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有预料,眼前的队伍还是吓我一跳。
从博物馆正门开始,两列队伍蜿蜒浩荡三四百米,排到了天府广场那棵著名的黄桷树之外。馆内观众已经饱和,排队是限流的必要举措,看这个情形,没有一两个小时,怕是进不了博物馆大门了。心里有些发怵,本能地想逃,脚却不听使唤:这个特展,天天爆棚,今天不去,又要等到何日呢?一番踯躅,身体已经到了队伍的最末端。
这是端午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中午十二点,恰逢夏至,日光却并不强烈,成都博物馆金黄色的建筑体一半被朗照,一半在阴影里,人在队伍中,并不感到特别难受。早就知道这是成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特展,全国兄弟文博单位纷纷出手,献出了自己的当家宝贝,二百二十件展品当中,九成以上都是珍贵文物,光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七十多件。成都是文化名城,这些年成都及周边地区文博新发现更是惊喜连连,不说别的,仅一个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就号称“再醒惊天下”,成为流量担当,锁定全球眼球将近两年。成都市民也是惯见大世面的了,一般性的文化展会,他们会以平常心泰然处之,但是遇见特别的、罕见的展会,就会回归到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根本不需要引导,迅速用脚投票,让这个文化现场成为全民网红打卡地。而这样的展会,一定也是全国瞩目的文化事件。
纷至沓来的脚步,当然不只局限于成都人、四川人。比如当下的这个汉字特展,据说有一半观众都来自省外。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事件。说文化事件,一点儿也不夸张,观展人次突破十万,成都只用了七天!
我早就想来看这个展了,文博圈的朋友却劝我缓几天再看。“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只能看到人头,完全看不到文物!”我自然被吓退了。朋友给出“观展黄金定律”:“至少要在开展一个礼拜以后,避开节假日,最好是中午或下午闭馆前去。”我照单全收,于开展十一天后的工作日正午十二点,出现在了成都博物馆,然后呢?然后我想撤退,但是想到往后几天是端午小长假,想到辛弃疾唯一遗墨《去国帖》很快将要撤展,想到专业人士“观展黄金定律”惨遭人群碾压,于是,像一滴水融入洪流,我在成都博物馆门口的夏至里,像个哲学家一样,且行且思。
说来也巧,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四五十岁的样子,被他的亲友推着前行。无意间听到他们几句对话,心里很是感佩,原来残疾人一直都在坚持练习书法,现在还是某个老年大学的书法老师。他们来自距离成都三百多公里的广元青川,尽管行动不便,还是赶动车到了这里。两个人说说笑笑的,看起来就像在奔赴一场盛大的约会。我忍不住向他们建议:你们完全不必要排队,可以直接到检票口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甚至说都不用说,工作人员一定会优先让你们进去的。
“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陪着去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必要为他们做一点儿什么。轮椅上的中年人扭头连声说谢谢,但同时坚定地表示,没有必要享受特殊待遇,他们是专程来看展的,时间也还充裕,不必牺牲别人权益来成全自己的私利。话很文气,却很真诚,显然是经常向人表明同样的态度。面对残疾人,或者行动不便、有特殊困难的人群,社会的整体宽容和特殊照顾,是文明的标志,而受与者本着不给社会添麻烦的善心,甚至是完全将自己当作社会生活中正常的普通公民,我想这体现出了更深厚的文明。我们今天是去奔赴一个关于文明的展会,但是,文明又何止于在厅堂之内、高阁之上、文物之中?
甲骨之眼
终于来到它的面前。
良渚文化是中国人胸口上永远的朱砂,比红玫瑰更美,比胎记更深刻,比勋章更荣耀。我们动辄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良渚文化距今多少年?四千三百年到五千三百年。
它是一只黑陶罐,直口、高领、鼓腹、平底,颈下部饰凸弦纹一周,两侧有对称贯耳,为浙江良渚文化典型器物。在玻璃展柜的强光下,它是那样的粗糙、普通,特别是下腹部位置,有四个类似孩童涂鸦似的刻画符号,更显出这个器物的笨拙、凌乱。但恰恰就是这几个刻画符号,让不起眼的黑陶罐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符号显然是在陶器煅烧成型后被人用锋刃刻画上去的,笔画都不多,在十画以下。比起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罐上那个集合了山月日形状的符号来,此四个符号显得简洁、抽象。从写法上看,四个符号体现出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特点,所以,这四个符号确实更像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另外,四个符号虽然不是完全水平线意义上的整齐排列,但也大体集中整齐,想来,如果不是先民的无意识涂鸦行为,那么这些符号就应该被视为词组或短句,是一种清晰的叙事刻符,有点儿类似婴儿在哇哇吐字后,突然开始咿呀成句。
这是一次巨大的突破,是古人在试图把眼目中的山川风物逐一归位于手上刻符之后,又一次壮丽的奔赴。像涓流终将汇进汪洋,像朝阳终将刺破黑暗,良渚先人们终于让刻符实现了从画图表意到造句叙事的突破。“书画同源”是没有错的,但似乎从这一刻起,书与画各怀使命,分道扬镳了。画是不直接说话的,而书——此处的书,是指最早期画出来的字——的根本目的就是将单一的字词串联成意思,也就是说话、叙事。字若不成句,字与画就没有本质区别,字连成了句,人类就有了沟通、交流的媒介,在共同的威胁和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不再各自为政,而是抱团取暖。凭借文字、语言、思想、谋略,人类在与野兽的惨烈角逐中胜出,成为万物的灵长、地球的主人。但是其后,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开始了更为惨烈的互相厮杀,因为人们深深明白,人类最强大的敌人,一定是操不同口音特别是使用不同文字的同类。在文明的进程中,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战争史,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文字,“罪”莫大焉。但文字又是何其无辜——单说这一个“字”字,三千多年来完全没有变异,就是一个孩子出现在了屋檐之下。“字”,造字的先人把它塑造成一个初生的孩子,寄望他以婴儿的视角和热切面对辽阔山河、静穆岁月,盼望他成长,栉风沐雨,勇敢坚强,但无论怎样跨山越海、驭风驰雷,都要记得回家。
字,就是屋檐下的孩子。这是多么温柔美好的愿望啊。只能说,后人不该辜负先辈的美意。
良渚遗址发现的刻符黑陶罐很多,我偏偏就看见了这一个。我与它定然不是偶然遇见,那四个符号,看起来是那样熟悉亲切,那些笨拙淘气的刻痕,一笔一画都像是回家的路径,隔着四五千年岁月,依然那么鲜明热切。我突然有些明白大家排队踊跃看展的意义了,就如同返乡回家,哪一位在外漂泊的游子,会因为路程遥远、舟车劳顿而放弃回家呢?恐怕都会把那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兜兜转转、马不停蹄的急切奔赴,与近乡情怯的慌乱羞涩,当成一种享受吧?汉字展真的不同于其他文博大展。其他展上的宝贝,虽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毕竟素昧平生,生疏得很。汉字展上的主角,天天都在跟我们发生联系,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家人、亲人。呀,真的是越看越欢喜。
国际通行的考查古文明的要素,是城市、文字、祭坛或庙宇,三者缺一不可。甲骨文是我国被公认的最古老的文字,但其历史只有三千三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左右,那么为什么要说“五千年中华文明”呢?各方面的阐释都非常丰富和充分,我不想做道理的搬运工,但是此刻,在这只良渚黑陶罐面前,我突然茅塞顿开:这些刻符,不是图案,不是涂鸦,不是无意识的涂画,它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字。它在试图让“符号”从象形具象走向会意抽象,又在试图建立标准化规则,通过简单的个体刻绘(此处似乎应该说书写了)达到表意沟通、外界通识的效果。从单一的个体字符走向了四字词组,从圆弧画符走向方正立字,这就是汉字的婴童模样。不是胎儿,我们常说甲骨文脱胎于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但我分明已经听见黑陶罐在开口说话,所以不是胎儿,是婴儿。汉字已经出生,正在舒展身姿牙牙学语,是的,他口齿不清,语音语调也令我们十分陌生,但他无疑发出了声音,而这种声音一定是我们古中国人的声音。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汉字的发明和使用将彻底结束人类的蒙昧,汉字的荣光将神圣地照耀华夏儿女千秋万代,我似乎看到甲骨文蔼然含笑地迎面而来。
我看到一只龟甲。
但这不是刻画甲骨文的龟甲,它比甲骨文早了四千多年。
这无疑是一只相对完整的上古龟甲。褐黄色的背甲上,主纹路呈一“王”字造型,中间那一横,尤其深刻清晰;下面的横笔,被一道短竖串联,与再下面的笔画构成了叉腿站立、双臂舒展的象形文字的“人”字造型。但这只是纹路,并不是文字。背甲上有大小孔洞若干,边缘有残缺。初看,除了上面没有文字,与其他古龟甲无异。不解它为何会出现在序厅如此显赫的位置,一看简介,立刻倒吸一口气,束手恭立,急切凝视。
我找到那只眼睛了,龟甲的左腰部位置,一只眼睛安静地与我对视。不需要辨认、甄别、解读,它就是一只眼睛。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上生活的先民们,在这只龟甲上画了这么一只眼睛。为什么要画?为什么只画一只?有人说可能与巫术有关。作为人与鬼神之间通灵交流的媒介,巫术一向秘不示人,只存在于王权神权等特权阶层,镌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当它完成占卜问卦之后,是要被秘藏或被集中销毁的。统治阶层宣扬王权神授,神是怎样授权的,道理都在龟甲上,但是就不告诉你。
贾湖龟甲上的这只眼睛,是人神之间的一座渡桥吗?八千年来它一直未曾合眼,那么它看见了什么?
一定看到了四目仓颉。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论岁数是比贾湖龟甲小三千五百岁的后生,有感于黄帝军令在传达过程中失真导致战争失败,痛下决心发明文字。“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天雨粟,鬼夜哭,龙为之跃动,文字的发明让魑魅魍魉无以遁形,让丰收成为天意,让混沌蒙昧的天宇之间,出现了澄澈如洗的人的凝眸,以及晓畅明亮的人的交流。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发明文字,文字让人类的活动和思想成为信史。文字除了记录人类活动、思想和科技进步以外,还把感情和观点引进历史。仓颉是神话中的人物,文字肯定不是他发明的,文字的发明一定是勇于改变现状的先民们代代智慧累积的结果。长了四只眼睛的仓颉,无非是后人的一种借喻,大地磅礴无边,岁月千秋万载,两只眼睛根本盛放不下,就让四只眼睛来收纳这一切吧。但是且慢,仓颉看见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看见了,而仓颉用文字记录下来,一切就能与岁月共久长了。
一定看到了王懿荣。这位晚清重臣、金石专家,当他在中药里叫龙骨的龟甲上发现了刻画整齐的神秘字符时,电光石火般的震颤接通了他的任督二脉,也接通了复活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雄强王朝的笔画密码。《史记》言,“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眼前的有字龟甲,难不成就是史书和传说中先人们的占卜工具?南书房行走王懿荣的满腹诗书,让他凝视龟甲的目光因惊喜而闪亮,因闪亮而仁慈。他急切地站起身来,敲开了一家又一家中药铺子的店门。罄尽家财,他搜集京城所有药房里的龙骨,累计有一千五百多块。虽然他并不能完全明白这些龟甲上的字符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他隐隐约约感知到,碾磨为齑粉的龙骨不一定能治病,但一定可以强心和壮胆;号称龙骨的龟甲尽管非常脆弱,但是或可以成为精神脊梁-彼时,腐朽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特别需要一些精神力量来鼓舞人心。
但是王懿荣太天真了,就在他发现甲骨文半年以后,八国联军的炮火响彻紫禁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弃城逃窜,作为防务重臣的王懿荣不甘为俘虏,跳井殉国。还来不及破译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信息,他手中的龙骨就虚化为了所谓的文人风骨。当然这也可能是龙骨的价值之一,没有文字的流传和提炼,人等同于蒙昧的野兽,所谓的士大夫精神,所谓的文人风骨,肯定是难存的。
一定看到了王国维。王懿荣身后,刘鹗站了出来,罗振玉站了出来,王国维站了出来,郭沫若站了出来,一代代甲骨文大师接续钻研,就是为了破译龟甲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背景、意义。都知道那是问卜工具,但是问卜之外,也有叙事,一层层历史的迷雾被廓清,一个威风凛凛的殷商王朝扑面而来。
王国维是甲骨文前期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之前的罗振玉等人,主要成就还是辨字和释义,而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开始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商历史,证实了《史记·殷本纪》里所记录的殷代世系的真实存在。以他的研究为重要标志,中国新史学在甲骨上的道道刻符、声声问卦中奠基、形成。可惜王国维也选择了自杀。王国维之死充满玄奥,历来颇多解读,我们遗憾他在众多学科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之时的戛然而止,特别遗憾他的甲骨文研究事业的终结,以他的宽阔视野和学贯中西的功力,甲骨文研究本来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王国维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人间词话》的作者,他关于人生的三层境界之说,至今依然在不断流传。不知道他本人自沉昆明湖,又是哪一块龟甲上的哪一道裂纹,宿命般锁定了他的学术之殇?
一眼八千年。此刻,我凝视着贾湖龟甲之眼的凝视。贾湖遗址总共出土十七件刻符器物,其中龟甲刻符九例、骨器刻符三例、石器刻符二例、陶器刻符三例。专家们称,贾湖遗址的发现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明相映生辉。这一只龟甲上的眼睛,与甲骨文的“目”字是那样的相似,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吗?如果这种偶然的、单一的刻画很难被认定为是文字或者文字雏形,那么这样一种“注目”形态之承,这样一种龟甲载体之续,八千年的天地寥廓、风云际会,又何尝不在汉字中国的审美凝视之中?
青铜之光
只此青绿。世间美好无数,我最心仪的,是青铜器的沉绿华美。
无法形容那样的美好,只是觉得自己会整个地傻掉,手足无措,目瞪口呆。青铜器闪烁出来的绿光,并不耀眼,甚至可以说非常暗淡,但是,它具有一种由外向内收摄的魔力,你会被那抹绿光所吸引、吸纳,甚至吞没。像美好的女子,你看上一眼,目光就再也收不回来,你沦陷其中,无法自拔。青铜器的绿,不是天然调和出来的,它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是金黄色,但是它们都出生于三四千年前,被时光之手反复摩挲,在黑暗的泥土里,经过数千年的长眠最终出土重光,身上就披染上了这样的绿色铠甲。没有这身铠甲,它很难重现人世,而正是这样一身铠甲,让它荣光加身,无人不对它顿首叩礼。
没有人能打败时光,青铜器也不能。但是青铜器可以抗衡时光。青铜器之绿,与其说是一种色泽,不如说是一种时光。幸运得很,我们居然可以具象地、奢侈地看见时光、品味时光。
青铜器是历史给后世的慷慨馈赠,那么大的器物在几千年的人事代谢、山海嬗变中没有湮没损毁,不能不说是奇迹。但仅说是奇迹,也是不对的。客观地讲,青铜器之返世重光,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命定。换句话说,制造青铜器的人,特别是下令制造青铜器的人,早就谋定了要让青铜器与日月同光,永垂不朽。谋求不朽,正是制造青铜器的本质意图。看看青铜器的铭文就知道了,他们歌颂历代帝王的丰功伟绩,歌颂列祖列宗的嘉言懿行,歌颂自己的勤勉耕耘,祝福子孙瓜瓞绵绵、永绥吉劭,为的就是万古流芳,并以之为媒介,接受后人们的感恩戴德。他们知道,铜锡合金不惮于风刀霜剑,不腐于流水黑土,也不大容易被人为损毁,毕竟它乃庞然大物,而且自古就以礼器兵器之身,被赋予神圣尊贵的内涵,损毁青铜器,恐怕要给自身带来血光之灾。所以,青铜易主,不是新主如获至宝,将之供奉膜拜,就是被厚土沉埋,静待下一次重生。
青铜器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后期,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一般来说,青铜器可分盛物用的容器、宗庙祭祀用的礼器和打仗用的兵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成语“问鼎中原”“一言九鼎”“钟鸣鼎食”“扛鼎之作”“革故鼎新”等,都显示出鼎的重要性。
青铜器上镌刻之铭文,亦即金文,肇始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数百年间,蔚成风尚。金文与甲骨文有一段时间是重合使用的,也就是甲骨上的文字被镌刻到了青铜器上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文与甲骨文有了较大差别,金文更简洁,造型更丰美有致。从书法角度来讲,金文线条遒劲,字形圆润丝滑,已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并不是所有青铜器上都有铭文,但有铭文的青铜器,特别是铭文所载填补了史载空白,或者证实了史料记录,其价值往往更大。
从通常角度上讲,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第二种字体。甲骨文是王室问卜于鬼神祖先的神秘文字,是不对外展示宣扬的,而金文则是正襟危坐、作古正经的庄重叙事,叙述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流通和传之永远。在被发明和秘藏了多年之后,汉字终于以皇皇乎伟哉的气象,高视阔步地走进民间,它来势凌厉,直奔主题:追求不朽。
眼前是另外一具大国重器:史墙盘。高十六点二厘米,口径四十七点三厘米,盘深八点六厘米,重十二点五公斤,系西周共王时期器物。跟我心仪的青铜器的青绿不一样,史墙盘通体乌黑油亮。专家解释,跟其他青铜器一样,它本是光亮的金色,但一般的青铜器经过长时间氧化后,表面会有铜绿;史墙盘这种乌黑,应该是铸造之时进行表面处理、形成致密氧化层后的效果,既呈现了黑色,也能防止进一步氧化。可见对于青铜器表面处理当时已经很成熟了。圈足,双附耳,腹饰垂冠长尾凤纹,圈足饰窃曲纹,均用细雷纹衬底,整体造型和纹饰,虽非妍巧夺目,倒也沉着轩敞。特点在于其盘中铭文,多达二百八十四个字,系一九四九年以后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礼器。盘本为食器,功能跟现在差不多,但使用功能以外,史墙盘被赋予了铭文叙事、家国天下的史诗风流。品读这段文字,我们很容易浮现出这样一种情景——
三千年前的某一个暮春时节,眼见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心情大好的西周史官墙,决定铸青铜盘以歌颂历代先王、纪念列祖列宗。墙乃商代望族微氏家族传人,其先祖被商王封在一个叫作“微”的地方,微氏家族因此世代显赫。商周易帜,墙作为商朝遗民,却依然受到周王重用,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墙乃史官,续笔有方,可堪重用,另一方面也显出了周人对前贤的尊重、对文化的传袭。或许那天墙还小酌了几杯,微醺之下,信笔就写下了这些字。这篇铭文虽不及王羲之山阴道上的神来之笔那般跌宕腾挪、文采风流,却也在隆重感恩之余,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满足和幸福,雍容有度,欣然会意,就算略去它的文献史料价值,也不失为好文章。
展厅里还有一个非常像玩具的宝贝:晋公盘。浅腹平底,口径四十厘米,奇巧的是,盘内星罗棋布龙、鸟、鱼、龟、蛙等圆雕动物,乌龟的头能伸缩,鸟嘴可以开合,所有动物都能原地做三百六十度转动。据称若以水注盘,水流冲击作用下小动物们都会翩翩起舞,浅浅一方铜盘,瞬间成为鸢飞鱼跃的春日胜景。晋公盘呈现了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
两千六百多年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为大女儿孟姬铸造了这件嫁妆。盘内壁有铭文七处,每处三行,共一百八十三字。晋文公在铭文中追溯了晋国始祖唐叔虞、父亲晋献公的丰功伟绩,称颂了由自己开创的霸业,还写下了对女儿孟姬的祝愿,希望她嫁到楚国后,能够管理好家室,佐助晋国。如果没有这些字,我们或许只会单纯地把这个青铜盘当成一个类似水上游乐园的玩具,但恰恰就是这段铭文,在君威父慈、语重心长之外,展示了春秋时的气象和荣光,也暗喻了无奈和亲、一嫁永别的孟姬命运。可以说铭文所包含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不厌其详地进行不成熟的个人解读,我是有自己的用意的。首先,我想说明的是,相对于萃图成字的甲骨文,从甲骨文中走出来的金文,不再是单一的汉字,它们组词造句,腾挪跳跃,表意抒情,跌宕生姿,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已经具备完整的文章形态。其句式多为四言,节奏铿锵,隐约已有《诗经》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形态上的金文,可以视为古代散文、诗歌的源头。
其次,金文让汉字书写充满方圆流丽之美,让书法成为“书学”。“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是史墙盘铭文书法的重要特点。圆而方正自婉,方而圆润通神。方圆转圜,风流高雅。这些特色在甲骨文中有一定的体现,但金文集大成、成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文可以确定为汉字书法之滥觞。
其三,金文叙事要言不烦,简洁有力,表达精准,为修史述志确立了技术标准。以史墙盘铭文为例,六朝天子悉数记录,均择其要事点到为止,除了礼仪上的恭敬周到以外,几无闲笔。而关涉祖上面见周武王碰一鼻子灰之类的糗事,作为家族迁居的重要事件,却并没有放过,体现出史书的“实”“真”本质。因此是否可以说,金文为后世之修史熔铸出了铁面无私、春温秋肃的金石品质?
其四,从文本、书法、史学等各方面的价值来看,金文始终体现出对甲骨文的一脉相承,以及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高度概括。《尚书》中周公曾经说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睿智如周公,依然推崇前朝的典册文明,说明其骨子里是非常愿意吸纳前朝文化而滋养、化育本朝国民的。事实上,周朝不仅产生了像《诗经》这样具有开创性的伟大作品,其昌盛开明又孕育了后世-春秋时代的思想狂欢和巅峰笔意,笔笔都有由来,而“笔墨当随时代”,金文时时处处体现出一种继往开来、礼序乾坤的壮丽英姿。
最伟大的工程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什么?
有人说是长城,有人说是都江堰。但照我看来,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统一文字。
统一文字,相当于建立整个国家的精神长城、精神都江堰。没有统一的文字,巍峨险峻的长城随时可能会坍塌毁坏,导泻自如的都江堰随时可能会一片汪洋让天府之国重返泽国;没有统一的文字,群雄逐鹿血流成河的诸侯争霸大战将轮番上演,江山易帜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没有统一的文字,各部族之间将难以相互交流,没有共识,只能互为虎狼,弱肉强食;没有统一的文字,就没有统一的国家,即便短暂统一了,国家也一定会迅速分裂……
文字,只有统一的文字,才是国家的黏合剂,只有同胞的手足情,才是颠扑不破、割舍不了的民族基因和生命血缘。
因此,秦始皇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他统一了中国文字。
这就不得不说到著名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又称秦诏版,长十点八厘米,宽六点八厘米,厚零点三厘米,重一百五十克。作为出土地镇原县博物馆镇馆之宝,它一直秘不借人。“汉字中国”特展组委会用诚心打动了主人,我们这些观众才有幸在成都见到它。
公元前二二一年是开天辟地的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登基称帝。也正是这一年,为统一度量衡,秦诏版问世,五行四十字,字体为秦篆(小篆),青铜铸造,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意思是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混乱不清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统一起来。
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这枚诏版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物证。诏版上的文字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也是统一文字后颁布统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
这道诏令信息密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诏令使用的字体,不是之前流行中原大地的大篆字体,而是秦始皇强令推行的小篆。也就是说,在统一度量衡之前,秦始皇已经官宣了统一汉字的诏令,且在随后的法律文书中,规范地使用了小篆。相对于大篆的繁复错杂、写法众多,小篆更简洁流畅,更便于书写。统一汉字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唯一的书写规范,整肃前朝各诸侯国“十里不同声,百里字有异”的混乱局面,让“书同文字”不仅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更成为一种刚性要求。可以想见,先秦遗民的痛感和耻感会有多么强烈,“国家”破碎了,连祖上传下来的文字都不让用了。好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多集中于王公贵族,数量并不多,在咄咄逼人的秦始皇面前,他们是很难形成抗衡联盟的。从现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强制性地消灭地域文化的做法,似乎粗暴而武断,但是从当时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讲,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让“以法度治国”成为一种可能,确实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治国理念,是大秦帝国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核心国策、不二圭臬。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上面的小篆,应该出自李斯之笔。在统一汉字的过程中,丞相李斯功不可没。不仅是统一汉字,在秦王朝建立、中兴、灭亡的全过程中,李斯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可以说,没有李斯,可能就没有秦王朝,即便有了秦王朝,那么这个王朝的历史也会重写。所以很多人说,之于秦王朝,“成也李斯,败也李斯”。李斯不是秦国人,原本只是嬴政家的一个门客,在主人清理门户的时候,他写下了名传千古的《谏逐客书》,赢得主人青睐。凭借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他擘画出了离间六国、一统天下的蓝图,戏剧性地激发赢政雄霸天下的野心。嬴政称帝后他忠君恪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大事,遗憾的是他默许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扶持胡亥登基,却并没有迎来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最终被胡亥下令腰斩。李斯跌宕起伏的命运,特别是其最后的不得善终,每每让人扼腕叹息、黯然神伤,但是其“不朽”与“尊贵”,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大部分帝王和历史文化名人。他死了两千多年以后,有一个叫鲁迅的文化人啧啧两叹: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
前者说李斯文章好,孤篇压全秦;后者说李斯书法好,是汉晋书法的鼻祖。鲁迅何其高傲,但对李斯的推崇,溢于言表。历代学人对前贤的态度,往往最能反映历史观、审美态度和学识水平,在文学、史学、美术学等领域都卓成大家的鲁迅,面对所涉领域比自已还开阔雄浑得多的李斯,由衷生发敬意,并不让人意外。即便不算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就,李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作为,亦彪炳史册,影响至今。在我看来,李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协助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并亲自书写了《仓颉篇》七章作为标准秦篆示范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名实姓的书法家。
我始终对标准的确立者充满敬意,因为标准意味着沧海横流下的万水朝东,意味着众声喧哗下的正音铿锵。没有标准就没有凝聚,就没有共识,就没有思想,也就没有审美;只有树立了标准,世间万物才可以被量化、评价,并在规模化复制的基础上驶入发展快车道——哪怕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的、粗陋的、亟须完善的甚至只是作为批评质疑靶子的标准。
标准就是度量衡。大秦帝国开创之初,文字的度量衡就是李斯书写的小篆。《仓颉篇》以降,《峄山碑》是更广为人知的小篆摹写范本。
眼前的《峄山碑》由三个竖立条幅拓本并排镶嵌而成,有两幅下方已经漫漶成片不可辨识,而上方字迹清晰,历历如睹原石。
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在称帝两年之后,首次远巡自家领土,跋山涉水,风尘仆仆,登临山东登陶县峄山之后,万里入胸怀,荡胸生层云,心情大好,陡生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寿的豪迈感,遂令同行者李斯树碑铭志。作文写字对李斯当然是小菜一碟,稍加沉吟,笔下生风,很快这篇歌颂皇帝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功绩的碑文就写成了。碑文的文献价值也是有的,但书法的艺术价值和树碑立传的社会价值却是更重要的。后来人称此书“画如铁石,字若飞动”,结体稳健,法度谨严。在我看来,《峄山碑》的主要特色还是匀称遒劲,像是一个个谦卑恭谨的臣子,拱手肃立,静候皇上召见。所以,如果说小篆之神韵气度为铁画银钩的线条的话,那么线条之静里风雷正是王者威权。
问题来了:铭文刻碑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原创?早于秦始皇,南岳衡山之峰壁上刻有九行七十七个字,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铭刻,据传是大禹完成治水大业之后留下的。但大禹到底是人是神,还存在争议,故衡山石刻到底产于什么时期,也就成了悬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秦始皇乃石刻碑铭的开山鼻祖,在完成山河统一大业之后,他那从四肢百骸中涌冒出来的自我意识,亟须走出逼仄的宫廷,走向广袤的山河,并通过他所钦定的文字形态,宣示主权,睥睨群山,与宇宙共宽大,与日月共光辉,与山川风物共鸣同舞。
峄山刻碑之后,秦始皇又在登临泰山之际,命李斯在泰山摩崖之上,留下了一百四十四字的《泰山刻石》。这次的字不再是写在碑上,而是刻在接天壤地的摩崖石壁之上,当然,字体也更大,一个字大概就有现代的魔方那么大。这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汉字终于从甲骨、青铜器物等逼仄阴暗的方寸之间走了出来,从苔米之小走向了牡丹之大,从精微妙趣走向了磅礴盛大,从秘志家史走向了国家叙事。想来还是很有意思,春秋时期孔子“登东山(峄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以视野的开阔坚定其化育天下的决心,两三百年后始皇帝循迹访古,以铭碑刻石的方式,再一次将“小天下”的豪迈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目之所遇耳之所闻者就是主人,但是一定有一种方式可以标注我所看到的我所拥有的壮丽江山,那就是将“我”锲进石头,与时光对抗,与天地交合——是的,撒字成兵,聚字成国,刻字为史,一代枭雄秦始皇,已经不满足于对其治下的江山的短暂拥有,他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对大好河山的永久命名。
霸主情怀,群山回响。在峄山碑和泰山刻石之后,秦始皇还令李斯留下了琅琊石刻和会稽石刻,虽然经两千多年的风雨磨蚀,这些石刻上的文字大多被损毁湮没,但是毕竟有一些文字,伴随着始皇帝东巡的脚步,伴随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史实,被高保真地流传下来了,是为信史。何为信史?信史就是有文字记录且能为多方史料(含其他典籍文献等)佐证的历史。当然,秦始皇、李斯刻石铭碑的意义,还在于他们开创了民间的或者说是书法史上的刻石风尚。秦代以降,摩崖刻字为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竞相效仿,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那些石头上的字大抵也是写得不错的,所以王土所辖之名山大川、古迹名胜,无不成为永不落幕的大自然的书法博物馆,但凡你定睛细看,立刻会血脉偾张。嘘,小声一点儿,历代群贤都在这里较劲呢。而他们在历史上的声名,又使得他们的刻石笔记,为其碑石所在的山河增辉生色,成为后人登临此地探幽寻古的重要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秦始皇、李斯也可能无意中首开了自然风光的人文内涵挖掘先河,山川草木因为历代名人活动而被赋予特殊审美价值。“江山多胜迹,我辈复登临。”“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其实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说的所谓风光,有自然风光、人文风光之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世界遗产,也分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几类。对山水的热爱与趋附,是历代中国文人的共同信仰,一旦涉足山水,免不了要应山和水、共情共振,诗词文章和墨宝石刻往往就成了标配。比如说泰山,单纯看地貌地质,并不险峻高峭,可以说风光不过尔尔,乏善可陈,古人之“小天下”“生层云”的喟叹,确实拘囿于他们的见识阅历,对于今人来说太小儿科了。但正是这些古人的名句和题字,让泰山成为生生不息的墨宝汇聚地、才思竞技台。不是嫌泰山太矮吗?随便甩出几个先贤名字,你立刻就变成蝼蚁了,始悟“山高人为峰”是硬道理。泰山上的台阶亭榭可能被损毁甚至消失,但泰山摩崖或碑石上的字迹却永远地保留了下来-物质形态的字迹可能会漫漶磨蚀,但是这些字迹早已被后人以拓印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而历代名人的诗词歌赋,当然就更从容地名垂千古了。山水启迪了文人们的灵感,文人们则贯注山水以灵魂,其间的媒介,就是文字。秦代以后历代文人都习惯于到处派送自己的文字,高山险峰、大江大河、断壁残垣、亭台楼榭,但凡可以题字之处,他们总能让这些地方柔化为最美好的宣纸,他们书写、签名、盖章、确权。文字让每一个使用文字的人成为国王,指点江山,擘画蓝图;文字更让一部分精妙使用它的人成为超级国王,因为他们的文字拓展了国土的疆域,以之为中心,近悦远来,无远弗届。文字与自然相砥砺,可以不朽;文字与时代相激荡,内圣外王。
秦始皇首次东巡九年以后溘然长逝,秦二世执政几年后秦朝就灭亡了。这个巍峨强大、睥睨宇内、固若金汤、不可一世的超级王朝只存续了十五年!秦始皇后期一直致力于炼丹求仙以求长生不老,但是显然不朽的生命不属于任何尘身肉体,好在秦王朝获得了另外一层意义上的不朽,那就是秦王朝统一文字、改良文字(秦篆隶化)之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脉赓续和精神传承。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不朽。
所以,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统一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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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