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刻度与地域的延长线
唯有注意到地域的向外延展与融合贯通，方能愈加清晰地说明“地方”这个概念的内质与“地方”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演绎出新意。运河，是《运河2500年》着重观察的对象，也是作者投射向更为广阔天地的认识装置。
沈小玲《运河2500年》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其是来自行动者“在场”的观察与体认。沈小玲对于京杭大运河的书写，是通过切身感知运河沿线城市及其风土人情而达成的。因此《运河2500年》是一部散文集，同时也理应视作是一份经由充分田野调查的详实报告。作为行动者的沈小玲试图回溯运河的历史肌理，勘探运河周遭由古至今的文明迹象、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重述那些沿途风景的前世今生。而沈小玲于《运河2500年》的言说，也构成了指涉当下的“历史的刻度”。
这部《运河2500年》明显是有其格局与深意的。作者的落笔处不仅是京杭大运河的兴衰荣辱，也是以京杭大运河作引观照中国的城市变迁史。扬州、洛阳、开封、杭州等城因运河而兴，运河则因城之盛荣而有了愈发辽阔的形态与内蕴。在此基础上，《运河2500年》饶有意味地阐发运河如何影响到早期城市的建构与城市文化的推进。作者谈及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便是受到京杭大运河潜移默化的作用，如颐和园即是南北文化以大运河为契机形成交融后的产物，因此也就有了“运河上漂来北京城”一说。而在古代社会，运河之上南来北往的运输、贸易、交往，也使原本偏于一隅的语言与关系模式得到重塑。此外，沈小玲以个案形式写到了码头、粮仓、驿站，写到了闸、坝、桥、园林，这些看似各有一番天地的存在物，因大运河而显出某种共性的气息与因子。运河，赋予了它们以形貌特征，而它们也内嵌为后来者观照岁月沉浮的密码。而当沈小玲折身向这些“物”的幽微内里，也是以“新的感觉方式”讲述具有“历史刻度”意味的“中国故事”。
沈小玲的《运河2500年》也生发出了有识之士对于地域的重新审视。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自认为熟谙的“地方”，可能往往裹挟着某种标签化的“观念先行”，而这种片面的认知理解，实则没有考量到一处“地方”在历史演变期间因运河往来等特定因素所遭遇的迥异的文化风尚，以及经由此而产生的深刻新变。沈小玲在书中谈到：“江浙的吴越文化、中原的传统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随着运河船只移动，互相渗透、影响，文化逐渐多元、鲜活、生机勃勃。”晚近以来，国内相关组织机构、专家学者强调对于京杭大运河的关注与保护，某种程度上也是借此观照历史与文化层面“地方”与“中心”之间的关系，包括“地方”与“地方”如何彼此互动，又是如何互相交汇。
当下国内文学界、研究界有意彰显“地方”的“再发现”，《运河2500年》则意在指明“地方”这个概念自身屡遭贬抑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其中《讲不完的民间文学》一篇，就提到运河沿岸的先民通过口头或是集体创作完成的民间文学，以“传说、故事、歌谣、说唱、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广泛流传于运河地区，进而流传至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由之，对于京杭大运河及其历史溯源的梳理，是地域与地域、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构成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的必要前提。更重要的是，唯有注意到地域的向外延展与融合贯通，方能愈加清晰地说明“地方”这个概念的内质与“地方”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演绎出新意。运河，是《运河2500年》着重观察的对象，也是作者投射向更为广阔天地的认识装置。
很显然，《运河2500年》呈现的是一类值得关注的历史书写方式。在结构设置上，《运河2500年》由运河的史实钩沉，进而描划沿河的人事景象，有着谨慎的谋篇布局。而在言说姿态上，作者沈小玲又择取的是“大历史”叙述之外的路径，谈笑风生间自有一番独特的私人情感与个体记忆。私人情感与个体记忆，其实也是历史书写当中的一种主动建构人与世界关系的审美创造，是“今朝”与“昨日”的对话。而在对话之下潜流的，是地域与地域文明从“局部”延伸至“整体”，进而形成“共同体”的延长线。以此而论，沈小玲的《运河2500年》是一部过去之书，也是一部未来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