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
原文
一曰设商会。窃见中国经商之道，心思未尝不敏，营运未尝不勤，而获利终不逮西商者，良以彼则官为护持，此则官多抑勒耳。查西洋政治，事事必顺人情。惟商务则一切操以垄断。彼国家非特不禁，反从而庇之，俾其获利。此无他，西国以商税为岁入之大宗，故视工商为国家之命脉。各埠均设商会，京都且设总会，而延爵绅为之领袖。其权足与议院相抗。每有屈抑，许经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得恃无恐，贸易盛而国势日强。中国则不然。目商贾为市侩，薄工艺为细民。平日抑勒百端，有事视为鱼肉。故其势涣散，而不能自立，更何能与洋商颉颃。即如关税，洋人仅完厘半，而华人则勒索数成。盘查则洋船不敢谁何，华船则百恫般喝。以致华商人人短气，而有不能自保之势矣。诚能仿外领事之法，许各业推举绅董，优以体制，假以事权，遇有商务，许其直达有司。凡有益于中国商业，听其设法保护，而不以成法挠之。如粤中百工?聚，商贩肩摩，地窄人稠，生计困苦。苟为振兴，内以裕小民衣食之源，外以杜洋人侵牟之害，大足开天下风气之先，斯亦转移之妙术也。窃慨粤东缙绅巨族，每与长吏抗衡。若礼貌之加，舍彼就此，其亦古人式怒蛙之见乎？
二曰合公司。尝观西洋军饷，全出于商税。商人经商万里，涉历重洋，牟境外之利，以养其本国之民，故国日富而兵亦日强。华商则仅鬻贩于本国，楚弓楚得，利害维均。此岂材力聪明有不逮哉！由于华商势分。分则力薄本微，不能经营远略。西人势合。合则本大力厚，而无往不前。所谓独力难成，众擎易举，则公司是已。乃中国近年开矿争设公司。去岁沪市倾倒银号多家，十室九空，均受其累。至今视为厉阶。再欲纠股集赀，虑无不掩耳而走。此其故由于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不知西国每立公司，必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亦操券，始准开办。每一公司，由各股东公保董事十二人，由众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办受成于各董，各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箝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乃中国适与之相反。纠股者只须禀请大宪，给示招徕，刊一章程，绘一图说，海市蜃楼，全凭臆造。各股东亦不究其矿在何处，矿质若何，本无置产业贻子孙之心，不过以股票低昂为居奇之计，卖买空盘，宛同赌博，宜其一败涂地也。今若概废其良法美意，则未免因咽废食。而后来重大工程，断难开办矣。为今计，宜查照西洋成法，凡立公司，必经商会派人查考，酌定其章程，务使总办不能独操其权，而悉以各股东公论为断。则凡铁路电报开矿制船诸务，胥可藉众力以成矣。外国设公司律法，本有成书。苟斟酌折衷，垂为令甲，庶中国公司，足与洋人相埒，而能驰域外之观矣。
三曰借国债。查国债之法，创自欧洲，实开千古未有之局。不敢谓永无弊端，而终觉其有大利而无大弊。何则？古来国用不足，无非加派于民。或算缗钱，或榷酒酤，或税间架，头会箕敛，无非取济一时，甚或搜括富民，鬻卖官爵，极矣。然倘岁比不登，内讧外寇，则此苟且不终日之计，亦终有时而穷。观胜国末造，加派练饷，民不聊生，至斥宫中器用以抵饷，而哗溃时闻，明社卒屋。此无他，强括民之脂膏，而不予民以应得之利，则小民安肯毁家抒难，以济国用哉！乃观西洋，每有大工大役，必告贷民财，而复予以操券之息，按期应付，晷刻不爽。倘有兵事，不必强民捐输，而百万之饷咄嗟立办，而从未有延诿抵赖者。若一经爽约，则将来虽有急需，民皆袖手，而自蹈骊山举烽之覆辙，故不敢也。今中国自与洋人交接，海防军费，百倍从前，断非内地赋税所能供。全恃征收洋税，为一线来源。一有兵争，海口全封，洋税告绝，断非枵腹所能久持。势必出重利以借洋债。渴饮鸩酒，所弗计矣。倘适与其国构衅，则并告贷无门。此坐毙之道也。即此一端，其后患奚堪设想。不若早开国债之例，俾闾阎惯用，深信不疑，留后日告急之途，亦未雨绸缪之说也。今之洋债，其息为百分之九，与其本国几为加倍。而我中国未尝无财，何必受其盘剥，而岁输重息于外洋？若自借本国之国债，每年偿利若干，由各海关经理，刊给饷票，以抵现银，而即由海关付息。庶商民取信，尽出其藏镪以牟什一之利。则市面流通，经商易于获利。万一有闭关绝市之时，而民皆肯倾囊以献。不啻取之宫中。当安危呼吸之际，而始收其效。故曰有大利而无大弊也。
四曰铸银币。人情莫不喜简而恶繁，趋轻而避重。顺人情而行之，则下令如流水之源，而公私交受其益。今之钱法，亦窳滥极矣。京都行当十大钱，一出国门，乃不能易一醉。外省私铸充斥。康雍朝大钱，已千不获一。而人情乃相率而喜用外国银钱。初用西班牙老板，继用墨西哥新板。近且英法美德均铸银钱，流入中国。而日本起而效尤，岁铸小银钱，羼入市肆。每年不下数十万计，价亦日昂，论其银质，不值所准之钱，而取信于其国家之官铸，所谓银币也。乃中国不自鼓铸，坐使外人得操圜法之轻重，而利遂为其所独擅。欲设法禁之，而入情所趋，卒亦无如何也。论其行驶之便，一曰成色定，二曰分两准，三曰交易便，四曰取携轻，五曰价值不易低昂，六曰花纹不易假造。较之元宝纹银，倾销之耗蚀，兑换之侵欺，扣短平而搀伪银者，不可同年而语矣。欲收其利权，莫如中国奏明设局，购用机器，自行鼓铸三品之钱。每副机器，小者不过五万元。吉林机局，曾购一具。凡铸金银之钱，均须稍搀杂质，方能坚结，而击之有声。核其赢余，足敷炉火人工鼓铸之费。即使无余，而商务已大受其益矣。但须国家颁定律法，定各等之价，并相准之数。每数至若干，即须用何种之钱。如英制铜钱满十二，即须用小银钱一元。银钱满二十，即须用金钱一元。而金银铜既有搭用之例，价值相准，则凡钱粮关税厘金之科，则悉依此而定。使征者解者收者发者，莫不皆准此数。无平色之高低，无兑换之扣勒，自无浮收侵蚀之弊矣。市肆之价，不能因时为轩轾，捉搦刁难，则卖买空盘之弊，不禁而自绝矣。
五曰广轮船。日本之与西洋立约也，许其在海口通商，而不准其驶入内地，侵其本国自有之利。故日人自造轮舶，驶行内海江河，以与洋人争利。中国与各国立约，乃许其轮舶驶入长江，又听其沿海置船往来。如天津、上海、宁波、福州、香港、汕头等埠，向有怡和、禅臣、旗昌三家，按期轮船往来，夺我华人分内之利。是以李爵相创开招商局，思与之并驾争衡。而其势常苦不逮。乃主持局务者，复误以重价买并旗昌一家，仍不能独收垄断之利，而财力反为之疲。欲谋挽救中国之商务，莫如广造小轮船，通行内地。彼洋船只能抵通商口岸，而小轮船驶入内河，据其上游，争揽载货。如近日茶市盛于汉口。倘小轮船驶入湘汉二江，直至襄阳、长沙一带，贸易揽载，则茶商争思捷足先售，自无不乐载小轮。倘欲径赴上海，亦可省换船过驳之繁。即可由该轮船一手交卸，则洋轮船之生意大减矣。推而于天津由运河以抵通州，烟台由黄河以抵济南，九江，由鄱阳以抵南昌，安庆由巢湖以抵庐州，镇江由运河则南可抵苏常，北可抵济宁，上海则可由黄浦以抵苏松杭嘉湖数府。至于粤东西江水深溜缓，上可驶至广西之梧州。如此力据上游，争其揽载，则洋人瞠视而为之夺气，而我商务必大有起色矣。且轮舶愈多，则司机驾驶之人材愈出。推而行驶大洋，直一转移间，而不必借才异域。英国兵船管驾，例必由商船遴拔，而中国水师生徒，乃欲一蹴而几，其误不可以道里计矣。间尝私论，以为中国必先设商船学堂，练习驾船管机之舵工水手，方可为练习水师之基。盖未有不娴驾驶商船，而能驾驶兵船者也。
六曰设民厂。国家设科取士，若不劝民家弦户诵，而徒恃庠序学校，以培养人才，断无文教如斯之盛。观此，而知国家崇尚机器，而但设官厂者，其取径迂而收效远矣。西洋制造船炮枪械子药，皆取办于民厂为多。即有一二官厂，亦悉用包工之法，与民厂无异。所以无冗工，无滥食。计工授食，而工作以精。今中国各省设立船政机器子药等局矣。每年动用正款以数百万计，而所成之物，若经由外洋购买，或由洋匠承包，费可减半。然欲为华人开风气，不计也。但官厂之弊，工匠浮滥，且皆执业以嬉，而赏罚不行，勤惰无别，亦谁肯舍逸就劳，以干众嫉？每制成一器，价比外洋尤昂，而复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狎侮。如此虽百年，终无生色。惟有仿照洋厂之法，一切包工承办，责令匠目，逐件分包。或准其携归私制。则工匠有一分之本领，即食一分之薪赀，奏一分之工程，即给一分之价值。循名责实，务使费国币一钱，即须造成一钱之物，而器皆精实，价不虚浮，则工匠无不争奋矣。今福州、天津、江宁、杭州、山东各厂局，皆由官办，未免积习相沿。诚不敢矫举其弊。惟粤东军火机器等局，包工之法，能以泰西之工艺，开民厂之规模。且修理轮船机括，无不估工包价。如仿其法，令民间多开私厂，或即以官厂租给商人，每年收取租息，以抵制造之费。如国家需用器具，责成该厂尽先赶办。以其余力听其为民制造机器轮船，及救火水龙，并一切开矿挖河抽水磨麦纺纱织布各机器，以收其利。如此，则风气大开，人才日出，工艺日益精进，不烦国家之提倡矣。
七曰颁牙帖。泰西工艺之精，甲于天下，而考其致此，全由国家鼓舞而成。犹中国诱之科举利禄之途也。其道何由？则在于颁给牙帖，即西语所谓丕登也。丕登者，如士人考得新理新法，工商创成一技一艺，即献诸国家，由商部考验，上者锡以爵禄，中者酬以宝星，下次亦准其擅为专门之艺，或传为世业，或专利数年，国家给以文凭，以杜通国工商剿袭仿造。即国家欲仿其新法者，亦与本人商购，偿以重赀。如创造汽机轮车纺织机器诸人，各国无不颁赐爵秩，廪以终身，至今荣名永世。是以西人无论仕宦缙绅农工商贾，无不梦寐思得新法，为取富贵，贻子孙，名利两全之计。寝食俱忘，不惜国家试验。西人因此享大名，获巨富者，不胜偻指。每年美国发给牙帖数万张。其通商工艺之精，根柢全由于此。彼其言曰：所贵乎士者，非徒高尚其志而已也，必须创立新法，有益于国，有利于民，斯不愧为四民之首。故西国之儒者，不徒抱诗书谈仁义而已也。有商中之士，有工中之士，有农中之士，皆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日出其新法。中国诚能采用其意，不必驱天下儒者，而尽出于一途，各听其天资所近，不论农工商贾，考求新理新法，以利国利民。每省由督抚考验，给以牙帖，以能自出心裁者受上赏，变通西制者受中赏，步趋成法者受下赏。准其一家，专擅其利以酬劳，不准他人仿造以夺其利。甚或破格奏奖，荣以功名。但得一省督抚倡之，即他省推行自易矣。重赏之下而无勇夫，斯未之信也。
八曰保海险。外国经营商务，不外两端。有公司而力量始厚，有保险而意外无虞，而商务乃有恃而无恐。保险之法，非真能保危险也。特遇险而失事，则照数赔偿耳。其法维何？则假如有海舶出洋，报明其船货赀本值银百万，则保险行不必查其果值此价与否，但即抽其百分之一以为费，而给以保单。万一遭风遇礁，意外失事，即照百万之本如数偿之。不居功，无吝色也。一岁之中，所保千艘，而船之沉溺货之漂失者，恒不过千中遇一。除赔偿百万外，尚有九百万悉饱己囊。是保险家不费一钱，徒手而得九百万之赢余也。斯亦可谓天壤间第一贸易矣。在船商重洋涉险，仅费万金，即可高枕无忧，永无折阅之虑，何乐不为。若华商之为海舶生理者，每遇风涛，终夜?徨，虽拥赀千万，一夕可以赤贫。由于独力为之，而无保险之法也。自有此法，而洋人放胆经营，无远勿届。而华商则畏风畏礁，亻局促一隅，不能牟他国之利。而中外商务，遂天渊之判矣。且外洋保险，不但保海险已也。凡房屋则保其火险，轮车则保其碰险，甚至人身则保其病险。如限内人死，则家属得领赔款，而寡妇孤儿，藉有以养，不致流离失所矣。惟斗杀服毒之人，例不赔偿。则人皆惜命，而无自戕之妄作矣。此盖以白鸽票射标之法，用之以济困扶危。真卫商便民之善术也。诚能令华商纠设公司，仿行保险，一切变通其法，则每年各海口保险之费，不致流入外洋矣。
九曰设信局。西人颇能留心中国政务，每谓中国度支有出入两大款，可省而不知省，当取而不知取，殊为司国计者一憾。可省者，即各省每年开支驿站经费，几耗天下钱粮十分之一。可取者即设立公信局，而征收其税。以西法言之，公私信函，合为一局。国家特设信部官，为经理之。量路之远近，秤函之重轻，征收信赀。每封黏以印花，随处可投，无远弗届。通国遍设支局，若网在纲，有条不紊。递送境内之函，一日而达。若递出境外，就欧罗巴一洲，从无淹滞至三日者。每年除去车轮牲马人夫房屋薪工杂费，尚有赢余为入款一大宗。即如英国，于光绪九年信部经费用银三百四十万磅，而征取信赀至七百万磅，几抵中国银一千万两。而日本仿行信局，亦大获其利。现已刊出华字清单，人尽知之。既无中国驿站提塘，马号铺递各项经费，而凡出使述职，计偕按部之员，需索夫马供应牺刍行馆之供张，酒馔之馈遗，举地方州县赔累不堪者，一洗而空，每年节省度支，不知凡几，而并可为国家开一绝大利源。今北省议开铁路，将来附轮而行，自可操券。惟官为经理，头绪太繁，不如开设信局，招商承办。大商包一省，小商包一县。推之各口各埠，皆设支局。如身使臂，一气呵成。水通轮舟，陆通快马。偏僻处则用专差。一切走卒脚夫，皆受饩于官，以自食其力。凡摺奏公牍，仍派委员司之，以专责成。无论公私信函，一律秤封给值。不必骤裁驿站钱粮，以恤其私。仅就私信一项言之，已足出入相抵。而递送迅速，商人莫不便之。信赀且大可减。此亦有益于国帑商务一大政也。今上海天津已设文报局矣。若粤东援案仿设，俾摺差航海赴京，其亦公信局之嚆矢乎？
十曰赛工艺。天下事有粗观类游戏，而实隐寓富强之意者，其西人之赛珍会乎？赛珍会者，聚五州之物产，罗各国之珍奇，而品评其优劣高下，以行其赏赍，或得金牌，或得宝星。于焉增识见，广见闻，作商贾之南车，为工艺之龟鉴。亦犹文士角艺于名场也。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而论者病其劳费不赀，笑为过举。而自西人观之，则固用意深而取效远，为欧洲振兴商务之一大关键也。乃华商未明其益，而每遇西国设会，亦乐以珍物辇致其中。西人笑为如盲人观剧，听旁观抚掌，而亦叹赏不置，其妙处初未尝领略也。每赛一次，中国亦必费数十万金。诚不如自行赛会，以导华人之先路，而开富国之基。诚能就南方之赛会迎神，北方之庙集赶墟，变通其法，令百工商贾，各行各业，自赛其物产，下至家用什物，亦罗列于会场，兼行交易，举绅董为之经理，而不必托诸神道设教，效僧尼之簧鼓，堕巫觋之荒唐。一转移间，举闾阎所欲烧香供佛演剧放灯之费，悉用诸通商惠工之实际，仍不失岁晚务闲，万民行乐之意。则游戏也而至理存焉矣。县邑则准其按年一赛，府州准其三年一赛，省会海口准其五年一赛。每越十年，则集通国之菁英物产古玩奇珍千蹄万轮八方辇致，而品骘其高下，以分殿最焉。如某处物产是高，某处制造极细，某物为洋人所喜，而贸易可兴，某匠为本国之冠，而工艺最妙，一一登记于簿，奖以金牌，为之延誉。彼工商得一奖帖，荣于泥金，斯益留心于制造矣。
译文
一、设立商会
我认为，中国商人在经营之道上，心思并非不敏捷，运营也并非不勤奋，但获利终究赶不上西方商人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西方有官府扶持保护，而我国官府却多有压制勒索。考察西方的政治，事事都顺应人情，唯独商业，他们则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垄断。他们国家不仅不禁止，反而给予庇护，使其获利。这没有别的原因，西方各国将商业税收视为国家年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视工商业为国家的命脉。各个港口都设立商会，在首都还设立总会，并邀请有爵位的绅士担任领袖。商会的权力足以与议院抗衡。商人每有冤屈，都允许向议会（巴力门衙门）申诉。所以商人有所依仗而无后顾之忧，贸易兴盛，国势也日益强大。中国则不然，将商人视为唯利是图的市侩，轻视工艺为小民百姓。平日里百般压制勒索，有事时就视其为鱼肉。因此，商人的力量涣散，无法自立，又怎能与洋商抗衡呢？就拿关税来说，洋人只缴纳一半的厘金，而华人却被勒索几成。盘查时，洋船无人敢过问，华船则遭受百般恐吓。以致华商人人气馁，呈现难以自保的局面。如果真的能仿效外国领事制度，允许各行业推举绅士董事，给予他们体面的地位，授予他们处理事务的权力，遇到商务问题，允许他们直接向官府反映。凡是对中国商业有益的事，听任他们设法保护，而不以现有的法规阻挠他们。比如广东，百工聚集，商贩摩肩接踵，地少人多，生计困苦。如果能够振兴商务，对内可以丰富小民百姓衣食的来源，对外可以杜绝洋人侵夺利益的危害，这足以开天下风气之先，也是转变局面的一种好方法。我感慨广东的缙绅大族，常常能与地方官抗衡。如果对他们加以礼遇，而放弃压制商人的做法，这大概也符合古人优待敢于直谏之人的见解吧？
二、组建公司
我曾观察西方国家的军饷，完全出自商业税收。商人经商万里，远渡重洋，谋取境外的利益，来养活本国的百姓，所以国家日益富裕，军队也日益强大。中国商人则仅在本国贩卖，货物在国内流转，利益得失只在国内分配。这难道是中国的才智能力不如西方吗？是由于华商力量分散。力量分散就导致财力薄弱，资本微小，不能经营远大的事业。西方人力量聚合。聚合就导致资本雄厚，势力强大，因而勇往直前。所谓独力难成，众擎易举，说的就是公司这种形式。然而，中国近年来开矿争相设立公司。去年上海市场倒闭了多家银号，十室九空，都受到拖累。到现在人们还视其为祸端。再想集资入股，估计人们都会掩耳而逃。这个原因在于中国人不善于学习，只羡慕公司之名，不考察公司之实。不知道西方各国每成立一家公司，必定先向国家禀报请示，由商务部门派员勘查，情况属实，有把握盈利，才准许开办。每一家公司，由各位股东公选出十二位董事，再由众董事推选出正副总理各一名，而每个人也必须在公司中拥有较多股份。总理接受各位董事的决策，董事们接受各位股东的决策。上下相互制约，情况透明公开，自然弊端无从产生。中国则恰恰相反。集资的人只需禀报上级大员，获得批示后招揽投资者，印发一份章程，绘制一张图说，完全是海市蜃楼，凭空臆造。各位股东也不追究矿在何处，矿石品质如何，本来就没有置办产业留给子孙后代的心思，只不过是把股票价格的涨跌当作囤积牟利的手段，买空卖空，如同赌博，难怪会一败涂地。现在如果因为存在弊端就完全废除公司这种良好的制度和用意，那就未免因噎废食了。而以后重大的工程，也绝对难以开办了。为今之计，应该参照西方的现行办法，凡是成立公司，必须经过商会派人考察，斟酌制定章程，务必使总理不能独揽大权，一切事务都根据各位股东的共同意见来决定。那么，凡是铁路、电报、开矿、制造轮船等各项事业，都可以借助众人的力量来完成了。外国设立公司的法律，本来就有成文典籍。如果能加以斟酌，取长补短，制定为法令，那么中国的公司，或许就能够与洋人公司相匹敌，并且能够扬名国外了。
三、借用国债
考察国债这个方法，起源于欧洲，实在是开创了千古未有的局面。我不敢说它完全没有弊端，但终究觉得它利大弊小。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国家用度不足，无非是向百姓增加摊派。有的征收财产税（算缗钱），有的实行酒类专卖（榷酒酤），有的征收房屋税（税间架），聚敛苛细，无非是为了解决一时的急需，甚至搜刮富户，出卖官爵，情况严重到了极点。然而，倘若遇到连年歉收，内部动乱，外敌入侵，那么这些只顾眼前的权宜之计，也终究会有行不通的时候。看看明朝末年，加派练饷，民不聊生，以至于要变卖宫中器物来充抵军饷，而军队哗变溃散的消息时常听闻，明朝的社稷最终灭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强行搜刮百姓的膏血，却不给予百姓应得的回报，那么小民百姓怎肯毁家纾难，来接济国家用度呢！再看西方，每当有大型工程或重大战事，必定向百姓借贷，并且给予他们债券应得的利息，按期支付，分毫不差。倘若遇到战事，不必强迫百姓捐款，而百万军饷很快就能筹办齐全，从未有拖延推诿、抵赖不还的情况。如果一旦失信爽约，那么将来即使有急需，百姓也会袖手旁观，这就等于自己重蹈骊山烽火戏诸侯的覆辙，所以不敢这样做。如今中国自与洋人交往，海防军费，比从前增加了百倍，绝对不是内地赋税所能供应的。完全依赖征收洋税，作为唯一的经济来源。一旦发生战争，海口全部封锁，洋税断绝，绝对无法空着肚子长久支撑。势必会以高利向外国借债。这就如同口渴了喝毒酒，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倘若恰好与那个国家发生冲突，那么就连借贷的门路都没有了。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啊。仅此一点，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不如早日开放国内国债的先例，让民间习惯使用，深信不疑，为将来留下告急的途径，这也是未雨绸缪的办法。如今的外债，利息高达百分之九，比他们本国的利息几乎加倍。而我们中国并非没有财富，何必受他们盘剥，每年将巨额的利息输送到国外？如果自己借本国国债，每年偿付若干利息，由各海关经理，印发饷票，用来抵充现银，并由海关支付利息。这样，商民就会产生信任，都会拿出积蓄来谋取一成的利息。那么市场资金流通，经商也更容易获利。万一有关闭口岸、断绝贸易的时候，百姓也都愿意倾囊相助。这简直就像从国库中取用一样。在安危系于一发的关键时刻，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所以说（国债）利大弊小。
四、铸造银币
人之常情，没有不喜欢简便而厌恶繁琐，趋向轻便而避开沉重的。顺应人情来行事，那么政令就会像水源一样畅通无阻，公私双方都能受益。现在的货币制度，也已经败坏到极点了。京城流通当十大钱，一出了城门，连一顿酒钱都换不来。外省私铸的铜钱泛滥成灾。康熙、雍正朝的大钱，一千个里也找不到一个了。而人们却争相喜欢使用外国银钱。起初用西班牙的“本洋”（老板），接着用墨西哥的“鹰洋”（新板）。近来英、法、美、德等国都铸造银币，流入中国。日本也起而效仿，每年铸造小银币，掺杂进市场。每年不下数十万枚，价格也日益上涨。论其银质，不值它所标示的货币价值，而人们相信它是国家官方铸造的，这就是所谓的银币。然而中国自己不铸造，坐视外人得以操纵货币大权，利益就被他们独自占有了。想要设法禁止，但这是人心所向，最终也无可奈何。论其流通的便利，一是成色固定，二是分量准确，三是交易方便，四是携带轻便，五是价值不易涨跌，六是花纹不易伪造。比起元宝、纹银，熔铸时的损耗，兑换时的欺诈骗取，扣减分量、掺杂伪银等情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想要收回这项利权，不如由朝廷奏明皇上，设立铸币局，购买机器，自行铸造金、银、铜三种钱币。每套机器，小的不过五万元。吉林机器局，曾购买过一套。凡是铸造金币、银币，都需要稍微掺入一点杂质，才能坚硬结实，并且敲击时能发出声响。核算其盈余，足以支付炉火、人工、铸造的费用。即使没有盈余，而商业也已经大受其益了。但是需要国家颁布法律规定，确定各种货币的价值，以及相互兑换的比率。规定数额达到多少，就必须使用哪种钱币。例如英国规定，铜币满十二便士，就必须使用一先令银币。银币满二十先令，就必须使用一英镑金币。而金、银、铜币既然有了搭配使用的规定，价值相互对应，那么凡是钱粮、关税、厘金等税收，就全都依据这个规定来执行。使得征收的人、解送的人、接收的人、发放的人，没有不依照这个数额的。没有“平”（衡量银两成色的标准）、“色”（成色）的高低差异，没有兑换时的克扣勒索，自然就没有了滥收、侵吞的弊端了。市场上的价格，不能因为时间不同而有高有低，不能任意抬价压价、刁难顾客，那么买空卖空、操纵市场的弊端，不用禁止也会自然绝迹了。
五、推广轮船
日本与西方各国立约时，允许他们在海口通商，但不准许他们的轮船驶入内地，侵占日本本国的利益。所以日本人自己制造轮船，航行于内海、内河，来与洋人争夺利益。中国与各国立约，却允许他们的轮船驶入长江，又听任他们在沿海往来航行。如天津、上海、宁波、福州、香港、汕头等口岸，向来有怡和、禅臣、旗昌三家洋行，按期有轮船往来，夺走了我们华人本应分得的利益。因此，李爵相（李鸿章）创办了招商局，想与他们并驾齐驱、一争高下。但招商局的势力常常苦于赶不上洋商。而主持局务的人，又错误地用高价兼并了旗昌一家，结果仍然不能独自垄断利益，反而使自己的财力疲敝了。想要挽救中国的商务，不如大量制造小型轮船，通行于内地。洋人的轮船只能抵达通商口岸，而小轮船驶入内河，占据上游，争夺揽载货物。比如近日茶叶贸易在汉口兴盛。倘若小轮船驶入湘江、汉水两条江，一直到达襄阳、长沙一带，进行贸易揽载，那么茶商们都会争着想捷足先登，尽快销售，自然没有不乐意装载小轮船的。如果想直接前往上海，也可以省去换船过驳的麻烦。可以直接由该轮船一手交卸，那么洋轮船的生意就会大大减少了。推而广之，从天津经由运河抵达通州，从烟台经由黄河抵达济南，从九江经由鄱阳湖抵达南昌，从安庆经由巢湖抵达庐州，从镇江经由运河向南可抵达苏州、常州，向北可抵达济宁，从上海则可由黄浦江抵达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几个府。至于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水深流缓，向上可以航行至广西的梧州。如此用力占据上游，争夺揽载货物，那么洋人只能瞪眼相看，为之丧气，而我国的商务必定大有起色了。况且轮船越多，那么驾驶轮船的人才就会不断涌现。推而广之，航行远洋，只是一转手之间的事，而不必向外国借用人才。英国兵船的管驾，按规定必须从商船中选拔提升，而中国水师学堂的学生，却想一步登天，这种错误的认识相差太远了。我曾私下议论，认为中国必须先设立商船学堂，练习驾船、管理机器的舵工和水手，这样才可以作为训练水师的基础。因为从来没有不熟悉驾驶商船，却能驾驶兵船的人。
六、设立民办工厂
国家设立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如果不鼓励百姓家家户户读书学习，而只依靠官办的学校来培养人才，绝对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繁荣的文化教育。由此看来，就知道国家重视机器制造，却只设立官办工厂，这种做法是途径迂阔、收效迟缓的。西方制造轮船、大炮、枪械、弹药，大多取办于民办工厂。即使有一两家官办工厂，也全都采用承包的方法，与民办工厂无异。所以没有冗员，没有白吃饭的人。按工作量给予报酬，因而工作精细。如今中国各省设立了船政局、机器局、子药局等等。每年动用正项钱款达数百万计，而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从外国购买，或者由外国工匠承包，费用可以减半。然而，为了给华人开通风气，也就不计较这些了。但是官办工厂的弊端，在于工匠浮滥，而且都玩忽职守，赏罚不能施行，勤勉与懒惰没有区别，又有谁肯舍弃安逸而选择辛劳，去招致众人的嫉妒呢？每制成一件器物，价格比外国货还昂贵，而又粗制滥造，不够精细，徒具外形，往往被洋人取笑，进而产生轻视。这样即使过一百年，终究不会有起色。只有仿效洋人工厂的办法，一切工程承包办理，责令工头，将工程逐件分包。或者准许工人带回家中私自制造。那么工匠有了一分的本领，就得到一分的薪水；完成了一分的工程，就给与一分的报酬。按照名称来考察实际，务必使国家花了一钱银子，就必须造出一钱银子的东西，并且器物都精致坚实，价格不虚高，那么工匠们没有不争相奋发的了。如今福州、天津、江宁、杭州、山东的各工厂、各局，都由官办，难免积习相沿。实在不敢一一列举其弊端。只有广东的军火、机器等局，采用的承包方法，能够用西方的工艺，开创民办工厂的规模。并且修理轮船的机器部件，无不估价承包。如果仿效这种方法，让民间多开私人工厂，或者就把官厂租给商人，每年收取租息，来抵充制造的经费。如果国家需要器具，责成该厂优先赶造。用他们剩余的精力，听任他们为民间制造机器、轮船，以及救火的水龙，和一切开矿、挖河、抽水、磨面、纺纱、织布等各种机器，以获取利益。如此，那么风气大为开放，人才不断涌现，工艺日益精进，就不必麻烦国家来提倡了。
七、颁发专利证书
西方工艺的精湛，天下第一，而考察其达到这种程度的原因，完全是由国家鼓励而成的。就如同中国用科举、利禄的途径来诱导读书人一样。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在于颁发专利证书，也就是西语所说的“丕登”（Patent，专利）。所谓专利，就像读书人研究出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工商人士创造出一种新的技艺，就献给国家，由商部进行检验考核。上等的赐予爵位和俸禄，中等的酬以勋章，下等的也准许其独占这门专门技艺，或者作为世袭家业，或者专利数年。国家发给文凭，以防止国内工商人士的抄袭仿造。即使国家想要仿效他的新方法，也要与本人商议购买，用重金酬谢。例如发明蒸汽机、火车、纺织机器的人，各国没有不赐予爵位俸禄，终身享受供养，至今荣名永世流传。因此，西方人无论官员、绅士、农民、工人、商人，没有不梦寐以求地想出新的方法，作为获取富贵、留给子孙、名利双全的打算。他们废寝忘食，不惜在国家进行试验。西方人因此享有大名、获得巨富的，数不胜数。每年美国发放数万张专利证书。他们通商工艺的精湛，根基全在于此。他们曾说：读书人所贵之处，不只是志向高远而已，必须创立新的方法，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这样才无愧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称号。所以西方国家的儒者，不只是抱着诗书、谈论仁义而已。有商人中的读书人，有工人中的读书人，有农民中的读书人，他们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每天都有新方法涌现出来。中国如果真能采纳他们的用意，不必驱使天下读书人，全都走上同一条道路，而是各自听凭他们天性所接近的方向发展，不论农民、工人、商人、贾人，研究探索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以利国利民。每省由督抚考核验证，发给专利证书，能够自己独创的受上等赏赐，能够变通西方制度的受中等赏赐，能够模仿现有成法的受下等赏赐。准许他们一家，独占利益作为酬劳，不准他人仿造以夺取其利。甚至破格上奏奖励，给予功名荣耀。只要有一省的督抚倡导这样做，那么其他省推行起来就容易了。如果说在重赏之下还没有勇敢的人出现，我是不相信的。
八、保障海上保险
外国经营商务，不外乎两样东西：有公司，力量才雄厚；有保险，意外才无忧。这样商务才有所依靠而没有后顾之忧。保险的方法，并不是真能保障危险不发生。只是遇到危险而发生事故时，照数赔偿罢了。其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假如有海船出海，报告其船和货物的价值为一百万银元，那么保险公司不必去查它是否真值这个价，只收取百分之一作为保险费，并发给保单。万一遭遇风暴、触礁等意外事故，就照一百万的本钱如数赔偿。不居功，不吝啬。一年之中，承保一千艘船，而沉没的船只、漂失的货物，常常不超过千分之一。除去赔偿的一百万外，还有九百万尽数落入保险公司囊中。这样，保险公司不费一文钱，空手就获得了九百万的盈余。这也可以说是天地间第一等的买卖了。对于船商来说，远涉重洋有风险，仅花费万金，就可以高枕无忧，永远没有亏损的忧虑，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做海运生意的华商，每遇风浪，终夜惶恐不安，虽然拥有千万家财，一夜之间可能变得赤贫。这是由于独自经营，而没有保险方法的缘故啊！自从有了这个方法，洋人放胆经营，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而华商则害怕风浪，畏惧礁石，只能局限于一隅，不能谋取他国的利益。于是中外商务的差距，就如同天渊之别了。而且外国的保险，不只保海上风险。房屋可以保火灾险，火车可以保碰撞险，甚至人身可以保疾病险。如果保险期限内人死了，那么家属就能领取赔款，而孤儿寡妇，得以有生活来源，不至于流离失所了。只有斗殴被杀、服毒自杀的人，按规定不予赔偿。那么人们都会爱惜生命，而没有自寻短见的荒唐行为了。这大概是用彩票抽奖的方法，用来济困扶危。真是有利于商人、方便百姓的好方法啊！如果真能让华商集资组建公司，仿行保险，对保险方法加以变通运用，那么每年各海口的保险费，就不至于流入外洋了。
九、设立邮政局
西方人颇能留心中国政务，常常说中国的财政收支有两大款项，可以节省却不知道节省，应当收取却不知道收取，实在是为管理国家财政的人感到遗憾。可以节省的，就是各省每年开支的驿站经费，几乎消耗了天下钱粮的十分之一。可以收取的，就是设立公共信局（邮政局），并征收邮资。按照西方的方法，公函、私信合为一个局。国家特别设立邮政部门官员，进行管理。按照路程远近，信件重量，征收邮资。每封信贴上印花，随处都可以投递，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全国遍设分局，就像网有纲绳一样，有条不紊。递送境内的信件，一天就能到达。如果递送到境外，在欧罗巴一洲范围内，从没有耽搁超过三天的。每年除去车轮、牲口、人员、房屋、薪金、杂费等开支，还有盈余，成为财政收入的一大宗。例如英国，在光绪九年（1883年），邮政部门的经费开支是三百四十万英镑，而征收的邮资达到七百万英镑，几乎相当于中国的一千万两银子。日本仿行邮政局，也大获其利。现在已经刊印出中文清单，人人都知道。这样既没有了中国驿站、提塘、马号、铺递等各项经费，而且凡是出使、述职、参加会试、按察部属的官员，需索夫马、供应、牲口草料、行馆铺陈、酒食馈赠等，使得地方州县苦不堪言的摊派，也一扫而空。每年节省的财政开支，不知有多少，并且还可以为国家开辟一个巨大的财源。如今北方各省商议修筑铁路，将来信件附在火车上运送，自然可以稳操胜券。只是如果由官方管理，头绪太多太繁杂，不如开设邮政局，招商承办。大商人承包一省，小商人承包一县。推及各港口、各商埠，都设立分局。如同手臂使唤手指，一气呵成。水路用轮船，陆路用快马。偏僻之处则用专差。所有跑腿的、脚夫，都从官府领取口粮，自食其力。凡是奏折、公文，仍旧派委员负责，以专其责。无论公私信件，一律称重封口，缴纳邮资。不必立刻裁撤驿站钱粮，以照顾他们的私利。仅就私信一项来说，已经足够收支相抵了。而且传递迅速，商人们没有不感到方便的。邮资还可以大大降低。这也是有益于国家财政和商务的一大政事啊。如今上海、天津已经设立了文报局。如果广东援引成例仿设，让传递奏折的人员从海路进京，这大概也是公共信局的先声吧？
十、举办工艺赛会
天下的事情，有粗略看来像是游戏，而实际上暗中寓含着富强之意的，那大概就是西方人的赛珍会（博览会）吧？赛珍会，是聚集五大洲的物产，罗列各国的珍奇物品，并品评其优劣高下，来颁发奖赏，有的获得金牌，有的获得勋章。借此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成为商人的指南针，工艺的借鉴。也如同文人在名场较量才艺一样。一经品评题名，身价就增加十倍。而论者却诟病其耗费人力财力不菲，讥笑为过分之举。然而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本来就是用意深远而收效长久，是欧洲振兴商务的一大关键。然而华商不明白其中的益处，而每当西方国家举办赛会，也乐于将珍宝物品用车运到会中。西方人笑话他们像盲人看戏，听到旁边的人鼓掌，也跟着赞叹不已，其中的妙处其实从未领略到。每次举办赛会，中国也必定花费数十万两银子。这真不如我们自己举办赛会，来为华人引导先路，从而开创富强的基础。如果真能就地利用南方赛会迎神、北方庙会赶集的形式，加以变通，让百工、商贾，各行各业，自己展示自己的物产，下至家用杂物，也罗列在会场之中，同时进行交易，推举绅士董事进行管理，而不必依托神道设教，效法僧尼的鼓舌宣传，摒弃巫觋的荒唐行为。一转手之间，将民间用来烧香、供佛、演戏、放灯的费用，全都用在通商惠工的实际事务上，同时仍然不失去年尾农闲时节，万民同乐的本意。那么游戏之中，至理就存在了。县邑准许其每年举办一次赛会，府州准许其三年举办一次，省城、海口准许其五年举办一次。每过十年，则聚集全国的精华物产、古玩珍奇，从四面八方用千车万马运来，品评其高下，以决定优劣。比如某地的物产优良，某地的制造极为精细，某物为洋人所喜爱，因而贸易可以振兴，某工匠为国内之冠，因而工艺最为巧妙，一一登记在簿册上，用金牌奖励，为他们传播声誉。那些商人、工匠得到一个奖帖，荣耀胜过金榜题名，就会更加用心于制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