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不争为乐
房伟本来叫“房仕鑫”，祖母的意思是希望他升官发财。父母觉得这个名字过于封建，就改成了“房伟”。也许因为“伟”字的暗示，也许是青春年少时特别喜爱温瑞安“大侠萧秋水系列”，所以房伟具有一股英雄情结，因而专门写了以二十个短篇小说组成的系列，来向和平年代的英雄们致敬。其实，房伟的人生经历，就有着英雄般的传奇性，他早期在一家肉联厂做工，厂里几个月不发工资，每日和蝙蝠、老鼠为伍，他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坐在窗台上读王小波的小说，这就是他写《王小波传》的精神原动力。房伟靠着读王小波逐步走出困境，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读了博士，成了教授和评论家，而且通过一部部文学作品成为文坛瞩目的作家。“我不敢说自己写出了经典，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要努力写好每一部想写的作品。”
1从最初到现在的写作变化很大，如果说其中有什么不变的联系，那是一种对生命的真诚与热情。
记者：房伟老师好，你从来没有起过笔名吗？ 我在网上一搜，发现叫房伟的人，有医生、法官、公交司机等，你在现实中有没有遇见过另一个“房伟”？
房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原名叫“房仕鑫”，按家谱排的，祖母原来是希望我当官发财，父母觉得这个名字过于封建，就改成了“房伟”，现在是既没官运又不发财。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名字中带“伟”很常见，我读书时就碰到过“房玮”，不过是个女孩，我俩的信件常搞错。后来参加工作，也发现过同名同姓的。名字其实只是代号，如果说有影响，可能会给读者某种心理预期和想象，我不太在意这个问题。我读中学时写过不少古体诗词，有一个笔名“秋水客”，因为当时超喜爱温瑞安“大侠萧秋水系列”小说，以此取了个笔名。1997年，我发表小说处女作《梨子》，懒得起笔名，当时就用了“房伟”，这些年坚持用本名写作品。
记者：看你的简历，祖籍山东济南，出生于山东滨州，你认为自己的故乡是哪里？ 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故乡吧。你的文学理想或者说文学观，是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
房伟：我的父亲是济南人，从山东省卫校毕业后，去了胜利油田的医院。母亲是青岛知青，当年她没返城回家，而是去了生活艰苦的胜利油田当泵工。胜利油田是大型国企，在山东东营有一部分，在滨州有一部分，我恰是在滨州出生长大的。我的故乡记忆比较“怪异”，一方面，我的童年记忆中有很多鲁北荒原的感受，因为我们的居住地靠近黄河，属于黄河入海口区域，有大量盐碱地和旷野；另一方面，我也有很多大国企的生活感受，比如，充满油田特色的“大会战”、磕头机井架、国企集体生活等。到目前为止，我写到家乡回忆的小说不多，只有长篇《血色莫扎特》涉及一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故事。我出版了几个长篇，三个中短篇集，一半是历史题材小说，另一部分主要是都市生活和高校生活等。我很喜欢安妮·普鲁写荒凉的美国西部怀俄明州的故事，今后我会围绕故乡记忆，慢慢展开，写一些小说。
记者：你在不惑之年背井离乡，从山东调到了苏州，这种选择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如今，你有没有那种漂的感觉，或者叫思乡的情绪？
房伟：我个人较疏懒，选择去苏州，是因为喜欢苏州这座城市，它很宜居，生活舒适。我也想到不同地域中，感受不同文化氛围。苏州给了我很多灵感，在之前，我虽然也写文学作品，但总量不大，去了苏州之后，我才开始大量进行文学创作。苏州乃至整个江苏的文学氛围也很好，非常鼓励创作。如果说思乡之情，肯定也是有的，前不久，我去一个山东老乡家里做客，吃到了正宗的山东口味大包子，非常感慨，因为苏州这边主要是甜口味的小笼，当时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山东大包，算是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记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在苏州已经生活6年时间了，你是怎么看待这座城市的？ 突然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这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你的文学地理以后会不会向江南转移？
房伟：钱穆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苏州城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而且，从春秋时期的吴国开始，它的文化就没有中断过。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故事，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想，它让我的创作之中，多了些细腻的东西。我会尝试着写一些关于苏州地域的东西，但可能会偏于现实主义题材。
记者：你还记得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吗？ 你最近一次发表的作品是什么？ 几十年过去了，你对比一下，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房伟：最早发表的作品，在我的记忆里，应该是1993年读高中时发表在《辽宁青年》杂志的组诗，好像叫《伤逝》。高中陆续在《中学生》《中学时代》《辽宁青年》等刊物发表了些诗歌、散文。1997年，我在胜利油田文联的杂志《太阳河》，发表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说——《梨子》，那是部中篇小说，比较唯美，也有些先锋意味，写一个画家与白化病女孩的爱情故事。我最近发表的作品，是2023年3期《大家》杂志上的小说《惜琉璃》和2023年3期《芙蓉》杂志上的散文《余山有余》。说到作品的变化，那肯定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什么联系性的东西，那还是一种对生命的真诚与热情吧。
记者：你是文学博士，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还写过很多文艺理论著作，可以说是学者型的作家。我们想问的是，评论家、小说家和教授，你自己最看重哪个身份？ 学问和理论，对文学创作有没有指导意义？
房伟：现代文学史之中，学者与作家兼为一体的人很多，现在的高校，因为过于专门化，才导致了创作与研究的疏离。当然，这个情况也因人而异，不是说学者型作家就好，因为如果弄不好，可能成为“野狐禅学者”和“掉书袋的作家”。近些年来，有些高校出现创意写作专业，也是对高校文学专业过于专业化的反拨。我的看法是，研究对创作肯定有影响，但应是潜在层面的，文学首先是感性的，不能让叙事者跳出来，在文本之中喋喋不休地讲哲学道理，钱钟书先生就特别反对中国“学人诗”传统。同样，创作对研究的影响，也应是间接的，研究需要严谨的理性与学术的规范，激情应该内蕴其中。
2人生要对想做的事，抱有不计利害的热情态度，才能做得开心快乐，才有真正的价值感。
记者：谈谈你的作品《王小波传》，你为什么想起来要为王小波立传？ 你们之间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房伟：我是1997年开始接触王小波的。这之前，我也是个文学青年，当时有个直观感受，读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书，越读越消沉，觉得人生无趣、没出路，是王小波给了我在困境中勇敢前行的勇气。
我当时在一家肉联厂做工，厂里几个月不发工资，干着非常重的体力活，后来当了秘书，又赶上企业大动荡，精神很苦闷，是靠着读王小波，才逐步走出困境。当时一个印象很深的场景，就是我住的宿舍里只有一个昏暗的灯泡，我和几个工友住在一起，头顶房梁住着蝙蝠，天天晚上开派对；床下一窝老鼠，天天咬箱子磨牙，鼠药和粘鼠板都不管用，它们很聪明，甚至会趁着我熟睡，爬到肚皮上来。
宿舍没有暖气或空调，冬天像冰窖，夏天像火炉，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黄昏时分，先磨亮刀子，准备明天的工作，再洗个澡，坐在窗台上，喝几口劣质高粱酒，读读王小波的小说，开心地哈哈大笑。
后来，我考上研究生，王小波又成了我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切入点。读研期间，我写了不少有关王小波的论文，第一篇是研究生一年级写的，有关鲁迅与王小波关联性的，发表在《文艺争鸣》上。后来，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十几万字的硕士论文，毕业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我想，王小波的意义，恐怕还在于给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撬动点，也给了学者们从一个另类角度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视角。
记者：你是1976年出生的，王小波在1997年就去世了，可以说你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王小波留在世上的文史资料十分有限，在写作的过程中应该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房伟：写作过程很艰难。写当代作家传记的难度，不仅在于资料的收集，更在于沟通、寻找资料来源。作家离世时间不是太长，很多当事人可能对很多事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服与沟通，这个难度就很大，更不用说潜在的禁忌性规则。因此，中国当代作家传记，数量和质量都堪忧。现代作家就好很多。再往上，古代作家传记，看似久远，但只要下功夫、有感悟，其实相对容易，比如现在苏东坡的各类传记就很火。
另一个原因，传记写作，在很多高校不算学术成果，当代作家传记，也存在申报项目难、发文章难、评奖难等很多困难，很多青年学者不愿在这个领域下笨功夫，因为投入产出比不高。比如，我的这本《王小波传》，没有任何课题资助，也没有获得任何学术体制的奖项，完全是自费来做这件事。当时我还在山东某高校任教，工资待遇很低，不上课的时候，就自费跑去北京做采访，住了半年地下室。我想，人生要对想做的事，抱有不计利害的热情态度，才能做得开心快乐，才能有真正的价值感。
记者：即使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但是有很多场景，还是需要作家靠着合理的想象去还原。你能结合《王小波传》的写作，谈谈你怎么看待包括人物传记在内的虚构和非虚构问题？
房伟：对于文学家传记而言，第一手资料还是最重要的，但也不能过于迷信资料，资料也带有主观性，被采访者的说法，必须经过反复证伪，才能得以确认。我的做法是，将某件事不同的陈述，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让读者们自己判断。这样做的好处是，将资料的出处和不同人对此事的态度展示给读者，事实本身可能有出入，但不同人的认识过程却是真实的，也有利于人们思考作家与时代、他者之间的关系。
至于说虚构的问题，纪实文学，包括人物传记肯定也会有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可以用来还原某些传记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场景及其精神状态。这种虚构必须是建立在资料和作品的基础上，要活灵活现，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也必须贴切，并保持在道德和价值判断上的谨慎。好的传记作家，要知道材料的限度，也必须要明白虚构的限度，不能被情绪左右，才能更大程度地靠近真相。
记者：王小波的作品可以说是长盛不衰，而且他的粉丝都非常忠诚。你觉得他的写作，有没有值得年轻作家借鉴的地方？
房伟：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英雄时代》就有王小波的风格，但后来的写作，这种风格化的影响就比较少了。王小波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如果从创作的角度讲，首先就是真诚，他说“我要真诚地做一切事情，我要像笛卡尔一样思辨，像堂吉诃德一样攻击风车。”写作的本源，是思维的快乐、想象力的快乐和人生真诚的探寻。一个作家，写作之初都是很真诚的，但当他有了点名利之后，就会变得“鬼头鬼脑”起来，依附权力、热衷搞钱、装神弄鬼、拉帮结派，或者在写作中故弄玄虚、装深沉、装天真、装宏大、装狂放，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东西。它会让作家忘记写作的本心，真正的写作境界，都是从作家心灵自然流淌出来的，有他独特的精神烙印，更纯粹，心灵要更丰富、更敏锐，也要更悲悯与宽容，才能真正写出好的作品。作家要警惕的，是心灵的僵化。另外，王小波给我们的启示，还是作品的辨识度，无论哪种风格，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走自己的路，也许会有鲜花掌声，也许是充满荆棘，背后全是嘲讽和怒骂。也许这一生你都无法达到某种声誉的高度，但作为一个作家，你要做的，就是不断俯下身子面对丰富的人生，不断阅读与思考，不断勇敢地写作，直到你生命的停歇。
记者：再谈谈你近期的小说集《小陶然》吧。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你怎么理解“陶然”这个词？
房伟：“陶然”是讲一种心境，人生不容易，应该在困难之中保持一种陶然的心境，才能渡过心理的难关。王小波说过，人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于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要勇敢而真诚地生活，才能真正找到陶然的状态。
记者：《小陶然》收入了八个中短篇小说，人物有学生、医生、消防员、文联职员、家庭妇女、银行主任等不同角色。这八篇小说你想表达的，或者说亮点是什么？ 请问这部作品中的故事，有没有现实基础或者人物原型？ 你在之中有没有一个角色？
房伟：这个八个中短篇小说被我列为“日常生活”系列，其实写了不同年龄阶段中国人的情感状态。我在单篇《小陶然》创作谈中说过，社会越来越发展，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很多家庭危机和社会危机由此而来。我想借助这个系列小说，刻画和探索一些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状态。有青年人的，有中年人的，也有老年人的；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中国社会的压力比较大，很多人的生活状态比较焦虑，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紧张，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弊病。
故事原型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不能对号入座，故事总要加以虚构和集中，这个系列作品，也是近些年我观察生活的一个结果。整个集子之中，中篇小说《九三年》发表在《当代》，有我自己青少年生活的影子，但也只是一些细节和情绪性的东西，故事是虚构的。
记者：你在《果奠》的创作谈中表示，你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你的这一情结是怎么回事？ 你的“战争系列”有二十个短篇小说，现在是和平年代，战争似乎离我们挺遥远的，你为什么想着要写这样一个系列？
房伟：我读研究生之前，比较叛逆，高中时喜欢旷课、写诗、画漫画、乱读书，在外面乱跑，虽然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但成绩很差。为了读武侠小说，天天翻学校的高墙，跑到校外租书，一次从高墙摔落，铁钉扎穿了左脚，差点落个残疾。我从小比较崇拜英雄，《果奠》的故事也有真实原型，在和平年代，如果没有消防员这样为他人生命甘于牺牲的英雄，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战争系列”小说，是我2016年开始写的，主要针对抗战历史。战争相比日常生活而言，是一种非常态生活，战争之中，人和历史的复杂关系，人性的复杂面向，都有集中体现。人性之中最高贵的精神和最卑劣的行为，也会有集中体现。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经历战争，但战争的阴影，从来没有远离我们。书写战争，就是让人们反思战争、警惕战争，捍卫和平的生活。去年我在《十月》发表了长篇小说《石头城》，抗战系列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可能会写写古代战争。
3 文学高于现实的地方，在于它有一种超越的境界，能激励人们改变现实。
记者：《小陶然》第一版上市后，据说很快就销售一空。这么火，你认为受到读者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在今年5月出版的修订版中，为什么又加入一篇《弟弟的直播》？
房伟：《小陶然》在作家出版社出了修订版，4月份刚上市。我想很多读者喜欢，是因为在书里能看到熟悉的生活的影子。另外，我也希望每一个短篇故事，能有较精巧的构思。我在这个集子里，写到很多老年人的情感生活，《弟弟的直播》写网络直播对人的影响，也是有关老年人的情感。其实，抖音这类平台的老年用户比重很大，年轻人忙着工作、挣钱，老年人空闲时间较多，所以抖音等直播平台对老年人的吸引正在超越广场舞。
记者：现在的很多文学作品，看似是现实题材，却依然离读者的现实生活很远，但是《小陶然》很容易让读者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刚刚增补的《弟弟的直播》关注的就是社会热点。请问一下，你认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
房伟：文学必然会反映社会，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文学家必须对现实有着超越常人的敏感，必须对观察、思考现实有高于一般人的热情。文学与时代之间，最好是一种“遥相呼应”的状态，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
记者：有很多现实主义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文学价值有可能随之消退。但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依然能够引起共鸣，哪怕现在的读者对于当年的农村生活已经十分陌生。你能否说说，那种永不过时的东西是什么？ 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高出现实的那一部分，你认为那一部分指的是什么？
房伟：有关路遥，我写过几篇论文，《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方式较传统，艺术手段也不丰富，但路遥的“文学气力”很大，他的作品有一种来自血脉中的真诚力量，骨子里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气概。有些地方不那么优雅，但粗犷阔大，这也是西北作家的特点，气力大、内涵丰富、故事多，较适合中长篇写作。也许当前农村和路遥的时代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但路遥描写的底层青年的奋斗精神，却依然能感动一代代中国青年。文学高于现实的地方，也在于它有一种超越的价值境界，能激励人们改变现实。
记者：贴近性，或者说是时代性，是可读性的要素之一。在娱乐至上的新媒体时代，纯文学的可读性非常重要，但思想性是优秀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品质。你认为，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
房伟：文本的娱乐性，是文学消费性的一个面向，大众的文学阅读，大部分是消遣性的，但总会有人希望在作品之中，寻找到让自己深思的东西。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必为此焦虑，如果想挣钱，不妨在类型文学领域多些尝试。有钱很重要，它可以让作家保持尊严，但如果完全为了钱写作，无论类型文学还是纯文学，想真正写好也很困难。
记者：这么多年，你的优秀作品不断，各种题材、体裁兼顾，你曾经凭着这些作品，获得了不少奖项，这是对你的一种肯定。那么，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你觉得最具有经典品质的是哪一部？
房伟：《血色莫扎特》有不少个人记忆，写的速度很快，但感觉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会陆续再写一些相关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猎舌师》系列，因为是历史小说，下的功夫很大，写得很慢，我手里还有几个相关素材可写，但可再开拓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了。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石头城》大约30万字，也算是对我的抗战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总结。要说喜欢，可能因为学术的关系，我更偏爱写纯文学历史题材作品，但这样的作品接受面相对窄。我不敢说自己写出了经典，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要努力写好每一部想写的作品。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沉迷于网络，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影响？
房伟：美国的批评家柯比，曾将现在的网络虚拟生活形容为“数字现代主义”，认为其有幼稚化、伪主体性、表面真实、重复叙事等消极特征，并认为网络数字文化比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的文明更具有潜在的威胁性。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也要看到，网络数字文化虽然有很多消极面，但也有着积极影响，它可以让信息的流动更具分享性，能让人有更多的选择。目前很多年轻人沉溺于碎片化网络阅读，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生活压力太大等，但不得不承认，消遣式浏览的碎片阅读正在遮蔽深度阅读。深度化阅读，对一个年轻人的精神成长太重要了，无论是否使用网络，深度阅读都应该提倡，在网络上，也可以读有深度的书。关键是人的心态，要让自己真正成为心智成熟，有理性思考的人，具备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深度阅读很关键。
记者：你有那么多的身份，你平日里应该特别忙。你业余生活是怎么样的？ 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房伟：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想法很多，想读很多书，想写很多东西，时间却越来越少。我热爱文学创作，不愿放弃；学术研究坚持多年，已成习惯，同样是志趣所在，也很难割舍。这也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尴尬”与“分裂”的境地。我现在的做法是，尽量做“减法”，减少无谓应酬，减少参加各类活动，多留一点时间去读书写作。疫情期间，我出去较少，读了不少书。现在最惬意的事，就是在阳光明媚的上午，在阳台的躺椅上，听着音乐，喝杯红茶，认真读书。我的生活状态较单一，除了上课，带研究生，参与些学术事务，就是读书写作。我也很喜欢搞田野调查，去年，我花了一个多月，跑遍了苏州地区的十几个太湖小岛，进行实地考察，感觉很有收获，特别是对苏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有了更多感性认识，这些都对我的创作有帮助。说到“兴趣爱好”，听音乐、慢跑、逛博物馆、养乌龟、养太湖石、亲近大自然，都算是“爱好”，但只是喜欢，并不精通，以“怡情养性”为主吧。
受访者简介：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紫金文化英才，“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刘勰文艺评论奖、江苏优秀文艺评论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首届欧阳山文学奖等。
同时在《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数十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刊转载，有学术著作《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研究》《王小波传》等8部，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小陶然》《杭州鲁迅先生》等多部，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等，曾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