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4年第9期｜渡澜：接生（节选）
渡澜，一九九九年生，武汉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出版有短篇集《傻子乌尼戈消失了》，曾获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文学奖、十月文学奖。
无精打采的椰树林中人们来来回回地穿梭着，这些人里，唯有一人免受日常杂物的干扰，她就是阿黛姑娘，今天她姐姐要生孩子，她端着一个果盘。她从花丛里走来，她把那些青青的小白菜都采了。接生婆是个男人，他跟在她身后，他那馒头般又肥又美的脸让她移不开眼。他穿着一件洁白的长褂子，手里拎着一个结实的手提包：这男人吃得好，睡得好，从不提心吊胆；他身材多么壮硕，头发多么柔软，还有个鼓鼓的嘴唇；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双手，那是一双多么美丽的手，又大又宽，像纸一般平整，在太阳下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他说他现在办事妥帖，但他小时候不听话，青年时还成了一个酒鬼，苦苦挣扎于毁誉之间，爹妈不喜欢他，但是路人每每见到他，就觉得心花怒放：因为人们每次见他，他都长得和上次不太一样。他说在他众多的面孔中，有一张面孔是臭虫的面孔。
阿黛边听边取笑他，对他展露一种无所谓的温情。他们走了两条街，奔巴士站而去，后因主干道在铺管，便搭上了小船。小船穿过一条清清的河流与一排排水青冈，缓缓停到了椰树林旁的旧耕地。她一下船就闻到一股迷人的酒精味：这是一块又湿又绿的土地，弥漫着缥缈的小雾，岩石上绵延不绝的苔藓，吸饱了雨水，引来一群暴饮暴食的蜗牛。泥路上有巡逻队的脚印、一些香烟头和碎掉的小锅，若是爬到树上去看，就能看见远处灯红酒绿的城市。一群孩童欢呼着奔过她身边。一来到这儿，她的眼睑就合上了。因为她太熟悉这里，不愿意睁眼走路。
到家后，她打开漆着污迹的门，邀请他进来。灶膛里起了火，但还是很潮湿。屋里又黑又挤，前不久这里起了一次小火灾，当地居民担心不已，把所有的木柴都扔掉了。在北面的墙壁上一幅巨型的油漆画无限延伸，墙下还坐着一个忙着乱弹钢琴的厨娘；为了让屋子里更亮堂些，一些灯罩被揭开了，陶碗里放着黄澄澄的香油，里面插着油线，被一个小孩子拿火柴点上了。一张被狗撕碎的绿皮沙发上，聚集着一群精于算计、小心谨慎的人。这是阿黛的兄弟们。他们都是伐木工人，手头上总有现金，鲜红的衣服缝得严严实实的，以防毒虫进入叮咬。接生的大夫什么也没打量，他问他们产房在哪里。他们指给他，那是一个罩篷，大家都聚在里面。他脱了鞋，拎着包进去了。
现在医生进去了，产房里却寂静无声，他们感觉有点不舒服，露出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他们喝馊掉的茶，还抓伤了自己。他们泛酸的胃里出现了信号，他们觉得大事不妙，觉得里面的人已经死了。他们沉默了很久，装着灯芯的鼻烟盒空了，小猫和狗号叫着，他们感到有老鼠在吃自己的脚。阿黛则无所事事地看着产房前的零食台上的水果，还有那些慢慢熄灭的鹅卵石；一个百无聊赖的男人拿着铅笔，用笔在水果上打洞。他也负责给人撩开帘子。看到阿黛两手空空，兄弟几个有些忐忑，他们指挥她从花篱那儿采芹菜。他们还给她拿了一双绣着天鹅的手套，又从一个冒着白气的桶里拿了块面包，掰了一半给她，里面夹着白糖、沙棘酱。她吃完了，却不出去择菜，有人怒道：“你怎么不去找点活儿干？”
“我怎么没干？”阿黛说。
“刚才大夫来了，你怎么不去倒茶？”
“我怕他偷东西。”
他们又上下打量：“你怎么穿这么厚？你要热出病来了。”
“我可不怕热。”
说话间，产房的帘子被撩开了。最先出来的是一只闪闪发光的苍蝇，然后是她妈妈，其后拥出的是一群背着扫帚的、积了尘的男佣，还有各式各样头戴花冠的女孩们——最后才是他。她看见那大夫双手干干净净的，大失所望。阿黛的兄弟们都聚了过去，逼问他是不是打了太多镇痛剂。他摘下浴帽，摇摇头：“今天生不了。我明天再来。”
阿黛看着他肥嘟嘟的脸，希望他能抱怨几句，以证明他不是高手，但他却无动于衷。年年爱来年年去，人家都痴迷他，想哄到他消失为止。人们想请别的产婆来，但阿黛的姐姐一定要他来接生，因为他的手又软又平，如果有人用这双手托住婴儿的头，她心里就觉得很高兴。孕妇在他走前温情地抚摸了他的脸，这样他一出门就哭了。他们原路返回，没有租牛车。在田野和稻草中他前进着，手里还拎着他的手提包，上面一颗灰尘也没有。
“你今天空跑一趟。”她说。
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道：“我从不白来。”
“你在树林里能遇到一个孕妇？”阿黛觉得他蠢。
街上怀孕的公鸡走近他，啄他的白大褂，尘埃在地上升起，他那衣袍成为白天的伞盖。他对阿黛有一种居心叵测的怜悯，一种憨厚的使命感，他问她什么时候去上学。她说她不想去学校，他便开始直率地折磨她，接连换了三四辆车，用他那隔三岔五的冷漠消磨她。莫非他认为她的散漫阻碍了他的德行？她问他，为什么要当一个产婆？
他回答问题的方式如此迂回，直说得阿黛心烦意乱。他说他决定在日落之后不吃东西，因为他想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吃什么；他不吃胡萝卜和洋葱，因为它们长在地下；他不需要用水洗脚，哪怕米饭里有微小的虫翅，他都拒绝吃；他曾不假思索地体验过一段隐居的日子，但只是把自己的肚子养肥了，哪怕一只断脚的小鸟都让他心悸。回来后他就去找那些人，那些供认一切的人，他们劝他回去读书，学习知识，并与那些见解独到的人做伙伴。他服从了，他们还教他如何识别乐谱，如何处理史料，如何坐着喝茶。他起先学的是哲学，后来又改去学医。他向她坦言道，其实他最讨厌妇产科，他几乎什么也不喜欢。每当他在书上看到“怜悯”这个词，脸就一下子热了起来。他做产婆，不是因为喜欢婴儿，而是因为和人家抓阄时，他抓到了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征兆，闪电般带给了他灵感——他决心要选择一条最颠簸的路。不知道是热爱命运的灵魂把他带到了这里，还是热爱苛待的灵魂把他逼到了这里：他变成了一个打鼓的人，变成了一个学生，又变成了一个接生大夫。
他太相信命运，可后来他发现，命运不过是一只小甲虫：谁抛弃了自己，谁就跟随了它。与他不同，他妈妈从不细究，她是个水手，他十七岁那年，她一跃成为船长。人们时常可以见到她，她总早早出现在那条拥挤的旱路上，把那些账单和欠条都塞进纸皮袋子里，由四五个精明狡诈的孩子来看管。在家里，她则拿着一根小棍子闲逛，她那狭窄的、紧绷绷的眼皮下，黄褐色的眼球骨碌骨碌转着。人们猜测她究竟要打哪个。她出海了，孩子们才开始窃窃私语，才开始看电视，并我行我素。他舅舅与她截然相反，他舅舅顺从，脾气不古怪，羞于惩罚，喜欢幻想，心思总是走得很远。那时候，他觉得舅舅比妈妈好，他舅舅也在码头工作，他的名片是用白墨水写的，像钞票一样捆在一起，上面印着一艘船。舅舅总牵着他的手，还抓住他，把他颠倒过来，让他看看月亮是怎么转的。有一次过节，大家都带了糕点和茶，只有他为他们带来了新鲜农产品。他还有几个土耳其朋友，他们都像孩子一样好奇，总是赶着斋戒月促销，给他送芝麻圈和蜂蜜。
他觉得他妈妈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她能激发人的忠贞，并引出那些隐姓埋名的人来。无论她说什么，他们都会陷入沉思，仿佛她的话语背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安顿他们的事业。她是他们那儿小有名气的人。她很富有，除了丝绸和珍珠，她不愿践踏任何东西。她总戴着一个蕾丝帽子，圆滚滚的鼻子上夹着一副甜腻的眼镜，快活得近乎发疯。人们给她煮了一壶茶，她不去喝，反倒吃了很多酸的瓜果，直到自己胃疼。若是有人哀悼，她一定会佯装大笑，然后和他唱对台戏。他爸爸死了，有人就来找她，她骂他是个疯子，要他也快死掉。她的咒骂声被他们拿来无穷尽地回味了。他妈妈的肝脏有问题，她说她生病是因为她雄图大志的委顿。手上长满厚茧的医生给她开了退烧药。
总而言之，读大学的那些年里，他彻底被妈妈的死惊呆了。但他的心强大得足够空旷，什么事情都快快忘记了。只是每次接生，他都想起妈妈。他从来不欢乐，也不快活，他在漫溢的羊水里迎来一种长久郁积的怨愤——这种感情很难被具体明说。他说有人从生命中采撷到快乐，但他或许不是那样的人，接生时他常感到一种衰竭，一种颓废，一种由劳动带来的、无法被估量的痛苦。这种磨难与宁静一样难以向人言说。他翘首企盼的是一种真相：有时候夜深人静，他就要思索，也许他盼求的已经不再是活着，而是一种庄严的死亡了。因此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决心不再复活，他说剥皮的工匠是他的心，他的心从内到外剥开他。他决心不要这颗心，不要这种解放和自由。世间的感情是要累死人的，他希望自己不要回来。
或许是这怨恨打动了亡灵，在一次接生时他侥幸撞见了她。那是在离椰树林五里地的小村镇，他给孕妇接生。生产过程非常危险，因为孕妇患有眼病，一用力眼睛就会流血。他担心她会失明，只好手术取出婴儿。当他缝好她的伤口，满头大汗地抬起头时，发现她们已经把婴儿洗干净了。说来多么奇怪，他看得清清楚楚，他震惊地发现这个哇哇大哭的孩子就是他妈妈。那时候，他亲眼看见母亲光着屁股躺在摇篮里，却并未惊慌，甚至忍不住被逗得捧腹大笑。
他瞪大了眼睛，看人们给她奶吃，她吃得津津有味，扬扬得意；她没有戴她的蕾丝帽子，也没有戴她的眼镜，她的脸上有很多褐色的小痣，那张通红透亮的圆脸被泪水一洗刷，看起来像颗雨后的水果一样可爱。生意场上曾没人比她还要雄辩，如今她连身上的蚂蚁都赶不走，只能辨认着墙上写的字。那天他走了，事后念念不忘，不久后又回来了，她们一家热情款待了他，还把婴儿抱给他看，那小家伙对他又踢又捶，他觉得她闻起来很臭，但还是亲了她好几口。她天资聪颖，但他发现她妈妈太爱她，只给她喝蜜糖水，把她养得又胖又懒，活像是一小丘堆肥。他劝她们尽快教她识字，让她继续她古老的营生，可她们只是给她戴上了一个金戒指，从不管她老师布置的功课。他来看了她很多次，直到她妈妈厌烦他。他们又分开了，这次不是因为死亡，而是因为生命。他为这轮回的天真无辜震撼不已。
他们边说边走，他面色沉稳，阿黛听得入了迷。他们走过那些低矮的平房，走过那些在草甸上餐饮的人群，又回到了椰树林。人们牵着牲畜，经过那些密集的、庞大的、叠韵似的椰树，脚踩过地上散发着狗尿味的泥土，捡起快要腐烂的蓝色果实，又打发走那些吃得鼓囊囊的蚁群，快乐几乎唾手可得。他们又回到了积水旁，寂静反反复复掠过水面，蚊子们抱着医生的后脑勺尝他的味道。暑期工们留下的塑料水桶和杯子都被堆在一艘颜色鲜艳的救生艇上，蚂蚁聚在杯口吃甜蜜的糖水，船员们在橡皮艇上睡去了。人们朝气蓬勃的精力被暴雨季节耗尽了。或许因为雨季漫漫，凄凄婉婉，而雨水般绵密的报酬也叫人心痒痒的。
他们想直奔巴士站而去，但有人拦住了他俩。他们穿着带条纹的短襟上衣，他们走得太匆忙，和医生撞在一起，让他惊得停止了动作。
“你是不是医生？”他们拉着他，不让他走。他们说有一个人快死了。
他们引阿黛和医生去一个地方，他们发现了在空调机旁打瞌睡的男人。他躺在那里吐白沫，身体又黑又哆嗦。他的小腿和脚踝已经开始水肿了。医生问他怎么了，他们说他吃了一个毒虫。接生大夫蹲下来，用手指挑走他脸上的蛞蝓和蚜虫，又翻开那男人的眼皮看。他用手指按了按他肿起的部位，他指下的皮肤深深地凹了下去。他又替他把脉，仔细地感受着他奇异的脉搏。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说他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个不会驶船的，但他们都不嫌弃他笨，反倒对他十分着迷，给他铺床，给他晒被子，给他摘椰子；他勇气非凡，是一只雄孔雀。当他们看到他把那只洁白的甲虫就着一块鲜黄的海胆吞进肚子里时，全都肃然起敬，他们的眼睛无法从他鼓起又凹陷的喉咙上移开。他一直往下咽，像是咽下一块石头，虫子似乎并没有滑进他的胃，而是直接掉进了他的腹中，因为他的小腹从下往上抽搐着。这一场景引得他们惊叫连连，于是他们拜他为大师，要他去当船员理事会的老大。但是他昏过去了。有个开吉普车的司机过来，提出要载他们去医院，可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风俗就是游荡，只有海路这一条路可走。
接生大夫一句话不说，打开了他的手提包，戴上了有黄丝带的浴帽，解开了那些雪白的包裹。太阳下他肥嫩的脸庞开始泛红，他不慌不忙的，他胸有成竹。阿黛发现他并不觉得这是个麻烦，他反倒是分外欢快。当他们见大夫拿出了一把黄铜的小刀，撩开了病人的衣摆，露出了圆滚滚的肚皮，像是切牛油一样切开了肚皮上的血管时，他们都惊呆了，问他为什么要屠宰他。大夫自顾自地动着，只是清了一下喉咙，说这样最好。
接生大夫干着自己熟悉的事情，他的姿态性感且稳重，他感到放松，仿佛被悬在由两根木头支撑起来的丝巾上。他准确地用反挑式把肉挑开，阿黛看见刀子滑进金色的脂肪，突入腹直肌前鞘，甚至剽窃一般打开了腹膜，椰树叶让水积了起来，而水镜中倒映出一个雪白的身影，阿黛发现那是一只甲虫——一只白色的硬甲虫。医生随意提起腕子，用刀尖把它从肚子里挑了出来。它长着亮闪闪的铠甲、小小的脚、珍珠一样的触角，它翻倒在血泊中。它的嘴里吐出黑色的毒液，捯腾着自己的小脚，翅膀摩擦间发出扑棱扑棱的声响。它顺着血流滑走了，它慢悠悠晃动着触角，整理自己的脚和鞘翅。萤虫打它身后经过，一长串的光芒照亮了它的眼，它面目惊诧，仿佛是给什么吓着了。它似乎源于一种自豪的想象，因为它有时候暗淡无光，像一座山一样暴露在外；有时候又鲜艳夺目，却消失在竞相斗艳的花丛中。它是从哪来的？什么时候来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它，它脚下的影子像海面一样抖动，它设法站稳，就像一位蜷缩在浴缸里、吃了颗晕眩药的妇人。大夫摘下帽子，擦净刀子。他掏出一个小小的显微镜给她，让她看那些授粉的花朵，和蜜蜂的小脚小翅膀。还看那些螨虫。它飞走了，林中吹来轻柔的微风，甲虫的草腥气趴伏在她的鼻腔，阿黛听见一声虫鸣，接生大夫让她仔细听。当她试图倾听时，风窃取了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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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