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伟谈枕边书
施建伟，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您出版过多种有关林语堂的专著，被称为“中国研究林语堂第一人”。能谈谈您的相关专著都有哪些吗？ 从哪年开始涉及林语堂研究的？
施建伟：所谓“第一人”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林语堂研究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是整个华文世界老、中、青三代文友们集体奉献的结果。以老一代而言，李何林、唐弢、陈涌、丁景唐等师辈都是我的引路人。而在“林研”领域给我实际支持的同辈和后辈，从于友先、万平近、陈漱渝、姚锡佩、顾传青、姚以恩、李志强、纪秀荣、水渭亭、庄钟庆到刘琳琳等等，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所以说，是整整几代人共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才使林语堂研究刚刚向学术百花园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必须说明一下，林语堂研究不过是我五个研究领域中的其中之一。按涉足先后的顺序，应该是：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流派研究；林语堂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海派文化中的谍战文化研究。而在我已出版的30多种专著中，有关“林研”的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近幽者默：林语堂传》《林语堂在大陆》《林语堂在海外》《幽默大师林语堂》《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林语堂论集》等等。
应该说，“林研”实际是我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研究”课题的延伸和拓展。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是从鲁迅先生的作品注解中，知道林语堂的名字，并且有了深刻的第一印象。记得1989年7月，拙文《林语堂出国以后》在《文汇月刊》7月号上刊出。我收到唐弢前辈的来信：“尊作《林语堂出国以后》前已拜读，我以为持论公允，有许多材料，实为以前所未知，读此大增知识，尤其是30年代我和语堂先生曾有来往，更觉欣慰，专此致谢！”（《唐弢文集》第10卷第588页）
徐訏说，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您怎么理解他所说的“难写”？
施建伟：徐訏的原话应是“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最难写的一章”，今年一本拙著再版时，我又核对了原文，确认应校正为“最不容易写的一章”，而不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最难写的一章”，现借此机会，特此正误。我认为这一章之所以最不容易写，因为林语堂就是“一团矛盾”。
其实林语堂的“一团矛盾”，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对于任何一个“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那场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不可能不触发其内心冲突的波澜。矛盾、徘徊、选择、扬弃……甚至复归，正是那一代人的典型心态。其实，在当年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阵营中，内心怀着“一团矛盾”的，何止林语堂一人，只不过是林语堂比较敢于坦露自己的内心秘密而已。
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是否研读了林语堂的所有作品？
施建伟：虽然我已研读了我所能找到的全部林语堂作品，查阅了数以千万计的资料，走访了林疑今、周劭、章克标、徐铸成、施蛰存等耄耋老翁，发掘和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又到林语堂生活过的平和县坂仔村、厦门鼓浪屿、厦门大学、上海、北京、重庆北碚、台北阳明山河香港等地做了实地调查，并到福州拜访了《林语堂论》的作者万平近先生。我要特别感谢我在中国台湾的亲戚王应铮叔，在中国香港的文友卢玮銮女士、潘耀明先生，在北京的学友陈漱渝先生等，他们热心为之穿针引线，收集并寄赠了林语堂在海外和中国台湾、香港生活时期的各种资料。台湾图书馆的严鼎忠先生不仅为我寄来了馆藏的有关林语堂著述的资料目录，而且把目录中的研究资料全部复印寄赠给我。可以这样说，我的著作实际上是各方文友们共同创作的成果。
您个人比较推崇林语堂的什么作品？ 在研究中，您发现林语堂最喜欢哪些书？ 他有哪些读书方法或阅读习惯？
施建伟：我并不无条件地认同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融合论”，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林语堂的一些文化理想，明显是超前的，游离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所以受到鲁迅们的批判，不足为怪。如果在那时，我不敢保证自己不加入鲁迅们的行列。但是在当下，闲适、性灵、幽默，以及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已不再成为禁忌，而享受休闲的乐趣，正逐渐从小众的时尚，演变成大众的消费。在此情此景下，如果有人问我：“为读懂林语堂，你个人推崇林的哪些作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和《苏东坡传》。”前两书曾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美国读书界，成为一些外国人的枕边书，林语堂也被评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共20个名额，中国有2人入选）。至于《苏东坡传》，很多人评价在100多部苏传中林语堂的是写得最好的，我与此所见略同。
我发现林语堂阅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包罗万象，而林语堂最喜欢的，应该是苏东坡的文字吧。早在1936年，林语堂居家迁美时，他不顾行囊的沉重和旅途的遥远，把有关苏东坡的参考资料和珍本古籍，全部带到美国。总计有13类100多种资料，在林语堂的行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林语堂厚爱苏东坡的原因在于，他不仅从苏东坡的著作中吸取了精神营养，而且从苏东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于是，《苏东坡传》中的苏东坡多少有点现代化了，是研究林语堂内心世界的重要资料。
直接用英文写作，把中国文化通俗化地传播到西方世界，这是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领域的特殊贡献。林语堂精通外语，特别是英语，作为一个语言学博士，他之所以有如此高超的英语写作水平，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高度和谐的结合。有人说林语堂在英语上的造诣，追根溯源，首先得益于圣约翰大学教育，他学习英语的法宝，就是一本袖珍的牛津英文字典。这本字典的体积也很小，只占两双袜子的大小，无论到任何地方去，都随身携带，这本牛津字典使他终身受益。并且他还从牛津字典里研究出了一套学习方法，不是简单的列出或记住某个单词的定义，而是把每个字的不同定义和用法用一个个句子举出来并进行比较……林语堂的读书方法和读书习惯，是完全林语堂式的，别人难以复制。他不做无用的功，所以考试前夕，他悠然钓鱼，仍然考第二名。但对于他认为有价值的学问，他比谁都刻苦用功，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快乐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勤奋的天才。
关于林语堂的作品，多年来在不断重版、加印，再版时会有修订吗？
施建伟：不断重印再版过程中，在史料部分，基本上没有作过内容上的重要增补。但是，前言和后记，几乎每一版都要重写，因为有些话不得不反复强调，比如2016年12月16日，我为《近幽者默：林语堂传》所写的那篇八九千字的再版前言，很有代表性，我在该文的结尾中说，“最后说明一点，原著五十万二千字，再版未做过多的增删，为的是保持历史的‘原貌’，这个‘原貌’的核心则是早在25年前，1991年拙著《林语堂在大陆》出版时，我大胆地把童年时的林语堂定位为‘头角峥嵘的梦想家’，把他的家庭定位为‘梦想主义的家庭’。第一章的标题开门见山就是‘梦想家’，而且用了两个章节46页的篇幅，三四万字的内容，充分论证‘梦想’对林语堂命运的决定影响”。
特别要说明一下，加印再版时，如果遇到一位敬业的责编，他会对旧版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失校之处，清理出来，逼着你为以前的编辑的粗枝大叶“付出代价”，比如，华文出版社的张明华责编就是这样一位敬业的编辑，所以才把徐訏那句“最不容易写的一章”还原了。
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不断要从书中寻求帮助？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施建伟：写作时，当你有所发现时，你会享受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精神快感，这是我体会到的写作魅力。当灵感涌现时，无论是睡眠、饮食都无法终止这个宣泄的过程。几十年来，我所撰写的有关林语堂的文字以千万计，所有的文字都聚焦着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这个原点，所以说，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需要从书中不断寻求帮助的话，那就是不断发掘、搜集真实的史料。因为我的林语堂传是属于史传类型的，应该以“无一字无来历”为座右铭。
您有枕边书吗？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施建伟：枕边书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经常变化。学生时期，古诗词是枕边书；后来鲁迅、林语堂的书常常重温，反复重读。一方面是精神的需要，一方面也是课题的需要，这个时候把职业阅读和兴趣阅读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施建伟：我最想见到的是林语堂，聆听一下他关于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的真谛。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施建伟：《三国志》《生活的艺术》《鲁迅全集》。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施建伟：张爱玲。邀请张爱玲有两个原因，一是据说张离开大陆后曾在某时某地见过林语堂，如果属实，可以深挖出一些填补空白的史料；第二，张爱玲与我当下的研究课题“海派文化中的谍战文化”直接相关：因为张的小说《色·戒》在本世纪初被李安改编成电影后，在华语世界引起持续的高热度关注，张的小说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桩真实事件，显现出国人抗日牺牲的决心与精神。然而，当下人们的注意力过分聚焦于《色·戒》之“色”，使得一些真正的幕后英雄被淹没，该事件中的幕后指挥陈彬将军的女儿陈维莉女士作为76号魔窟在世的最后幸存者曾多次为此发声。我希望通过和张爱玲的见面直接交流关于《色·戒》的种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