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小说风景》《持微火者》等多部专著、评论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采访张莉是在新书发布会之前。她坐在书店的咖啡桌后，像平常在台上那样笃笃地谈着关于女性与文学的话题，目光透过细框镜片温和地投过来，让人短暂忘却了我们所正身处的是一个时尚的消费场所。
《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 张莉主编 中信出版社
熟识的嘉宾接连到场，言笑晏晏地向她伸出手：“祝贺你呀！”张莉接住每一个握手，吟吟道谢。
近日，张莉以去年出版的评论集《小说风景》刚刚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成为五位文学理论评论奖得主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看作众望所归的事情。这些年，她不仅活跃在文学批评场域之内，高质高产，也常常出现在公众空间的视野之中，尤其是在线上线下关于女性及女性写作的论题中——这些年，作为一个女性学者，她愈发将更多心力从宽泛的当代文学研究倾注到与性别相关联的场域。一次集中的实践是，2019年春天，她在127位新锐男女作家中进行了“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调查”及“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在社会引起相当广泛的反响。也是从这年起，她开始主编中国女性文学年选，有意识地为女性写作在历史的刻度上立起路标。
最新主编的这本《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也包含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是一部近20年来女性散文的选集，收录了20位作者的20篇散文作品，既有周晓枫、李娟、张悦然、林白这些名家，也有写《秋园》的杨本芬等“素人”或非专业作者的作品。有的甚至只写过一篇，如纵横商场的奇女子脱不花的《相亲记》，诙谐妙趣，跳脱出与严肃文学写作不同的底色。又如《文艺报》编辑行超的《回头的路》，写回乡参加奶奶葬礼的经历，细细描摹了一种底层女性之间朴素的情谊。张莉形容，她们用各自的笔，“呈现了我们时代丰富多样的女性生活，有一种众声喧哗、杂花生树之美”。
编这样一部女性散文集是张莉酝酿了好几年的想法。契机源自她2018年给北师大本科生上的“当代散文研读”课程，在和同学们一起读散文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女性散文写作在近二十年中已发生了隐秘的变化。比起小说，散文作为一种非虚构，是和我们的时代更加发生紧密关系的文体，也更映照出当代中国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她们的情感与爱欲、不安与纠扯。
书的标题来自张莉的好友、散文家周晓枫。周晓枫很喜欢这句话，原本想作为一篇散文的标题，张莉说，“感谢她让渡给了我。”这句譬喻容纳了从平静到热烈的两个端极，张莉觉得正好符合着对女性散文之多样性的描述。书的编排也围绕着这句话，20篇散文以其文本内在的“温度”分成0℃、38℃、80℃和100℃，指向秘密与成长、血缘与情感、远游与故乡、生存与希望。这些主题并没有脱离女性写作常见的亲情、友情、爱情内核，但张莉敏锐地观照到，比起从前的女性散文写作传统，它们已蕴藏了某些新质，暗中构建起女性的主体性，从中亦可以辨认出时代性别观念在近二十年中的悄然流变。
张莉向来认同孙犁先生说的，一位现实主义写作者，“他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那时代、社会、人。”身为文学学者，她自己亦不封闭在大学校园、书斋和狭义的文学圈层内，而是对时代社会有着自觉的关心和介入。这些年，网络媒体平台的发展和年轻一代智识水平的提高，也纷纷让这种“破圈”的对话构成可能。快速变化、高潮迭起的时代生产出大量困惑与未知，在种种新的语境之中，文学及文学批评如何构成参与现实世界的力量，又在何种层面上发挥影响？张莉以她文本内外的实践正在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示范。而她表示，她将处于继续摸索之中。
专访
记者：近二十年来有不少女性散文佳作，而您只选出这20篇，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标准或特质是最为看重的？
张莉：这20篇都侧重个人的成长，有“我”存在。散文中当然也有谈天说地的类型，但我更强调个人成长经验和对女性主体性的呈现，这里面内含着中国女性对自我理解的变化。
以前的女性散文不能说没有主体性，但能直率面对自己的成长创伤经验是很少的，比如冰心、张爱玲等的散文就很少说这方面，说也是有掩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一度很轰动，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表述，但它毕竟已成为一种文学史命名。相对于从前追求书写空阔、宏大、辽远的主题，“小女人散文”就写身边的花草、日常生活，对当代文学回归日常叙事是很大的推动，但也被刻板化理解为风花雪月的小情调、对人生的感悟金句等等。
但从世纪之交开始，这二十年的散文有非常大的变化，你看这本书中，女性对自身经验的书写方式已经改变了，有一种内观性，反省内心，最终成长为更强大的自我，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质。像冯秋子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她在写作上已经有了那么高的成就，又去跳现代舞，重新打破自己。林白已经通过《一个人的战争》成为载入文学史的作家了，却又去到湖北各处，记录与当地妇女的交谈，重新认识一个世界。女性主体性的生成不是外界给予的，是自己获得的。
记者：您之前在和贺桂梅老师的对谈中提到，从女性文本里，应该能够真切感受并辨认出我们时代性别观念的变化。在序言中，您称“新的女性散文写作时代正在来临”，开始打破传统上冰心、萧红、三毛等的女性散文文体。那么这一批女性散文中，是否也呈现着时代性别观念的变化？
张莉：变化挺大的。比如李娟是我们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之一，以前的女性散文老写“我的幸福家庭、我的爱人”这种，但其实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有很多种，李娟就写阿勒泰，写大自然，写外婆和母亲。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的，没有人问没有男性是否幸福。不是排斥，只是顺其自然，遇到男朋友也去谈，但离开了也没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女性对自我世界的理解有很大的变化，已不仅仅把爱情当做全世界最重要的事，这是和以前很大的不同。新一代写作者也体现了这些变化。这里面最年轻的孙莳麦生于1996年，她在那篇《对岸》中，写她看到母亲在父亲去世后陷入悲伤，很想帮助母亲，又无能为力。但身为女儿她是有觉醒的，意识到母亲不能陷入到这样的情感里面。
以前也不是没有这类作品，比如谢冰莹的《女兵日记》，但其内核是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可以从军。然而你看郑小琼写《女工记》，写更低微的打工女性在一起，激起的是一种女性情谊。从前都在讲兄弟情，很少关注到姐妹情，对“女性友情”有刻板化的认知，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意识到，这是女性经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值得书写。女性之间的嫉妒会比男性更多吗？不是的，人和人是一样的。
记者：这里面很多篇都写到女性自身隐秘的经验或创伤。这些年随着女性议题的讨论、女性意识的觉醒，许多女性都倾向于勇敢表露自我，曾经那些在传统中被贬抑的、怯于提起的经验，都可以坦诚拿到桌面上来谈论和分享，寻找共鸣。这种表达意识与新的女性散文写作是否构成一些联动？
张莉：这跟新媒体的崛起有关系。新媒体给所有人提供一个空间，人人可以说自己，这是特别重要的，女性也被鼓励勇敢表达，勇于诉说自己的经验，而且不认为这些是不可以诉说的。以前有一个屏障，现在有一些突破了。而散文就是我之所在、我之所想、我之所感，有“我”在里面，有情，有思考，有具体的对事物的理解，女性独特的发声、表达就呈现出与男性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记者：所以您也会看重文学性上的要求，言辞激烈的、直露的表达和发声，或者说“控诉”，在您看来会显得不太高明？
张莉：曾经有读者也说过，如果不控诉，怎么去呈现黑暗？但写作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自我的讲述中慢慢治愈、超越。文学作品是要让多数人阅读和共情的，仅仅是自己的发泄，没有读者愿意读。克制是写作的美德。就像伍尔夫评价勃朗特姐妹说，《呼啸山庄》比《简·爱》更高级，因为《简·爱》中有一种怒气，但《呼啸山庄》中有克制，有普遍的人类经验。文学作品的写作是有技巧的，散文也是，真正好的散文家也需要天赋。
记者：有个个人体会是，男性作家散文似乎常常会追求“大散文”、“历史文化散文”等，追求宏观的面向，很少把个人私事当做主要内容去书写。相比之下，女性散文中会有许多私人的面向，好像很“小”。该如何来看这里面的价值呢？
张莉：写作不仅是个人的经验，也会体现集体的经验，最终达到情感共同体。优秀的散文能够从一体出发，得到广大读者的共鸣。像塞壬的《即使雪落满舱》，写与自己有牢狱经历的父亲的关系变化，的确是很私密伤痛的经验，但你能从中感受到女性如何自我治愈，这就超越了一己悲欢。格致那篇《减法》，写上学路上曾遇到一个暴露狂男人，终于有一天，她无视那个人走过去了。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但觉得羞耻，不愿意说出来，但格致写出来了，这个细节给很多人力量和勇气，散文的光泽就出来了。
记者：这些年您一直关注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方方面面，除了这部散文集，同时也在编选女性作家的小说集，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同样出自女性笔下，比起小说或者说虚构作品，散文好像更难去做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那么这种文体在体现女性写作、女性表达、女性情感和经验等层面上，有哪些特别之处？
张莉：比起小说，其实散文年选更难选，因为这里面有中国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散文是非虚构，更接近真实的世界，优秀的散文家需要彻底打开自己，挖掘个人经验，经历内心的纠扯，翻来覆去地思考自我，把自己的虚荣心杀掉重建。对自我的诚实是很难的。
但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比起小说和诗歌，散文是门槛最低的文体，人人都能写，不拘形式，而更强调情感的真挚、朴素和动人，能联系更大的对世界的触觉。行超这篇《回头的路》就是，她当时对我说，有这么一篇关于奶奶的文章一定要写，不写就过不去。这就是对普通朴素情感的记录。她以后可能不一定继续写，但有这一篇也足够了。
这本书里一半是名作家，一半是素人，这也是为了鼓励读者看到后有创作的热情，像照镜子一样，觉得我也可以写。我设想这是一本能让人动情的书。编女性小说选和散文选，都是想建立一个女性情感共同体，虽然其中有那么多微妙和纠结，但总体是向上的。不仅作者，不同沸点的读者也能找到自己的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