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今：汉译文学的观念、研究及其他（下）
记者：您对史料是很看重的，曾说做学问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也谈到您的导师严家炎先生对您的影响。不过您的研究，并没有枝蔓细碎的史料，也未围绕佚文散简大做文章。您是如何逐渐确认自己的史料身份？史料是如何内化为您的学术纪律？您又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转向？以及您的史料意识与老师辈的有何联系和区别？
李今：你可能觉得我虽然重视史料，但和我们学科的史料专家又不太一样。我的学术经历是比较缺乏计划的，缺乏自觉性，有点“随心所欲”。我硕士生时期还基本没有史料意识，虽然我的导师朱金顺先生是史料专家，撰写了我们学科第一部史料学专著《新文学资料引论》，但我当时还在被“思想”“文学”所吸引。记得上朱老师的史料学专题课，他出了几道选择题作为结业的考试，我选择的是版本比较。虽然自己非常认真地对读了巴金《家》的初版本和后来的修订本，发现几乎每一句巴金都做了修改，但最后却是从文学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修订本好，早先版本太粗糙，完全没有意识到初版本作为历史文献史料的价值。我想，朱老师一定对我很失望，怎么上完他的课还不开窍呢？于是给了我个最低分。我是毕业后才慢慢认识到朱老师史料学的真功夫，现在更是经常翻阅他的书，以获得做学问的指导。他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总结的搜集资料的方法——竭泽而渔、因类以求、因代以求、因人以求、双方共求、按图索骥等等，都为我如何在无限史料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引导了路径。特别是朱金顺先生非常重视目录，他一再教导，“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倒不如说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识的本领，目录学知识就是帮助我们找到所需知识的最好的工具，它能够让我们治学有门，事半功倍”。
实际上，真正学懂朱老师的资料学，还是要到自己的治学实践有了亲身体会之时。我在撰写《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过程中，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卷，贾植芳和俞元桂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部分，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等等，都为我概述三四十年代的翻译状况、流变轨迹及作出必要的统计，发现翻译文学史上的热点及重要现象，确定重要翻译家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大型目录著作的存在，想在浩如烟海的翻译文献史料中从头做起，是无法想象的，即使不说是不能，起码也要花费不可估量的时间积累才能进入这一专题研究。这时才感受到朱老师所说目录索引纲纪群籍、辨别源流、取便稽考，让我们治学有门、事半功倍的重要价值，领会到朱老师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的意思。所以，我做文献资料工作更偏重其目录索引体系的建立这个方向，更重视如何能够将常规性资料充分调动起来、利用起来。这和辑佚钩沉一样，也是资料学的一副面孔。前面谈到的《汉译文学序跋集》、“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这两个学术大工程，都或者是目录索引的延伸，或者把目录索引作为其中的一大功能，而且无论是序跋集的注释，还是编年考录都做了大量的辑佚考据工作，只不过它们隶属于一个大的系统，你未觉零散而已。
此前，在北京大学商金林、清华大学解志熙、北京师范大学刘勇老师的热情支持与参与下，我还曾发动这三个学校的研究生一起编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这个项目的想法直接来自夏晓虹老师的刺激，因为夏老师论文的征引资料都特别新鲜，又非常恰切丰富，我曾请教她如何发现的秘技。她告诉我，多借助《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查找到线索。后来读到她谈自己治学经验的文章，也非常强调各种类型的目录让她获益匪浅。对比这套6大卷篇目汇录丛书，当时现代期刊目录只有唐沅等先生主编的区区上下两卷，仅收入276种，更不要说尚缺少报纸副刊目录，这和刘增人先生探查的现代文学期刊实存约3000种相比，实在是残缺不全。由此意识到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的空疏与大而化之倾向，是与其文献史料建设的不足分不开的。所以在获得文学馆的资助后，曾于2003年底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于2004年在《丛刊》发表《建立健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目录索引体系及机制》一文，检点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社科院牵头领导的大规模现代文学史资料的整理和汇编活动以后，提出倡议：“今天我觉得我们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一是将这一系统工程未做完，或未做全的完成，或补全；二是将这一系统工程继续进行下去。”后来，因为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这个项目又与吴俊老师在南京大学主持的有关上海地区的现代文学期刊资料编撰项目合并出版，这套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所收刊物加之唐沅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达到上千种。虽仍然不全，但大幅度提高了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覆盖面。
事实上，80年代以来我们学科的主攻方向就是史料建设。前面说到的80年代中国社科院由陈荒煤、许觉民、马良春、张大明、徐廼翔等担纲，动员了全国最高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力量共同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其波及的范围之大、规模之大、影响之大都前所未有。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由甲、乙、丙三套大型丛书组成：一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30种；二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百余种；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4种。旨在为全局性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籍、期刊、报纸文艺副刊和作家笔名，重要的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编制目录索引，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大梳理、大汇聚，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和走向成熟构筑宏大的基础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段时期现代文学研究能够在作家作品研究、运动思潮研究、流派社团研究等几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与这几个方面的资料书目索引的建立和引导密不可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始终与相应资料的发现与建设相伴随。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新文献资料的发现又有很多积累，但再无像80年代那样系统的壮举。所以，我觉得并不存在你说的我们学科研究的史料转向问题，学者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一直在做着80年代开启的各种资料汇编的未竟事业。可能你想让我谈谈对现在“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太多琐细考据倾向的看法吧？
我觉得我们学科从80年代才开始摆脱服从政治需要的研究目的，开始走向实事求是，寻求事实真相的学术之道，这并非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永无止境。因为“求真”不仅是学术的立足之道，而且对“真”的认知也是不断变化、深入发展的。比如鲁迅研究，经过上百年、几代学人的广泛探寻，似乎事无巨细、应有尽有了，但事实是仍不断有新发现。比如，谈到鲁迅所受影响，过去指认出某些域外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能进而加以细致辨析就揭示出一种真相了。但最近读到俞兆平、张丽华老师的相关论文，他们考查的是鲁迅阅读的是哪种汉译本，再加以细致辨析，这就进一步接近了真相，并开辟了新的阐释路径。我知道，你说的是过于细小、缺乏思想性的考据文章太多的问题。我以为，毕竟我们学科既属于文学，也属于历史。由此走向思想，或探求文学生产及其生态、作家生平、交游及其行止活动的事实，在“求真”这个方向上做的研究，无论大小、深浅都有存在的价值。甚至真相也并非一张面孔，不同人不同角度看到的真相都会有所不同，分歧的存在恰恰是防止独断、迷信的真实力量。近些年来，考据辑佚文章增多，这与大型数据库、互联网的面世，为学者发掘文献资料、史实提供了便捷相关，小的史实史料的新发现也许可以为其他更大论题提供证据，也许需要积累到一定规模才能显示其价值意义，毕竟我们学科想当然的论断、说不清的事情原委过多，更需要搞清事实的多种面相；更何况考据本身就有大的“求真”的科学思想在，有消解一个声音的力量在，有不断探索的动力在。现在不是过多，而是不够。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商榷，没必要否定考据路径本身。再就是通过编撰大量现代翻译家的生平，让我意识到，随着教育的普及，社会越来越民主化的发展，无论是作家还是学问家，已经越来越平民化。普通人如何言说？如何获得信服力？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事实的发掘、考辨和论证是日常学术的基本品质。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排斥思想，但一定是以事实为根据、为门径，具有独立性而不是专断的思想。只要不处于战争与革命的特殊时期，日常学术就不应只有一个声音、一种形式。事实上，即使处于革命与战争的非常时期，学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空间。学术应该是最自由的领域，学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探讨不同的论题。认为什么方式的研究好，做出来就是了。
不过，我主张研究生博士论文题目最好选择大作家，或者包含大作家的。虽说，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史、文学史都并不仅仅是大人物的历史，但毕竟大作家代表着他所属时代的文学与思想的高峰，或者是胡适所说的“箭垛式的人物”。研究一个作家比较具体，容易把握，更重要的是，具有更高境界的文学家和文化人物可以反哺研究者，使之获得提高，同时也可以通过一个人触摸一个时代。我读博的时候，学界还不主张研究单一作家呢，但我看到以大作家研究起步的学者，比较容易获得一个研究基地，不仅可以从此不断生成新的论题，也可以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所以我鼓励自己的研究生选择大作家，如鲁迅、茅盾、蔡元培、吴宓、王安忆等等，从他们的研究实践，也可以看到学生获得的切实进步。
记者：海派研究是您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作为一个北方人，您并不具备先天优势，而您此前关注的是“五四”个性主义和自我意识，面对以世俗化为特征的海派文学，可说后天优势也不突出。但从结果看，劣势反倒让您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让您更为辩证地考察海派文学。不晓得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想听您谈谈是怎么进入这一领域的？
另外，纵观您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关注“五四”个人主义、自我意识，到90年代由于关注都市日常生活而研究海派，再到21世纪以来，由左翼而进到更宽阔的汉译文学研究和史料编撰领域。此外，您也旁涉鲁迅研究、俄苏文学研究、港台文学研究。这些研究跨度不小，不易找到内在联系，但您又说：“就我自己而言，似乎从没有因有所‘悟’而作文，倒常常是为了‘惑’而开始研究。”因此想请教您，都是些怎样的“惑”在牵引您不断跋涉、不断转场呢？
李今：我读硕期间是在80年代，读博是在90年代，这两个时段似乎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三四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化、商业化高潮的重演。我读硕时期选择《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读博选择《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作为研究的论题，肯定与时代思潮的转向息息相关。虽然，我的硕士论文写得并不成熟，就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因其切中时代的思潮，还是有些影响。这本书的编辑马合省兄就曾对我说，真是想不到啊，你这本书居然能有这个订数，记不清数字了。师弟黄开发也曾告诉我，他访问舒芜时，见他书桌上摆着我那本书，上面圈圈点点，似乎要写篇书评。虽然没有等到舒先生的书评，但等来了萧乾先生于1994年1月21日写给我的信。萧先生说，拙作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一再说我“摸到了根”，认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孪生子”。我想，这本小书能够引起两位老先生的共鸣，是如萧乾先生所说，我选的这个课题“是具有爆炸性的”，因为我重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受到批判，我从历史上、理论上为其去污化。
90年代我研究海派小说，除了社会转型的因素，也的确与个人生活体验相关。80年代末，我先生因为政治问题被从部队转业，在体制内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落。幸亏90年代经济改革，国家允许发展私人经济，才使他找到立足之地。所以，我不像一般人那样，把私有制商业的存在看作万恶之源，而认为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当然并不否认其问题的存在。想想如果处于过去由国家或集体单位全包体制中，我们小家庭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先生走出体制的遭遇也让我越来越意识到，私营活动及其生活，事实上是一个要么自生，要么自灭，只能自我负责的领域。加之，儿子的出生也让我不得不面对从未意识到的生存问题，以及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之类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过去的完全沉浸于精神世界，开始学着在生活中生活。个人的这些体验让我与海派小说中的市民精神和日常生活意识发生共鸣。所以，我感兴趣的不是上海的地方特色，不是上海人的特殊性，而恰恰是她与所有的都市、所有的都市人都具有的共同性的方面；与人类的现代生活处境相通的物质状态、精神状态、思想状态和情感状态；与今天在又一次都市化高潮中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相类似的方面。我以为，海派的世俗精神是五四时期自我意识觉醒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的产物。海派作家笔下的现代市民不再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救世主”身上，而是不惜破坏道德规范，不吝身份面子也要抓住自己的利益和机会的行为特征，表现出了现代市民不再是任何统治阶级臣民的独立意识，反映了市民阶层接受现代启蒙的特点。海派小说中所显示出的都市市民虽自私但独立，虽世俗但有理性，虽物化但不失一种主动选择的主体意识特征，既证实着都市新市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暴露其局限和异化的倾向，但这毕竟是现代新市民与封建市民相区别的分水岭。这可能也就是你说的我能够更为辩证地考察海派文学的意思吧？
的确，回头想来开始意识到，我做研究的最初动力还是来自对不同价值观及其思想的好奇和探究。无论是“五四”时期堂堂正正倡导的个人主义精神，还是三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直言不讳地表达现代都市市民的世俗精神，对于我这个接受红色单一教育长大起来的50后来说，都是巨大的冲击，也造成精神的困惑，但这两种精神又和自己受压抑的心灵一隅息息相通，引起共鸣。所以，我探究他们也是探究自己，为自己受压抑的一部分发声。我对“五四”个人主义精神、三四十年代都市市民世俗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对自己一部分的理解和认识，这两度探究开拓了我的精神维度，使我的精神结构不再单一化。最近读钱理群老师的《有承担的学术》，其中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共鸣，即“不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这也让我想起蔡元培于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时，与教育部同人重新起草的学校法令《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特别指出“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并在开篇即说明：“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也可以解释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精神的初衷。不仅我们自己的存在本来就是多元的，社会也应该是多元的，特别是在和平时期的商业社会，更应强调多元包容，共存互利，就像鲁迅说的“自利利他”。
记者：俄苏文学，包括受其影响的中国左翼文学，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它与您这代人的关系也很特殊，近年左翼研究又成为“显学”。因此想请您谈谈您的俄苏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您对当前左翼研究的看法。
李今：这是个太大的问题，我的研究仅仅涉及三四十年代汉译苏俄文学的皮毛，并不深入。我一定要在你的问题上加上“汉译”两个字，来说明我研究的并不是苏俄文学，因为我很清楚汉译苏俄文学，或苏俄文学汉译肯定对苏俄文学进行了改写，我不懂俄语，无法切实探究这个问题，只是初涉了苏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毛泽东曾将近代以来中国寻找真理的道路以建党为分界线分成两个时期，认为中国共产党出世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确，汉译苏俄文学的热潮在三四十年代已蔚为大观，不仅是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被亦步亦趋地奉为“真理”，在创造苏联这个想象的理想社会、一个集体新认同的社会目标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译介苏联文学的文章强调的都是其“写实”“实录”“实际的人生”性质，某作家看苏联，经过译介的再阐释，就转换成了苏联的“真相”，甚至将苏联文学中揭露一些黑暗面的译作，如《士敏土》，通过评介屏蔽掉，从而将社会主义的政治应许在人们的想象中，和现实苏联划等号。现在，苏联解体及其档案解密后，整个苏联历史正在重写，呈现出与以往苏维埃历史叙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事实和图景。但在三四十年代相当多的中国左翼翻译家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梦想寄托在对苏联的想象上。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形式如何与“政治的想象”发生一种真实的关联，或者说如何以文学的幻觉制造政治的幻觉，影响人心，造成一个时代认同上所能发挥的巨大能量。所以，我觉得不研究清楚苏联、苏联文学，以及世界左翼思潮与中国左翼文学的真实关系，是看不透左翼文学的，这也让我想到报刊史料的局限性与真实性问题。我们进入历史报刊很可能只是进入舆论制造的层面，借此可以去反思在一个赤色的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和真切情感，但要揭示事实的真相远远不够。因为这个题目与政治、与历史有太多纠缠，想在文学范围内研究左翼文学恐怕是看不透的，很可能有待相关政治、经济、历史研究新成果的出现，作为参照。
另外，今天研究左翼文学运动，已经经过了一段历史的沉淀，如何评判它？不仅需要直面现实、直面其理论问题的勇气，也需反观历史的独立思考能力。西方学术界对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总结和反思，有利于我们跳出僵化思维，在世界视野下重写一直演变到今天的这段历史。在这方面，一些学者正在做出有价值的探讨。
记者：在您的荣休会上，我曾用李娟在将自己融入冬牧场时使用的一个词，叫作“熄灭自我”，来形容您的研究的变化。您早年的文章情感强烈，随着进入成熟的中年阶段，个人情绪在逐渐淡化，这与您的研究对象、年龄和心境有关，或许与80年代以来的学术走向关系更大，学术写作越来越成熟，严谨、科学、实证性成为不言自明的规范。随着学科越来越成熟，似乎主观性的表达就越来越不大受到认可，您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成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怎么看待现代文学研究中“我”的退场呢？
李今：我不了解现代文学研究中是否存在“我”的退场问题，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并未“熄灭自我”，可能如你所说逐渐淡化了个人情绪，或者说以更学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学术“拿出证据来”的思维方式，让学者可能会减弱情绪自我，增长理性自我，甚至通过研究改变自己的观点。从我后来研究汉译文学的选题到论析评述，我觉得都灌注了自己的关怀和态度。你把学术规范和现代文学研究中“我”的退场联系起来，可能觉得前者妨碍了后者吧？尽管现在存在对学术规范的不满情绪，可我觉得这是学术为自己建立起的一套自我监督与他人监督的机制，不可或缺。论文本来就是给少数人看的，想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可写具有普及性的学术文章，这应该也是学术的一项工作，只是过去受到忽视。出于不同目的，学术性文章也应有不同的写法吧？论文就应符合原创、论证、标明论据出处的最基本要求，但学术性文章并不只有论文一种。不管是何种写法，关键是做得好不好、是否做到位的问题。
记者：近些年，您的纪念性文章越来越多，谈到诸多对您有过相当影响的前辈学人，诸如严家炎、朱金顺、吴福辉、王信、樊骏、谢天振等。现代文学研究从80年代再出发，您是紧随其后的一代，能请您谈谈和他们的学术传承与对话吗？
李今：近几年写的纪念性文章基本是约稿，也是我早就应该做而未做的憾事。像我们由学校培养出的学人都离不开自己导师、前辈学者的悉心指引和提携，正借此机会表达自己一直埋藏于心的感激之情。你提到的几位先生在我的文章中都已谈过，前面说到朱金顺先生比较多，就不一一回答你的问题了，想集中谈谈我导严家炎先生对我治学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我做出的第一本像样点儿的学术著作，应是我的博士论文。从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到我自己的博士生选题，让我意识到导师的视野和研究方向对学生的确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我读博时，严家炎先生以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出版，在学界获得如日中天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也产生影响，我更是受惠于此。正是由于严先生使新感觉派小说从历史的尘封中“出土”，才开启和促成了后来新感觉派以及海派在国内外的研究热，让我也成为“凑热闹”中的一员。严老师带学生和他的文章同一风格，虽言语不多，但总是“一语中的”，句句经典。他知道你需要什么，缺乏什么，能够有针对性地及时给以启蒙、引导、示范与提携。刚到北京大学报到不久，和严老师谈起论文题目，他就告诉我，写论文“说话要有证据”，“言必有据”。我觉得严老师一下子就把所谓论文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让我知道论文要重证据。后来，我告诉严老师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资料。严老师也就一句话，“穆时英曾在上海《晨报》上发过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没有严老师的指点，面对历史文献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会无功而返。有了这个线索，尽管费尽周折，终于还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图书馆看到了这份发黄的报纸，发现了一批穆时英及其新感觉派的轶文，并由此带出其他报刊。雪球越滚越大，后来严老师和我一起汇编《穆时英全集》时，统计有40余万字。我的博士论文《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分不开的。其时，我在文学馆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吴福辉先生刚刚出版了他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我之所以还敢做同一论题，也是因为有这批新发现的轶文做底气。
从大的思路来说，我与严家炎、吴福辉先生做新感觉派、海派研究的不同在于：严老师把新感觉派定位为“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这是一种赋予新感觉派以先锋性和精英性的定位。我在严老师指点下发现的这批史料主要是散文、电影理论及影评等，它使新感觉派与电影、与大众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面孔浮现出来。另外，当时正是现代派热，我也阅读了不少现代派经典作家作品，但觉得新感觉派的风格与其并不相同，带着这个疑惑，我翻阅了同时期的汉译文学、海派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现代主义理论，进一步摸到新感觉派与唯美主义思潮的联系。后来又读到师兄解志熙的新著《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了解到这一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广泛性。不过，我的最后定位并没有推翻严老师的结论，只是进一步指明新感觉派位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入口处，具有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性质。吴福辉先生如你所说，非常奇怪同上海毫无关系的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因为，他做海派研究有“故乡”情结，比较侧重海派文化的上海特征。我是把海派文学作为都市文化、都市人的代表来探讨其现代精神特征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在意其地方性而致力于发掘共同性。这些都构成了我作为后进，既受惠于前辈学术成果，又因为关注点不同而很自然地与其展开对话的基础。
博士论文的写作让我找到了做学问的路径，一是据史料叙事，将文章写实的感觉与方法，感悟到求索“前人本意”与“历史本相”的治学目的与乐趣。史料不仅仅是与史识、理论对立的材料，它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通过阅读把握它、描述它、定位它、认识它，观点由此产生，越贴近它，越准确，反而越能出新意。但同时，文献史料又需要新理论的照耀，才容易发现它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史料与理论的关系是相互生发的，并非对立的关系。如果一定要说哪个为重，我会选择文献史料，因为认知不仅来自理论，也可以取径于文献史料，论述也应和文献史料打成一片。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和疑惑走。我说过，自己探究的动力和观点都源自阅读产生的强烈感觉和疑惑。再举个例子，我读新感觉派作品引起我强烈好奇的是他们的性意识。写性并非是30年代海派的特异之处，郁达夫、张资平也写性，但他们笔下的人物与一般社会的性道德意识并没什么大的不同，只不过是他们的人物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总是事后懊丧忏悔。但海派不一样，他们把性与享乐相联系，其内心根本没有一般的道德监督机制。为解决自己的这个“为什么”的疑惑，就得大量阅读，最后看明白他们所接受的是唯美—颓废主义意识的影响，即把性与生育与道德相分离而视其为人生的一种享乐与新感觉。三是我的论述结构也往往来自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而做的探究。每当我阅读作品和材料有了新感受，都会反过头去想、去分析、去探究，为什么这样？探究明白，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后，论文的框架基本就有了。比如《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主体结构，我就是围绕着为什么会产生海派作家的性意识和世俗精神问题来构思的。所以，我做研究比较倚重大量阅读文献作品和相关史料而产生的新刺激，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再去寻找解惑之道。我想，这也是我缺乏阵地意识，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原因吧。但每做一个题目，我都会谨记严先生一再的教诲，“最终决定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
记者：您谈到汉译文学研究占据了您十多年时间，让您搁置下别的计划，不知道在结束手头项目后，您接下来有哪些研究要着手展开？
李今：我和项目组一起做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尚未完成，一是《汉译文学序跋集》还有5卷没有出版，虽然已经编辑成册，但到最后的定稿还要花大量时间做琐细的工作；二是“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数据库”虽然已经上线，我们还想出一套纸质版，这也需要做大量的修订工作。我想，等完成这两个大工程，我就要到“古稀之年”了吧，那时是否还有力量开启新的计划，真不敢说。前面已经谈到，我是缺乏计划性的，我获得研究的动力要有新刺激。现在的确是不断会冒出些想法，但真正让我决心下几年功夫去探究，还需积累。赵园老师收到我奉寄的拙作《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给我回复说：“选题很好，这种题目还可以做下去。”我想，可能还会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做下去吧，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历史的，或新的主题性的框架，统领个案的研究。
记者：最后，在我们的印象里，您一直是和平通达且精力充沛的人，您的论文产出并不算多，但质量都很好，还完成了多部看起来难以完成的超大部头著作，且注释、校对非常认真。您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的？
李今：你说的超大部头著作是指集体项目吧？我自己不多产，精力也不充沛，基本不熬夜，只是每天在上午最清醒的时候写作，其他时间放松阅读，查找相关资料，而且时因积累不足，会相当一个时期根本不动笔。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只是不想虚度光阴，研究的投入状态会让我获得一种生命的充实感。你说我“非常认真”，不敢当，只能说比较认真，我认为认真的态度比研究方法更重要。做事认真可以引导我们从没有知识，到获得知识；没有方法，去探索出方法。但人做事免不了失误，做得越多，失误会越多，尽力了就会心安。我觉得自己是在进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才越来越意识到要郑重地认真做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欣赏导师严家炎、朱金顺的学术成果，他们简明、朴素、干净、透彻的文字让我倾慕。此外，作为老师，在教导学生的同时，也会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我们的学术成果是要被一级级的学生不断阅读的，要不辜负他们的信任，也要经得起他们审视、挑剔的目光。但要把事情做好，是要花时间的，且不说看多少文献资料才能动笔的问题，想恰切表达自己看法的斟酌功夫，即使写毕，也离不开打磨文字的反复推敲。严老师教给我的写作经验是“放”和“读”，即文章写好后放一段时间再看，修改时朗读自己的文章，不顺口就要做修改。我虽然试图学着做，但仍摆脱不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没法像我的导师那样静心做到位。希望退休后能够摆脱杂念，即使能力不及，但在心境上能够进入导师们治学的禅定境界。借此，也想呼吁一下，学术成果不以数量取胜，但现在的“表僚主义”评审制度简直是在驱赶着学者粗制滥造！要想出学术精品，就得建立起鼓励学者沉潜积累打磨的良好制度。
非常感谢你的采访！让我不得不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治学之路。我深知我们50后的一代先天不足，所幸改革开放，才能够从己所志，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学术工作。所以特别希望世界不再敌对，相互交流，美美与共。你们青年一代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实现自我，学术事业不断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