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天,1995年生于江苏南通,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扬州大学文学博士在读。有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
杨天天是一名95后青年作家,近年来在许多重要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立足于女性视角,探讨亲情、爱情等多重关系,并且沿着历史脉络,勾勒出现实,也富有对未来的多重意象;她的作品节奏迅速,语言简洁明快,颇有影像之感,情节中充满了平静下的波澜,以及骤然的反转,较有吸引力,充满时代感,好看,且优美,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记者:杨天天你好!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你是95后,近年来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湖南文学》《山西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成为受到文学界关注的一颗青年文学新星,在这里,想问问你,你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其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
杨天天:我是18年左右开始写小说的。虽然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偶尔会忙里偷闲写一些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小故事,但是去构思一个逻辑、情节、结构完整的小说还是第一次。再后来,就一直不断地写下去了。我非常感谢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支持和鼓励的编辑老师们,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和自我怀疑的人,在我写作初期,时常有老师鼓励我说,你写得很不错,一定要坚持写下去。这句话在当时对一个初次尝试写作的年轻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力量,无论好坏,我就这样写到了现在。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很抗拒暴露自我的人。因为从小性格内向,所以每次需要自我介绍的场合,我都会特别紧张不安,尤其是念出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总会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如同一座连结着自我和现实世界的桥梁。它让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其实可以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通过文字去袒露自己,会让我觉得自在很多,就好像那些无法言说又渴望被听到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记者:你的创作,大多数是写家庭,写女性,写亲情的,写上一辈,以及上一辈和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很强的戏剧风格,节奏也很快,还有意想不到的反转,有时候让人感觉很乡土,有时候又有美剧的炫酷,其中伴随着90年代特有的时代背景,所以呈现出一种新时代新文学的乡土叙事之感,你觉得这个评价对吗,你是如何平衡这些元素和风格的杂糅的呢?
杨天天:在我看来,每一种评价都是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对自身既往经验的投射,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想象和理解。某种意义上,创作也是读者和写作者之间的一种双向的互动。乡土叙事是一个大的文学概念,我想要呈现的还是具体的人和事。比如《六月河流淌》讲的是一个村庄的慢慢消逝,但是它在现实中映射的仍然是人的老去和离开。包括您所说的这些元素,其实并不是我刻意加上去的,很多时候是一种直觉,它来源于我熟悉的现实生活。记得有一次和奶奶打电话,聊到村里一个大家都叫他“小强”的老人前不久去世了,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印象中小强还算年轻。我奶奶说,你觉得他年轻,是因为从你记事起,就一直听到大家叫他小强,你就总以为他还是以前的样子,事实上他已经八十多岁,早就不年轻了。末了她还说了一句很有文学性的话,小强打不死,可是却悄悄老死了。那一刹那我心里有一种触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生活和文学的界限模糊的时刻,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动人的东西,包括想象、隐喻和超越现实的指认。很多时候,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捕捉这样的时刻,然后再不断往里填充新的东西,让它变得丰满。
记者:语言是作者创作的基石和标志,你的语言给人短促、干净,又准确的感觉,呈现出独有的语言特色,在创作中,你是如何形成这种语言风格的,你平时如何锻炼自己的文学语言?
杨天天:我研究生读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除了需要具备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之外,还需要有一定的教学经验积累。我在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时常感到语言的传递者和接收者之间交流贯通的重要性,不管是母语还是教学用语,精准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让表达对象也能理解你的想法至关重要。就像乔姆斯基讲的,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混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中提炼最核心的部分。
谈回写作,我在塑造人物、设计人物对话的时候,会格外重视她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和生活经历。我很在意小说中人物语言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在写作时先在心里默默演练一遍,想象我自己就是小说中的这个人物,代替她去参与对话,尽可能地安排适合她的语言。包括我自己去看一些权威作者的作品,如果他笔下的人物语言和这个人物本身不贴,那么不管他的情节设计地多么巧妙,在我心里都不会是一部非常完美的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艾丽斯·沃克的小说,她笔下的视角转换、人物对话都非常地恰到好处,有一种近乎蛮横的原始力量,我在阅读时会产生很强烈的共情感。
记者:你的多部小说里,常以姥姥、母亲、奶奶、妹妹等这些女性为主要角色,比如《鼠妇》《水蛭》《到海边去》《六月河流淌》《浅命》《蝴蝶之眼》等等,女性的形象塑造完整,也特别,而且蕴含着多重的心理分析,但对男性角色的塑造较少,你认为这算是新女性文学的一种创作方式吗?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杨天天:我个人觉得,女性文学其实没有新旧之分。“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浮出地表,一直走到今天,它被赋予的具体的时代意义和内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在学界存在有许多争论,只能说它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明晰的过程。但有一点始终是确定的,不是所有女性作为主体的书写,都可以被称作是女性文学。
就我自身而言,我并不避讳,或者说否定“女性写作者”这个身份,我不认为它是对我的一种限定或者标签。相反,我把它看作我自身主体的一部分。过去女作家,比如简·奥斯汀、玛丽·雪莱以及玛丽·安·尹万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乔治·艾略特,她们采用匿名或者化名的方式发表作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女性写作者都曾在公开场合拒绝指认自己书写中的性别姿态,这其中既有她们为了摆脱一些刻板印象所做的努力,又隐含了对自己的性别意识的不安与否定。女性文学走到今天,我很珍惜和爱护女性作家这个身份,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用本名发表作品的原因,我有一种被看见的野心。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在写作中去刻意美化和迎合什么,相反,我更加注重去描绘一些脆弱的、易碎的东西。至于男性角色的叙述较少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更多时候侧重于讲述女性处境,所以有些读者会有这样的感觉。
记者:你是如何来塑造小说里的人物角色的,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杨天天:这个问题其实几乎每一个写作者,包括我自己,都会被问到。但事实上,在你准备构思一篇小说的那一刻,虚构就已经产生了。在塑造人物的时候,肯定多多少少会有生活中熟悉的影子,那是我自己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当我真正去书写时,这些人物的个性特征、生活经历都会在作品中被整合、打散、再整合,所以说我的小说中某一个人物是取材于生活中特定的人,这种说法对这个人来讲好像不是很公平。比如在《水蛭》中我写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母亲,在我的真实生活中,也的确存在许多控制欲很强的母亲,但是没有这么夸张的。我更多的时候还是在想象,想象这个人物的成长背景、心路历程,以及发生在她身上的种种冲突和变化。
记者: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如何寻找创作灵感?你写作的规律和计划是怎样的呢?另外,你的创作力旺盛,且有较强的综合性,能把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都写得极为真实,贴切,到位,你是如何驾驭这些创作素材的呢?当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你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
杨天天:我觉得是两方面的积累吧,一方面是阅读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调动本身的生活经验。一般在开始写作之前,我会读一两部短篇小说集找找语感,然后再开始动笔。一旦开始写作,我就会尽量一口气写完,然后把它放在一边,静置两三个月甚至更久,然后再开始修改。那时候去看这篇小说,往往会有很多当时没有的新的感觉。
当然,也会有遇到瓶颈,实在无法继续的时候。我会允许自己放空几天,完全不去想写作的事,出去和朋友聚会,看一些和我要写的东西无关的电影、书籍,或者去旅游,让自己处于和创作时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其实我每次写东西,都会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一边写一边自我怀疑,焦虑也是常有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让这种焦虑占据我的全部。其实作者和她的作品之间是需要一些缘分和连结的,有时候可能你的构思、想法都很好,但就是没办法完成这篇小说,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去驾驭这个题材。我的文件夹里有许多完成了一半甚至更少的废稿,我把它看作一种练习,或者说一种准备。
记者:你是95后,但是在作品里描摹过去的事件时,会提到《射雕英雄传》《天若有情》《狮子王》这些在你出生前的经典作品,且镶嵌得恰到好处,毫不违和,仿佛经历过一样,你对过去时代的感受以及过去的作品的了解来自于哪里,如何将这样的感受运用到作品当中?
杨天天:我成长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家族,尽管我自己是独生女,但是却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堂姐,我小时候就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他们看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他们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所以感兴趣的东西都具有时代特征。像我在《浅命》里提到的电影《天若有情》,因为我有个姐姐是刘德华的忠实粉丝,所以刘德华的电影她都会看很多遍,还会拉着我们一起看。我自己脑海里也会有很多记忆碎片,这种碎片和埃莱娜·费兰特所讲的脑中的声音不一样,很多时候它是以画面或者片段的形式存在我脑海中的。当我想要在写作时用到它的时候,我就会像调取监控画面一样把它抓取出来。
另外,有一个在我成长和写作中影响都很大的人,就是我的爷爷。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我小时候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每次吃饭爷爷都要和我讲他父辈和祖辈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祖父在家中遇到强盗打劫,被一枪打中肚子的故事。每当他讲起这件事时,我的脑海中会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出一个和我爷爷一样干瘦的老人,肚子上有个弹孔大小的洞,倒在血泊中的场景。后来在我十多岁时,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我在《六月河流淌》里也讲了这个事情。这个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当下的记忆会逐渐消失,和我们正常人相反,他的智力、记忆力、自控力、生活能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弱,像一个倒转的时钟,最后回到生命的原点。发病后,爷爷总是喜欢重复一些很久远的事情,可能越是古老的记忆,在脑海中的沟壑越深,越难以忘记。爷爷离开后,我脑海里会反复调取他生病以前给我讲过去的事情的场景,我慢慢意识到在爷爷回忆里和现实生活中的过去,以及我自己回忆和现实生活中的过去,它们在不断被言说和标记的过程中,正在慢慢成为我人生中无法被分割的一部分。我想倘若有一个地方,能让个人的意志不为外部条件转移,能让时间由流动变为永恒,那就只能是文学世界。
记者:现在不少年轻的写作者似乎更愿意尝试网络文学、科幻文学、自媒体文学等创作路径,你则坚守在传统文学之中,你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怎么样的,是否会尝试新的题材和风格呢?
杨天天:我个人认为,当下的青年作者们对现实的敏锐度很高,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灵敏,使得他们看待和处理过去和当下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更倾向于打破传统的写作路径,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去串联过去、现在和未来。比如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些年轻的科幻写作者,他们非常善于以一种超越现实、前瞻性的方式去处理历史,继而想象未来。
我是一个不喜欢做计划的人,现阶段的写作重点依然是女性处境,关于这个主题其实还有很多未能讲述的部分。我打算把它写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中的女性主体是每天从我们身边经过,却没有人会特别注意的,极其普通的女人。正因为普通,她们的人生经历显得有些不值一提,甚至难以启齿。我想通过这个系列的小说,去探讨当下的普通女性一直难以向别人言说的困惑和隐痛,她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自己正被一些细碎的事物牵绊住,也因此渴望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种和自我、和周围和解的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没办法坦然地面对自己,只能被生活裹挟着向前。尽我最大的努力将这种状态书写并还原出来,是我现阶段最想做的事情。
记者:最后,想请你对比你年纪小的创作者们传授一些创作经验和心得体会,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一起来“文学”吧!
杨天天:首先要写下来,然后才是其他。一定要多阅读、多积累,可以找一些自己喜爱的前辈作家的作品去学习,但不要在一味的模仿中迷失自我。写作最重要的是讲述自身,而不是复刻他人。无论你的个体经验在别人看来多么地微不足道,只要是你自己认为值得珍视和书写的,就有存在的意义。最后,请永远相信文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