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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进唐先生南归序》

2026-05-14 13: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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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格,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在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谦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传。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到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人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来师为大,其说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风末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梅。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


译文

古时候,道义统一,教化盛行。从卿大夫的子弟到普通百姓中的优秀者,都由官府设置教师来教导他们。在乡里有州长、党正这样的职官,在国都有师氏、保氏这样的教官。天子既承担了君主和师长的双重责任,他所选拔的教师,大多是道德与学问都很优秀的人,因此师道尊严,礼仪庄重。弟子们恭敬地站在老师身旁,进退举止都十分谨慎。内心因为有所敬畏而生出敬意,在外则通过学习来培养自己的才能。所以说:“师道树立了,善良的人就会增多。”就是这个道理。

周朝衰落后,教化无法普及到民间。孔子在诸侯中得不到任用,便回到鲁国在洙水、泗水之间讲学,跟随他学习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师门之兴盛,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但从那以后,人伦关系中便多了一种称为“先生”与“门徒”的关系,不再是治理百姓的官员所能过问的了。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分布到四方,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的先祖宗圣公(曾子)传给了子思、孟子,被称为正宗。其他人有的偏离了道而专门钻研技艺,比如商瞿把《周易》传给臂子弓,经过五代传到汉代的田何。子夏传《诗经》,五代传到荀子,后来又传到鲁地的申培公。左丘明传授《春秋》,传了八代到张苍。所以西汉的经学学者,各自都有师承渊源。然而源流越远,分支越多,所得到的学问也越来越琐碎,道也因此逐渐分裂了。到了宋代,程子、朱子出来,继承了孔子失传的学问,他们的门徒众多,可与孔子的邹鲁盛况相比。他们强调亲身实践,探究群经的要义,广泛寻求万物的道理,以尊重所闻、践行所知,数百人之中,人才济济、文质彬彬。所以说,论技艺则汉代经师更勤勉,论道义则宋代儒者更宏大,这种说法是公允的。元、明以及本朝初年,这种风气没有断绝。每有一位先生出现,就有许多门徒像影子一样追随他。虽然不一定都行束脩之礼,但也都恭恭敬敬地坐在一旁,应声答对,态度敬重。比如金履祥、许谦、薛瑄、胡居仁、陆陇其、张履祥这些人,论他们的品德,虽然不外露,但品味他们的言论,却条理分明、切合道理;考察他们跟随的弟子,也都行为规矩,成为乡里国家的榜样。正是由于先王的教化得以勉强延续,使那些顽劣之人有所顾忌而激发其廉耻之心,这未必不是诸先生讲学以及众多弟子追随附和的力量。《诗经》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实在是珍视这种精神啊。如今这个时代,除了乡试、礼部会试的主考官之外,再也没有所谓的老师了。偶尔有一两位才学较高的人,考求古书训诂,动不动就称道西汉经学,听到年高有德的人提倡义理之学,就讥笑、唾弃、辱骂。后辈青年想要从事义理之学,向前没有师友的帮助,向后又要遭到众人的嘲笑,也就只好退缩了。

我们湖南善化县的唐先生,三十岁时就立志学习洛学、闽学(指程朱理学),特立独行,即使被人诟骂讥笑也不后悔。庚子年,他以布政使的身份被召回京城担任太常寺卿。我们同乡的几个人,每天到他那里请教道德学问。即使像我曾国藩这样不才的人,也被义理所熏染,深切地知道大的规矩是不能逾越的。我不知道与古代求学者相比怎么样,但比起那些表面上恭敬对待主考官、厌恶轻视老成之人、稍有一点心得就沾沾自喜的人,我知道我是可以避免这些毛病的。

丙午年二月,唐先生获准退休,将回到湖湘一带养老。所以我写了这篇《师说》,以记录近年来向往圣贤之道的缘由,并且告诉我的同乡:如果有志于自立自强,就没有不对待师长的礼节恭敬严肃而能成就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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