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谐振
《禾雀花上的麻雀》中引了孔夫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宋人郑樵在 《通志·昆虫草木略序》对此做引申：“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使不识鸟兽之情状，则安知诗人 ‘关关’‘呦呦’之兴乎……使不识草木之精神，则安知诗人 ‘敦然’‘沃若’之兴乎……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在郑樵看来，“草木之精神”与“鸟兽之情状”乃是诗人感发起兴的源头，也是打通“田野之物”与“诗书之旨”的关键。换言之，“多识于鸟兽草木”其目的不是沉溺物种的分类或“琐琐记述”物种的习性，而是借由名、物的考订以及对事物外部细节的描写，由经验世界拓展入精神世界，在物质性的草木虫鱼与心灵性的审美情思或诗性隐喻间建立深刻的联动，也就是钱穆所谓的“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这正道出了中国博物学人文性与诗性的机枢，而这也是南翔近来生态写作思考的重心所寄。
读南翔生态题材的小说，首先是一种知识性的获得。之前，他已多次写过鸟，如《乌鸦》《玄凤》《红隼》《书吧里的长耳鸮》《麻醉师臂上的金雕》等等，而《禾雀花上的麻雀》则更由一个爱鸟人士误食麻雀的乌龙事件展开，把读者带到深圳湾和内伶仃岛的腹地，让我们知道了此间出没的各种各样不可殚数的鸟儿，如戴胜、灰鹡鸰、黑领椋鸟、卷羽鹈鹕、海鸬鹚、白琵鹭、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鹗、赤颈鸭、苍鹭等等。小说中，梁哥与叙事者“我”结缘于他的一次指谬，梁哥非常认真地指出“我”散文中写到的探头探脑的鸟并非喜鹊，而是红嘴蓝鹊。这一情节设定，既让读者看到了梁哥较真的性格，给小说带来诙谐轻松的氛围，亦为后文埋下伏笔，辨物识名很重要，但止于“征实”尚属认识层面，还进入不了心灵的感知层面。及至后来，读者看到，梁哥因为不知情吃了麻雀陷入深深的自责甚而捶胸顿足，爱鸟之心赤诚可见，再进一步，梁哥痛入肺腑原来还有隐衷，他对麻雀是触景生情，小说由是引入梁哥亡妻杜英朗诵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麻雀》的段落，也让笔意从知识性的自然名物延展到生态与精神共振的书写，赋予小说别异于一般生态小说的厚度与温度。
南翔曾言，“自然文学或曰生态文学中，应该突显出人的要义”，他追求的也是“站在人、人情、人性与人之作为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这意思并不复杂，却点出当下生态文学关怀的一种症结，生态写作绝非人的隐匿而让自然彰显的写作，而是人要带着“必然要与之共处与之共生与之共命的万物”的写作，所以生态写作在警惕人类中心主义的偏失之外，也要警惕另立他物中心而将人排斥于生态之外的别一种偏执。南翔写生态，总给人一种信手拈来之感，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独特从容的叙事调性和切近生活的选材——对他而言，生态从来不是严正的说教，而是生活本身，因此，他的小说落笔总从生活即景开始，鲜活气息扑面而来。更重要的则来自他将人的精神指标置入生态思考的观念，将精神困境的突围与生态意识的觉醒紧密交织：生态忧思背后是加速发展的现代城市不免出现的人的异化与精神坍缩，而生态自救既是自然的修复，也意味着构建起更具人文包容性的意义系统。就像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的当代著名哲学家欧文·拉兹洛的名言：“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在《禾雀花上的麻雀》中，梁哥是深圳这座改开前沿城市最早的弄潮儿，在获得财富自由后，他因爱好摄影喜欢上了拍鸟，因为拍鸟而成为鸟类的守护者和业余研究者。一段时间里，他与妻子夫唱妇随，走遍大江南北遍寻鸟的踪迹。未料，妻子因癌症去世，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妻子在弥留之际吟诵的《麻雀》既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也成为他继续生态关怀的一个召唤。屠格涅夫说的所谓“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强大”其实包含着对鸟类之爱与人类之爱的等量齐观，小说结尾，当梁哥在他的生日聚会上目睹一群活泼的麻雀扑向杜英的画作《禾雀花》时，自然生灵与爱的记忆完成了诗意的碰撞，小说也获得了从个体忏悔到集体共情的升华。
小说中郑孝河这一角色的设置也颇有意思。他是梁哥亡妻的表弟，对这个表姐夫素来尊重，知道他爱鸟如命却哄骗他吃下麻雀，是因为他相信古代医书的话，认为雀肉壮阳益气，可以“令人有子”。为了让走出悲伤、重启生活的梁哥“有后”，他邀请梁哥参与麻雀宴，要为其“助孕”，拳拳之意，却折射出传统“以形补形”思维的根深蒂固。郑孝河的麻雀宴引出了后文梁哥与“我”对麻雀的一段追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与麻雀的关系体现的都是一种生物学家所言的“负相互作用”,即人捕食、围猎麻雀。后来，在梁哥与“我”的启发之下，郑孝河才从对自然的功利化认知中真正走出，成为梁哥寻鸟的好帮手，人与麻雀也建立起了合作和互利共生的正相互作用。郑孝河身上的这种模糊性，为小说注入了更强的现实质感，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像他一样，不是没有生态保护的意识，但习焉不察中不免有疏漏。而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态觉悟不仅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省，也深刻地体现在对人之行为合理性的省思。
南翔以深圳为坐标的生态写作不但在新世纪的生态写作中别开生面，也提供了“特区叙事”的一种新范式，这在他本期另外一个短篇《成人礼》中也有体现。《成人礼》同样关注到了城市精神生态的问题。当多数作家聚焦于打工文学或资本传奇时，南翔将笔触伸向这座城市精神的“软件系统”，那就是如何让移民二代在阶层差异、文化割裂与生存焦虑中，找到身份认同的公约数——柯家从九江教师到“深圳湾一号”富豪的跃迁，涂家从乐昌农户到家具城务工者的嬗变，共同指向深圳这座开放的移民城市的“去根性”特征，但南翔并未沉溺于阶层固化的批判，反而通过两个家庭的交往，揭示新移民重构身份的可能性。在悲剧性的溺水事件发生之前，小说中的两位少年涂丰才与柯穷尽虽然家境悬殊，但他们的友谊却有一种互补性。在涂丰才的粤北老家，打木籽、找蝉蜕，还有梅岭古道上的漫游，为在城市长大的柯穷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柯父对涂家的拜访，则让涂家“感动得手足无措”。涂父眼中“自食其力就好”的人生信条，与柯父“穷尽其思”的教育观，在两位少年跨越阶层的互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柯穷尽溺亡后，背负“幸存者”身份的涂丰才，陷入巨大的自责中，不断用“懦夫”“逃兵”审判自我，甚至将朋友的馈赠视若“沾血的证物”。直到高考放榜后，他才敢于面对伤口，真正开启精神的自救。小说结尾那场在东山码头举行的祭奠，也是这场救赎的仪式：在杨老师的见证之下，涂丰才终于彻底卸下重担，柯穷尽的死不再是需要抵偿的债务，而他勇于冒险的精神则可内化为涂丰才自我成长的养分——“他的生命就在我身上延续、燃烧”。小说题目“成人礼”的意义也由此被郑重地宣誓出来，成年绝不仅仅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年龄达标，更是在直面悲剧后获得的精神重生。保护和修复人们的精神生态，理当是保护物质生态的重要前提，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走出波折的涂丰才凭借对爱与责任的担当，在未来也一定会生长为像梁哥那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