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5年第2期｜张翎：乡村篇——东非散记之五（...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现居多伦多。著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文学奖项。
乡 村 篇
——东非散记之五
张翎
偶遇
机会来的时候，像贼，神不知鬼不觉。
我最初丝毫没留意到那个背对着我的肯尼亚女子。我关心的，是坐在她对面的那位亚裔男子——在东非，你能见到的亚洲面孔不多。
我刚从为期一周的游猎团下来，正在酒店的大堂里准备打车去民宿。这家酒店地处商业中心区，虽然不大，却和好几家旅行社挂着钩。那天是旅游团上团下团的日子，大堂和安检口出现了难得的人流，卸行李，装行李，办理入住或退房手续，几乎有点熙熙攘攘的样子。那阵子肯尼亚全国都在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位于内罗毕的国会大厦遭遇纵火，不断有死伤的新闻见诸媒体，国际旅客数量锐减。那天是我记忆中人气最旺的一天——大概还不及从前旺季的一半。假如坐在大堂酒吧里的那位亚裔男子继续说英文，我大概至多再看一两眼，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他偏偏在那一刻接了一个电话。
耳朵真是一台小巧精准360度无死角的雷达探测仪，可以在一万声婴儿的啼哭中瞬间分辨出自己的孩子，能在一屋子喧哗的声浪中，尖针一样敏锐地挑出一句熟悉的乡音。亚裔男子才说出了一个字，我就立即断定他是我的同胞。那是一个尾巴拖得很长、稍带着颤音的“喂”字。那个字如伽马射线，瞬间穿透所有的阻隔，叫周遭的噪音如尘埃落地，万物俱寂。此时我已经在肯尼亚待了十余天，在这期间我压根儿没有在街面上听到过中文。与乡音隔绝了这么久，我的脑子还没觉得，耳朵却犯起了相思。于是，我就死死地盯住了这个陌生的男人，期待着进入一场母语神聊。这位兄弟脚下放着一只小行李箱子，身边似乎没有同游的伴侣，身材微胖，圆脸上有几根浅纹，一说话就到处乱窜，看起来是一副可以搭得上话的模样。趁他放下手机的那一刻，我立马凑上前去，见缝插针地问：“中国来的？自由行？”
到非洲旅游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跟团行，很难看到像这位兄弟那样的散客。平日里，我只有跟人厮混熟了，舌头才会松快起来，进入微醺状态。但人多的时候，尤其是有生人的时候，我的感官通道常遭遇路阻，不知所措，神情呆滞。“呆滞”是我企图给自己洗白的词语，别人说我，就远没有那么客气。“高冷”是最委婉的一个词，余下的，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在此省略500字。可是非洲让我性情大变。在非洲我是一只永远张着壳的蚌，和谁都可以掏心掏肺。我的非洲行程只有三十一天，每一天我都处在倒计时模式，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此生还会不会有下一回。在非洲我每时每刻都饥渴，我揪住从身边飞过的每一片生活，想榨干里边的每一滴汁液。Suck the marrow of life（吮吸生命的骨髓），这是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的话。几十年前读过的书，细节早忘了，却偏偏记得这么一句。这话当时感觉云里雾里，似懂非懂，此刻想起来，才觉出了其中的贴切和传神。
“我正跟她谈价，来个马赛马拉游，私人订制。”那位中国男子用眼神指了指坐在他对面的非洲女子。
我这才注意到了那位肯尼亚女子。她身材精瘦，肩胛骨从西服套装里尖尖地戳出来，说不上年龄，脸上的神情稍稍有几分严峻。她和我在游猎途中见到的那些肯尼亚女子不同，明显见过了世面。我们的目光在半空相撞，她嘴角一扬，绽开一朵客套的微笑，眼神没有丝毫的扭捏躲闪。
“她开旅行社？”我问我的同胞。
“是啊，跟当地人直接谈，绕开中间的旅游商。”他说。
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机会来得如此神速，我毫无准备。这一周的游猎行里，我基本见过了非洲草原的五霸：狮子、野象、花豹、犀牛和野牛。“基本”的意思是：犀牛我只是远远地看见了两个黑点。这样形状模糊的黑点，假如导游告诉我那是复活的恐龙，或者是从青藏高原空降的雪豹，我大约也不会生出更深的怀疑。这次的游猎之旅最大的遗憾，不是没能近距离地看到犀牛，而是没遇到风闻已久的动物大迁徙——我到早了一个星期。
我正在寻找重返马赛马拉的机会。原以为是轻而易举的一桩小事，没想到落实起来竟困难重重。若通过原先的旅行社再临时订购一个游猎套餐，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也浪费时间。标准的游猎路线必然会囊括东非大裂谷，赤道线，还有沿途其他野生动物公园。这些地方我们都已经走过了一遍，没必要重复。我需要的是一个单刀直入、直奔动物大迁徙主题的马赛马拉三日游。这样的安排，只能通过肯尼亚当地的旅行社量身订制。我在网上反复查询，却发现当地的旅行社都没有健全的网址——大约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世界几家大旅游公司的地接业务。他们的网站设计居多简陋粗糙，即使找到联系方式，居多不回复留言。然而，那位中国兄弟的一声“喂”，竟然毫无先兆地送来了一个机会。
“等你们谈完了，我也找你谈谈我们的旅行计划。”我对那位肯尼亚女子说。
她颔首致意，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普莉希拉·旺吉鲁
总经理
东非野外生活旅行社
后来才知道，那位偶然间给我牵了线的中国兄弟，尽管长得着急，却才刚刚24岁。他手下经营着一个相当成功的手游公司，荷包早已饱实，走过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多是独自出行。离开肯尼亚之后，他又只身去了中东和俄罗斯。小伙子已经见识过了寻常人三辈子都没经过的世面，当时的急切需求是：找到一个可以合法持枪狩猎的旅游地，以及一个年轻可人的洋女友。口味稍稍有点重，让我生出很多的羡慕和嫉妒。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24岁就已经把人生走成了这样一局完胜的棋。我24岁的时候在哪里呢？我正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人啊，人！》。我走过最远的地方，是无锡。那时旅游还没走进词典，我对世界一无所知。
那天在那家酒店的大堂里，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中，因了那位中国小伙子，我认识了这位名叫普莉希拉的肯尼亚女子，并和她飞快地谈成了两桩生意。一桩是去马赛马拉的三日游——这趟行程后来出了许多变故，但最终她还是成功地将我们塞进了一辆无比拥挤的游猎车，圆了我们看动物大迁徙的梦。这段经历，我在前面的《激情和恐惧》一文中有过详细的叙述。
另一桩生意来自我随口一提的想法：“你能带我去看一眼肯尼亚农村吗？”我说这话时，仅仅是想找一个安全靠谱的带路人和一辆结实的不会中途抛锚的车子。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指望。当然，我的原话比这长，后边还跟了一句：“我不想看塑料风景。”普莉希拉被我的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因为肯尼亚碰巧是个禁塑的国家。“这事好办，我带你去看我老娘，那儿是真正的农村。内罗毕以东，不到100公里，可以当天去，当天回。” 她说了一个夹杂着很多个陌生音节的长地名，我假装在认真听，其实脑子已经完全出戏。我不知道，也不会记住这个地名。我对肯尼亚版图的了解，还仅仅限制在内罗毕以及游猎线路所涉及的地盘。在那个范围之外的任何地名，这一个和那一个，对我来说并无差别。
我被意外砸中，一时怔住。和普莉希拉谈成的这两趟行程，都是从天而降的意外，但惊喜和惊喜还不完全等同。假如惊喜也可以像考试一样打分，前一桩的惊喜大概能打85分，后一桩则是125分——那是正题加附加题的分数。但我小心翼翼地守住了管辖我情绪的那道闸门。我虽然在肯尼亚还没待上几天，却已经在经验中汲取了足够的教训，懂得乐得早不如乐得巧。于是我就紧绷着脸，请她先给我一个乡村游的报价：一天的行程，连人带车带午餐，允许拍照摄像录音。“我不像他，我的荷包没他的深，请给我一个靠谱的价。”我指了指我的中国兄弟对普莉希拉说。此时他还在大堂，站在墙角不停地接打着电话。
普莉希拉踌躇了片刻，和身边一位年轻女孩悄悄说了几句斯瓦希里语——后来我才知道，那女孩叫尼尔卡，是她的侄女，也是她在旅行社里的得力帮手。
“120美元，你看行不？”普莉希拉忐忑地问我。
120美金，在内罗毕是一个普通蓝领一个月的收入，而在多伦多，却是一顿稍好一些的两人晚餐费用。我用一顿晚餐去换一片在任何旅游书和地图册中都不会出现的人间烟火，连脚指头都知道合算。我没有还价，立即表示同意。我们握手成交，说好两天之后，她和她的侄女会到我们的住处碰头。我们将从那里启程，去探访普莉希拉娘家所在的村落。
就这样，我在肯尼亚结识了一位可以算得上朋友的当地人。我和她后来所有的交情，都得益于一个听上去有点粗鲁但却基础牢固的开始：我们都觉得从对方那里得了便宜。这是一种稳固且长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商学院课程里有个高大上的说法，叫双赢。这也是为何我和普莉希拉的交往以生意开始，却没有终结于生意。
普莉希拉的车还没有驶出酒店的停车场，我就已经开始憧憬两天之后的行程。
一个集市和一把铁锁
普莉希拉和她的侄女尼尔卡，两天之后如约来到我们的民宿，接我们去她的乡下老家。启程时天色尚早，阳光稀软，还来不及把座位焐暖。肯尼亚的车子里很少开空调，我感觉冷，前晚没睡好，此刻仍睡意蒙眬。在梦和醒之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里，我心里突然涌上了一丝不安：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我就这样信了一个陌生人的话，搭上了一辆陌生的车子，去往一个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陌生之地。我是不是正在一步步踩入一个无法脱身的烂泥潭？刹那间，我猝然惊醒，睡意全无。
我信了普莉希拉，仅仅因为她是女人吗？世上不乏女盗贼，手段比男人还决绝残忍。我对她的全部了解，仅限于口袋里那张比巴掌还小的名片。这样的名片，我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花十分钟印制出来，毛边纸加花框，远比这张有卖相。昨晚在网上，我查过这家公司的背景。网站倒是有的，公司的名字也相符，只是上面并没有罗列联系人信息，而且内容已经长久未被更新。当时我并未格外警觉，因为非洲的小公司普遍不怎么重视网站建设。这家公司的电子包装，虽然不比别家强，却也没有比别家更寒酸。
这两天的激情好奇和向往，在这一刻突然变馊，化为恐惧，我的脊椎在一寸一寸结冰。假如我消失在这条路上，没有人会知道我是谁。如果此刻我向人呼救，我甚至说不出身在何地。Suck the marrow of life。在探索生命深度的事上，梭罗是不可推卸的教唆犯，但他并没有怂恿人去送命。我到底有多冲动和轻率？我的愚蠢无以复加。我开始怀疑我的整个人生，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决定。
急中生智，我给那位介绍我们认识普莉希拉的中国兄弟发了一条微信——幸好我们当时交换了微信。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旁敲侧击地问他在马赛马拉的行程感觉如何？他秒回语音，说了些价格上的糟心事。还没有听完语音，我们的心已经放下了一半——至少，前排的那两个女人不是乌有乡里的乌有人。
在路上，我用手机把普莉希拉的名片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内罗毕的一位华人朋友，并留了一条语音信息，告诉她：目前我们正跟这个人，走在前往乡村的路上。说这话时，我们已经远离了内罗毕，一切已是既成事实。朋友大约不想吓着我，只是云淡风轻地叮嘱我一路上都要给她发定位。我掂量出了这句话的分量，就告诉她：我晚上六点以前一定会回到住处。潜台词不言而喻：若到了六点仍未返家，一定是路上出了事。在内罗毕，涉外宾馆居多晚上六点之后就会关门，不许旅客外出。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民宿里，房东也反复叮嘱我们晚上最好不要出门。在夜晚的习习凉风中散步，对肯尼亚游客来说，是一桩极为难得的奢侈。肯尼亚一天中的有效时间，其实只能以白天的十小时计，夜生活只属于当地人。在停电的日子里，夜晚其实从五点就开始了。被困在民居里的我们，第一次懂得了“长夜漫漫”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失去了交流电源，任何用直流电源驱动的电器，无论是手机还是照明灯具，都必须十分节制地使用，因为谁也不知道黎明和充电宝没电，哪个会先来临。
我终于安下心来，开始留意窗外的景致。走出都市，建筑物渐渐稀疏，道路两侧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树木和农田。泥土是黄色的，略带几分赤褐。地里生长的各样植物里，我只认出了玉米。在我居住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靠湖的地方有大片的葡萄园，而北边乡间种植的，大多是玉米，所以见了便眼熟。其余的，便是普莉希拉和尼尔卡一样一样地说给我听的。此时正值肯尼亚的冬季，早晚两头略有些凉，白天依旧温润如春，但路上却很少看见花卉。窗外偶尔闪过几丛三角梅，颜色晦暗，并无热带花草的葳蕤茂盛之气。路边所有的植物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绿是土绿，黄是土黄，红是土红，灰恹恹的，与我想象中的赤道景致相去甚远。路边的房屋都很低矮，居多是铁皮屋顶的土屋或者砖房，残缺的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漆着各式广告。世界上的乡村，除了欧洲有些积木城堡般不真实的梦幻之地，其余的，大抵都是这个模样。破败，没落，贫穷，颓丧，和城市虽只是一线之隔，但那一线便是天涯。
沿途所见的路况都很差，常年失修，地面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坑，车子开不起速度，一路都很颠簸。时不时看见有人站在路中间，用一把铁铲，一铲一铲地往路坑里填土。普莉希拉见状，就会停车，摇下窗户，塞给人几个零钱。“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这样讨几个零花钱。这种事上头不管，总得有人来做。”她对我说。我这才知道，这些人不是政府工作人员，而是当地的农民，自愿修补路坑，指望路过的车子会给几个赏钱。但路过的车多，停车的人却少而又少。我对普莉希拉从怀疑到信任再到尊重，大约都是因为如此这般的琐事在慢慢地铺着路。
颠簸了两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离普莉希拉家还有十五分钟的车程，镇上有一个市场。普莉希拉停了车，带我们逛市场。事后我才知道，她是要给我们买午餐用的食材——她带了远道的客人回家，不想给年迈的老母亲增加负担。尼尔卡告诉我们：这个市场，是她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地方。从她们的村子到市场，步行要走四五十分钟的路。她和家族中的其他孩子们，常常在这条路上赤脚疯跑，绝不肯错过任何一个有集市的日子。
我们的车在镇口的停车场泊下，一路都有熟人和普莉希拉打招呼，我觉出了贴在我前胸后背一片一片湿树叶似的目光。人流从我的左右分开，给我留出了一条宽缝。普莉希拉事先没有跟我交代过注意事项，此时也没把我介绍给任何人，我只能见机行事地紧随在她身后，用几句简单的斯瓦希里语，笨拙地含含混混地和她的熟人们打着招呼。到了市场门口，有几个穿着土绿色工作服、手里拿着簸箕扫把的女子走近来，瞅着我哧哧地笑，趴在普莉希拉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她们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想和你们合个影。”普莉希拉跟我们解释。我有些意外。肯尼亚人通常不喜欢被人摄入镜头，他们自己也没有拍别人照片的癖好，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有人想和我们合影。也许这个地方很少有外乡人进来，更遑论外国人。
这几个女子——用中文来描述，应该是公务员——围着我们站成一圈，轮换着用手机拍下了和我们的合影，然后和我们亲热地握手拥抱道别。我们跟着普莉希拉和尼尔卡走进了市场。前一天有个大集市，我们没赶上，今天市场里相对清冷，大部分摊位都用编织布盖上了，只剩了几家卖水果菜蔬和干果的还在开张。“我们家也在这里摆过摊子。”普莉希拉告诉我，语气云淡风轻。后来当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她家的状况时，才知道是这个市场养活了她的一大家子人。
摊子里的蔬菜是刚从田里收上来的，根上还沾着湿泥，西红柿和橘子的蒂上，带着青枝绿叶。我一看价格，吃了一大惊。我们住在内罗毕商业区的民宿里，不敢随便上当地人的市场里买东西，平时的食品和饮料，只能坐优步去对面商场里的家乐福超市购买。同样的东西，那里的价格是这边的好几倍，甚至比多伦多的超市还要昂贵。
摊子里的东西长着眼睛勾我，原本没想购物的我，忍不住跟着普莉希拉买了好几样蔬菜水果。我用200先令（大约1.5美金），买回一大袋西红柿、土豆和西蓝花。又用100先令（大约80美分），买了十个橙红水灵的大橘子，学着普莉希拉的样子，当场剥开尝了。空气中顿时弥漫开一股清香之气，我一口气吃了两个——那是我此生尝过的最好吃的橘子。摊主和我们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大约是看着普莉希拉的面子，没有人因为我是“外宾”而给我加价。
正和一位摊主聊着天，身后突然蹿出一个衣着褴褛、头发脏得起了结子的男人。他走到我跟前，摊开了手掌——那是全世界共通的乞讨语言。我惶然不知如何应对，瞟了一眼普莉希拉，又瞟了一眼摊主，她们都没接我的目光。我恍然大悟：她们和乞丐是一乡之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而我只是昙花一现的外人。我挥挥手随时离开了，而他们还将长久共存，他们是不会为外人伤了乡亲情面的。既然没有人可以指点我，我只能自己决定该如何行事。零钱我手边就有，可是钱包的口子一旦松开，就很难合拢——我不知道市场里还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于是我偏过头去，轻声却坚决地说了一个No字。他倒也并未纠缠，即刻转身离去。这是我在肯尼亚遇到的唯一一个乞丐。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个，只是我们的路程并未交集。
当我用沾了泥巴的手，提着沉甸甸的几乎要垂挂到地上的布袋走出市场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四五点钟被妈妈喊醒，提着一个竹篮和一只小板凳，跑到公家的菜市场，排着长队等待开门，然后用一张捏出了水的肉票和豆制品票，买一毛钱的豆干、割两毛钱的猪肉时的情景。贫穷的日子里有一种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气。日子好了，所有的食品购买都在超市里完成，菜市场已经成为模糊的记忆。超市在每样食品上都捂了一层薄膜，蔬菜瓜果是干干净净的，你永远不会看见泥，然而，食品也失去了呼吸。从超市里买到的，仅仅是食品，而不是人和土地的记忆。
我们走到停车场，正打算进车，却突然愣住：普莉希拉那辆越野车的一只前轮上，拴着一只写着政府部门号码的大铁锁。
“我们在这里停过千百次，每次都是这个位置。”尼尔卡愤愤地说。我突然醒悟过来：这把锁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违章停车，而是因为我们这两张外国人脸。那几个刚刚和我们亲亲热热地握手拥抱合过影的人，转过身去，就给这辆载着我们的车子，挂上了这把锁。在非洲，所有的面部表情都不能当真，每一个表面的故事都有背后的版本，每一种情绪都是液态的，随时转换，无缝衔接。
普莉希拉横了尼尔卡一眼，压住了尼尔卡的话头。普莉希拉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她明明白白地看见了这块土地上的脓血疮疤。她没有能力清除这样的疮疤，但她知道怎样把创伤缩减至最小范围。她小心翼翼地给她的国家留着面子，在她的故土面前，我们永远是外人。
她走到墙角，开始用斯瓦希里语打电话。电话上她很耐心平和，静静地诉说也静静地聆听，语气里没有丝毫怨怒。在马赛马拉草原上我们已经经历过类似事件，我已经明白此刻平静安宁的语气之下，是一场靠耐力支撑着的马拉松似的讨价还价。当普莉希拉最终放下电话，开始输送验证码时，我知道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一路到家，我们都没有再谈起这件事。她有她的尊严需要维护，我能为她做的，只能佯装无知。
一个家族和一片被割成碎块的土地
我不知道普莉希拉的准确年龄，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就像她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一样。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我据此猜测她应该在五十岁左右。她还告诉我她有五个孩子。我略有些吃惊。五个孩子的家庭在她那一代肯尼亚人中很常见，但她在她那一代人中是个异数。她出生成长的年代里，乡下的女孩子若去上学，和男孩子们坐在一起读书，会被乡里人叫作“婊子”。可是她却在那样的环境里读完了高中课程，先当了几年教书先生，后来跟朋友出来创业，再后来自己单挑办了一家旅行社，把家人一个个带到了城里。她的司机，她的导游，她的办公室管家，全是她从乡下带出来的亲戚。七个兄弟姐妹中，她是最小的一个，而这个幺妹子，却成了一个庞大家族的经济靠山。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职业女性。在同代的女性中，用鹤立鸡群来形容她的存在，应该不算过分。然而在生儿育女这件事上，她却归顺了传统。当我表示惊讶时，她大笑，说她从年轻起就是个易受孕的体质，连经期里都能怀上孩子。她从未提起过丈夫，我无从得知这五个孩子是否出自同一位父亲。在肯尼亚，我见过了太多丈夫和父亲缺席的家庭。假如把日子比作一副重担，扁担居多是搁在女人肩上的。扁担的一头是儿女，另一头是生计。女人挑着，走很远很长的路，默默的，没有怨戾之气，仿佛一切都是天经地义。
普莉希拉的侄女尼尔卡在她那一代人中，也是异数。年近三十，却依旧单身，对同代的肯尼亚男子不屑一顾。她和姑姑隔着二十岁的代沟，但在看待男人的观点上，她们却出奇地一致。她们在不同的场合告诉过我：在肯尼亚，40—55岁的这一代男人居多是垃圾，除了酗酒睡女人，一事无成。“我不能让我未来的孩子有一个缺席的父亲。”尼尔卡说。肯尼亚满街都是单身母亲，可三十岁未曾生育，却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我似乎听见了尼尔卡身上生物钟的响亮嘀嗒声，我不知道在这里“冻卵”是不是一个选项。
“你觉得我孩子多？等你到了我们家，你才会知道我们有多少亲戚。”普莉希拉说。
等我真正进了她的家门，我其实并没有见到太多人，因为他们都没在家——在地里干活，在城里打工，或者在外边做着小买卖。和天下所有的农村一样，这也是一个弃守的村落。但从普莉希拉给我介绍的寥寥几个亲人中，我已经大致知道了她的亲属加起来应该是一个军团的数目。
普莉希拉娘家姓旺吉鲁——那是基库尤民族中的一个大姓。她介绍家人的方式很有意思，从不直接以亲属关系称呼，比方说哥哥嫂子侄子弟妹，而是从出生的次序说起：“这是我妈头生的儿子。”或者：“尼尔卡是我妈第三个出生的儿子的头生女儿。”其实她的自我介绍也是顺从了这个模式：“我是我妈最后一个生的女儿。”这样的介绍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些相似之处：长子长孙的权利毋庸置疑。但除此之外，先出生的子女似乎总比后出生的具备更多的主张权利。老大不在的时候，老二的话比老三管用；老二不在的时候，老三的话比老四管用……依此类推。倒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和亲切。对出生率低、社会关系简单的西方人来说，这样的介绍方法，一定会在30秒钟之内将人彻底砸晕。
她家族所拥有的土地，大得超出了我的想象。肯尼亚作为主权国家，至今只有60多年的历史。独立之前，大片适宜开发种植的沃土，都属于英国殖民者所有。独立之后至今，历经五位总统执政、几拨土地改革政策，土地通过购买重置分配等途径，渐渐落入肯尼亚人手中，大多为权贵、精英、新富阶层所拥有。半个多世纪以来，肯尼亚人为土地分配的不公而积攒的怨气，至今如瘴气飘浮于空气之中。我曾问过普莉希拉：她家的土地是从何种渠道而来的，她只含糊地说了一声：“政府分配。”我隐隐觉得水深，却没好意思继续往下挖掘。
我对数字无感，她也许告诉过我土地的具体面积，也许没有。即使说了，我大约也记不住准确的数字。我那颗缺乏数字想象能力的小脑袋瓜里，只要一想起她家的土地，只会浮上一个已经被用烂了的成语：无边无际。想来旺吉鲁家族在某个历史阶段里，应该是个有点头脸的人家。
走进院落的大门，普莉希拉就指着门外不远处的一座大教堂，告诉我：这是在他们家捐出去的土地上盖的。肯尼亚历史上有过许多外来人，有的驻留下来成为居民；有的匆匆一闪，成为过客；有的来了又走了；有的离去又复返。这样的来来去去，使得本地人的宗教信仰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和塑造，复杂多元，甚至成为杂交的产物。旺吉鲁家族在日常生活中持守一种可以追溯到中东的古老传统，不食猪肉，男子需行割礼。然而普莉希拉的大哥——用她的话来描述，是“家中第一个出生的儿子”，却是他们家门口的那家安息日会的牧师。安息日会在某些正统基督教会的眼中常被视为“非传统”的教派——“非传统”在这里是一种委婉说法。
教堂所在的地皮并不是旺吉鲁家族捐出去的唯一一块土地。他们还曾将农庄的另一片土地捐献出去，在其上兴建了一家医院——此事后面还会提及。
肯尼亚在家族财产分配习俗上接近于中国，而迥异于欧洲。欧洲世袭贵族阶层为了维持家族财产的稳固，通常只有长子可以继承爵位和全部家产，其他的儿子必须自谋生路，所以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才会出现那些出身名门却不得不成为靠信徒的奉养为生的穷酸乡村牧师。在肯尼亚，财产的分配居多在所有的儿子中间平均进行，女儿不在其列。
在盛产男丁的旺吉鲁家族，第一代的土地持有者是普莉希拉的父亲。在他身后，他的土地被分成了四份，由四个儿子分别继承；而他的儿子，又各自生下了许多儿子。时光仅仅走过了三代，大片的土地已经被分割成了许多小碎块。家族居住的大院落，以篱笆为界，隔出了各代各房的属地。每一块篱笆隔出的地界上，不断地新建出铁皮屋顶的木屋或土屋，那是成年儿子们各自的居所。当然，也有人选择搬离家族居住地、外出独立谋生。很难想象再过三代，这块最初是旷野的广袤之地，最终会衍变成什么样的鸽子笼？
进入旺吉鲁家族的院落，最先看见的便是一座漆成介乎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木板房。铁皮屋顶，单层玻璃窗，窗框已经被风雨侵蚀得破碎斑驳——那是她大哥大嫂的房子。进得屋来，只见墙壁的油漆东缺失了一条，西剥蚀了一块，像是一幅意境难以揣摩的抽象画。家具五色杂陈，窗帘是一层薄布，天花板上安着一只小小的孤零零的灯泡。一只灰黑色的小猫，在蒙着布的满是皱褶的沙发上爬来爬去，爪子和皮毛上沾满了泥。一台破旧的电视机上端，规规矩矩地供了一幅鲁托总统的画像。
普莉希拉87岁的母亲已经在屋里等候我们——那是旺吉鲁家族第一代土地拥有者中唯一还活着的长辈。假如把旺吉鲁家族比作一个部落，她就是毋庸置疑的女酋长。母亲中等个子，消瘦，大约是专门打扮了见客的，橘黄色的传统头巾和碎花长裙之外，还套了一件玫红色的西服上装，每一个扣子都系得严严实实。老人的门牙都豁了，说起话来嘤嘤嗡嗡地漏着风。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就已经耗尽了她的英语库存。我的斯瓦希里语库存更浅，当她伸过手来给我握的时候，临行前认认真真学的一句专用在长者身上的敬语问候，突然从记忆中溜走，脑子一片真空。便慌忙掏出记事本，一页一页地翻找出那句话，照着音标念出来，全场哄然大笑。尼尔卡告诉我：那是坦桑尼亚人才用的话，在这里不好使。我小窘。尼尔卡说到坦桑尼亚的时候，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屑。人对远方地盘上的瑕疵，往往毫不在意；而对邻人的弊病，却是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
临行前我包了一条上好的薄羊绒/真丝双面围巾，玫红色的底，上面织绣了大朵色彩斑斓的牡丹花，准备送给普莉希拉的老母亲作为见面礼，暗想那样的色调正衬了非洲的热烈背景。可是设想中的惊喜并没有发生。老太太收下了，当场披在肩上，清癯的脸上浮出淡淡的客套的笑容。后来我听尼尔卡说起：疫情期间，姑姑普莉希拉的旅行社停业，员工各自遣散回家。尼尔卡失去了生计，曾手臂上挂满了中国丝巾，沿街叫卖，一卖就卖了许多天。我立刻懊悔了自己的粗心：物贵于稀，在一个满大街都是廉价丝巾的地方，没有人会去认真分辨一件经过精心挑选的真品。慧眼识珠的故事，从古至今，大多都是传奇。
正和老太太结结巴巴地交谈着，普莉希拉的大哥，也就是尼尔卡的大伯，手握着一把铁锹走进门来，身后跟了一个系着一条围裙的中年女子，是他的妻子。大哥身材高壮，红色T恤衫外边套了一件米黄色的针脚已经懈怠了的针织背心，足蹬一双沾满了湿泥的雨靴，嗓门洪亮，一开口便震得门框嘤嗡发颤——他刚刚铲完牲口圈的粪便回来。普莉希拉把我们交到她哥嫂的手里，一转身便消失了。我以为她是上厕所，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将近一个小时，扔下尼尔卡来独自承担在我们和她的家人之间穿针引线、填补话题缺口的重任。
大哥和大嫂英文都很好，讲起话来顺顺溜溜的，时不时冒出一两个时髦词，一听就是读过书跑过码头、时常看报纸听新闻的人。早年间中国乡村也总有一两个这等人物，识文断字，见过小世面，略知天下事。村中若遇儿女婚嫁、老人丧事、邻人置业、儿女取名，居多就找这等人士出谋划策。大哥的口才好，我并不感觉意外——那是他的职业技能。一个面对会众讲经证道、听取忏悔、给予精神指导的教会牧师，即使最初出山时是笨嘴拙舌的，这么些年也该磨炼出来了。既然已走进他家的门，我便也仗着“外国贵宾”的身份，厚着脸皮问了一个本不该问的问题：“这里的牧师吃不吃会众的供养？”大哥哈哈大笑，说：“哪有这等好事？” 原来基督教源远流长的教会供养牧师的传统，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延续，肯尼亚的牧师是义务人生导师。
大嫂跟我们聊了几句，就进了厨房煮茶。肯尼亚到处都是茶园，满山遍野的茶树，制作出来的成品却不是茶叶，而是茶粉。当地人日常饮用的居多是散装茶粉，只有用作礼品出售时，才会使用茶袋分装。大嫂端来一只热水瓶和一个口子上安着铁网滤嘴的茶壶，给我们泡茶。热水瓶是中国几十年前常见的那种样式，塑料外壳里包着一个保温胆——说不定还是中国制造的出口货物。水倒进茶壶，再从茶壶倒进茶杯，温温暾暾的，不像是新烧的。临行前，防疫医生曾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可以随意喝水，况且这里没有自来水，饮用水源自院子里的一口水井，而水井附近，就是牲畜栏和化粪池。当大嫂把茶杯递到我手中时，我忍不住犹豫了一下。“到我们家来，我们的规矩是一定要给客人尝一样东西的，茶也好，水果也好。”大嫂殷切地说。
我想起进门时见到尼尔卡的外甥，一个两三岁模样的男孩，从地里捡了一个树上落的百香果，擦也不擦便塞进嘴里，直接用牙齿啃开果壳的样子。两者相比，温暾茶大约脏不到哪里去，况且，我也带了足够的肠胃药。于是就硬着头皮，喝了一小口，竟然别有一种芬香萦绕于唇舌之间——却无论如何不敢再喝第二口。大嫂大约看懂了，也不再逼我。
……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2期）
（本文出现的名字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