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大地上的守夜人（上）
张炜是中国当代最负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张炜共写下两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两百多万字散文、十几本诗歌集和古诗研究作品。漫长的岁月里，张炜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潜心探索，笔耕不辍，以其品质卓越的作品，为繁荣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童年与故乡
记者：1956年你出生在山东龙口，渤海莱州湾畔的一片林野。你们家是你出生前迁到那的，什么原因呢？
张炜：我们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迁到海边林野，一片原始自然林的深处，只有我们一家。这是外祖父的朋友早年购置的一块“地产”。外祖父是医生，虔诚的基督徒，同盟会北方地区的革命党人。他牺牲后，朋友把失去庇护的外祖母和母亲接到那。父亲青年时代在青岛，后又去东北的沈阳、大连等，直到结识外祖父来到龙口。他从五十年代起一直在南部山区的水利工地。这段记忆我在非虚构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中写过。我们家在海边野林子里，是一座由几行密密的榆树围起的小院，院门由木栅栏做成。屋子不大，石基泥墙，屋顶铺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茅屋四周是无边的林子。到我们这来的人很少。偶尔来我们家的有三种人：采药人、猎人和打鱼人。他们进出林子时就到我们家歇歇脚，喝一碗水，抽一会烟。这些人有时会送我们一点东西：一条鱼或一只野兔。他们抽烟，讲有趣的故事，我最乐于和他们待在一起。
记者：你生长的环境，像鲁迅小时候生活的“百草园”，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是作家的启蒙之地，也是漫漫人生旅途中千百次回望的“桃花源”。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炜：在我眼中，于一个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元素比故乡更重要。写作者的笔总围绕着故土。有时书写的内容似乎远离了，但精神内核、文字中弥漫的气息，是服从于生命轨迹的。出生的这片水土化为人的血脉，循环流淌。那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塑造了我，构成了最初的记忆，写作只能从那出发。离我家东南方十余里外有个几百户的村子，名叫“灯影”。当年这里没有人烟，往北走很远才能看到灯火闪烁的影子。
记者：“灯影”的名字取得很有意思。
张炜：名字是自然形成的，我小时候经常去的一个小村叫“西岚子”，也不是刻意取的：这把荒林野地叫“岚子”。一开始有看护林子的人搭的窝棚，是一位流浪汉。再后来，外地的流浪汉也被招引了过来，多少年过去，慢慢形成了一个十七户的小村落。我小时候要穿过大片林野，再穿过那座国营林场，才能去到小村里。它就是我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写到的流浪汉组成的小村。我小时候跟小村的人有很密切的接触。后来那一带发现了煤矿、浅海油田，于是矿区建起来，外地人越来越多，我的视野慢慢扩大。
记者：那是你文学故乡的集中体现，是吗？
张炜：其他作家，有令人羡慕的具体的“故乡”，我没有。“故乡”于我就是林野、旅途。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故乡”，只有那个“西岚子”了。那有一条不成街道的“街道”；流浪汉们从很远的地方一点点聚拢到这，最终形成一个“吉卜赛部落”。我最愉快的事就是和小村里的孩子们一块儿捉鸟、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西岚子是一个神奇、美好的存在，父亲常年在外，家里除了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平时能见到的只有偶尔路过的猎人、采药人和打鱼人，我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文学的起源
记者：你的文学源头从哪来的？
张炜：进入黄县灯影史家联合中学读初中（后合并为“果园联合中学”）后，我们校长酷爱文学，他办了文学刊物《山花》，鼓励我们写作。校长是有文学梦的人，年轻时很英俊，据说对爱情十分投入，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今天看，这种境遇有助于他的文学倾诉。我们读中学时普遍爱文学，因为校长是大家的榜样。这深深影响了我的文学道路。我造句方面的嗜好、特点，包括写作题材的偏重，多在初高中时形成。我们的中学建在果园里，没有围墙，春天到处是花，秋天到处是果实。果园的四周全是林子，无边的丛林，跟大自然紧紧融合。回忆中学生活，最不能忘记那片海边林子和林子里发生的故事。我早期的小说创作，都以这的林与海为自然背景。《山花》是油印刊物，手刻蜡版印制，校长亲自制版刻字、印刷和装订。他的字特别漂亮，比得上铅字的长仿宋体。我成了这份油印杂志的撰稿人。在油印刊物上发表的那种兴奋，远比后来出一本书更重些。可惜刊物没保存下来，遗憾很大，只余与它的美好回忆。一想起来，都能感到鼻前飘过油墨的香味。
记者：上初中前，你读过哪些书？
张炜：外祖父留下许多藏书，后来大多烧掉和丢失了。剩下一些线装书和国外译书，用它和学校、地质队、林场园艺场的人交换。那会读书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匆匆完成作业，然后去读别的，心思全用在搜集各种书上了，薄薄厚厚新新旧旧，只要是书就好。从小画书到线装书，不管能不能读懂。散发着一股霉味的繁体字老书让我舍不得，有一半或更多一些字靠猜。我读书太快书又太少，这成了最大的苦恼。于是我开始和其他人交换。同宿舍一个同学给我一本破了半边的老书，是为了从我这换走一本更厚的书，它是我从外祖母的木箱中偷出来的，封面上画有三根桅杆的大船，硬壳的，掂一掂好几斤重。过了十几天，那本让人日夜挂念的大书终于转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它在这十几天里走了多远的路：先是换回一个“老书虫”手里的一本小书，后对方用它从别处换来另一本，另一本又换来别的书……“老书虫”有个传书的地下通道，在暗处，谁都不能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就是这样读到的。那时饥不择食，读得很杂，有《红楼梦》《镜花缘》和一大批武侠小说，还有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德莱塞、马克·吐温、中国古诗词、鲁迅、老舍、巴金、徐志摩等，不见得全能理解。1949年前后流行的也读了很多。
记者：你说：“我从读书中得到无限的欢乐。”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在你的阅读中各占比多大？对你的青少年阅读产生过什么影响？
张炜：中国古典文学对我影响很大，其中有些通俗文学，就写作而言，对我的影响并非全是良性的。我在被催促下不得不背很多古诗，这让我产生过抗拒心理。古代诗人我最喜欢韩愈。李白可爱，但以世俗朋友来交往，不太容易。这种异人，冲动起来会很突然。李商隐的诗最好，但做朋友，可能是无趣的。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巴金、老舍等读了不少。新文学也让我入迷，特别喜欢孙犁。后来读翻译文学很上瘾，也渐渐习惯了繁体字。
记者：很多人提及你的阅读，认为对你思想和创作产生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和作家，你觉得呢？郜元宝说：“你《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从‘伤痕’‘反思’的主流中另辟蹊径，提出‘侮辱’‘损害’‘复仇’‘蔑视’‘忍受’‘宽恕’等思想主题，明显带有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影响的痕迹。”
张炜：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巴尔扎克、雨果，还有一些美国作家，如德莱塞、萨洛扬、欧文和库柏等，我读得较早。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等大批现代作家。欧美诗人让我入迷，如艾略特、聂鲁达、叶芝、奥登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每一篇我都喜欢。托尔斯泰整个的人与他史诗般的创作对我影响也很大。说他“整个的人”，是指他一生的执拗探求，他在道德上苛刻要求自己的坚韧精神。海明威的作品简洁有力，对比十九世纪作家，他的写作给了我全新的趣味和感受。美国的福克纳，我十分喜欢。契诃夫的短篇令我着迷。他的作品饱满、精确，极为幽默。俄罗斯作家的辽阔与苍凉，在许多时候让中国作家格外动心。还有一些国内外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教给我的，远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多。让我受到更大影响的，还是中国作家，如鲁迅、伟大的诗人屈原和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李商隐等。
记者：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派（现代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和作用了吗？
张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时期的主要译作我都读过。自己像一台吞吐机，日夜吞食从不疲倦，消化力也好。我特别喜欢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我读过马尔克斯和索尔·贝娄当时的所有译作。米兰·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喜欢。我那时很少漏读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家。
文人与写作
记者：在当代作家里，你是最接近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文人”作家，除写作，还修炼书法、乐器、绘画。在高中时，已在学习弹琴，是古琴吗？持续了多久？
张炜：酷爱乐器，多少受校长的影响。他精通至少十几种乐器，二胡和小提琴最好。但我恰恰最怵这两种乐器。我认为所有乐器中，二胡是最难的，扬琴和手风琴最易。一度想去演出团体，拼命学习乐器演奏，还拜过杨宝森的琴师为师。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我最爱的还是文学，二十岁后就不太触碰乐器了。
记者：我不知道你是诗人，你出版了诗集，包括古诗鉴赏的专著，才知你在诗歌领域里，有很深厚的童子功。
张炜：我从“果园联中”毕业，因为不能被推荐上高中，就和一帮同学成立了“诗歌小组”，这是受校长鼓励。我们立志要写诗，成为诗人。有少年的狂妄和热情，我们疯狂地阅读和写作。几十年过去，我遇到了其中一个，是在海边，我都没认出来：他只比我大一岁，满脸皱纹，只剩下两三颗牙齿。我们没有多少寒暄，他只是握着我的手问我的创作情况。他还在坚持写诗，我没见他有发表。他跟我说的一句话，到现在都未忘记，他说：“写诗这件事，不能算完。”哪有什么功利，就是爱。这样的爱，该是生命中多么顽强、多么持久，又是多么迷人的力量。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遇到困惑，遇到挫折，遇到各种各样的幸与不幸，就都有办法解决。类似的力量在支持我往前，这对我才最有意义。我相信文学对很多人，对他们的生存、生活，大概也是这样吧。诗歌是文学的核心，也是艺术的核心。它外在的形式可以是戏剧、绘画、语言，从文学上讲，可以是散文、小说……但最核心的，还是诗。很难解释什么是诗，需要自己去意会。写诗在这个时代、在文学的形式里功利性最小。没听说写诗的能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能赚钱，它最纯洁。1972年我写了许多可笑的诗，只有一首《溪水曲》保存了下来。我从开始写诗至今一直没中断，先后出版十多部诗集，包括三部长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于《上海文学》和《青年文学》发表了几千行的长诗《皈依之路》。长诗《铁与绸》是我全部创作中的代表作之一。
记者：你出版了好几本研究古诗的书，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张炜古诗学六书”，2000年出版《楚辞笔记》，2014年出版《也说李白与杜甫》，2016年出版《陶渊明的遗产》，2019年出版《读〈诗经〉》，2020年出版《斑斓志》，2022年出版《唐代五诗人》……
张炜：我这些年读中国古典诗歌较多，多年来花了不少精力，领会中古诗的巨大魅力。它或许已在个人文字生涯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美学不是简单地二者相加，不是镶嵌与组合，而是复杂的血缘接续。《古诗学六书》是我在大学与师生们切磋的记录，涉及的诗人和诗都是中国传统的大经，关于它们的文字汗牛充栋。我们容易不停重复别人的看法、观点、故事，哪怕添一点点新的都非常困难，都要付出成吨汗水。
记者：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你先后体系化研究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诗经》、苏东坡，以及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同时开办多场讲座。你很警惕目前的古典诗词“鉴赏”和“自传”热，不愿意把作品与之为伍，为什么？
张炜：我很看重“个人性”：必须要有个人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便捷、通俗的路径。这决定了我的书不能是多种说法的汇集，这就不属诗学的层面了。比如李白、白居易、杜甫的代表作，教科书里反复讲到他们最好的诗是哪首。当我们面对文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最好的作品不是教科书里列举的。网络时代会将诗人传奇化、娱乐化、符号化，怎么有趣怎么讲，怎么通俗怎么讲，这令人厌烦。好多书是重复的，同一套话语，同一个说法。
记者：关于绘画，从素描到油画，这个学习和训练持续了多久？
张炜：我爱画成痴，学习国画并找过老师，后来发现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就转向油画了。从几十年前开始，一到国外就会去艺术博物馆。我年轻时出版过一本油画方面的书《远逝的风景》，仍还再版。油画还画一点，因为笔下无功，在方家眼里大概很是可笑的。我的奢望，想把出生地的主要景物全画出来，作为文字的补充。这始终停留在空想里。
创作处女作
记者：你文学创作的兴趣是怎么来的？
张炜：从小在林子里的孤独，还有校长的引导，就有了写作的酷爱。也许一个人口中话少，心里的话就多了。我的写作，与一本书有关，美国萨洛扬的《我叫阿剌木》，一本薄薄的小书，是关于一个淘气孩子、他的叔父和朋友的故事。孩子从小住在叔父家，那有一个不大的葡萄园。他帮叔父在园里干活，下雨天或夜晚，就在小屋里写书，写了一叠又一叠纸，最终写出了这本有趣的小书。我读过好几遍，抚摸书的封面出神，我太熟悉葡萄园了。我唯一没有做的，就是下雨天或夜晚趴在桌上写书。这真是不错的事。我想象着那个幸运的孩子，像自己。我终于知道自己做梦都想干的事到底是什么。我在葡萄园，把一摞摞纸全都写满了，那是心里的故事，是林子和大海、各种野物的故事。
记者：18岁，你写的小说《狮子崖》，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张炜：《狮子崖》写少年儿童与阶级敌人作斗争。那时的作品，一写到阶级敌人，就一定要让他们搞破坏，比如农村的敌人破坏拖拉机、砍牛腿和掘水坝，工厂的敌人破坏机器、工业设施等。他们都有很强的破坏欲。这部小说中的敌人更甚，专门偷窃支援亚非拉的东西，幸亏被少年英雄们识破。
记者：这部小说在四十三年后才发表出版（2016年5月发表于《天涯》第3期，2017年1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什么？
张炜：我在七十年代写了许多作品，大都没有发表，到八十年代，经常从中抽出一篇应付约稿。这是不好的习惯。为断绝后患，一气之下把旧稿烧了。烧毁前，明天出版社社长刘海栖先生挑走了二十多万字，出了一本《他的琴》，真要感谢他。《狮子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少年文艺杂志社的退稿，退在推荐此作的一位老作家手里，如不是他2015年春节提起，我早就忘了。算失而复得。今天看书中的故事既荒唐又有趣，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诞感，甚至能产生冷幽默效果。我们今天看那个时期的许多作品，从电影到戏剧，都多多少少有类似感觉。时过境迁，一旦思维跳脱开来，就会忍俊不禁。
记者：儿童文学是你的书写主题，贯穿你漫长的创作生涯，出版的著作也很多。有哪些代表作？
张炜：我不太刻意划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不愿创作进入任何“类型文学”。我只用心写好，适合儿童阅读，就算这种文学了。到现在为止，《海边童话》《寻找鱼王》《半岛哈里哈气》《兔子作家》《少年与海》，这些孩子可读的已积累上百万字。《橘颂》像《寻找鱼王》一样获得很多老师和少年读者。它没有捏着鼻子说话，也就没有那种许多人熟悉的“大小孩”腔调。同样因为这个，有人犹豫该不该叫它“儿童文学”。不叫岂不更好。
记者：对今天的中小学生，你会给他们推荐那些代表作？为什么？
张炜：给孩子推荐外国的书，当然是安徒生和萨洛扬，特别是马克·吐温。不过马克·吐温和安徒生这些作家，并不强调自己写的是“儿童文学”，甚至否认是这样的作家。真正的、最好的儿童文学，只有这样的文学认知才能写出来。如果将“文学协会”比喻成“皮革协会”，不能因为习惯了“人造革”，就要祭出一条古怪的标准：只有“人造革”才是真正的“皮革”。这是畸形的思维，是因为惯性而造成的误解。
记者：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过于在消费文学和类型文学上下功夫，一直没有出现像苏联《白轮船》那样厚重杰出、有优秀文学意义的作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和现象？
张炜：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可爱而努力，成就很大。前进中，也许会进一步脱离类型化写作，变得落落大方，心手统一。特别像“儿童文学”的，不会是杰出的，而很可能是从文学肌体上割下来的小赘肉。有人念念有词的“儿童视角”，其实并不理解什么才是这种视角：作家要从一生未能泯灭和关闭的那扇心灵之窗去看世界，才会葆有一份童年的纯稚和新奇。相反，只机械地以儿童为主人公，不一定能确保这种视角。
在路上的游荡岁月
记者：你初中毕业无法升学，进入校办工厂工作，1973年4月才入高中就读，为什么？
张炜：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要靠“推荐”才能上高中，与上大学一样。
记者：正是在那个时候，你开始了少年游荡的岁月，思想和精神世界里有了少年早熟的孤独，四处结交志同道合的文友，“到世界上去”。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包括从大海到山川，地理环境的变化，对你的阅读和思想认知，产生了怎样影响？
张炜：在半岛地区游荡的日子，是我一生最重要的经历，这成为自己的一次“大学习”。我高中毕业不久到了栖霞，那里被称为“胶东屋脊”，地势是半岛上最高的。栖霞和龙口尽管相隔并不遥远，可地理风貌差异很大。从小在海边长大，突然来到山里很不习惯。我有几年在半岛上游荡，毫无计划地游走，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到二十多岁，我还有这样的野心，就是把半岛上的每个村子、每一座城市、每一条河湾、每一座山都跑遍。我做了大量录音和笔记，还搜集了一些民间文学。遇到老人，只要是阅历广的，我就想和他攀谈。后来发现，要真的走遍是困难的，我只走了部分地区。我将搜集到的奇人异事资料，整理装满了好几个箱子。也许这些资料一辈子都用不上，但重要的是拥有它们。我知道读书和学历之类只是“小学习”，那还远远不够。要真正做点事，需要一生的“大学习”。没有这场游走，起码《你在高原》没法写。
记者：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一年你22岁，考入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变化，对你有什么影响？
张炜：我1978年高考入学后，就不再游走，算安定下来了。一入校门，突然有了大量的书可读，真是大喜过望。烟台师专的前身是莱阳乡师，校史至今已近百年，有一大批作家在这学习和工作过，如何其芳、臧克家、马少波、萧平、曲波等，名字可列出长长一排。这里的文学传统和丰富藏书是最大的优长。自己能进入这所学校，是最值得庆幸的事。当年《三月雪》《墓场与鲜花》的作者萧平，是中文系主任。我们有幸受他的指导，创办了文学社和学生刊物《贝壳》。那段文学生活蓬蓬勃勃，令人一生难忘。走出校门，我们的同学有多位活跃在省内外文坛，被称为学校的“作家群”。
记者：大学二年级，你参与创办的刊物《贝壳》创刊，并担任主编，在创刊号发表小说《春生妈妈》。《贝壳》是一本怎样的刊物？
张炜：《贝壳》是中文系77级、78级、79级部分同学，尤以78级为主体创办的油印文学刊物。当年出了两期，第一期是手刻油印的，第二期是打字油印的。《贝壳》的核心成员后来大多都经常发表作品，还很活跃。
记者：大学对你的职业选择和文学创作，影响有多大？
张炜：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多，读不完；文学社的文友多，气氛好。这三年极难得也极特别。没有这个经历，我的阅读得不到拓展，也不可能去济南定居和工作。杜甫说“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显然不是随口一说。只有在这座城市住下来，才知道它的文化气氛有多浓厚，泉与山有多好，深知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朴实和内美。
记者：毕业后，你分配到山东省档案编辑处工作，那段经历与写作的关系大吗？
张炜：从1980年7月到1984年7月，这几年我有大量机会接触档案史料，有段时间编纂《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全书有一千多万字，从中受益很大。档案内容可以帮助我深入理解历史和生活，对原来的一些认识和想法有矫正作用。从真实记录出发，再配合实地勘察，能让思维材料变得坚实。档案是凝固成文字的历史，它与生活互补印证，非常重要。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记者：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因“思想解放”，现代主义、先锋派、女性主义、性别意识陆续在中国落地。以个人的角度，你怎么回望那个时代？
张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整个民族的转折期，也是几十年发展的基础。我们这代人的机遇，世界文学的窗口开得更大，翻译作品几十倍增加，一些从前只闻其名或闻所未闻的重要作家，大部分都能读到；特别是“现代派”的涌入，对我们是一种惊喜。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文学坐标得以扩展，这才有可能重新评估以往，特别是林野和游走时期接受的全部文学。这很关键，有在更大范围比较和鉴别的可能，也就有了否定和疏远。重读中外经典，对我的“再出发”太重要了。几乎是同一历史时段，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艺术正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探索，而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于“张大娘淘完了米，再把饭来做”这种僵化单一的叙述格调。
记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冲击和影响吗？
张炜：西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对我的影响难以估量。我从此不大可能认同那些粗老笨重的“现实主义”。在后工业化时代，这类创作不仅是文不对题，而且不真实。那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写作，只能是蹩脚的。有人会用受众的数量去肯定它们，岂不知在有志“量”的写作者这，那根本不在话下。利用低级趣味，所谓的重口味去吸引受众，是可笑的和没有远见的。今天所有非先锋、非现代意义的写作，都不会是杰出的。这不该有什么异议。当然，要除去依照西方文本的照葫芦画瓢，我说的“先锋”不是这种小孩玩意。
记者：你在山东省委办公厅工作四年后，调到山东省文联当专业作家。1983年凭借《声音》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梁晓声、蒋子龙、铁凝等同台领奖，在文坛正式登台亮相。1984年，是你的文学关键之年：你完成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并开始写长篇小说《古船》。
张炜：我的理想是写作，在省直机关，大量时间消耗在公文事务上，有说不出的焦虑和痛惜。我从进入的第一年就渴望调到一个宽松之地。那时在四十岁以前能当专业作家，近乎神话。我算极幸运的，调入省文联创作室只有二十八岁，从此拥有大量的写作时间。这对我是最大的恩惠。一系列被耽搁的中长篇小说写作计划可以开始了。《古船》是1984年动笔的，写得很快，第二年就完成了。它出版稍晚，是因为当时的出版社特别慎重。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人，我用一块从栖霞山带来的印花布包好一大叠纸稿，它是一笔一画写成的，似有脉动，灼热烫人。后来的《九月寓言》也包在这块花布包中。凡包在这块花布包里的稿子，都很吉祥。多年后这块花布在北京一次辗转中丢失了，我不得不重新弄了一块深蓝底花布。
记者：从结果看，你是文学的“幸运儿”。1982年3月，你的创作研讨会在济南举行，短篇小说《看野枣》获泉城文艺奖。这之前你已走出山东走向全国，分别在《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发表作品，并在次年加入中国作协，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经历，是一个很幸运的青年作家之路。你怎么看早期的文学历程？
张炜：我从1972年学习写作，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少积累了三四百万字的习作。散文和短篇小说记不清写了多少，长篇小说也写了好几部，还写过戏剧。创作之路太难了。我最初的发表全是自由投稿。当年的文学园地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发表极为不易。我积累的习作数量巨大，从林野再到半岛地区游荡，一直装在背囊里，又一路携到学校和机关，正式发表的却只有区区几篇。不知是否有人像我一样，在文学路上走得这样艰困。
记者：看那个时期你创作的小说，很有“个性”和个人价值立场，与当时的主流小说——“伤痕”“新时期”“争鸣”不大一样。你在首部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后记里说：“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美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我常常想，世界上如果全是善良正直的人多好啊。”那个时期的小说，“芦青河系列”里，有哪些是代表作，是如今的你，觉得“不过时”的？
张炜：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作品，通常被称为“芦青河系列”。其中《声音》《一潭清水》《蘑菇七种》《梦中苦辩》《海边的雪》《冬景》好一些。特别是《蘑菇七种》，这部九万字的大中篇，比我获得全国奖的要好太多。
记者：你的文学世界和根据地从哪个时期开始确定和建立？怎么看家乡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对你创作的影响？
张炜：我的“文学世界”和我的“文学故乡”，这二者是同一的：林野和游走。这是我真正的“故乡”，也是我所记录和描述的内容，它们深深影响了我作品的风貌与气质。写什么，怎么写，大致由林野生活和游走之路决定。这个过程中，我有过无数遭逢，也有过无数经验。我有判断事物的方法，虽然这还有待完善和修正。
记者：怎么看待创作上，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不同之处？以你的作品为例。
张炜：短篇小说的创作需要凝聚心力，一般会在体力特别好的时候去写。这是文学短跑，讲究速度和冲刺。中篇，特别是长篇，可以悠着来，强调的是耐力、生活贮备和丰富的写作经验。如果上了年纪还热衷于短篇小说创作，那大概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越来越怯于创作短篇小说了，心力变弱了。我写了一百三四十来个短篇，全是心弦紧绷的时刻。写中篇小说有舒放感，从容许多。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徐徐放开的过程也许更好。诗的写作要更早，它最好能作为一个人文学的开始，让其贯穿一生，居于写作生涯的核心。它是雅文学的魂魄。
记者：你的文学观在文章中早已显露无疑：“作家不是通过某一个作品说明和完成他自己的，而是通过他一生的创作。”“创作不是做买卖，不需要那么机灵。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有时可以嘲笑他的‘愚气’，但到后来却不能不正视他这些年辛苦的耕耘、这些年有力的挖掘。”多年来，面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的变化，有过摇摆吗？
张炜：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操练会有一些局部的探究和调整，但根本立场和态度、一些原则是不会变的。我不热衷也不认同文学的工具化，会警惕以“正义”和“责任”为借口，堂而皇之地背离文学的审美特质与艺术理想，寻找所谓的机遇。说白了这是一种机会主义。不同方向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说到底都是一样的，是硬币的两面。如果作家真的热爱真理，那么他对文学本身的忠实、诚实的劳动与坚持，恰好能表达这种韧性和勇气，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可靠的鉴定。这不会有什么例外。远离各种文学机会主义和投机行为，回避机灵和巧智，是一个合格作家必须具备的敦实与定力。这是困难的，却是漫长写作生涯中必须接受的考验。
《古船》四十年
记者：在八十年代，你的文学观、价值观已经成熟，后来评论家说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一时期已基本成型。这个阶段，哪些人是你思想和文学的启蒙导师，对你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炜：即便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不认为自己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有时面对这个工整而深奥的命名，有点惶惑和莫名其妙。它在大多数时候尽管是一种赞许，却让我深感不安。这种“主义”其实蕴含了粗暴。我深知这种说法只是求近就便、不求甚解和粗枝大叶，是人云亦云。我的资源是复杂的，经历是漫长的，没那么黑白分明、对立和简单。我对乌托邦的神话并不相信。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陷入矛盾和困惑中，处于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中。我受到的影响也不仅是儒家的，从歌德到托尔斯泰再到鲁迅，从卢梭到弗罗姆再到艾柯和哈耶克，一长串名字都深刻感动过我。就文学家，我特别认同艾略特和奥登这些人的思想，不仅指他们杰出的诗歌作品。我迷于索尔·贝娄的作品，他创造了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文学的奇迹。评论者所谓的“道德”和“理想”，那种“主义”，在我眼中既陌生又突兀，深知有其粗暴与强迫的非现代属性，让我感到硬塞入窠臼般不适。
记者：1984年你开始写《古船》，小说生动刻画了一个古老农村在急速化历史嬗变中的心灵阵痛与文化冲突。1986年10月，小说在《当代》发表。11月27日，你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古船》讨论会并发言。1987年8月，《古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船》发表时有争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也有争执。为什么？
张炜：《古船》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它仍写的是那个半岛与那条河流，但评论界和读者已不再把它（包括它以后的小说）看作是“芦青河系列”了。我写《古船》，去半岛地区搜集材料，直接到胶东的粉丝厂，了解收入如何、领导结构如何，一个镇子的政治和经济情形、历史。比如具体到土改，死了多少人，重要的事件有哪些，冲在前边的人是哪部分，这部分人现在到哪去了。做了很充裕的准备工作后，才开始写。《古船》的发表和出版，是原稿完成一年后的事。这拖延的一年就是等待。围绕《古船》指责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土改方面的描写。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没多少这方面的批评，但私下里、会议上，有人还习惯使用我们都熟悉的那种“极左”语言。出版社最终表现出的勇气，让我感动。书中有些部分，因为以前没有现成范本可做参照，有些争执和犹豫也是正常的。文学总要在表达形式和内容上往前走，这是出版社最终决定发表和出版的理由。真正的出版家是有主意的人，他们和作家一样。
记者：当时胡乔木对发表的《古船》有异议。而后文学界有几人还写了信。两年后胡乔木让人转来他的一封谈《古船》的信，信中说他当年那样做不对，说今天看来，“《古船》‘瑕瑜不能互掩’‘这样一部书更需要时间的检验’，等等”。这段故事可以说吗？
张炜：胡乔木的信不是公开发表的，不能谈得太细。他鼓励作者并表达了歉意，也算难得。以他的震怒，引起当时特别是后来的巨大波澜，对一个写作者造成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信中说自己因为“耳食之言”才有那样的失误。可见“耳食”之可怕。热衷于输送“耳食”并以此为志业者，终究是人生悲剧。
记者：我很敬佩：一个作家发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能“平地起高楼”，《古船》起点太高。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何处？酝酿了多久？
张炜：《古船》不是我的长篇处女作，之前的字数或比它长，或和它差不多，都因各种原因没能出版。《古船》写作时我已28岁，当时认为年纪很大了，再加上以前的长篇创作失败造成的不甘，十分努力在准备。它可能押上了最重要的情绪和生活积累，酝酿时间漫长。这部长篇的影响超过我以往所有的作品，发表不久即引发激烈争论，并延续很久。但文坛与读者对它始终给予热情的维护，他们普遍把它和《九月寓言》看成我小说的代表作。今天看，无论它有多少不足，都会让我明白：对文学而言，青春的纯洁和勇气才是最宝贵的。近几十年来，它的印刷数量已很难统计。不过文学的主要价值不在于销售量和大众接受度，那作为评判标准往往是廉价的。我说的是它的质地，它的朴实和诚恳，它投射的生命力量。就我个人，这才是最难超越的。
记者：还记得那段创作时光吗？
张炜：写作《古船》时，是激越而沉着的状态。当时的社会氛围也在支援这次劳动。一笔一画写下去，每天只写一点，生怕笔滑。就这样写了六个月。这种工工整整的纸上创作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潦草的笔迹一定会影响心情。自己在用钢笔刻字，缓慢、有力。
记者：小说是“一气呵成”还是修改了好几次？
张炜：《古船》是一口气写出来的，只有一稿，修改不多。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不像现在容易遗忘。小说大的集中改动有两次，一次是在济南南部山区一座废弃的变电所里，另一次跑到了胜利油田的海边。最后发稿前我住在北京一个招待所，编辑随时提出问题，我认为有道理，可以随时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