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樵：悲天悯人是作家的天性
读研期间，年轻的许春樵迷恋过一段现代派小说，整天跟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罗布格里耶、罗兰巴特等人的作品“厮混”在一起，写了不少，也发了不少先锋小说，如《悬空飞行》《推敲房间》《miss纹失踪以及那一年发生其他事情》《从此出发》《对会议的一种把握方式》等。先锋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退场，许春樵也随之退出，回到传统、回到故事、回到现实，从欧洲18、19世纪的经典开始研读，尤其是像哈代、托尔斯泰、司汤达以及中国明清的话本小说等，主攻故事、人物、情节和细节设计，作品也变得好看了，好读了。他的小说故事为王，人物至上，情节绷紧，细节不放。在小说语言上，将传统叙事与先锋叙事混改，形成了个人化的后现代叙事，反讽、隐喻、夸张、象征、拟人、通感、异质比喻等手段经过二三十年高密度反复使用和实践，渐渐地内化成一种写作惯性。
许春樵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中，主人公和张月秀、艾叶、汪晓娅，连同妻子吴佩琳这四个女人，从小说的开场一直纠缠到最后一页。这部小说实际上写的是“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的故事，故事背景是中国市场经济跌宕起伏近三十年的历史。小说在故事中探索了婚姻与爱情被现实绑架后的无奈，在现实挤压下的异化，与现实对峙中的抵抗。而中短篇小说集《月光粉碎》则收录了4篇讲述“小人物”际遇浮沉的故事。许春樵与他笔下的人物共呼吸，用冷静锋利的语言，刺穿了小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他们虽深陷生活的旋涡，但不改天真本色。他们平凡而高贵，贫穷而坚韧，用肉身构筑抵抗命运浊水的堤坝。每一次与现实的碰撞，都展现了市井之人的顽强与尊严。
记者：在创作上，您是自己一路摸索着走来的吧。
许春樵：写小说跟当木匠、干裁缝、做厨师不一样，不好拜师，也不能拜师，因为每一个写作者的生活体验、叙事敏感、审美趣味、情感态度、人生立场，千差万别，互不兼容，甚至是相互排斥。比如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都是美国伟大的作家，如果谁当谁师傅，谁做谁徒弟，废掉的至少是一个人，甚至是两个人。将《喧哗与骚动》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放在一起，就像将交响乐和二人转放在一起势不两立，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审美趣味不沾丝毫的边。所以，我没拜过师，也没接受过指点，只靠自己一路摸索。小说只有自己悟出来的办法才是有效的，管用的，别人告诉你的，教给你的，你很难照葫芦画瓢画出来，就算画出来，从动笔那一刻起就走样了。
记者：《下一站不下》创作中改稿11遍、删减近30万字，能谈谈具体修改了哪些方面吗？您一向这么看重修改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定力？
许春樵：之所以改11稿，是因为工作太忙，写小说的状态不对，写一阵子，放一段时间再看，觉得别扭，血脉不通，气息不顺，于是手起刀落，将那些横七竖八的情节、细节、对话，统统剁去。直到疫情来了，人被封死在书房里，小说中的故事、人物、情节才纷纷活过来。删掉的30多万字，不是一次性删的，是反反复复很多轮次砍掉的，尤其是前半部分，第一次写到16万字，删掉8、9万字，写到20多万字体量时，感觉还没到位，又删掉10多万字，几乎是推倒重写。交稿后，出版社排校版发了过来，我让出版社暂缓印刷，又磨了一遍——我发觉字太多了，书太厚，捧在手里太重，想让书薄一点，所以才对每一个字洗桑拿一样，按摩了一遍。
我写作一向很慢。一篇小说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也可以毁掉一个作家，《麦子熟了》磨了有五六遍，开头改了七八次，中篇《月光粉碎》9个月交稿，短篇《遍地槐花》5个月交稿。我基本上是用别人写一部长篇的时间写一个中短篇，写长篇是“爬雪山、过草地”式的向前。这也说不上耐心多强，定力多高，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因为自己喜欢，才追随小说的，喜欢就是动力，写得让读者喜欢，已是最高目标了。至于小说获奖、影视改编，弄出动静、发家致富，不是写小说的初心，也就不怎么在意，一切随缘。小说之外世俗的温暖和利益无法把控，但对文字忠诚，对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我能做到。写作这么多年，一以贯之。
记者：《下一站不下》写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变化，小说写的是一个企业，记录的是一个时代。
许春樵：《下一站不下》两条线，第一条是婚姻情感线，第二条是企业事业线。宋怀良创办的民企“怀琳装饰装潢公司”从发迹到倒闭，没有具体原型，但这样的民企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非常多。所以，宋怀良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他是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记者：《下一站不下》里的爱情线索较多，小说中专注持久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还常见吗？您是如何看待爱情的？ 感觉您对爱情充满了理想主义。尤其是小说中吴佩琳问：“怎么做，才能白头到老？”宋怀良答：“就这样，在大雪中一直走下去，就走到白头了。”写得特别动人。
许春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有一个固执的偏见，对婚姻的忠诚，不只是德行，而是审美，是对美的永恒价值的坚持与捍卫。当然这是理想主义的婚姻逻辑，现实总是残酷，宋怀良和吴佩琳的美好爱情，成就的婚姻竟是一地鸡毛，闹离婚闹得天昏地暗，然而坚定离婚的宋怀良在吴佩琳身患绝症时，与另一个要跟他私奔的女孩艾叶一刀两断，又回到妻子身边。好多读者说宋怀良不会这么做，也有读者说会这么做，不止一次地面对提问“有这样的人吗”？ 我说：“有，也有可能没有；你想有，他就有。”这就是小说，这就是人生。爱情是心灵的默契，情感的叠加，但要由日常琐碎而严酷的生活发放验证码，才可成立。我对爱情的理想主义抒写，实际上是对现实无望中的想象，有评论家说这是浪漫主义。
记者：在各种诱惑中宋怀良坐怀不乱，为吴佩琳坚守护着底线，可种种误会没能完全澄清，吴佩琳在婚姻生活中不安、怀疑和焦虑，最终两个人的婚姻走向末路。小说以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和生动细节，描写了不同女性的情感世界，充满了悲悯情怀。在刻画女性心理方面，您有什么技巧吗？
许春樵：小说说的是不如意的人生，说的是有难度的生活。好的小说是那种让你一言难尽的小说，欲言又止的小说，甚至就是那种让你哑口无言的小说。小说的丰富性、复杂性、多维度就体现这里。小说最怕一眼看穿，当年法国新小说派就对巴尔扎克的爱憎分明不满，所以，《下一站不下》里对宋怀良吴佩琳婚姻情感的几十年相爱相杀，没有进行对与错、是与非的简单裁决，我把裁决权交给读者。
记者：小说非常好读，也并没损失艺术性和文学性。您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为影视剧，在可读性和思想性方面，您是如何平衡的？
许春樵：小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出一点纰漏，小说就会被读者扔下了。作为写作者必须提高警惕，在故事性和文学性上不能丝毫马虎，得拼尽洪荒之力，确保小说的质量，小说的结构、语言、对话、描写、节奏等等要严格遵守小说纪律。我有6部中长篇小说被买走了影视剧和舞台剧的改编权，已完成拍摄、排练、公演的有3部，《下一站不下》有三家公司洽谈，最终选了一家最有诚意的公司签约。这些都是小说的延伸效应，严格说来，影视剧已是另外一个作品，不属于我了。作为小说作者，我考虑更多的是在讲好一个故事的同时，要在故事的背后，呈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真相、情感真实和历史命运。我始终认为，作者站位的高低，决定了作品思想的高下。
记者：《月光粉碎》收录了4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您对于这些底层人物始终葆有悲悯之心，以无限的爱和耐心描写他们的生存困境。这些故事来自哪里？还需要刻意体验生活吗？
许春樵：悲天悯人是作家的天性，作家仁慈善良的心与生俱来。小说集《月光粉碎》里的小人物故事没有原型，是因为我对社会隐秘角落里的小人物，有着长年累月的关注、担心、焦虑、感动、疼痛，所以当某一类底层生活体验的压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就全都站到了我面前并提示：动手吧！ 我写小人物不需要刻意去体验生活，因为我自己就是小人物，写他们也就是写我自己。
记者：《月光粉碎》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情节反转，甚至有些荒诞，但是对人性的探索十分深刻。在写作时，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许春樵：我写小说注重从故事出发，向人物内心挺进。只有走进了人物的内心，才能走进读者的内心。在人的精神、情感、灵魂的纵深地带，演绎人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无奈、无助、无常、挣扎、受伤和寻找获救的出路。《月光粉碎》里的姚成田因为一次误杀的命案，8年时间里，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没有逃脱灵魂的灾难，他用自己的财富和善举去为自己的过失赎罪，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那万劫不复的内心的黑暗。8年一滴酒不喝的姚成田在喝了二斤白酒后，骑摩托车一头栽进了河里。他的肉体毁灭了，但他的灵魂上岸了。我写小说最看重的是以悲悯恻隐之心，探索和解剖人的精神世界，在人性隐秘真相的揭示中，完成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您的中短篇和长篇几乎是齐头并进，互不干扰？ 在不同的体裁中，享受的乐趣也不一样吧？
许春樵：长篇和中短篇是不同类型的小说，写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中短篇的情节控制、场景描写、人物对话与长篇小说有不同的规则，体裁相互切换中，是要注意把控的。写短篇考验作家的精巧构思，写中篇追求故事与人物的平衡，写长篇则要在人物或家族命运的抒写中，完成对一个时代的隐喻和象征。长中短篇小说，各有各的技法，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乐趣。要驾驭好各类小说的写作，需要付出一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