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 | 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一）

中国官制的起和伏

官员不仅是职业，还是身份的象征，在古代要称呼老爷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指的不是个体职级的力道，是就整个官制体系而言的。

中国古代社会结束部落制之后，构建的第一个制度体系，就是职官体统。时间是西周初年的周成王时期，顶层设计人是当年的摄政王周公姬旦。这个官制体系严谨而缜密，自周天子以下，分列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每个序列层级分明，从主官到僚属，职责与职能清晰具体，甚至规定了职数与编制。天官63职，地官78职，春官70职，夏官70职，秋官66职，冬官佚失，到汉代以《考古记》补入“工匠”30职，共377职主官。前五个官衙序列供职人数57079人，如果加上佚失的“冬官”序列人员，总数在6万以上。

这个官制体系，在周代初名《周官》，汉代修订为《周礼》，后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周公姬旦设计出台的这个官制体系，以现代的眼光看，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或者称为设计缺失。一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官职。是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少数有特殊地位和身份的？二是担任相应官职的人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资质，职官体系是国家管理的脉络和框架，职责不仅是国家管理，还须推动社会进步，各层级官员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能力和水平，才能称职？这两个重要的环节问题被忽视，甚至是漠视了。

周公姬旦设计并生产出了一部质量上乘的车子，但没有车辆使用说明，对驾驶员的资质和能力也没有做出规范性要求。事情是由人干出来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者水平有限，或思考方式发生偏差，结果会大打折扣的。

西周的官员选拔延续商代的贵族世袭制，普通百姓即便再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参与国家管理。后来创新出一种“贵族推举制”，经由名门望族推荐可以入仕为官，也就是说，有势力的个体可以成立“干部培训中心”。有能力而无社会身份的平民，如果想出人头地，只能投身依附于显宦人家。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对政府公权的一种极大削弱，在政府之外，生成无数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帮派组织”，有些贵族的门下客卿多达数千人，其中“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同时向多个诸侯国输送官员。“贵族推举制”是旧中国“帮派气候”的肇始和源头。

一直到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官员选拔的首个“中国标准”出台了，称为“察举制”。

汉武帝刘彻是大皇帝，他首创并践行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古代的皇帝，不搞“一言堂”，不以“朕的旨意”为核心，而以一门中国传统文化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所谓“罢黜百家”，是指“法家”“纵横家”“黄老之学”等其他学说，不适用于治国，但并不限制其在民间的学用和传播。西汉一朝，自汉文帝时起，废除“妖言获罪令”，不禁言论，由此成为古代社会唯一没有禁书的时代。

尊崇儒学是汉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走向的导航航标。同时也落地生根，既然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各级官员就要做儒学的行内人，于是确立了“五经”制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成为官员必读书。

“察举制”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官员选拔面向社会，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一个人熟读“五经”之后，再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就取得了官员的上岗证。这是这项制度的精华所在。通过“规定动作”掌握了“特别技能”之后，才有资质参与国家管理，这个“特别技能”就是儒家的智慧。“察举制”到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官考用书由“五经”增为“十三经”，具体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成为自汉代至清朝两千年间官员选拔的基本方法。

汉武帝还带了一个好头，也是开先河，给官考中的学霸以特别礼遇。依“察举制”的规定，每一届官考中的最优秀者，皇帝隆重接见，并亲自手书榜单，由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县宣读颂扬，以彰显其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后世的科考状元，皇帝以女儿许配招为驸马，也是由此启发而来。

由“察举制”而“科举制”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四个闪光点：

一、终结了“贵族制”，从全社会中遴选人才。中国是大国，地域广阔，民族多，人口众，如果以贵族世袭治理，会形成先板结，再动荡分裂的局面。

二、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融国家治理、吏治建设、传承中华文化于一炉。中国地大物博，地域之间文化差异大，朝代更替也多，而且朝代与朝代之间不是顺治，是割裂和革命，基本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三合一”制度，确保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动脉渊源传承。最有代表价值的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是蒙古族和满族治理国家，正是因为这种选官制度的存在，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出现割裂和断流。

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选拔官员，既涵育着中国心，也给官员的权柄中增加了文化厚度，不是单薄的权治，而是以中国智慧治理国家。

四、给社会底层人带来了希望亮光，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读中国古代历史，我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也是事实：凡是给社会底层百姓带来希望，并有宽敞生活出路的时代，都是大时代。

《周官》的制度设计

《周官》是一部政治工具书。

《周官》是中国第一部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以及职能分工的专著，涵及官制、田制、税制、法制、礼制、军制等内容。据汉代学者考据，《周官》的作者是周公姬旦：

周公居摄作而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汉·郑玄

这一段话，包含着西周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去世之后，成王袭位，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任摄政王，总理国家行政。周公居摄期间作《周官》，创立国家管理制度。当时的国都在西安，为强化对东部地区的管控，修筑洛邑，即洛阳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周成王。

《周官》一书在秦朝经历焚书之祸，被列为禁书，一度凐没。到汉武帝时，献王刘德从民间发现《周官》真本，献于朝廷，但秘而不传。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校点典籍，此书立为官学，才首度公开。但此时仍称《周官》，到东汉时，郑玄为《周官》疏注，正式定名《周礼》。

献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兄长，受封为河间王，去世后谥号“献”，史称“河间献王”。此公对中国古典书籍的保护和整理贡献巨大，秦始皇的“焚书”祸火，致使大量古籍失传，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典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重新挖掘整理而成的。《汉书》中，对献王刘德的特殊贡献有具体记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汉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仪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孔门弟子）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汉书·景十三王传》

《周官》把国家管理分为六个系统功能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总原则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天官冢宰掌“邦治”，即国家政务之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天官的编制，上起“大宰”，下至“夏采”，共63职，“大宰”也称“冢宰”，是天官序列最高职官，也是六官之首、百官首长，执掌天下政务，辅佐周天子治天下。

地官司徒掌“邦教”，即国家教务之官，“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地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徒”，下至“槁人”，共78职，“大司徒”是最高首长。地官司徒所掌“邦教”,不仅仅是国民教育，土地之上的事物均是其辖制之责任。归纳着说，有八个方面：一是官员政教，相当于今天的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二是执掌税赋，力役，“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三是执掌山川湖泽物产；四是指导农业生产；五是执掌粮食物流与仓储；六是市场监管与督查；七是国民教育和风化训诫；八是祭祀事务。

春官宗伯掌“邦礼”，即国家礼政之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春官的编制，上起“大宗伯”，下至“神仕”，共70职，“大宗伯”是最高首长。礼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国之大事，具体职能有七个方面：一、执掌国家礼仪事务；二、执掌乐事；三、执掌卜筮；四、执掌巫祝；五、执掌日月星辰观测及历法；六、执掌天子车行旗帜；七、执掌宗庙祭器及文书管理。

夏官司马掌“军政”，“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夏官的编制，上起“大司马”，下至“都司马”（家司马），共70职。“大司马”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四个方面：一、统率军政事务；二、邦国划界分疆，通财度量，徕民致贡；三、执掌马政及马匹驯养；四、执掌天子车行。

秋官司寇掌“邦禁”，即国家司法官，“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秋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寇”，下至“家士”，共66职，“大司寇”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六个方面：一、执掌刑法狱讼；二、执掌各项禁令；三、执掌隶民；四、执掌盟约事务；五、执掌王国与诸侯国及域外国（蛮夷）纠纷事务；六、执掌辟除。

冬官职事失传，秦始皇的焚书之祸，致使《周官》中“冬官”佚失。汉代以《考工记》补入。依《周官·天官》中记载，冬官掌“事典”，即国家事务官。职能涉及“富邦国，养万民，生万物”。

依《周官》设计，国家有六种职业，“百工”是其中一种。“国有六职”，指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考工记》记载“工匠”六种：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

攻木之工七种：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六种：筑、冶、凫（乐器）、栗（量器）、段（金属工具）、桃（刀刃兵器）；攻皮之工五种：函（铠甲、皮甲）、鲍（皮革）、韗（皮鼓）、韦（皮加工）、裘；设色之工五种：画、缋、钟（羽毛染艺）、筐（布帛印花）、㡛（丝染）；刮摩之工五种：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两种：陶、瓬。

《周官》以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功能系统结构国家管理框架，到隋唐之后，定型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

太仆正与大司徒

《冏命》和《君牙》是《尚书》中的两篇文献，文章体例旧称“册命之辞”，就是史官记录下来的官员任前谈话。谈话人是周穆王，被谈话人是太仆正伯冏和大司徒君牙。

这两个职务有代表意义，大司徒位高权重，太仆正职级不是很高，但职位显赫，是国家领导人事务总管。

太仆正又称“太御”，是掌管周天子事务的总负责人，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周礼》官制中有“太御”和“大仆”之职，太御是中大夫，是周天子近侍之臣的主官。大仆是近侍之臣，职位下大夫，“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大仆负责周天子出行以及礼仪规制，对外发布王命，掌管诸侯大臣的奏章和上书。“太御中大夫，太仆下大夫，则官高于太仆，故以为《周礼》太御者，知非《周礼》太仆”（《尚书正义》）。到汉代时，“太御”职能分解为“光禄勋”和“太仆”，均加封“卿”爵，位列“九卿”。

汉代以“三公九卿”为国家管理的最高机构框架，皇帝之下，设立三公和九卿。三公具体是，丞相，总理国家事务；太尉，掌国家军政；御史大夫，掌国务监察。九卿具体是，太常，主管意识形态；光禄勋，皇帝事务总管；卫尉，首都地区卫戍军队首长；太仆，主管皇帝出行，兼管国家马政——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军政物资，由国家管控；廷尉，主管司法；大鸿胪，主管礼仪外交；宗正，主管皇族事务；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少府，主管宫廷财政。

古代有“加官晋爵”制度，为强调一个职位的重要，加封晋授职级，九卿均在此列。如今也有这样的设置，比如职务前加“国务委员”或“常务委员”。

大司徒地位显赫，是命官，职能兼容民政部和财政部，到后世衍为户部。周代的大司徒权限更宽，还兼着自然资源部和税务总局的职责，掌“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古代以土地的面积和类型计量税收，“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周礼·地官司徒》。此外，还执掌民事、民政、风化、人民就业等相关事务，其职责与职能的规定也是很具体的。

比如社会分工和就业指导方面，周代把天下事物分为十二个门类，“颁职者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敛材，四曰阜蕃，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周礼·地官司徒》）。

职业分十二门类，使王畿之地及诸侯国百姓各从其业。一是材料谷物种植，二是瓜果菜蔬，“树艺涓园圃毓草木”。三是渔猎，山林川泽之材物采集获捕。四是畜牧养殖。五是材料加工产业，“饬材”指“百工饬化八材”，古代的饬化八材，指珍珠、象牙、玉料、石料、金属材料、皮革、鸟羽等手工业。六是商贸业。七是女性从事的丝麻纺织业，“化材”指“嫔妇化治丝枲”。八是物流集散，“敛材”指“聚敛疏材”。九是佣工，“生材”指“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十是职业培训。十一是世袭行业，“世事”指“累世专业相传，凡巫、医、卜、筮诸艺事”。十二是杂役服务行业，“涓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

再比如宣化教民方面的“六养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礼·地官司徒》）。

西周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第一个大时代，终结了商朝的神权模式，完成了由天神到人的华丽转身，进而奠定了以敬天为基础的人伦物理道德的社会形态。这种文化转型的标志之一即是“六养”，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构建社会维稳体系，其中“宽疾”和“安富”是有现代意识的，“宽疾”是残疾人保障制度，“宽免其劳役”，《礼记·王制》又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喑、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安富”是与“振穷、恤贫”对应而言的，“安富，平其徭役不专取”，“言役均平，又不专取，则富者安，故曰安富”。安富，意在消减人们的仇富心理，使富人心安。振穷和恤贫是社会公平，安富也是社会公平。

大司徒还兼管基础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交、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

（待续……）

【作者简介】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出版著作12部，《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