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借助《新青年》，才能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
在“五四”研究领域，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一直都是热点，备受关注。作为激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元典和思想文本，《新青年》杂志不但为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演进展现了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也为现代中国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历史回响。
张宝明教授研究《新青年》已有三十余年之久，近日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与阐释：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是他在多年学术积累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力作。在又一个“五四”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走近张教授，听他谈谈他多年深耕的《新青年》研究，谈谈他学术路程上的收获与反思、困惑与选择。
一、理解“五四”：在《新青年》与《学衡》之间
记者：张老师，您好！刚刚阅读了您的著作《经典与阐释：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以下简称《经典与阐释》）。读完全书，给人的强烈感觉是这本书的思想厚重之感。这本书在充分掌握史料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不仅表现出学术眼光的敏锐，也显示出思想的精密深邃，在当今日渐浮嚣的学界可谓少有的沉潜之作。请简单谈谈您眼中的《新青年》，再介绍一下《经典与阐释》这本书吧？
张宝明：回眸我国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天空，如果推选彼时最耀眼的一份刊物，《新青年》肯定当之无愧。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文本，它是一团酵母催生出的陈年老酒，历久弥香，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失去魅力。《新青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在“五四运动”中“金字招牌”的舆论示范和对彼时新文化运动的横向影响力，更在于其现代性理念对于百年中国的历时性影响。作为激活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元典，《新青年》已走过108个年头。然而，“新青年派”围绕《新青年》为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所做的诸多原创性工作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出人们的视线，其价值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引人瞩目。“新青年派”在《新青年》上提出的种种命题，是一代启蒙先驱熟读中国之后而凝结出的思想火花，也是中国现代性演进历程中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经典与阐释》一书围绕《新青年》上发生的启蒙的演变以及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论述，对《新青年》所发生的南下北上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内圣外王”的逻辑、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进等诸多问题进行新的考察和深入剖析，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把握这一思想文本，从而解释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多副面孔的实际流程，以促使人们真正读懂“五四”乃至20世纪的中国。
记者：阅读《经典与阐释》，能够深深感受到您对“五四”、对“五四”知识人的深情。学界常言，“五四”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不断重临的起点。您的学术研究在不同学科间不断转战，但研究重心始终不离“五四”，不离“五四”知识人，深藏着一种割舍不断的“五四”情怀。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进“五四”，如何开始研究“五四”知识人的吧？
张宝明：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读《新青年》，就难以读懂20世纪以及现代中国。说起与《新青年》结缘，应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算来，已经有小四十年了。当时我就读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跟随任访秋先生读研。任先生曾经受业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五四”时期的学术名家。他在课堂上带我们研读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关系时，也会在课余谈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五四”人物的掌故逸事。后来，任先生又力促我与师兄沈卫威分别从事陈独秀和胡适的思想研究。陈独秀和胡适都是现代思想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但受各种原因影响，陈、胡作为历史敏感人物在一段长时间是学术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在任先生鼓励和指导下，我较早便开始了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后来又在导师组的指导下撰写完成了题为《陈独秀：中西文化冲突下的选择》的硕士论文。从任访秋先生指导我关于“陈独秀”的硕士论文到蔡少卿先生为我划定五四“激进派”的论题，我的“五四”研究就“一发而不可收”了。1997年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被列入学林出版社的“现代性与传统”丛书出版。其中，我选择的四个主要人物分别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他们或是《新青年》主编，或是其主要作者。在修订出版博士论文的同时，我还和王中江一起编辑了三卷本的《回眸〈新青年〉》，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之后，我便有了在原有积淀基础上研究《新青年》的想法，后来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合作导师吴剑杰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经过多次论证，导师同意我将《新青年》文本研究作为出站报告的选题。这份出站报告就是现在《经典与阐释》这本书的雏形。回顾个人的学术心路历程，这或许就是我常说的“难以割舍的‘五四’情怀”吧。或许《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中的那段话能够表达：“也许注定今生和‘五四’先驱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从我正式踏入学术天地的那一刻起，我就紧紧抓住了‘五四’天堂的大门：悬在思想之涯，攀缘、挣扎、颤抖……”
记者：您的动情表述让我感受到学术研究中情感与理性的交相作用。张老师，您曾先后研究的《新青年》和《学衡》两个杂志，阅读《经典与阐释》能够感受到您对“新青年派”同人的款款深情，阅读您前几年出版的著作《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又感受到您对学衡派诸公的“了解之同情”。《新青年》和《学衡》分别被贴上“进步”与“保守”的标签，两个对垒的杂志，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五四”。您是如何认识两个杂志的，又是如何理解“五四”的？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左图）。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右图）。
张宝明：的确，“五四”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存在。先不比较《新青年》与《学衡》，即使是《新青年》同人内部也不是完全的同“心”同“德”。先是谈与不谈政治的拉扯，再是编辑方针的龃龉，最后胡适终于在“政治色彩”染浓且不能接受中走向了“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之途。凡此种种，“新青年派”“散掉”在即及其之后，尤为显著。以《每周评论》作为缓解谈与不谈政治的紧张为标志，“问题”与“主义”、“自由”与“解放”、“普及”与“提高”都已经把以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老朋友”为首的阵营分出楚河、理出汉界。
再说《新青年》与《学衡》。近一百年来，每每提及这两个杂志，都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先见”。作为与《新青年》对垒的文化阵地，《学衡》杂志自诞生起就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倡导“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文化理念。这样一种办刊观念实际上是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拨乱和矫正。当《新青年》与《学衡》成为针锋相对的“火并”对手时，周作人则敏锐地将看似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手看作“决不是敌人”的“新文学的旁枝”。必须看到，尽管两者在文言与白话等问题上的文化路径和思想方法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大分歧，但那毕竟是高手对弈；从古典复兴、孔教运动、文学革命诸方面的讨论来看，两者“相克亦相生”。研读“五四”，既离不开《新青年》，也无法回避《学衡》。这两个互为镜鉴的思想文本，为我们理解把握“五四”提供了更加立体全面的历史视野与思想资源。
《经典与阐释：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张宝明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第一版，65.00元
二、探寻“方法”：以“文本”为“本文”
记者：张老师，您在研究中屡屡谈及文本的重要性。我发现《经典与阐释》在论证中大量运用《新青年》杂志等原始资料，处处可见对原典文本的重视和掌握材料的功夫。请您谈谈史学研究中“文本”的价值吧。
张宝明：史学研究往往建基于史料文本的收集与整理，借助于史料分析以破译过去。在思想史研究中，文本既是历史的幕布，更是思想的渊薮。从文本出发研究“五四”，无法绕开作为源头活水的《新青年》。作为激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元典和重要思想文本，《新青年》杂志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演进展现了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同时，《新青年》是一系列新潮杂志的发源地，诸如《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潮》都是这个杂志大家庭中的成员。根据我的观察，对这些杂志的文本研究以及其关系研究都没有专著出现，即使是一些论文偶有涉及也还是杯水车薪，不解研究之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这与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的研究路径有关，更与我们对“文本”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必须认识到，史学研究建基于历史文本的钩沉、剖析，借助《新青年》等各类思想文本，才能回到历史现场，才能触及历史的动态与丰富。也正因体悟到文本的重要性，我在整理出版博士论文的同时与王中江先生一起合作编辑了三卷本的新文化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张岱年、韦政通、陈平原三位先生为这套丛书所作的序言中，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强调研读原始文本的重要性。前几年，借《新青年》创刊百年的契机，我又编选了十卷本的《新青年》读本。在对《新青年》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整理的同时，我也对与《新青年》双峰并峙的《学衡》杂志进行深入全面的整理汇编、勘误核校，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斯文在兹——〈学衡〉典存》，在方便自己的研究的同时，也希望为学界同人研究“五四”提供便捷的文献资源。
记者：思想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既有历史的考证，又有思想的辨析。在学界，思想史论有时会被人称为不严谨的研究。您如何看待思想史的历史“考证”与思想“辨析”之间的关系问题？
张宝明：关于思想史是“不严谨的研究”的学界观感，是由思想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思想史研究不但需要形而下的文本考证做铺垫，而且需要形而上的思想辨析与价值研判。但思想史研究并非脱离文本史料的“自由飞翔”，而是“带着镣铐跳舞”。这副镣铐就是基于文本分析的历史真实。换言之，思想史也是需要考证的。缺少历史文本的钩沉与考证不能撑起“史”的厚重和凝重，从而也就难有思想史应具备的说服力。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思想史的支撑点或说材料支柱如何牢靠、坚固、厚重，如果没有思想家抽象的思辨、价值的提炼、理论的分析、深度的梳理，就不会有思想史的闪光点和兴奋点。众所周知，“还原历史”与“解释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两条基本学术路径，建基于文本考证的“还原历史”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功夫，但对思想史来说，“解释历史”比“还原历史”更重要。时至今日，《新青年》杂志已经成为大家熟悉的史料文本，但如何阐释这些文本才能激活思想、连接过去与现在，这是《经典与阐释》一书尝试解决的问题。经典与阐释历来是思想史家关注的学术命题。本书即是就《新青年》杂志本身的“文本”意义进行多方位审视。这也就是我在一篇小文中论及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文本为本文”。
记者：“以文本为本文”是一个比较新的说法，很想听听您对“以文本为本文”的分析？
张宝明：以文本作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必然会提出“本文”的要求。阐释思想，还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一门基本“技艺”，此中关联着正确理解文本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思想史必须以“文本”为主体进行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但这些方法都必须建基于大量的思想史文本的分析之上，建基于文献的考证、文本的阐释、文心的探寻。正是这个意义上，我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简约为“以文本为本文”。从思想史研究来思考“文本”和“本文”的关系，我们便可以此作解：从事思想史研究，首先要探究的是历朝历代思想人物的“思想”，但思想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能借助留下来的大量承载“思想”的史料进行打捞钩沉。此处，史料就是文本，而思想就是本文。文本是我们走向本文的一种工具，思想史料也是我们借以触摸古人思想的一座桥梁。
思想史，无论中西，也无论古今，在我看来都是关于“注解”的学问。在学术思想上，我们反对“过度的阐释”，但这不等于阐释是多余的。尤其是对思想史学科而言，其个性和主体性在根本意义上还是流布在“还原”基础上的“阐释”，而只有在细致阐释中才能不断地接近本文。最近，我和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的同人们一起探索的人文语义学，也是从这一维度出发的。
三、跨越“学科”：从“思想史”到“人文学”
记者：张老师，这也是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您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同时又常常谈起“人文学”，最近您带领的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团队又在倾力打造“人文语义学”。无论是“思想史”还是“人文学”，抑或现在倾力打造的“人文语义学”，都是一种跨学科的学术实践。请问您这种跨学科的学术兴趣是如何形成的，这种跨学科的学术关怀背后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张宝明：说到学科，我很多时候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和重负。从我个人这么多年来的思考来说，很多问题不好归到哪一个学科中，因此在很多时候尽管我知道各自学科的独立性，但我更倾向于提倡打破学科壁垒的人文研究。我个人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其实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因此，与其说是自动的转向，毋宁说是一种问题意识牵引下的不自觉位移。
人文学科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条分缕析，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很多情况下，人文科学工作者只能在悖论中追问或说寻求意义。寻求意义的过程是一个言说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凡此种种，也是需要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来完成的。
记者：谈到跨学科，想多问张老师一句，是什么动因让您提出了“人文语义学”的学科构想，这一新建学科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
张宝明：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一直耕作于“五四”研究领域，几十年的研究经历有经验更有困惑。不管是理解历史先贤，还是对话异域学者，语言的裂痕、语境的差异、心灵的隔膜等等，常常让语际之间的理解成为可望而不即之事。如何理解历史先贤的心灵思想，如何与异域学者进行语际对话，如何才能真正触摸人文历史的脉动？这份困惑让我萌生了“回到语义学”的想法，并通过多年的学理思考兼与诸多同人的讨论，形成了“人文语义学”的学科设想。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写道：“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这里维氏所阐释的“语言”与“生活方式”的关联性和同构性，与人文语义学的致思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文语义学强调：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语言，语言是人类认知生活并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每一种语言都包裹着一个特定民族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人文语义学不仅是语言学问题，还是以语言中的观念词为寻绎对象的文化与思想命题。人文语义学以关键词为依托，以观念词为寻绎对象，阐释从概念到观念之起源、演绎、衍变之“史”的一门学问，意在化解语际书写的观念紧张，进而探求对异域、他者、世界的多元化理解。
四、重审“学问”：从“问题意识”到“问道意识”
记者：张老师，您刚刚好几次谈到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什么是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如何体现问题意识呢？
张宝明：问题意识是人在认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现象，并且通常会产生疑问、意欲探求的心理状态。这或许就是严复所说的“持果求因”。我的《新青年》研究便是一种“问题意识”下的自我追问、历史拷问、当下叩问。如同你看到《经典与阐释》首篇提到《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之命题，这显然是我在三十年前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背景下“人文精神大讨论”语境下产生困惑的反映。
记者：根据我的阅读，您的问题意识背后始终深藏着一种批判精神。您在书中多次指出，《新青年》同人在现代性的焦虑下表现得深刻而又激进、理性而又情绪、进步而又偏执，在启蒙携带着现代性降生的一刹那就夹杂着残缺、偏执的病灶。由此提醒我们在共享现代性的同时，要对其招致的致命的“自负”与“偏执”予以充分的提防。独有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使您试图通过启蒙悖论特征的审视，走出传统研究对“五四”启蒙情怀的激情偏执，以一种冷静而独特的视域探解先贤的启蒙构建和现实支撑。关键是人文学者如何保持批判精神，如何以学术观照现实呢？
张宝明：批判性是思想史的内核或说是质的规定性。思想史是有理想的、有乌托邦情结的，因此就会对现实不满；因为对现实不满，才有超越情怀，这种情怀随时随地可能转化为批判性。多年来，在思想史领域的问学使我常常感到既疲惫又无奈，究竟风该在哪一个方向上吹？自己追求、向往、诉诸的精神世界又常常被另一个自我严厉地拷问着，于是就形成了困惑、反思和新一轮的追问。人文情怀是一种体验之知，批判精神是一种思想风骨。人文学者的命运便是在困惑、两难、尴尬乃至血雨腥风中一瘸一拐中前行的。他们的社会良知以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丝毫不亚于也不应亚于枪林弹雨中的“形而下”战争，只是他们面对社会、个人以及自我的心灵的撞击是一场场“形而上”的煎熬而已。这也是“长征”，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长征。
记者：谢谢张老师的深刻剖析，阅读您的《经典与阐释》，结合您对人文学者的剖析，我能更深地体悟“只有小问题，没有小学术”这句话了。
张宝明：是的，我常说“只有小问题，没有小学术”。你看我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五四”，但我的学术视野不囿于“五四”。依托《新青年》文本，我致力于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的研究与探讨，希望冷静地梳理启蒙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立意寻找良知文化的意义守成者，并不断使之一天天多起来。思想史研究再现过去不是为过去而过去，回眸过去，是为了观照现在，映照未来。
过去，我们常说问题意识，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意识，那就是问道意识。人文与科学有别，这不单单是“知识”维度上的另类：人类的尊严、位格、灵魂都是其呵护、监护与守护的对象。问题意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共执的支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但是问道意识却是人文学科最为关键的执念或说诉求。我以为人文学科的高光境界应该是问道（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本身。问题意识是人文学科的基本诉求，而问道意识才是人文的最高境界。今天，在同仁们执意为人文学寻找存在感或说身份合法性的当口，或许将问道意识作为将学术乃至社会引领向“光明顶点”的摆渡跳板才是最为适切且清醒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