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找到灶王，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灶王传奇》是作家李浩的长篇小说转型新作。在明朝“土木堡之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小说以一家小豆腐坊里的末流神仙“豆腐灶王”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目睹、经历的种种人间烟火、喜怒哀乐、离奇曲折，现实与寓言交织，传统与先锋并置。作者试图在天马行空的“非典型”故事背后，开掘、省思我们民族穿越古今、具有普遍性的人事、人情、人性，探讨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传统、历史、民间的外壳中，讲述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式寓言，在保留以往创作现代性内核的基础上，从人物设定、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复归中国文学传统，探索了文本创新的新可能。
李浩表示，自己采取寓言、神话、变形，并不是为了拒绝现实，而是愿意以一种更艺术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遮遮掩掩的真情”。
记者：听说你十年前就想写“灶王”的故事？ 是因为什么契机十年后完成《灶王传奇》？
李浩：是啊，十年前，我就开始了写作“灶王”的思想准备，而且兴致勃勃地和韩敬群先生、龙一先生谈了构思，但意外的是，自己被一些似乎不起眼的细节给卡住了：它们能动摇小说的合理性，使其相关逻辑出现松动。
契机有两个。一个是河北省文物局的一个朋友邀我去蔚县采风，在那里，我一边参观他们修旧如旧的屯堡，一边参观了王振的旧宅和家庙，它让我找到了安放故事的落脚点；另一个是一位诗人的诗集要我写评论，我在认真阅读的过程中读到了一个佛教用语，它突然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知道，我可以写作它了，它已经在我的大脑里孕育完成。我是在1月份开始写作的，完成的时间是腊月二十三，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在写作过程中，我甚至有时一天能有一万二千字的创作量。
记者：这么说写作的过程非常顺畅？ 你一直比较重视小说的结构，那么在《灶王传奇》中您的结构是如何解决的？
李浩：我将小说的结构看作是小说的骨骼，它是支撑性的，小说有无站立甚至奔跑的可能，有无体型上的美感关键在于结构。在《灶王传奇》中，我先建立了“倒叙”，这就为叙述中的来回出入建立了便捷；然后，主故事部分我采取的是线性叙事、箱体叠加的方法。线性，保障故事的连贯和顺畅，也便于阅读者轻易掌握其中的前后关系；箱体叠加，是要在长篇故事中分截成若干段落，每个段落的故事都有一个小核心和它的小高潮，同时尽最大可能让它们能保持短篇小说式的精彩——这是从《铁皮鼓》和《午夜的孩子》以及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那里学来的技法。
故事中的“我”，那个豆腐灶王是故事结构中的主线部分，主体的聚光灯都围绕着“我”的活动和思维展开，然而“我”又或多或少在部分时候“隐身”，让故事的和另外的人物站到前台去，这时“我”便充当一个观察者。龙一先生曾提议，为“我”提供一个灶王奶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时隐时现，现的时候多，隐的时候少，然而到最后，因为出于对于故事结构的考虑我将她给拿掉了。我很怕她，成为罗丹为巴尔扎克像塑造出的“光彩夺目”的那双手——她的故事很可能会影响到阅读者对主体故事的注意，仅仅提供一个有趣故事又不是我想要的。
这是我在结构上的一些想法。至于是不是已经完成，我不敢轻易断言。
记者：你从西方文学中吸收了很多营养，但是此次却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作时代背景来构建小说。从小说可以看出，你对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准备也很充分，这里是否暗藏着你的某种文学“野心”？
李浩：我是一个坚定的“拿来主义”者，无问东西，只要有利的、有用的我都想尽可能多地拿来，我也相信吃羊肉吃牛肉你既长不成牛也长不成羊，我要尽可能地饕餮些。我最初的文学开始，是从对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兴趣开始的，包括最初的艺术学习——当时，我写繁体字，写古体诗，学国画，臆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君子”……我父亲叫我“满清遗少”，似乎也真的有那么一点儿。感恩上个世纪80年代，它让我不断地开阔，不断地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撞击，也让我部分地接受来自西方文学的营养。在这过程中，我甚至产生了另一种狂妄，现在看来这种狂妄是多么地无知。近些年来，我又开始更多地理解和试图理解我们旧有文化文明里的所有，当然加上了审视和反思。我希望自己能够理解西方文学，希望能从中有更多的获得；我更希望我能更深地理解东方文学，希望从其中有更多获得。如果这属于野心，我承认，我有，而且坚固。
记者：一般阅读印象中，灶王是能间接掌控民众死后去向的神仙。《灶王传奇》中，灶王相对于众神而言地位较低，甚至求神办事时，灶王也要实行人间俗礼，灶王也有他的圆滑。你采取寓言、神话、变形……并不是拒绝现实，其实是以一种艺术形式反观现实。以灶王体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仅是灶王叙事文本的突破，也是对人性发掘的创新。你觉得呢？ 为什么选择灶王，在创作过程中还在哪些方面有新的探索？
李浩：灶王是民间神，但关于他的传说都是碎片化的、象征性的，如果不加以创造性地改造，它几乎无法完成故事——中国的诸多神话、传说都有这样的特点，它们是点，而不是线，没有多少的勾联性和延续性。在写作《灶王传奇》的时候我首先想如何完成连贯故事，但更主要的是如何放置“遮遮掩掩的真情”，即那种我对现实、世界、个人和命运的理解和表达。
我选择灶王，是因为觉得他“合适”：一，他需要不具备特别的法力。二，灶王，是中国的道德神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灵多数是道德神，区别仅是他们的神通的大小和职务的高低），他手上的“好罐”“坏罐”具有强烈的道德判断的表征，而民间灶王联上那句“上天言好事”更是代表了民间百姓对于自己道德记录的一种极有意味的期许。三，灶王，是最接近民间烟火的一位神仙，甚至可以说被供奉在灶台前的灶王神灶君本身就是烟火，他能够洞悉每个家庭里所有的发生（这是何等便捷的角度啊！），但同时又有一种间离感，对于人世间的所有发生他都无力干涉，却担着一个“一家之主”的虚名。四，灶王，是神仙谱系中最低的神阶职员，他又必然地受控于整个神仙体制，包括其中的规则性和官僚性；五，“灶王”身份可以看作是一个“枢纽”，由这个枢纽为支撑，可以联接天庭、人世和地府三界。这样，小说可获得的腾挪和丰富便得到了更多的保障……找到灶王，我感觉自己大约也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地。
记者：你对《灶王传奇》的完成度满意吗？ 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在自己创作中的独特价值？
李浩：怎么说呢？ 基本满意，我大约会给自己打80分吧。它对我以往的写作是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延续；它让我再次冒险，部分地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我对其中的某些掂对、设计依然有小兴奋；在这个充满传奇性的故事里我举重使轻，它部分地应当是“像鸟一样轻，而不是羽毛”，那种轻逸是我想要的，那种内在的凝重也是我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