西方文化的框架里来进行评判。这是沃尔科特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加勒比海地区人民命运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文学实践。
翻译这部长达8000行的史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行都是煎熬，每一页都加深了已经沉到最底的怀疑。但是，必须挺过这些怀疑，一步一步，蹚过晦暗不明的丛林，不可能指望奇迹。就这样，凭着残余的纪律性，慢慢地完成了初稿。”杨铁军回忆。
最后的《奥麦罗斯》中译版成稿令人惊叹，激情高昂、铿锵有力的韵律节奏和现代语言融合得自然绝妙，既展现了加勒比海人民与命运反抗的姿态，也传达了沃尔科特对那些为了生存而努力的穷苦人民的悲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