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抵达》中的交通工具与城乡夹缝中的精神困境

傅羽的长篇小说《抵达》以乡村出身的记者原泉与上海美术馆研究员蓝羽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辐射展开了现代乡村和城市中的生活百态，呈现出现代人复杂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贝尔认为，对人类生活观念发生最重要改变的几项技术发明与社会学发明是汽车、电影、广告。尤其是汽车……不仅给人们创造了‘越轨’的机会与行为选择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它制造了一种快捷的机械化的生活方式，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体验方式及价值观念。”［1］“抵达”是所有交通工具被创造出来的功能和目的，人类借交通工具缩短空间距离、扩展活动范围，而交通工具也反过来为人类创造出全新的生活环境，并进而影响人类的精神世界。

《抵达》中多处提及现代交通工具，从自行车、火车到地铁、汽车，交通工具的更新，也体现了人们在不同时代、空间中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更迭，展现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乡村与城市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一、自行车与火车：现代的双重性

在小说中，自行车一类的旧式交通工具，首先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好诗意的象征。主人公原泉无法完全适应城市生活，总是在追忆古朴的乡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而这些美好的回忆又往往与旧式交通工具联系在一起：邮递员骑自行车来村庄送信，自行车与石子路碰撞的声音，远远就预告着远方的消息；原泉初中时要翻山越岭、步行二三十里上下学，却从没觉得长路漫漫；同样是在这条路上，他暗恋的女孩在自行车上远去的背影，给他留下了一段无限纯真美好的回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嘉陵摩托车就已经是惹人羡慕的潮流，这种简单而朴实的快乐，也是如今在都市中所难求得的。

原泉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却总是将眼前的生活与乡村生活进行比较，并对后者表现出强烈的眷恋之情：城市里的火锅店都用电磁炉，他觉得少了点意思，因为看不到锅底蓝色火苗的跳跃，没有烟火气；他不适应城市明亮的灯光，而是眷恋村庄微暗的油灯和满天繁星，会刻意关上城市里的电灯享受黑暗中的风吹叶落、万家灯火，甚至还万分详尽地回顾了童年时代拉灯绳、修灯绳的经历……他还总是将地铁与火车做比较。在他看来，比起隐没在地下、日复一日重复运行的地铁，火车能够在原野上自由穿行，延伸到无尽的远方，天然带有诗意。一切种种，都表现出他内心深处对乡村自然的亲近，对童真少年时代的怀念。

但是，他在记忆中无限追忆的这个故乡，现在却已无法再抵达：“现在人都不太愿意回老家了，但能怪得了谁呢，老家早不再是从前的老家了。”［2］公路、电灯、电视，甚至原泉眼中诗性的火车，当这些现代器物进入村庄，原泉回忆中的种种美好，就都成了现代化冲击下逐渐失落的旧物。有了电灯，没有人再用油灯；有了电视，没有人再在树下听老爷爷讲故事；他的种种追忆也更像对逝去不可挽回之物的一曲挽歌。因此，每当要踏上归乡路时，他心中总是充满了犹疑。因为他记忆中那个理想的故乡和他即将面对的真实故乡并不相同。即使真的回到家乡，他也会觉得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他既无法适应城市，也无法回归乡村，是两者夹缝中的游离者。

更进一步说，即使是尚未被现代器物所入侵的乡村，也绝不是纯粹诗意的人间净土。虽然村庄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人们也更为简单淳朴，但这里同样有着原始化的市场逻辑和与都市相似的功利取向，有时甚至比起都市要更为野蛮赤裸、封建落后。这一点在黄大放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黄大放粗俗、大男子主义，喝酒、抽烟、吐痰，说话没礼貌，但又简单、直接，不拐弯抹角。他身上既有让人无法忍受的缺乏道德意识的一面，又有着老顽童似的任性率真的一面。与黄大放身上的双重性类似，乡村看似有着与城市的紧张浮躁相对的安适悠闲，实际却一直被传统价值观念所统治，并不是完美无瑕的理想乡。

乡村的这种双重性，同样鲜明地体现在进入乡村的现代性器物上。一方面，它们是城市和诗意的象征，连接着未知的远方。譬如火车：小说中，上海女孩和林芝导游相恋，原泉姐姐原茵的爱情经历，蓝羽父亲出走上海、留在西双版纳照顾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在小说提及的这许多故事中，火车无不扮演着一个浪漫、诗意的角色。然而另一方面，它们作为现代性的象征，却也给古老的乡村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承载特定文化形态的现代文明入侵了村庄。

小说开篇，原泉追忆了哥哥原游第一次看见拖拉机时的童年场景，原游从此下定决心要买一辆汽车。在偏远乡村中，三辆拖拉机就已经算得上气派无比，让孩子们惊叹不已，对现代性的器物产生了向往。进一步说，这也是他们对现代性的最初一瞥，使他们萌发了对城市的好奇心和前往城市的欲望。此后公路的开通则意味着村庄与外界建立起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天然自在的乡村生活，被现代交通工具闯入并彻底打破——从此，乡村空间不再封闭，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种认知和观念也就此发生改变。对发展中的新世界的向往，吸引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

二、地铁：城市的最佳隐喻

小说两位主人公原泉和蓝羽在地铁站初遇，这一安排颇有深意。地铁每天按照同样的时刻表、在同样的轨道上运行，不会堵车、绝少发生意外，是都市中最便利、最易计算用时的交通工具。它按部就班、不会脱轨，机械、高效、准时：可以说，地铁是对现代城市的最佳隐喻。城市像地铁一样具有完整、稳固的框架，有自身运行的规则，将所有人都纳入其结构化的体系，不会等待、也不容改变。

蓝羽因地铁卡欠费无法进站，接连问几人借现金都被回绝，原泉鬼使神差地主动上前询问，两人才开始产生交集。地铁本身已是一种新式交通工具，但它还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人工充值到自动充值、从地铁卡到二维码，地铁越来越便捷，人与人的交互却越来越少。如果时代再发展一些，原泉和蓝羽便不会因地铁卡欠费而相识，二人之后的故事也就无从展开。此外，城市中每个人都具有突出的异质性，人人忙于“抵达”自己的目标，人与人的关系比起乡村要疏离、平泛得多，即使同学同事之间，关系也可能较为机械、脆弱，更遑论陌生人。也正因此，原泉才有机会与蓝羽相识。无怪乎作者借原泉之口说：“地铁太快了，快得缺少过程，往往是故事来不及开始就已经结束。地铁也太缺少变化了，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故事却是喜欢变化，它偏好越轨的笔致。”地铁是现代社会在纯粹工具理性下只为“抵达”这一目的而创造出的高效交通工具，原泉和蓝羽在地铁站内意外相遇，这一情节就已经暗示着两人往后关系的走向：在按部就班的城市生活中展开一场“越轨”的爱情。

正如乡村空间因新兴交通工具的介入而得到了拓展，乡村原有的时间观念在都市中也发生了变化。乡村原本遵循一种自然时间观：春夏秋冬、白天黑夜、耕耘收藏、生老病死，时间均匀流逝、周而复始，因此生活节奏较为悠散、闲适。而在城市中，时间却被钟表重新划分，时钟“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即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字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3］。时间与时间之间有了区别，一些时间更有价值，人们需要对时间进行高效合理的管理和使用，乡村散漫的生活节奏被加快，模糊的时间感知或主动或被动地被转化为精确的时间管理，进而催生了人们对效率的极端崇拜。

而原泉作为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异乡人”，身上天然带有乡村的悠然习性，却又无法避免被城市所影响，因此他身上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向往着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生活，渴望摆脱城市的快节奏；另一方面，他又深陷于城市的生活逻辑，试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小说中有一段对地铁和火车声音区别的描述：在原泉听来，现代机械如地铁或高铁的声音是含糊的，而蒸汽车或慢火车的声音则是欢快高亢、铿锵有力、无比踏实的。地铁和高铁对它的乘客是不屑的、不耐烦的，而火车则是热情的、召唤式的。大卫·加里奥认为，声音也建构着某种符号系统，“不同阶级、性别或者出身的人会对不同声音有不同的联想，声音系统以微妙的方式塑造个体和集体身份，增强权威的统治”［4］。从原泉对声音的感受中可以看到，他从地铁和高铁这类都市象征物中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拒斥感：在城市中他的存在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城市不能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却又不能真正容纳他；而在老式的蒸汽车和火车中，他却能找到归属感和安定感。这体现了出身于乡村的知识分子在城市中所遭遇的身份焦虑：“很多时候不劳别人提醒，人也能敏感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我在上海没有房子，但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就有了上海户口，可以称之为新上海人了，但无论是语言、生活习惯等等，都会提醒我终究是外地人”。像原泉一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乡村中被公认为富有才华，但在怀揣梦想来到城市后，却发现自己瞬间就泯然众人，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话语空间，也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难以找到自身的定位。这种精神上的不安使得他们不得不转向外界标准来寻求安慰乃至认同，因此买车、买房这类在世俗意义上被认可的“人生成就”就跃然眼前。正因为此，原泉虽然一直怀有文学梦想，并不时想象自己因作品而出名、挣钱，却总在谈起相关话题时采取一种戏谑的口吻，其实他是在用自我否定的方式来消解这种想法和行动的严肃性，用自嘲来为自己世俗意义上的“不成功”脱罪。

虽然都市中并不全是像原泉一样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但人们所面临的身份焦虑却是普遍的。因此，遵循严格的时间表工作、讲求效率就成了都市生活的最大特征。人们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试图用工作来缓解焦虑，让自己始终处在“有事可做”、“高效利用时间”的状态，却在对效率的极端追求中又产生出新的焦虑，陷入悖论式的循环——越追求表面上高效的“抵达”，就离心灵上的“抵达”越远。正是当原泉和蓝羽都深陷在这种焦虑及与之相伴的孤独中时，二人与对方相遇，成为了彼此从按部就班的城市秩序与焦虑中脱逃的出口。

三、汽车：社会身份的象征与“越轨”的可能性

汽车是原泉与蓝羽关系的重要中介。两人三度远行、关系逐渐升温，都是通过汽车实现的。作为现代工业产物，汽车是一种集合了所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商品，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的重要载体，象征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焦虑和城市的快节奏。根据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现代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所谓符号价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的。”［5］现代物质生产过剩后，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从功能消费转向了符号消费，即消费商品背后的社会地位象征。“它不能结构社会关系：它将它分割为一个等级分明的目录。它将自己形式化，成为社会身分标位的普遍体系：‘地位’的符码。”［6］由于城市的社会分层明显，人们也就更加需要符号消费来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人们越重视商品的符号价值，离商品最根本的使用价值就会越远。物品成为一种摆设，其功能性变得无足轻重：“摆设恰恰就是物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真相。”［7］最终，它会导致人们形成一种无“根”的消费逻辑，一种本末倒置的消费观。这会导致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它使人不断产生追求高级商品的欲望和提高收入的动力，另一方面，却也增加了人被器物裹挟、丧失主体性的风险。被身份焦虑所困扰的都市人，很容易转向这种消费社会的逻辑，用物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从他者的目光中获得自我认同。而一旦人们深陷于这种由商品所建构起的等级体系，符号对人的驯化就完成了：最终，不是商品为人而存在，也不是商品为人所使用，而是主体被客体所奴役，主体为客体而存在。

蓝羽母亲因嫌弃原泉是“没房没车的外地人”而反对他和蓝羽交往，二人也一度为此分手。以蓝羽母亲为代表的都市人，将车和房视为一种身份象征、一种建立关系的“准入门槛”；城市中的相亲者会根据车辆来评估对方的身价，充满势利意味；原泉的哥哥原游觉得既然别人有车，如果自己没有，就显得没面子；原泉即使不会开车，却依然时时挂念着买车的事，被“没车就没面子”的观念不断纠缠。这种心理背后的深层动因，是他想要追求与城市人平等的社会地位——通过拥有象征社会地位的商品，人们得以突破社会分层，进入更高级的社会阶层。但即使成功获得了更高层的社会身份认同，社会的分层却是无止境的，对分层的突破也是无止境的，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只要仍处于这套结构之中，就会永远为其所奴役。

在“买房”这一问题上，城市与乡村的观念空前统一。不仅是蓝羽母亲，原游和他的家人们也都非常重视房子。也许因为房子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还代表了一种稳固、安定的生活方式——和地铁一样，按部就班、没有意外。他们认为“买房”是人生的正道，是人生所必要抵达的终点之一。但是，正如交通工具虽然的确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扩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但也导致社会对时间、效率的要求越来越精确、严苛一样，这种对“抵达”的盲目追求也反过来对人本身施加了诸多限制。列斐伏尔说：“城市生活被精微而又深刻地改变着，它牺牲于那个汽车多如牛毛的抽象空间……驾驶者只关心抵达目的地，他环顾四周，只看到他为此目的所需看到的东西，因此他仅仅感知到已经物化、机械化和技术化的道路，他仅仅从一个功能角度看到道路：速度、仪表、设施。”［8］蓝羽的表姐在开车时，即使是熟悉的路也要打开导航，因为她想要看到实时路况，花最少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这是现代都市人十分真实的写照：出发就是为了抵达，因此追求最简洁、最正确的道路，以节省路途上所花费的时间。所以没有房子就不必结婚、恋爱，没有目的地就不必出发，没有抵达终点，路上所遇的就都是无用之物。原泉和蓝羽所追求的却不是这种“抵达”。或者说，他们一直在与这种“抵达”进行对抗：原泉一直租房而不买房，蓝羽一直向往自由和野生的原始生命状态，喜好艺术、哲学，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在都市中都显得格格不入。

小说中，汽车更常被人们视为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象征，最常发挥的是其“摆设功能”，但它作为交通工具的功能性却几乎没有得到发挥。原泉和蓝羽两人都有想要超越既有秩序、追求自由的倾向，因此在他们这里，汽车另一方面的功能就被激发出来了。虽然因为城市交通拥堵，汽车的功能受到了限制，但从其本身的功能性来看，汽车恰恰意味着从都市中逃离、从按部就班的规则和秩序中越轨的可能性。原泉始终没有学会开车，因此只能被困在地铁等公共交通所构成的按部就班的城市结构中；而蓝羽的出现则为他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蓝羽的名字实际上也暗示了这一点：“羽”是轻的、飘摇的，与“重的”、“稳定的”相对。她驾驶着汽车，带原泉越出了工作与地铁所构成的秩序世界。汽车成为了二人“出走”欲望的外在实体化象征物，给予了原泉和蓝羽实现“出走”想法的实际可能性。

通过汽车，两人得以从复杂的都市社会结构中暂时逃脱，获得自由。当两人行车上路，他们就不再执着于确定的道路，而是开始享受迷路、没有方向感、随意行驶的过程，在语言、行动和关系发展上都呈现出东拉西扯的散漫态势：“我们的聊天尽是些闲话”。两人三度远行，或为看海，或为探亲，但作者的笔墨却都主要集中在对过程而非终点的书写。比如在看海之旅中，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两人在路上买蛋糕、吃蛋糕、摘花、偶遇办酒席的新人、野餐、遇到住在废弃别墅区的拾荒女人，而对两人最终的目的“看海”却只有寥寥几段文字。正如两人亦更加享受旁逸斜出、计划之外的种种偶然性，每当两人登车上路，就像从城市直线式的地铁轨迹中脱逃，从固定的点对点的路线中偏航，不追求快捷或效率，不渴望迅速“抵达”，只是享受无理由、无目的性的旅途本身，享受自然风景、当下的生活与存在本身。

当车辆在山野中疾驰，人们虽然要面对种种未知，却能自由驰骋、逃离现代时间规范，脱离熟悉单一的生活场景，享受变化无穷的自然风光，甚至在这种危险中获得更深层、更本真的生命体验；而当两人回到城市，车辆就不得不放缓速度，连蓝羽也不自觉地重新开始追求效率、抱怨堵车，再度回到现代秩序之中。

结语

自行车、火车、地铁、汽车等交通工具在《抵达》中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象征符号体系，层层深入地揭示了现代人在城乡夹缝中的精神困境与身份焦虑。小说并未简单止步于对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批判，而是超越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深刻挖掘了二者各自的优势和缺失。城市不是乡村的理想乡，乡村也并非逃离城市后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口。原泉从乡村共同体中以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个体姿态走出，却又被迫进入城市共同体，从旧的乡村秩序跳入新的城市结构，他的主体性从未得到真正的解放。

在此基础上，小说对“抵达”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思考。真正的“抵达”并非物质的积累或地位的获得，而是一种内心的安定与自由。正如蓝羽所说：“咱就需要点儿松鼠的劲头，就算离开了森林，在城市里也照样开开心心蹦个不休。”正如蓝羽父亲所说：“房子能安身，但不见得能安心。”正如原泉回乡路上那棵独自伫立山岗的树，它如同某种存在的锚点，原泉只要看到它便感到安心：“它要标识出什么呢，或许是没什么的，只不过是让人知道它存在罢了，也像是为了彰显它的存在”。原泉与蓝羽最终虽然复合，却并没有解决横亘在二人之间的房子问题，而是将之悬置，让两人的关系也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正如两人行车上路、还未到达终点的时刻：结果总会到来，他们也总会抵达；结果也许重要，但对此刻仍在路上的他们而言，似乎也没那么重要。正如小说的结局是二人在行程的半途、停在山岗上度过暴风雨夜——这就是《抵达》给出的答案。

“行车在路上”与“租房”的逻辑是相似的：人生是一场永远不会抵达终点的飘摇之旅。“抵达终点”和“买房”一样，都不能给人带来内心真正的平静和安宁。过度执着于“抵达”的人们其实混淆了物理的抵达与精神的抵达，将物理空间的到达与物质目标的完成，等同于心灵的丰盈与生存意义的实现。心灵的抵达并不需要物质的抵达作为前提，两者甚至可能背道而驰。人真正能够赖以寄托的锚点从来不是汽车或房子，而是一颗淡泊、良善、真挚的心。正如小说中废弃别墅里照顾猫狗的阿姨和大爷、烂尾楼里写诗的保安、纯粹享受游戏乐趣的男孩、抛弃乡村女孩又倾力赎罪的城市青年、蓝羽的父亲……即使在都市的快节奏中，也仍然有脱离结构裹挟而自在生活的人。当人不再寻求一个物质上稳定的寄生之所，不再渴求在社会的规则中率先抵达终点、获得胜利，他生存的世界反而会变得无限广大，从有限通往无限，从束缚通往自由。“这年头任什么都在阻挡着我们奔向自由，但要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也没什么错。”[9]

注释

［1］ 刘永丽：《现代交通工具与文学书写方式的变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3期。

［2］ 文中的小说文本皆引自傅羽《抵达》。

［3］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4］ [澳]大卫·加里奥：《城市的声音:现代早期欧洲城镇的声音景观》，王敦、李泽坤、李建为译，《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4期。

［5］ 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

［6］ [法]布希亚著，林志明译：《物体系》，2001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4页。

［7］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8］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9］ 引自傅羽《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