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谱写“白洋淀上”新时代交响
■“我对白洋淀有敬畏之心，对白洋淀怀着无限的爱。”
记者：《白洋淀上》共三卷本洋洋洒洒，117万字，为读者构建起一个白洋淀上的水乡王国——王家寨，也书写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鲜活一页，您是从何时关注它，又是怎样谋划、组建起如此宏大的结构？
关仁山：我关注王家寨是从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设立开始的，那时全世界的目光都移向了美丽的白洋淀，我们的文学也要跟上。对作家来讲，不去选择题材就会被题材所选择。这部小说是我主动选择的题材。
构架多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生活积累和艺术想象的丰富，一步一步深化的。
首先，作品要传达出时代的精神，写出新时代的筋骨和温度。我应该对白洋淀百姓生活给予尊重，同时我又想要一种新的结构统领这些故事和人物——《白洋淀上》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安排，是旋转舞台式的结构。
白洋淀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王决心、乔麦、杨义成、王德、赵国栋等几条线索，人物不同、反映的主题不同，保持相对的独立，又相互关联，不断交汇融合。历史仇怨和情理，爱情与欲望，伦理与道德，守旧与建设，都尖锐地在冲突中“立”起来。
小说反映人的命运变化，雄安新区设立成为人物命运改变的基本依据。几条线路上的人物，因白洋淀这个舞台或冲突、或融合、或恋爱、或有工作关系，疏密相间，错综复杂，用富有烟火气的生活细节演绎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对我的创作的确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我把对新生活的体察整合补充到情节中去，让小说构架更恢宏，又具有饱满的细节。
王家寨是小说的基点，渐次延伸到白洋淀以及北京、深圳、张家口和太行山，勾勒出一幅全景式山乡巨变的社会风俗画卷。当初我的创作意图是明显的：以小见大，关注社会变革中人的命运变迁，传达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忧思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书写道德文化的重建与人的新生。
记者：白洋淀是有故事的地方。从孙犁笔下《风云初记》，再到徐光耀的经典书写，白洋淀的故事既诗意浪漫又风云激荡。当下，“白洋淀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生机勃勃的景象，《白洋淀上》既有对祖辈的仰望和继承，又有现实的观照与融入，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关仁山：白洋淀是有故事的地方，她的前世今生都蕴含着文学的意象。但是，万事开头难，我开始写了一个三万字的提纲，提纲出来，朋友读了不满意，我也否了这个提纲。然后就开始读书，一边读一边走进生活，我想，生活是新鲜而丰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中破解。
机会终于来了。我到雄安新区采风，认识了白洋淀的朋友阿民，他是基层作协主席，也是著名诗人，他和安新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迦梁带我走进了纯水村王家寨。自古王家寨人能说会唱，我们走村串户，现场感油然而生。大清河、萍河等九条河从这里入淀，有许多传说故事，我听到“九朵荷花祥云”的美丽传说，忽然觉得打开了写作的“天窗”……
浪漫的东西固然美好，但双脚还要站在大地上，坚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于是，生活中的各种人物走进了我的视野，写作时，我选定了九个人物的叙述视角，后来开了头，写了王家寨好多风土人情——没有人物出现。我就继续寻找，终于找到了小说的第一句话：“为了等一朵祥云，王决心错过了最佳婚期。”有了这句，就有了讲述白洋淀故事的意趣。因此小说的整体视角，是以白洋淀纯水村王家寨的视角，看雄安新区的诞生和成长，看新时代的波澜壮阔。
我越走近白洋淀百姓的生活，就越有压力：我的写作不仅要承受得住当代读者的评论，还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我的艺术素养能交一张合格的答卷吗？最终，还是叶绿花香、水秀人灵的白洋淀，给予我源源不断的灵感。水有灵魂，人有风骨，要真正写好白洋淀，必须熟悉白洋淀悠久历史——没有历史纵深，就写不好今天乡村的意义，更把握不好当下城市的未来。我在雄安新区深入采访期间，反复查阅历史资料，熟读地方志。
我对白洋淀有敬畏之心，对白洋淀怀着无限的爱。走进白洋淀人民中间，与他们朝夕相处，和他们一起乘船打鱼、谈话聊天，我看到白洋淀上的乡村面临着挑战和转型。我们不能以摧毁和掏空乡愁为代价发展城市，城市生活是广阔而壮丽的，而农村生活也在演变，其细节耐人寻味。这里没有虚无缥缈的行走，也没有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幻境，就白洋淀来说，如果生活是创作的源头，小说就是入淀的河流，河水在淀口激起了美丽浪花。我们从源头吸收营养，文学必须与时代和人民走到一起才有生命力，文学既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拥抱现实，但又不能粉饰太平和图解概念。
但离生活越近，越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每个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不同，就白洋淀而言，有些生活是过去我所熟悉的，今天又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这让我的创作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正因为这种挑战，创作才充满了激情和魅力，我要将这宏阔、沸腾的建设场景和富有烟火气息的百姓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
怎样认知、概括这个新时代？怎样直面现实、直面灵魂，把握好批判和讴歌的尺度？这些问题都督促我们努力在新时代创作中实现艺术创新，在新时代创作中完成主体性建构。
记者：《白洋淀上》故事生动曲折，人物繁多且个性突出。请您谈谈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方面独到的心得和秘诀？
关仁山：我在《白洋淀上》的写作没有什么秘诀，如果有一点灵感的话，那可能是源于对新时代的认知，源于对人物细致观察和真情投入的创作态度。故事可以编织，作家对人民和土地的深情不能编织。生活的真情实感，弥足珍贵。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王决心、乔麦、王永泰和赵国栋等性格各异。虽然，这些人物经历不同，但他们在白洋淀上生活和工作，并不断成长。他们身上有缺点，同时也有好多优秀的品质，他们人生的大船从白洋淀驶来，没有停留在温馨的港湾，而在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再次扬帆起航，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他们战胜了自己，超越了平凡，赢得了辉煌，身上闪耀着理想之光。所以我认为，讲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功，但是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还要对生活做广阔的描绘和深刻的解释，这样的故事才是有价值的。
记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典。《创业史》《山乡巨变》《铁木前传》和《平凡的世界》都是相应时代在农村和农民题材上的经典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您的这部小说面向新时代，在塑造乡村新人、描绘乡村新气象上有较大突破，这些都与您长期下基层体验生活有关，请您谈谈关注现实对于文学写作的重要性。
关仁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却常谈常新。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生活”的生活是哪一部分，怎样“高于生活”？怎样透过现象看透生活的本质？这是涉及作家的认知能力、文学功力和想象能力的问题。现实生活丰富多彩，赋予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比如柳青的《创业史》，梁生宝、梁三老汉等艺术形象，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多年农村题材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寻找新时代的“梁生宝”。再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孙少安、孙少平的命运故事，他们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耐人寻味，生活的挫折和苦难没有把他们吓倒，他们化苦难为动力、化苦难为精神，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这样的经验里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所以说，作家随着历史的变迁，用作品对时代发言，实现对当代生活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创作仅靠作家的想象是不够的——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面前，想象力永远是渺小的；广阔的社会由普普通通的人组成，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生活，平凡又伟大。
比如雄安新区，那里飞速发展，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进来，那里每天发生变化。近六年的时间，我不敢说对现实把握得完全到位，因此还需要继续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把雄安人民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只有真正走进生活的深处，创作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作家要有勇气为新时代的中国农民画像”
记者：您是享誉国内文坛的河北文学“三驾马车”之一，向来以“关注农村、书写农民”为己任。从《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到《白洋淀上》，关注的多是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回到农村创业的故事。回顾这么多年的农村题材创作，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当下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在您眼中又呈现出哪些新特色？
关仁山：河北文学的“三驾马车”形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小说从写渤海湾到冀东平原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天高地厚》，到今天反映冀中平原画卷的《白洋淀上》，有不变的东西，也有变化的东西。我越是走进雄安生活的深处，越有感触：不管城市化进程多么快，认识中国必须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这考验着一个作家的认知能力。
如何认知今天复杂的乡土中国？自然离不开中国经验，一个好的作品要有对中国经验的书写。有评论家说，中国经验包含这样几个维度：一是传统性，作品应表现出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意味的文化经验；二是对本土性的具体阐释，即地方性和地域色彩，如引入方言、民俗等；三是具有中国美学神韵，因为传统的意蕴和神韵，多源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四是中国在巨变中的文化经验——这是一个新课题。
所以说，作家要清醒、冷静地面对当下现实。世界处于大变局中，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怎样推进，现代农业朝哪里去？都是新的课题。雄安新区与全国一样面临这些问题。作家关注和思考的，除了农民现实物质生活、外在生存形式的变革之外，更重要的是乡村精神文化传统与乡村传统秩序被打破之后的迷茫，以及重建与坚守传统之间的两难窘境——这同样也是一种巨变。
我一直认为，作家要有勇气为新时代的中国农民画像，努力表现这一代农民独特的生活感受和精神轨迹。我们要从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人性的内涵，挖掘生活的本质。以这种理念浇灌出来的作品，才能充满诗意与温暖，才有可能创作出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接轨的大作品。
记者：雄安新区设立六周年即将到来，这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白洋淀上》可以说是对雄安新区火热建设的文学记录和书写，书里有白洋淀水乡人家的历史变迁、华丽蜕变，以及新区人民幸福生活的新画卷。请您谈谈如何以文学的形式展现新时代的雄安风采？
关仁山：雄安新区题材比较适合写报告文学，用小说来表达是有难度的。但我喜欢为创作设立新的标高——深刻而广阔地再现当今社会生活风貌，这是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于雄安新区设立和乡村振兴这样的重大题材，文学特别是小说，怎样才能艺术地表达？
刚开始，我是由于激情和冲动，想写这部作品的，一旦触及真实的文本，我开始束手无策了。因为离现实太近了，没有拉开时空距离和审美距离。写一部新时代生活长卷，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全貌，这又让我感觉非常困难。在创作之初，我简直是一筹莫展。
这部小说要在5年到6年的时间里展开故事书写，王决心等主人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按照普通农村的发展常理，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人物塑造有些紧张。但是，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白洋淀一下子成为世界热点，它不再是相对封闭的世界，这种“中国速度”使得许多事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当我走进白洋淀的时候，雄安新区已设立，后来乡村振兴也开始了。近六年里，我在新区建设中，目睹了一座新兴城市的诞生和崛起，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形形色色。温暖、美好、奋斗和迷茫、失落的景象都是真实存在的。
贴着生活写、贴着人物写。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我还没有放开思路，自己给自己定下了调子。后来，废掉了第一稿的部分文字，当我走进白洋淀王家寨采访时，我欣喜地发现，景观和人物都渐渐向我走来了。我只要按照人物性格，让他们在新时代中展开命运故事、情节铺展和精神交流，白洋淀的自然意趣和情境就会跃然纸上。白洋淀的环境带着温暖的诗意，那里的人，也给我一种温馨的感动。新时代的巨变必然影响世道人心，不写出人物巨大的情感潮汐，就不可能打动读者的心。
■“我是农民的儿子，永生永世为农民写作”
记者：提起白洋淀的文学书写，大家首先会想起著名作家孙犁笔下的唯美浪漫的“荷花淀”，他擅长以浓郁隽永的诗意笔触，通过细腻白描的艺术手法描写人物和环境，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白洋淀上》也借用了这一手法，是在向孙犁先生致敬吗？请谈谈前辈作家对您写作的影响。
关仁山：孙犁“荷花淀派”的文学经验，对河北作家、全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洋淀这片地域有着响亮的文学标识，我要向作家孙犁致敬，他的作品书写了白洋淀的美，极富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主义精神，语言清新、朴素、隽永，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意味十足。这些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令我受用无穷。深究这部小说追求的风格，那就是：既具有白洋淀地域特征的人性美、风情美，又具有雄安新区设立之后，一种具有现代感的温暖的现实主义。我选择的叙述语言，既要清新隽永又要壮阔厚重，是两种风格杂糅后出现的“中间道路”。
记者：《白洋淀上》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出的首部作品，在创新写作、记录新时代乡村振兴等方面，您对这一计划有哪些感触和认识？
关仁山：这部作品经过了五年创作，数易其稿。去年五月，《白洋淀上》列入中国作协启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成为该计划推出的首部作品。对此，我很荣幸，同时也很有压力。我有一种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计划，同时也将推动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美学原则的崛起。去年夏天，作家出版社召集在北京的著名编辑、评论家为我的这部作品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促使我进行了近半年的修改，直至拿出第四稿。这一稿删减了六十万字，增补了三十万字。艰巨的修改和创作过程，令我重新焕发了创作激情。好作品是改出来的，作家应该有接受批评的胸襟。
特别是从美学角度而言，让我有意识地追求艺术创新，以大美白洋淀为底色，学习借鉴荷花淀派的艺术特色，增强作品感染力。在创作修改中，我对主要人物的塑造和精神高度的提炼，下了更多功夫，语言上也有所突破，注意从白洋淀方言土语和百姓口语中提炼属于新时代的好句子。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令读者产生美妙情思，如同精神旅途中的一碗甘露。
记者：您写的《白洋淀上前传》已经完成，作为《白洋淀上》的姊妹篇，二者风格有何差异？又有怎样的关联和渊源？
关仁山：你说到了《白洋淀上前传》（以下简称“前传”），此书32万字，独立于《白洋淀上》之外，已经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前传在武汉的《芳草》杂志已发表，可以说是三卷本《白洋淀上》的精神底色和磁场。两部小说的人物都是有家族传承的，特别是百岁老人铃铛奶奶。如果说到风格差异，前传采用了铃铛奶奶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后三卷则是冷静的现实主义叙事，用的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前传语言风格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和抒情意味，历史的斗争故事比现实部分更曲折、更传奇。
记者：听说您又要投入到对滹沱河畔古城正定的书写了，请您谈谈燕赵大地新时代的火热生活实践和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如何滋养您的文学创作的？
关仁山：最近，我又接到一个新任务，就是书写滹沱河畔正定古城的百年生活变迁史，暂时定名《太阳照在滹沱河上》。
燕赵大地历史悠久，给我的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滹沱河流过西柏坡，带着红色文化流经古城正定。正定是一方神奇的土地，我到过塔元庄，那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有小麦文化的积淀，书写空间很大，我很快在这里找到了艺术感觉，正打算整装出发。作家的劳动是平凡的劳动，与农民种地打粮相比没有什么更高明之处，借用前辈画家铁扬老师的话“艺术家都是劳动者”，其实，作家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永远不能丢掉劳动者的本色。我是农民的儿子，永生永世为农民写作——这是我一生朴素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