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漫长游历
2001年，时代正经历世纪之交的新旧更替，整个社会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31岁的导演贾樟柯，已凭借《小武》和《站台》崭露头角，并确定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电影。
当时，数码摄影机刚刚开始流行，随手拍摄成为一种可能。面对这样一个“新世界”，贾樟柯制定了一个拍摄计划，取名《拿数码摄影机的人》，用镜头记录生活中的人和事，观察纷繁多变的世界。“那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年代，人人都是那么的蠢蠢欲动，这让我很想拍。”他说。他带着自己的电影伙伴、经常合作的演员，一起到喜欢的城市，去“遭遇”变化，在有趣的空间里，即兴地做出反应、编写情节。有时遇到动人的场景，也举起摄像机捕捉那些稍瞬即逝的瞬间。
贾樟柯自己也未料到，这场拍摄持续了20多年，积累了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装满了好多个箱子。其间，他没有停止电影创作，但一直没想好怎么用那些旧素材。直到2020年，他突然有了创作欲望，想要做一部电影来结束这段漫长的“游历式的拍摄”。
摆在面前的箱子，成了他创作的起点。“回头看看从千禧年游历到今天，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什么，丢失了什么，要如何理解今天的生活。”贾樟柯回忆说。
之后，他断断续续花了3年时间梳理旧素材，找到了一条故事线：巧巧和斌哥的情感故事。巧巧和斌哥曾多次出现在他此前的电影作品中。在旧故事的基础上，他又重新续写、生长出了一段新的故事。最终，便有了《风流一代》，讲述两个来自大同的男女走过的三段人生，从2001年、2006年到2022年，年轻时热烈浪漫地相爱，在时代巨变中相互纠葛并走散，时隔多年年华老去后相遇又分开，各自重新寻找精神的归依。
今年5月，《风流一代》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引发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6个月后，11月22日，影片全国公映，限时上映22天，再次迎来一波讨论。
这些日子，贾樟柯在城市间奔波路演，和不同的观众对话，讲述着那场漫长的游历，和那些一度被遗忘的人和事。“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想起很多事，能够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世纪初走到今天的。”他对人民文娱记者说。
一场漫长的游历
记者：拍摄《风流一代》的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风流一代》实际上是从2001年就开始拍，想法很纯粹，就是千禧年代世纪初，在那样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人们充满热情的时代，用摄影机记录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数码摄影机的出现，使得一个人就能拿着它去拍摄。我意识到，我最喜欢的那种电影形态可以实现了——就像苏联记录电影的奠基人之一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那样，那种印象性的、即兴的、诗意的捕捉，然后通过剪辑形成一个影像作品。当时设定影片的名字叫《拿数码摄影机的人》，拍摄方法是游历式的，我们当时叫“世纪初的游历”，既有纪录也有即兴剧情。一开始我以为两三年就结束了，结果一拍就拍了20多年，一直拍到今天。
对我来说，《风流一代》是我对过去影像、过去生活的重新回顾和整理，剪辑的时候觉得不能再用《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就改成了《风流一代》。
“风流一代”，这个名词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诗人纪宇写了一首诗叫《风流歌》，家喻户晓。那首诗主要是写年轻人风华正茂，恰逢改革开放充满了希望，后来慢慢就产生了一个词“风流一代”，指的是那些渴求、推动变革的年轻人。
记者：据说拍摄的素材有1000多个小时，在剪辑时如何取舍的？
贾樟柯：大部分电影，在影像化的过程中，即使你有非常多即兴的发挥，它也是在一个已有的轨道里进行。但《风流一代》不同。在剪辑的时候，有非常多方向。最初我们按照工作惯性剪了一版，大概有将近25分钟，是一个电影的开端，非常强情节，故事环环相扣，男女相爱那种，有很细致的铺排。但我不喜欢这个版本，觉得又回到老路上了，对这样一部电影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一直在想电影这种拍法最珍贵的是什么，所以就有一个摸索过程。后来拍了当代之后，我们又剪了一版倒叙的，也不喜欢。我还是喜欢另一种叙事方法，在一个简单的故事线条下向空间扩张，我们能看到主角身边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个样貌，最终摸索形成了现在的影片。其实当确定了剪辑方向之后，它就非常像一个旅途。不停地变换剪辑，因为没有预设，所以电影的形态就变得非常多变，同时也非常广阔。
记者：这部电影确实给观众很大的想象空间，看完后会有很多思考。
贾樟柯：我就回到最初的想法，它是一个漫长的游历，从千禧年一直游历到今天，一路上所见的风景，一路上所碰到的人跟事。
我觉得这种游历式的、对于生存空间的观察跟拓展是重要的。它不单单是去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它是一个新的故事的讲述形态。如果在大银幕集体观看，你会发现它是有魔力、有魔法的。它是真实存在过的时间，20多年跟时代同步的拍摄，让我们经历过的甚至遗忘的东西全部在银幕上复活了。
我们都那么纯真过
记者：《风流一代》里的音乐很有感染力，剧情叙事也主要靠音乐来推进，为什么这样做？
贾樟柯：音乐首先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千禧年代实际上确实有一种狂欢感，街上充满了音乐，卡拉OK、迪斯科也兴起，包括很多促销演出，各种歌舞元素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再加上那时候大家都想出去创业，处于一种有活力的状态之中，所以就拍了很多这样的场景。
比如说开场那些中年女性在唱歌。当时我们去大同儿童公园拍摄，本来是去拍片头的小飞人雕塑，路过一个办公室，里面坐了很多人，不断有人站出来唱歌。我觉得好生动，就问人家能拍吗？对方同意了。慢慢地拍着拍着才发现，原来是三八妇女节，有半天休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唱歌，一首接一首。我们就一直拍下来，很多歌就出来了，都是那个时代耳熟能详的歌。后来在剪辑时才记起来，原来那时候还有这首歌很流行。
另一方面，我也主观地选用了许多歌曲，包括摇滚乐，比如片头的脑浊乐队的《野火》，以及片尾崔健的《继续》。这些歌曲是情绪的需要，也是对女主角沉默的补充和回应。
这部电影跟我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用很多视觉段落来呈现一种情绪，呈现人的面部状态或者空间的一种氛围。这种剪辑方法，音乐是非常好的一个配合，它可以配合和粘合人物那些分散的影像，让他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又能传情达意。
记者：为何会找五条人来出演，还在第三段里开了一个小型演唱会？
贾樟柯：这首歌（《一模一样》）是仁科在16岁时候写的，它是一首非常纯真的歌，用四季来讲述的一个爱情故事。我是很偶然发现这首歌的，那是2021年，跟仁科、茂涛一起做一个节目，我问仁科，你最早写歌是什么时候？他说16岁。我说你还记得写的歌吗？他说还记得。他拿起手风琴，茂涛用吉他，两人马上就唱起了这首歌。唱完后我很感动，我惊讶的除了他讲述的《一模一样》经过很长时间仍然和之前一模一样之外，我还惊诧于他16岁就会用四季来讲故事。再加上他的童真，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到电影的尾部。我们都那么纯真过，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好像很多东西还一模一样。
记者：赵涛主演的巧巧，在这部电影里几乎没有台词，如何考虑的？
贾樟柯：2001年开始拍摄的时候，即兴拍的剧情的部分是有很多对白的。但是有一场戏，巧巧在轮船上买盒饭，卖盒饭的地方旁边有发动机，噪音非常大，我们也编排了一些台词，录音师跟我讲，录个参考就好了，台词回去再补。赵涛就在旁边说，那我就不说话好了，我只是买一个盒饭。我当时觉得有道理，就试拍了一版没有说话的。
剪辑的时候，我发现那场戏的表现力好强，当她沉默的时候，你会捕捉到她用另一种语言诉说人物的一种处境，比如说难得一见的笑，她不说话显得那个笑好珍贵。那一段非常丰富，最丰富的是有时间的跨越，观众都不知道她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前剪辑时，我一直觉得不够劲儿，因为话太多了，那种时代里面的丰富的、复杂的感受，语言过多就变狭窄了。后来就决定不让她说话了，把前面的已经有对话的部分全剪掉了。
记者：但巧巧在影片结尾处喊了一声“哈”，让人印象深刻。
贾樟柯：巧巧那一声喊，也是赵涛发挥的。我们剧本里是在大雪中夜跑，真正拍摄时，她跑的时候突然喊了一声，当时我说再拍一条，她又演了一个不喊的。拍完后，我一直在想之前那一条，一直在感受一直在判断，之后决定用喊的那一条。因为我觉得太棒了，好像是在说我不是一个哑巴，我不是无话可说。
一直关心时代中的人
记者：您一直在说我们都在浪潮里，那么面对浪潮您的选择是什么？
贾樟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相信的事情，努力地不要忘记初心，不要忘记自己最爱的是什么。我爱拍电影，现在还是要拍电影，也辛苦也不容易，也会受到非常多的多元价值观的拷问，也会受到人性的拷问。有时候也会厌倦，有时候会想尝试别的职业，这些都经历过。不同的浪潮涌起的时候，有时候会怀疑自己，但是最终还是对电影这个可以复活时代的媒介非常不舍。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如果鸡汤一点说，就是用热爱坚持。
记者：现在的您拍电影和最初拍《小武》《站台》时的初心是一样的吗？
贾樟柯：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可能我真的会离开电影。我们都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我自己处理那么多的杂事、琐事，有时候面对很复杂的情况，最终都是要保护这份初心，把我的创作保护起来，让我自己不要受到诱惑、受到影响，一直往前走。
记者：具体来说，您拍电影是为了什么？
贾樟柯：我想拍电影跟我想表达有关。你经历的事情并不等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是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我关注现实中的人，他们的命运慢慢形成了我的一个表达的愿望。我想通过某一种媒介来把我内心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应该就是我拍电影的初心。
记者：所以您一直在用电影来记录社会转型跟时代变革过程中的人们，最深刻的一个体验和变化。
贾樟柯：我并没有刻意这样做，只是对现实中的人感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没有衰减。其实我有很多其他的兴趣，但是它是最迫切的。因为一切都是因为变革，因为很多东西转瞬即逝，我非常着迷于关注现实世界，所以一直拍这样的电影。
记者：不少学者或者电影行业内的人都说您是在用电影记录时代？
贾樟柯：我觉得大家的总结又对又有缺失。
确实我的电影的背后，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有所缺失，就是说创作的初衷是不是这样的？如果准确地定义，我觉得我是一直在关心时代中的人，人是主体。用一种面对现实的方法去拍电影，人物背后都有时代的特点，连接起来确实就会有时代的印记在里面。
变革当然也是我电影一个很大的主题，我拍《站台》《小武》的时候，确实就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变革时代本身不足以吸引我去拍电影，而是变革这件事情对人的影响，这是我拍电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时代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到了人，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人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