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梁平迎来“一蓑烟雨”：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
“嘉陵江和蜀道有我生命的印记，更有家国的印记”
古往今来，诗歌都是文学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卓越的诗歌，需要有生命能量的人来写。出生于1955年的梁平，今年69岁了，但他的精气神给人看起来仿佛不到60岁。
记者：《一蓑烟雨》中有很多关于蜀道的诗。比如《明月峡栈道》《剑门关》《五丁与金牛》《夔门》《荔枝道》《翠云廊》《米仓道》《褒斜道》《古蜀道》《蜀道辞》。为什么对这个题材如此有感觉？
梁平：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而迷恋的境界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人生最高级的包容、乐观与豁达，也是常人所不能抵达的境界。诗集《一蓑烟雨》大多是我65岁之后写作的结集，之所以取这个书名，显然是受了东坡先生的影响。诗集重笔写了一条江，一条路，江是风情万种的嘉陵江，路是几千年风云演变、至今叹为观止的蜀道。嘉陵江和蜀道有我生命的印记，更有家国的印记。《一蓑烟雨》披挂的烟雨，包括了日常的鸡毛蒜皮，生活的酸甜苦辣，远山、远水的亲近，虚情、假意的疏离，生命基因的确认、自我人格与精神的辨识与塑形。
记者：2021年你出版诗集《忽冷忽热》时，我采访你，你当时说了一句“现在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已经不写了”，同时你也提到有例外，比如孙静轩先生72岁的时候，还写了数百行的《千秋之约》。还有张新泉先生，80多岁也在写诗。你如何看待诗歌与年龄的关系？
梁平：良好的写作状态跟年龄没有多大的关系。很多人不到花甲就不写了，或者写不动了，都很正常。晚年生活不是只有写作，如果硬着头皮写，不仅写出来自己不满意，而且还伤及自己身心健康，大可不必。写作的生命力是否还有活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文学储备，是否还有写作的能力；二是验证自己是否还有创造力，如果都有，为什么不写呢，至于你几岁了，几十岁了，不写就是对不起自己。但是这个时候的写作，功利少了，显摆少了，写出来就是最大的快乐。
“我的整个写作都是未来完成生命塑型的根”
记者：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你是一个做事大开大合、雷厉风行的诗人。但从你的新诗集里可以看出，其实这几年你在很多方面的风格其实也在转变。你如何看待自己这种转变？这如何体现到你的诗歌写作中去？你如何看待做事与作诗之间的关系？
梁平：做事需要雷厉风行，写作需要老成持重。做事就是工作，我不喜欢议而不决，拖拖拉拉。写作反而需要深思熟虑，甚至会用几个方案去解决一个写作问题，使其完美。现在做事不多了，自己也屏蔽了很多场合，腾出了很多时间阅读和写作，还是觉得时间不够。那天做了一个写作的清单，必须写必须完成的“作业”，面无表情地盯着我，我知道我该怎样用文字去表情。你说到《一蓑烟雨》可以看到我写作风格的改变，是不是也包括人生态度的改变。我觉得只有变才是生命力。我一直寻找自己写作的根脉，我这里指的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这个根每个人都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去梳理。我的整个写作都在为此努力，欣慰的是，我正在修正、完成这个根脉的系统。
记者：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你的诗风格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拒绝过度的修辞手段和滥觞的抒情方法，通过眼见为实的事件瞬间、细节的高度提炼，言之有物，不绕圈子，不故作高深，行家和普通人都能得到各自能得到的东西。这种写诗的风格，有着怎样的形成来路？
梁平：无论做事、作文都不应该绕圈子、故作高深。从接受美学上说，“故作高深”是读者对写作者的一种批评，可能没有一个诗人承认自己是在“故作高深”，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是个问题。其实现代诗歌强调抒情的内省和复调，由于每个人的“哈姆雷特”不一样，写作与阅读形成障碍也算正常。但是写作者需要考虑如何减少这个障碍，比如如何更有效地消减抒情的主观化，使我们的抒情更客观、更接地气，包括引入叙事或者戏剧效果这些与人亲近的手段。我的写作比较注重“深入浅出”，无论是宏阔的历史还是幽微的迷境，“浅出”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写作路径。
记者：这本新诗集中，能看得出你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路径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认，对诗歌领域内的一些争论、课题，也有自己深入、冷静的思考，并形成较为系统的诗学观念。我也知道你很乐于提携、帮助年轻人。作为诗歌编辑，你也了解很多青年诗人的诗歌写作状态。在你看来，年轻一代的诗人，在写作中，比较容易走入的误区是什么？他们有怎样的优点应该继续强化发挥？
梁平：青年人是文学的希望毫无疑问。这些年做华语青年作家奖、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草堂诗歌奖，我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青年，一大批青年作家、青年诗人脱颖而出。最突出的印象是，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了，他们吸收的文学营养和他们面对复杂的世相，都是他们的财富。没有任何人在一生中没有走过“误区”，但是所有的教训都可以成为经验。青年人只要不亦步亦趋，不人云亦云，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有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精神，为人为文都皆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