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话语

陈晓明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批评气质和鲜明风格的批评家，也是当今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史、文学理论、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以及建构中国文学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方面，不仅四面“挑战”、成就卓著，而且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疆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话语。

了解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人都知道，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阶段的文学批评虽然在理论上不够完备，但批评家注重审美和文本分析，总体看是一种“文学审美”的批评。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当代文学批评出现了新的转型——从审美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文化批评的致命伤，主要是有“文化”缺“文学”，有“外部考察”而没有“内部审美”。进入新世纪，文学批评又迎来了一次转型，即文学批评全面地“理论化”与“学院化”。这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我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审美淡出，理论凸显”的阶段。“学院派批评”的突出问题：一是远离文本，远离文学现场；二是艺术感觉迟钝，忽视文学批评的审美属性；三是热衷于西方理论，玩弄名词概念；四是批评语言生硬刻板、干巴枯燥、面目可憎。陈晓明虽然也属于“学院派”，但他的批评却有别于上述的“学院派批评”。他既熟悉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深研德里达、先锋小说和各种后现代理论，又十分重视中国经验，善于“化西方”和“本土化”。这是他创造的新型文学批评话语的现实基础和逻辑前提。

这种新型文学批评话语，现代性色彩是其主调，理想主义与浪漫气质是其底色，敏锐判断与文学审美是其标识。这是有思想的文学批评，是批评的理论化，是以理论为引领的文学批评。具体来说，陈晓明的新型文学批评具有如下的独特风格：

其一，对现代性的执着与痴迷。现代性是陈晓明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他整个文学批评活动的主线。从1993年出版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到《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我们看到，陈晓明将现代性这一宏大概念引进当代文学批评，不仅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而且体现出了陈晓明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敏锐和前瞻性。在陈晓明这里，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充满活力、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它既是一种持续进步、合目的性、不可逆转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价值取向，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案与有效的文学路径。正是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里，同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独具特色的语境，陈晓明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它的主潮、时代精神与中国经验，以及变革和创新的历史必然性。客观地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中，还没有人像陈晓明这样执着与痴迷于现代性，并将其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驱动力和取之不尽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晓明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话语。

其二，智性与诗性。陈晓明的新型文学批评话语，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智性。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都拥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都有一种高度的智性。智性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成不了时代优秀的批评家，也谈不上引领一个时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就陈晓明来说，他的智性批评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深入关注并探索前沿理论。比如中国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思潮、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詹姆逊的文化理论等等，这些常人望而生畏的艰深理论问题，最能激发陈晓明挑战难度的兴趣。在这些艰深的理论场域中，他自由穿梭，得手应心，自如且从容。二是提炼概念的能力。陈晓明不仅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现代批评品格，而且具备批评家的敏锐和提炼概念的能力。在他的文章中，除了对“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解构”等概念有新的提炼和阐释外，他还善于从具体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以及文本里概括抽象出一些概念，比如“晚郁时期”“阴面写作”“歪拧面向”等，这些概念的提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以为，能从文本、个案、现象中提炼概念，是大学问家和大批评家的一种能力，也是好的批评的必备品质。三是思辨色彩。陈晓明的智性批评，还渗透出一种强烈的思辨色彩。这种思辨气质体现在他的选题、提炼概念、运思过程、论证方式，特别是行文中。他的行文既层次丰富、论证透辟充分，又体现一种高超的归纳、辨析的能力。

与智性批评互补的是诗性。在《陈晓明文集》第一卷序中，陈晓明认为“理论与激情、诗性与思辨可以融为一体”。在文集第二卷序中，他又进一步强调：“理性感悟与诗意结合是我的表述风格。”陈晓明的批评实践，正是朝着这一路向前进。他一方面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有深厚的理论学养；一方面又不愿意把文学批评写成木乃伊式的“论文体”“学报体”。因此，他在智性和学理的基础上，注重审美经验与感性经验的介入，以及生命体验与感情的灌注。因此，他的阐释既是介入的、在场的，也是叙述的——他复活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并呈现了自己的“灵魂在杰作中冒险”（法朗士语）的经过。为使文学批评成为美文，成为一种有更鲜活的文学色彩的文体，他还特别注意批评的修辞性，追求诗性笔致与平等对话，同时重视文气，以及表达的声音与节奏。中国古人要求好文章要有义理、考据和辞章。义理就是道理的辨析；考据就是要有历史证据；辞章就是文章语言要优美漂亮，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陈晓明的可贵，在于他一方面有现代性的世界视野，一方面又很好地承续了我国的优良文统。而他的批评之所以获得学界的认同和读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智性与诗性互融、理想主义与浪漫激情交织的表达方式。

其三，文本分析与文学现场。当下，人们之所以对“学院派批评”多有诟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院派批评”不大注重文本分析，同时又远离文学现场。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为什么可贵和值得倡扬？因为他的批评不但重视文本分析，而且时刻处于文学的前沿，关注当代文学思潮的演变和作家作品的“脉动”，具有鲜明的现代感。《陈晓明文集》第6卷的“小说的内和外”，用细读的方法，分析了当代15位知名作家的15个文本。陈晓明从文本的叙述、语言修辞、象征和隐喻、人物的行为与命运等“内隐”和“外化”的多个层面，重建了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陈晓明文本细读的独特处，还在于他善于从不起眼、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发现文本具有标识性的特征，而后以此为切入口和线索，打开作品的独特通道，直抵文本的内核和作家的内心世界，同时勾连起文本的“内”与“外”，以及作家与历史和时代、与当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尽管陈晓明试图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还有待完善，但他立足本土、贴近文本、面向现实和时代的立场和姿态，展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批评风貌。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需要有效的、有力的、崭新的批评，也需要大批评家。陈晓明正是这样不断前进的批评家。他近40年的文学批评实践，包括他提出的许多命题、观点、理论构想和方法，都富含理论和现实的意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批评的探索与实践，将在时代的大格局中，越来越凸显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