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第一公园》：“中间时刻”下的奇闻与幸存

陈国良接替了父亲处理旧书的工作，并把它作为超市保安这个正业之外的外快业务，在此过程中，他先后认识了在城中公园“混日子”的汤团、铁桶等人，之后又与职高同学宋小东重逢。随着他们之间的日渐熟悉，“下岗潮”之下的生活世界也被草灰蛇线地勾勒了出来。以往类似主题的作品多选择北方重工业工厂为故事发生地，而阮夕清则巧妙地以买卖旧书为切口，顺着毛纺厂、模具厂、印刷厂、棉纺厂这些南方国营轻工业工厂，让一个空缺的时刻逐渐显形。

这样一个时刻的重要特征，就是新的话语尚未完全诞生，但旧的情感与记忆却已经飞快地被命名、切割和回避讨论，因此一个“失语”的空缺时刻被制造了出来。陈国良时常感到“熟悉的一无所知”，正是身处其中的典型状态：“他坐在熟悉的一无所知之中，不过，这无关他们，他坐在任何人群中都是这种感受：当你觉得熟悉，总有一句话或一个表情恰到好处地提醒你，保持好分寸；当你觉得应该远离，又有一种习惯甚至依赖，把你适当拉回。”1990年代“下岗潮”中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剧烈变动，造成了既“熟悉”又“一无所知”的矛盾感受。不过，“失语”未必只会表现为“沉默”，有时它还会借用其他的方式来言说自身。陈国良与宋小东借用电视剧式的台词对话就是一个症候，它提醒着我们：当可被言说的语言体系中无法找到当下情感的对应物时，一种套路化的表达方式就会出现。因为不借助“套路”，就无法言说。在新与旧之间，《华夏第一公园》将“失语”的“瞬间”凝固下来，这个“瞬间”选择用“故事”来作为装着“新酒”的“旧瓶”，这就是“奇闻化”的时刻。

具体而言，华夏第一公园发生的是“江湖故事”。在这里，人物彼此以绰号相称，排斥可以定位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姓名、住址、父母职业等信息（而超市保安等所谓“正业”则需要这些信息），江湖社会的现代移植在这里结出了奇异而危险的果实。黄子平评价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时，认为绿林好汉的故事提供了一种越轨的想象。但不同的是，这里已不再有完整清晰的轨道，生活丧失了对自己恰如其分的读法。而借用“江湖故事”的透镜，“奇闻”必然频频现身。所以，文本中的“新闻”都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宋小东逗乐旅馆老板娘的方式是讲新闻中的“偷情杀人、厕所抢劫”，湖光棉纺厂倒闭真相与新闻报道之间名实分离，记载着“凶杀、坠机、澳洲山火和上证指数”的报纸被拾荒者盖在脸上。从千年秘传的“蒙汗药”到被《江南晚报》命名的“听话水”，所指不变、能指漂移，相同的事物不过是改头换面，重新粉墨登场。“故事”以自身的过剩来昭告一种叙事的空缺，因为如果将一切“生活”都读为虚构的“故事”，这恰恰意味着真实的“事件”没有被正确言说。这样的后果就会是，由于已有的“故事”往往同时携带着固定的情感、记忆和感受方式，借用它们言说自身，未得命名的情感的“特殊性”就会被稀释在某种“普遍性”之中，从而以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论回小说本身。在叙事上，这一“中间时刻”没有叙述自身的语言，因而它以“奇闻化”的状态现身。在内容上，它还同样是人际伦理关系的过渡时刻。在两个社会段落的空格之处，一个恐怖的逗号插入其间——传销。它将人际关系的伦理性彻底抽空，用天花乱坠的糖衣修辞包裹着内在的“空无”。宋小东从职高到五元旅馆的下降过程中，“传销”经历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他的身份证被超市扣押无法拿回，正是象征着在传销发生后上一段落的人际社会对“身份”的收回。如果承认人的“社会性存在”无法自证其有，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定位自身，那么宋小东和陈国良类似“平行世界”般在公园中总难相遇的状况就几乎是一个隐喻：宋小东的社会关联和自身存在都处于一种将灭之态。传销破产的宋小东与所有亲戚朋友断联后逃亡，除了作为“职高同学”的陈国良，没有人可以证明宋小东的过往与来源，宋小东因此也就难以证明自身的“社会性存在”。尽管两人之间“同学关系”如此微弱，但杀死了陈国良，宋小东就无法在社会意义上被承认为“宋小东”，他将变成类似于汤团、铁桶等用可替换绰号命名自身的任何人。在此意义上，“谋杀”正是个体舍去自身社会身份的一个宣告，而它的发生过程也就变得饶有意味：人际中善意而有机的联结已经随着“下岗潮”和传销的冲击逐渐崩解，曾经有机人际关系的孵化之地——工厂成为了计划杀人之所，但其残存的形式却顽强又悖论性地体现在了某种集体仪式——广播操之中。在“杀与不杀”之间，人际中残存的伦理在抵抗着传销这个恶意形式的吞噬和扩张，“有点不好意思”，既让人不寒而栗，又蕴含着某种绝望的怀旧。

不过，“谋杀”毕竟是“未遂”的，小说情节设置的妙处也就在这里。陈国良得知真相是从汤团之口，事后的叙述和追认成为了一种隔层处理，让陈国良真正意义上“经历”谋杀的时间点挪到了“事后”。被告知真相后的回忆让他再次回到了发生现场，而一旦建立了回顾的记忆路径，他将无法逃离对死亡的“可能性”的不断确认——“幸存”的体感将镂心刻骨，达摩克利斯之剑将常悬头顶。但它随时“可能”失败。这不只属于陈国良，这是一代人的共有体验。“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了薛定谔的猫，在命运的盒子揭晓答案之前，谁都无法将自己与死亡的关联彻底切断。因而陈国良“总觉得自己被某处遥不可及的存在随意地拿捏，身不由己”。一切“可能”都在“中间时刻”暗流涌动，这就是本篇小说最有意味之处，它将1990年代“破败”又“欲念涌动”的“瞬间”牢牢凝定，在“守法”与“无法”之间的“江湖故事”地带，是尚未分明的混沌。

事实上，悬疑与谋杀，作为一种用法律正义、诗学正义去追问历史正义的补偿方式，在“新东北文学”中同样常见。这种不约而同或许意味着，就像陈国良在超市遇到的惊惧中举起榔头自卫的壮汉，“攻击”的行为反而是一种虚弱的自卫。当一种“偶然”的危险随时可能降临，“谋杀”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自卫的极端化呈现。或许正因如此，“生活”的前置谓语才变为了“保卫”，而留在蓝天下的每个人都成为了“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