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土地》：历史文化精神的寻根之旅
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是东北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这部作品自然有“历史视角的个人化”“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进程的偶然化”等特征，（1）但在这些普遍特点之外，《十月的土地》还表现出超越一般新历史小说的个性化的艺术探索。《十月的土地》并不像大多数家族题材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那样，纠缠于正统历史与家族历史的思辨与对话，或以正史的规范和严谨统御家族史，或以个人史的偶然与随意消解正史；而是在真诚而严肃的历史观念下，将深厚的文化精神、真诚的历史意识和鲜活的生命力灌注到章氏族人的血脉与人生之中。小说在历史与人的动荡关系的演绎中，赋予了历史以本来的庄重与丰富，赋予人以应有的尊严与热力。
一、土地与人：民间的生根意识
“人是大地的记忆罢了。说到底，无论你怎么折腾，永远都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土地不属于你，而你属于土地，最终身体都得腐烂成为泥渣，成为土地的一部分……”（2）这是章氏家族老掌柜附体还魂又过了“一生”的顿悟。人的一生转瞬即逝，生于大地，归于大地。土地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生命的归宿。人在大地上演绎人生，在厚土中安葬肉身，因与大地同在才获得永恒。
对于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农耕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对历史和社会进程的意义重大。土地是物质的基础，是精神的源泉，作为故乡、母亲和根的象征性存在，与人休戚与共的土地也成为中国人审美精神的本源。在古代，对土地的朴素情感造就了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产生了山水诗、田园诗和悯农诗等特定类别的文学；在现代，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感生长出蔚为大观的乡土文化与怀乡情结。《十月的土地》正是置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这个漫长而卓绝的传统之上，在聚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宏大而复杂的社会变动中，展开了有关“土地与人”的思索，寄托了文化的寻根意识和民族性的乡愁。
土地不仅孕育众生，生养万物，而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可信赖和可依靠的文化根系和精神家园。这种观念在以章秉麟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心中根深蒂固。与大多数闯关东民众一样，年轻的章秉麟为了生存，从齐鲁腹地跋山涉水来到东北。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的变动促成了文化的交流与精神的融合，形成了章秉麟特有的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一方面，他承载着齐鲁文化，具有冒险精神，开拓意识，吃苦耐劳，坚守着儒家的入世和济世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也与关东日常生活的集体情境形成同构，敬畏着黑土地上的鬼怪精灵和超自然力。
章秉麟自觉地追求耕读传家的生活状态，以达观自足的心态检视人生旅途的风雨，在张弛有度的生活中寻觅超越性的精神境界。他自建草屋，闭门自修，参禅悟道，云游四方；他不但鼓励孩子读书识字，接受知识熏陶，也告诫他们东北大地上有超自然生命力的存在；他精通医术，在章文德、章兆仁重病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他以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感、精神智慧和生活理想进行着持续性的自我修行，终于获得了重生的机缘。章秉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行曲折地传递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文明诗意的向往与追慕。
从章氏家族第二代开始，宗法道德信念解体后的震荡效应开始显现，人性的骚动和欲望的膨胀使土地与人的关系愈加功利化和世俗化。对土地占有的执念成为章氏家族一切矛盾、裂痕和纷争的根源。章兆龙与儿子章文礼以土地为资本欲意争夺更多的家族利益，显示了他们对上代人信奉的乡村伦理和传统道德的疏离与背叛。第一代族人身上的神志气韵和文化情趣消失殆尽。在新一代人中，章兆仁对土地的执着显得更为稀缺，他以开荒拓土排解和抚平内心的焦虑。临死前，他仍对开垦的土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耿耿于怀：“只有守住了地，咱的子孙后代才有落地生根的泥土……”（3）
而到了章氏第三代，在世界性的交流、碰撞与冲突中，特别是在异族侵略和民族战争的背景下，人与土地之间形成了更紧密而深刻的价值共同体关系。战争是人类文明的非正常状态，侵略战争会唤起更强的召唤，让曾经自明的存在变得不再自明，唤起人们重新以更敏感的方式体验其与土地的血肉相连和生死相依。日本侵华“开拓团”侵占中国农民的土地，这不仅关乎家族和个人的得失，而且关乎民族的盛衰与荣辱。土地中的血缘与领土的含义被强化和放大，愈加神圣而不可侵犯。人们对土地悉心守护，竭尽一切坚守着来之不易的生命和千疮百孔的家园，对土地的信仰也超越世俗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纬度。如章文海对章文德所言：“爹稀罕土地，主要是稀罕土地种出的粮食，你不一样，你稀罕土地是真稀罕，像稀罕命一样稀罕！”（4）他们在土地上寻求摆脱困境的希望和力量，自然也会生出无法守护土地的亏负感。
《十月的土地》对人与土地关系富有底蕴的开掘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生活史和精神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型中人的生存境遇与文化选择的缩影与注脚。与其说是历史洪流以无声无息的方式裹挟着章氏家族的子孙不断前行，不如说是津子围洞察了积贫积弱和战争不断的历史中的农民的人生道路与心路历程。小说在对家族兴衰和人际离合富有文化信息和历史含量的书写中，对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对土地的情感，以及纠缠其中的时代与人的命运给予了多元透视。
二、庚子转折：现代民族国家的寓言
《十月的土地》着力揭示了章氏家族，特别是第三代章氏人与时代既紧密又紧张的多样人生。从中我们看到了跨入20世纪以来，封建家族伦理、现代科学民主与自由精神、革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的历史断层上，在东北人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彼此博弈又此消彼长的生动历史图景。
家族“大家长”的隐退与千年封建意识的瓦解几乎同时发生。辛亥之前，章秉麟作为族长统领整个家族，家族的土地、生意，甚至青年人的婚姻与前程无不在他掌控之下，这是宗法伦理制度下大家族最常见的生存状态。庚子事变，帝制终结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章秉麟也退出家族舞台。《十月的土地》对章氏家族的新一代章文智、章文德、章文海、章佳馨、丛勤致、章文礼、章桂兰等，在传统与现代交会的十字路口上的文化选择与人生道路给予了充满历史、文化与地域精神气度的书写。
章文礼的人生表征了道德的危机与衰败，是旧家族中心灵腐蚀和人性腐化的典型代表。章文礼从一个投机倒把的商人，到胡作非为的浪荡公子，再到投机革命、背叛民族的汉奸，其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和延续性，缺少道德根基是他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在罪恶惩戒的叙述中，津子围既对章文礼的人格阴暗面给予了道德主义式的批判，也思辨了历史进步和道德进步间的复杂关系。
章佳馨是一个文化新人的形象，她是一个接受新知、追求爱情，并勇敢私奔、未婚先孕，最终赢得幸福的新女性。她并非天真的“娜拉”，在与军人袁骧的关系中，她反倒是主导、影响并改变袁骧的人。“我不委屈，我已经追求妇女解放了呀，我找到自己心爱的人，这就是我最大的追求。……正因为我读了书，我已经跟那些传统家庭妇女不一样了。”（5）正是这份内心的坚定与自我意识，使她果断与父亲断绝关系，并脱离婆家的庇护，带着孩子独自等待丈夫袁骧的归来。可以说，在转折的大时代面前，章佳馨没有犹豫彷徨，故步自封，而是选择和接纳新道德与新知识，这是她能够冲破观念的束缚与旧家庭的僵局，完成从“传统女性”到“新女性”蜕变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小说对章文礼和章佳馨等人物的表现还集中在某个侧面的话，那么对章文智的刻画则凝聚了更多历史的合力。章文智从一个接受新文化、崇尚科学的知识青年，到被绑进山林、改名换姓的土匪，再到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成长轨迹隐含着内在的结构性。如同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梁斌的《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一样，作者借这个人物成功地概括了中国现代青年由“思想觉醒”到“政治觉醒”的精神历程。
章文智的叛逆是从他接受新文化开始的，他在宁古塔书院读书时，痴迷农作物改良、瑞士座钟、放大镜、工业蓝图……向往外面的世界。以传统观念度量，这一切无不荒唐不羁。因而在父亲眼中，他是一个百无一用、特立独行和精神错乱的疯子。当爷爷以家族的亏欠和知恩图报向章文智施压，胁迫他娶郑四娘为妻时，章文智选择了妥协。他虽敢于挑战权威和世俗，但心底仍沉淀着最为朴素的道德观念。他与郑四娘的夫妻关系有形无实，也直接导致了郑四娘的悲剧。章文智这种向往自由解放，又被迫接受家庭安排的传统婚姻的青年，在那个时代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土匪的生涯给章文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新的结构。章文智要为被非礼的郑四娘讨回公道，被即将投奔土匪的石家兄弟绑架，而章文礼却要借机置其于死地。这个事件让章文智对封建家族的真面目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从而选择走出旧家庭，走向社会，落草为寇，改名“张胡”。绿林的闯荡增加了章文智的胆量和见识。如果说新思想的启蒙让章文智有了“文智”，那么江湖的历练赋予了张胡以“武功”。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民间生活的豪侠精神的融合，让章文智有了更加自觉的政治情怀和更为真实的信仰追求。现代思想一方面让他与信奉布尔什维克的姜照思想相通，精神共鸣；另一方面也让他有了自律意识，开始自觉清除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最终，在民族战争中彻底觉悟，振臂高呼参加抗日救国军。为纪念抗战牺牲的弟弟，他改名“章文海”，走上了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人生道路。
应该说，章文智的成长经历了三个关键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在“新文化”的洗礼下，他由“旧家族的子弟”成长为“新文化的青年”；第二个环节，是在草莽的历练中，在现代思想素质之上叠加了社会实践才干；第三个环节，是在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引领下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从“草莽英雄”成长为“革命英雄”。他的名字从“章文智”到“张胡”，再到“章文海”，显然是这种成长轨迹的形象隐喻与典型象征。章文智的人生看似命运弄人，因缘际会，似乎由边缘性的偶然事件促成，但背后却有着明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历史实践意图。他的人生，展现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与思想独立的青年，在现代思想和社会实践的熔炉中练就自己，最终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大门，在之后的那段历史时空中，东北的土地、山林、河流孕育着各种各样的与现代文明对话的人生样式。章文海从一个病秧子长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丛勤致从一个出没山野的猎手成长为一个行侠仗义、替民除害的神枪手……在这片神奇的东北大地上，每个形象无不集民族性、文化性与时代性于一身。
三、越超困境：生命的卓绝样态
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他们对历史的回顾总带有自身的动机与欲望。创作不是要复现生活的现场与历史的原貌，而是要展开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清理和反思。所以，一部作品无论如何用心还原历史，无论如何随意虚构历史，总要传递出对现实的观照。一部作品的思想和价值，必然受公共话语和集体意识的影响，写作不可能脱离和超越它产生的时代。一部作品又必然渗透着作家的生命感受与人生见地，动人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背后，站着的永远是时代和作家。
《十月的土地》传递着深沉的文化意识与历史精神，彰显着对生活的反思立场和顽强的生存意识。津子围洞察现代中国历史的复杂喧闹与枝节横生，看到章氏家族每一代人生活中的不充分与不圆满，赋予笔下人物以反思性和超越性的意识与勇气，并由此造就出活跃的生命和通透的智慧。
章家第一代反思者是章秉麟，他在晚年崇尚“隐逸”的生活方式，常年隐居在陋室“玄微居”中。这里摆放着书案、茶具、香案、香炉……“背面墙上有两幅水墨画，一幅为竹，一幅为菊。竹画上题字为：人性直节生来清，自许高洁老更坚。菊画上题字是：不畏风霜向晚欺，独开百花已凋零。”书案上镇着一幅毛笔字“一觉睡西天，方知梦里江山；何处眠净土，只道世间风尘”。（6）这个满是传统意蕴的空间设置，标示着章秉麟的意境、风骨和神韵，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致力于在作品中恢复和重述民族文化的某种努力。
老年的章秉麟是一个世外高人和世外奇人，他拥有理解人生和对待人生的淡泊志趣和深远境界，离群索居，超脱豁达。他独善其身，达济天下，既能自渡，也可渡人。他告诫章兆龙不要在名利场中沉沦，要时不时地回到玄微居自省。晚年的章秉麟没有因为家大业大而欢欣雀跃，恣肆挥霍，而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功名利禄，持续地沉淀、反省与超越。这是儒释道精神的自然流露，也凝聚了创业者历经沧桑的生命感悟。
章家第二代的反思者是章兆龙。小说中，他作为章兆仁的对立面而存在。章兆仁早年就脱离了旧家族，携全家在蛤蟆塘建家立业。与其说他是个人创业、发家致富的典型，还不如说他摆脱了宗法制的羁绊，顺应了历史潮流，才得到时代的认可和鼓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兆龙在固守家长制的老路中与家族一道不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文化的不断贬值与衰败，是章兆龙不愿改变，也无力抗拒的。可贵的是，他对此并非无知无觉，而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玄微居中反省了五天，“第一次这么投入地、认真地反思自己”，（7）他重新审视了弱肉强食的世道，承认了章兆仁的诚实正直和儿子的堕落腐朽。他正视和坦然地接受了一切，并与现实和内心达成和解。他在情感上真心原谅并接受了女儿，在事业上认同了章兆仁的人生道路。迟来的醒悟虽不能阻挡章家的败局，但却寻到一条行之有效的精神退路。
章家第三代反思者的代表是章文智。这个革命者的成长可谓是中国现代东北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的人生是为寻找彼岸而不断自省和出走的历程。作为旧营垒中的青年，他反思旧道德与旧文化的弊端；作为新文化的接受者，他反思现代观念的有限性和脆弱性；作为土匪，他又开始反思江湖世界的匪气与草莽气。一系列的思想升级和进化式的反思赋予他新的视野与气象。这种分明的思想层次与人生进路，不仅是个人的探寻与更生，更是政治与文化的探索与寻路。章文智在持续的反思和重构中，确立了宏大理想：“我不能被这巴掌大的土地给束缚住了，还是要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要从这盘剥人、捆绑人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还回做人的尊严，真正为人民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8）这个人物是为民族寻求出路和发展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缩影。
《十月的土地》赋予章氏家族与正在消失的传统生活及正形成中的现代生活以密切的联系。在传统文化权威和统一秩序终结后的价值震荡中，世界的和地方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复杂的价值诉求，产生出多元的矛盾和错综的冲突，生存其中的个人面临着时代的问题与个人的局限。面对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章氏族人在丰富性和生动性的感觉中展开灵魂追问，寻求破解之道，调动了包括儒释道文化，现代启蒙思想和革命理想在内的广博资源，完善灵魂，重建生活。
结 语
《十月的土地》是一部富有意味的长篇佳作，他再现的是民族史和现代史，承载的是家族史和个人史。对于历史，作者既没有拘泥于宏大的官方叙述，热衷表现历史的有机整体性和必然性；也没有将历史视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闪烁不定中随意地校正和涂抹;而是以严肃却不拘谨的态度，将厚重的文化形态和丰富的生命样式注入历史与人的关系当中。人是历史中的存在，历史是人活动的展开，历史虽然规约人的思想与行为，但新的历史毕竟要借助人的开拓才能更生。《十月的土地》书写的是激越动荡的中国现代史，更是中国文化的厚重精髓与中国人强悍的生命热力。
注释：
（1）李阳春、伍施乐：《颠覆与消解的历史言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特征论》，《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8）津子围：《十月的土地》，第366、 292、343、205、254、254、36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