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车换乘,如此而已”
记者:30岁后,是什么让你做出了转向文学的决定?
龚万莹:我逐渐发现了最爱的、最适合做的事是写作。但恰好,写作不在当时自己发展的轨道上,我在做市场营销,而且发展得不错,就像在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上熟睡,突然睁开眼,发现车速令人满意,但终点站却不对。于是起身,寻找合适的时机,在火车短暂出现站与站的间隔时,提起手边的行李下车换乘。如此而已。
但又不是真的空手。至今我仍然在努力接商业类的项目赚钱,我记得自己2018年辞职后第二个月就开始接单了,原来在外企里积累的工作能力、口碑和人缘,依然在如今帮助着我,支持着我写作。虽然新的事业不如之前收入多、稳定,但适当节制自己的欲望,也没什么问题。
记者:辞职后第三年,你考上了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的研究生班。为什么想再一次做学生呢?
龚万莹:我辞职后自己阅读、写作,把写出来的作品给朋友看、给其他写作的人看。到了一个阶段,周围的朋友觉得无法给出更多建议了,但我又知道自己还需要进步,于是我在想究竟找什么方法来帮助自己。
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选择读一个文学相关专业是适合的。学校可以最高效地把文学相关的知识聚合在一起,身边会有共同写作的同学,一些疑难还能找相关的老师解答。我毕竟是商业出身,文学了解得不够多,我就想找个地方梳理一下这些知识,所以就考研了。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所以就“假装考研”,就是用这个借口,来学习文学史、批评理论之类的,哪怕没考上也无所谓,反正我学到了。结果考上了。当然我不期待读完书就变成绝世大文豪,学校是知识集散地,类似于一个各种蔬菜瓜果都有的菜市场。自己要冲进去买菜做饭才是。
记者:你觉得文学课上最大的受益是什么?
龚万莹:我们这个专业的课程主要是学习近现代文学和一些阅读、批评的方法。我觉得受益到的是学会如何阅读、如何理解、咀嚼一篇文章。我以前以为自己会认字就是会阅读,其实不是,哈哈。
记者:在年轻写作者里,你的出场算比较晚的。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刻吗?
龚万莹:文字是可以与时间抗衡之物。生产文字的作者如果过分掂量自己的时间并且产生比较之心,可能是与文字还没有建立起信任的关系。青年或中年,早与晚,是他人看我的一种方式。我接受他人的眼光存在,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写作是一件上好的事,是很想做的事情,于是写了。由于写的作品最近开始被人看见了,于是产生了“出场”这个概念。或许别人所看不见的,是那许多年在暗中生长的根系,土壤水泉和雨露的滋养,都是默默的,暗中的。然后在某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时刻,破土。我不数算植物显露的时刻,它们在四季里起落开灭,没有先后,不必在意。
记者:在写小说之前,你也在“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等平台上写过一些有关殡葬的非虚构作品。写小说和写非虚构有哪些明显不同的感受?你更喜欢哪一种写作?
龚万莹:非虚构可以滋养小说,小说的写法也可以给非虚构提供新的方向。所以这二者对我来说是互相帮助的好伙伴。非虚构相对来说会更严谨,小说则可以有幻想的助力。一个地上跑,一个天上飞,都好。
“童年里,岛几乎是我唯一的朋友”
记者:《岛屿的厝》这9个故事写于什么时候?它们诞生的先后顺序是?
龚万莹:从2020年下半年到2022年年底,大概两年的时间。诞生顺序就是书里的排序。
记者:故事的开始往往源于什么?
龚万莹:往往是一个画面吸引我,召唤我,让我去追寻。
记者:我们看到,岛上形形色色的人在9个不同的故事里交叉出现,互为背景。在写作最初,你就有了一个岛屿群像式写作的构想吗?
龚万莹:写的时候都是单独去写的,只考虑作为一个单独的短篇能不能成立。但是这九篇故事却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样的结构,我后来想,有可能跟我在小岛上长大有关,是一种“岛屿思维”。
我记得小时候去龙头路买麻糍,一路上遇到好多人,都互相认识,打完招呼,买完一袋麻糍,回到家,又遇到刚才的人。鼓浪屿的巷子,是乱来的,不是像北京的胡同,鼓浪屿的巷子给你绕得晕头转向,但是你想去的地方还都能到,乱绕就能绕到。在这种巷子里乱绕的时候,你就一会见这个人一会见那个,大家又都互相认识。所以岛上的人生命就是缠绕在一起的,这就是原来的样态。这本小说集都是放置在岛屿上的故事,那人物就自然交错了。
岛屿上的建筑
记者:你的笔下,岛上万物有灵:芒果树会说话,睡莲有想法,风是呼呼吹的信使,云有自己的名字。这部分文字读起来很灵动,有一种童话之感,是否也和你的童年生活有关?
龚万莹:不知道别的小孩如何,我是把老房子当朋友的那种怪女孩,我把手贴在房子或者老树的身上时,我就觉得能跟他们交流。岛对我来说是一位很照顾我的长者与玩伴。我那漫长的独自一人的童年里,岛几乎是我唯一的朋友。岛上的天空,海,植物,动物,包括风,都在跟我说话,时不时翻出一个新奇的东西让我看。榕树把籽粒扔我头上,木棉花高空跳伞弹到我脚前,鹦鹉上下乱飞飘下羽毛,我都会领会到讯息,你们这些家伙,在跟我玩,我知道的。
记者:你在鼓浪屿生活到多少岁?离开后的你和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现在在岛上还有家吗?
龚万莹:18岁去读大学,我个人开始长时间离开鼓浪屿。22岁去英国读书前,我家搬出了鼓浪屿。现在岛上还有一些亲人,但大部分都搬走了,家人们年纪大了,岛上的医疗和居民生活不是太方便,旅游几天可以,长时间住就比较为难。我时不时会再回去走走,拜访亲人,一度想豁达地假装已经对岛屿无所谓了,但每次走在鼓浪屿的路上,还是会想,唉,还是爱它。我想攒钱再回到岛上买房子,但目前还做不到。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岛屿有了变化?那些变化是骤然降临,还是缓缓而至的?
龚万莹:有骤然也有缓慢。我初中的时候就感觉到我熟悉的岛屿在消失,本来晚上7点就安静无人的岛屿,开始崩落一些微小的碎片。台风天过后,总会有倒塌的房子。即使不倒塌,房子也会被藤蔓占领,慢慢吸干它的生命后,柔软的藤蔓就粉碎了坚硬的砖石。这是缓慢。而骤然,发生在2000年通高铁之后,旅游和商品化浪潮袭来,猛然一拍,人与岛就进一步离散了。
记者:看到这些骤然的变化,是什么感觉?
龚万莹:之前已有预感,看到变化时便是一种预言的应验。难过是有的,但难过被时间拉得绵长,心也变得强健。继续专注过自己的日子呀,那时候正是读高中,要考大学时,烦恼太多了,人生不会因为这一件事而瘫痪。
记者:当一个人回忆过去,回忆往往也充满想象。小说里的岛屿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在写作中穿过时间,回望过去,你看到了什么?是否也有一些不曾有过的发现?
龚万莹:写作会帮助我去追忆、凝视和定格。帮助我理解一些过去不能领会之事。整本书都是在虚构岛屿里全新的发现。
记者:小说里夹杂了些许闽南语、闽南曲,它们让小说读起来别有意趣,但也不影响阅读。你认为自己的小说语感、节奏,和闽南这个地方存在怎样的关联?
龚万莹:闽南方言中有很多美好的词句,我是一个采摘者,遇到合适的好的,就摘下来擦亮亮,放进文章里适合的地方。语感和节奏,我没有明确的想法,可能因为是第一本书吧,容我再摸索一下。
“灵魂熠熠生辉,在生命的锻造中增加了亮度”
记者:对于闽南人,我们可能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想象,小说里的阿霞、阿聪、妙香等都是不被命运偏爱但依然努力生活的人。你眼中闽南人的总体气质是怎样的?
龚万莹:闽南语歌曲中,除了表达“我要拼”的“爱拼才会赢”,也有哀怨中诙谐的“爱情的骗子我问你”,以及痛苦中挣扎的“酒国英雄”。在人生海海中浮沉,在苦痛中也要说出一两句俏皮话,有天注定也要靠打拼,大概就是闽南人吧。不过,我觉得命运是偏爱问题里提到的这些人的,可能对于偏爱的定义不同。
记者: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因为阿霞的婚姻并不美满,阿聪、妙香经历过家园破碎和种种情感曲折。你对偏爱的理解是?
龚万莹: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好的人生?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吧。是账户有钱,事业顺利,生活美满?还是寻找到爱,心中恩慈,常怀感恩。这些不总是矛盾的,但属于不同的评判标准。我看阿聪、妙香、阿霞,我认为他们的灵魂熠熠生辉,在生命的锻造中增加了亮度。被锻造时,手下垂了,腿发酸了,总不觉得喜悦,但被爱者就会受锻造。
记者:在日常生活里,你是一个容易乐观还是悲观的人?你认为人的命运是可掌握的吗?
龚万莹:我原以为自己是乐观的人。据近年对自己的观察,我其实是个悲观的人。人行走在命运里,是一种主动的被动态。主动配合、主动承受,不管乐观还是悲观,自由选择与命定是交缠在一起的。
记者:这本书里的人各有失去,各有苦痛,但你似乎总会在故事里给他们一点温暖,比如一架从天而降的梯子,一次带来和解的奇遇,一场重获新生的血雨……所以这本书给我的整体感受是哀伤又温暖。对你而言,在故事里治愈他人,是否也是在写作中治愈自己?
龚万莹:我不知道耶,写的时候并不明确知道会发生什么。就像《鲸路》中鲸鱼的尸体,并非经由我的安排而出现。而是鲸鱼在虚构世界里自顾自地出现、爆炸,而我作为虚构世界里的目击者,才得以写出后面的故事。一个故事真的可以治愈什么吗?或许能带来一些些理解吧。
记者:现在的你,会如何面对“失去”这件事?
龚万莹:如果能不面对就不去面对……等发生了再面对。避无可避时,便拿起手中所拥有的,凭借着信心与之相对。这是一生的功课,这与失去的大与小,自己当时的状态都有关。
记者:小说里有一句很打动我的话:“知死,是时间的开始。”书里写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老死、病死、谋杀、意外,然而无论何种死亡,时间总是向前的。你恐惧死亡吗?知死后,你对时间有着怎样的理解?
龚万莹:有死亡才有时间。时间从死亡诞生之日起被发明出来,在死亡消灭之日后不复存在。时间一方面是不断前进的,我们都在这水流中。可还有个永恒的坐标呢,许多至重的事与永恒的坐标对比,变得至暂至轻。但我也只是说说,因为我不能靠自己做到,三维中的人,无法跳出去看待更多的维度,只能是尽力理解。
记者:据说你在写一个长篇了?写小说对现在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龚万莹:写小说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喜乐的劳作。既有绵长的快乐,也是一种必须的劳动,早上撒种,晚上也不能歇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