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新春人物丨当代作家 张耀堂 作品年刊】

    张耀堂（原野），宁夏固原市人，1969年7月入党，1998年退休。宁夏老年大学文创毕业班及诗词毕业班学员。现为中华当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会员、老干部诗联学会会员。曾获得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新十景”诗词推荐优秀奖。区老干部局诗词征文优秀奖，宁夏老年大学建校30、40周年征文优秀奖。以及近年来全国性诗词大赛各种参与奖项。“全国优秀乡土诗人”奖。受聘为北京《诗词世界》杂志社常务理事，第二届《最美中国•优秀诗词散文精品选》编委会特约编辑，《新中国75周年文艺精品全鉴》编委。

我的父亲母亲

　　每年到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我总想写点什么：想写他们含辛茹苦，养育儿女成人；想写他们节衣缩食，拉扯孩子长大；更想写他们在教育子女、做人行事方面的德范品行。只是苦于我的文学修养浅薄，写作知识乏味，文笔表述较差，总觉得写不出来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的深情再造。然而为了完成这个朴素的心愿，我终究还是没能关住自己的心声，拿出了几十年藏于心底的话语，上达到父亲母亲天听。

　　父母亲是我的天和地。古语云：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视,寄於天聪以听,托於天智以思虑。盖以此文敬缅于我父母的灵前，当以慰儿女思报之情也。

　　我今年周岁80多，一生也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生平只有一个愿望：想写写我的父亲母亲，虽然这不能诠释我的孝道，但也可以安慰我亏欠父母的心灵。

　　我父亲1976年，52岁去世；我母亲2008年，85岁去世。他们一个是共和国复原退伍军人，一个是劳动人民家庭妇女。活着的时候，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有欢乐，也有悲伤；和所有的父母亲一样，他们也都有舔犊之情。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大，总想替老人家减轻一点家庭负担，结果是力不从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贫穷受苦，无法改变，愧疚之心，难于言表；埋藏胸中，又不甘心。说给谁听呢？茫茫四顾，犹如荒原迷踪。

　　01

　　我父亲名叫张世清，1925年生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贫穷汉。给有钱人打过工，他经历过解放前的剥削和压迫，最懂得珍惜好日子来之不易。1949年父亲参军，52年复原退伍回乡后一直担任初、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基层干部，很受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1976年患重病去世。没有遗产，也没有遗言，安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我觉得父亲身上有三个闪光点：一是善良耿直；二是聪明能干；三是大公无私。这是我家的传家宝，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02

　　小时候，我常听父亲给我们讲述他参军入伍后，解放军解放兰州的战斗故事，非常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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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夜间，兄弟部队28团在做好防御工事准备后，从下狗娃山发动进攻。

　　25号凌晨，随着“叭！”、“叭！”、“叭！”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我军第一野战部队再次向兰州马步芳守敌发动进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父亲说他们步兵勇猛果敢地冲向敌人阵地……经过一天激战，突破敌人三道防线，并且连续摧毁了敌人的碉堡阵地，矛头直指皋兰山的营盘岭和沈家岭。至中午为止，兄弟部队攻破被当时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后。父亲他们也拿下了马家山和豆家山这两块难啃的硬骨头。26号凌晨，天放晴了，19兵团与其他兄弟部队迅速攻入城内，共同消灭了城内的残敌。中午12时，兰州，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宣告解放。战斗结束后，父亲还得了一枚军功纪念章。

　　03

　　1955年，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但我已经清楚地记得父亲带头成立的晨光农业合作社。我们村子在平银公路经过的地方，是个十年九旱的贫穷村。打从我记事起，老天爷就没有好好下过一场透雨。土地老是干巴巴的，遇上刮大风，黄风土雾吹的人眼睛都睁不开，满嘴里净是沙子。父亲从部队复员返乡后，热情非常高涨，信心十足地组织互助组的社员，成立了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改变穷乡僻壤的面貌，父亲从乡信用社贷款，在县上买回一台老式链条马拉抽水机，从两丈深的清水河崖下抽水，灌溉干涸的土地，虽然是碱性苦水，但当年就长出了旺盛的庄稼。收割时每亩水地比只有90斤单产的旱地，多打了100多斤小麦。这下子，全社人都高兴得给父亲竖起大拇指，夸他敢想敢干。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们家第一次有了余粮，吃上白面馍馍。乡亲们一高兴，过年就在村子里办社火，扭秧歌、唱大戏。我父亲最讲究热闹，理所当然地成了主角，连我都成了扛旗子、跑龙套的小演员。

　　04

　　60年是个饥荒年。父亲办的高级社被人民公社取代了。59年吃食堂，大锅饭把各家各户存下的一点老底子都挥霍殆尽，还没有到年底，家家米干面尽，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我记得我那时已经从县卫校毕业，单独负责距家15公里外一个大队的卫生医疗和防疫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回去照应家庭。我家中弟妹多，母亲又是个小脚女人，没办法出外讨生活，所以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四处找粮食，养家糊口。父亲经常推着他那辆“生茂”牌旧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几十里以外的东山里跑，十天半月才能从亲戚处借（讨）得几十斤粗粮。有一次，父亲在一个亲戚家门口借粮时，被一条恶狗咬伤了腿，半个月都没能从炕上爬起来，但他依然乐呵呵地，把自己受伤不当一回事，马不停蹄跑了一个冬春季节，硬是把一家人从饥饿、死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05

　　成立人民公社时，父亲被选为生产队队长。早晨，天不亮，父亲第一个起床，喝过罐罐茶，然后在喇叭上通知全体社员上工。那时候实行包工制，农村里流传着一段当干部的顺口溜：“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活得不如羊。”以后，在64年的“四清”运动中，许多干部交代不出自己“多吃多占”的“罪行”，被反复批斗，听说有的地方还闹出了人命。我父亲是个“大克浪”人（土语，心宽），总算没有上吊，但心里不痛快，从此染上酗酒的恶习，直到最后他被白酒葬送了性命。

　　那年头，农村里没有出现过大的盗贼，但小偷小摸的人总是有的。为了维护集体财产，父亲没有少得罪人。有的当场被抓，有的过后查出。妇女在切土豆籽种时，顺手往衣服口袋或扎着的裤子里私藏夹带土豆，被监工组长发现后，责令其掏出归公。父亲知道了，虽开会严肃批评，但从未处罚过谁。因为父亲知道，都是生活所迫，只要东西没收归公，他就网开一面。父亲的生产队长一职，直到“四清”运动中被罢免为止。

　　我父亲心地善良又不徇私情，他处处维护集体，但对自家人却很苛刻，不但派重活、脏活，还少给工分，惹得家里人不高兴。

　　06

　　我父亲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就这，还是靠在旧社会他受雇替有钱人家孩子上学才学来的。1964年，四清运动来了，父亲被怀疑是“四不清”干部，靠边站。不久，他的生产队长也被罢免，队上交给他一群羊，让他上山放牧。从此他由管人变成管羊，别人揶揄他是“羊倌”，父亲只是“嘿嘿”一笑置之，并无任何怨言。

　　听我母亲讲，父亲的茶瘾很重，每天赶羊出圈之前，都要熬二两“安化砖茶”喝下。然后带上水和干粮，披着破羊皮袄，带上他那本从不离身的《三国演义》小说，赶羊上山。素常，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西面的黑嘴山，离我们村大概有十多华里。每天一上山，他把羊群赶到一个草好的地方，眼睛盯住那只耳朵被狗咬伤过的头羊——花耳子，放心地把破皮袄往草地上一铺，半躺在上边，眼睛盯着书本，津津有味地品读起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嗨，这与我羊倌何干？翻过：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对，就看这儿，一个卖草鞋的人居然还能这般模样，父亲开始入迷的读了起来。过了许久，他抬头一看，羊不见了，连忙丢开书本，拿起“剁铲”，追赶羊群去了。

　　07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当父亲安闲地守着羊群，过他自由自在的日子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羊倌”的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代之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运动会。

　　后来，“支左”部队把我结合进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当了二把手。村里有几个人秉承下了台的公社领导旨意，将我家划成“地主”。古人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变故。有一天，父亲来机关上偷偷找到我，说他想见见县上来的孙政委申诉。我将父亲带到县人武部孙政委下乡住的地方。他反映后，孙政委告诉我父“文革”中划的成份不算数：“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你不是地主，他也没有办法把你打成地主，回去放心劳动吧！”

　　然而，那些给我家定“地主”的人，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既不平反，也不退还“没收”去我家的“财产”。后来支左部队查清了我家被打成“漏划地主”的原因，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时把我家打了“土豪”，没收了一窑松木椽子。事实是，当时住在我家里的长征红军做饭缺少柴火，我二爷爷主动把家中准备盖房子的松木椽，取出来几十根无赏支援红军使用。为此，红军还给我家留下一个做收条的木牌子，上面写着“征用证明”，可惜这东西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08

　　就在父亲第二次当生产队长卸任不久，1975年秋，他在一次感冒中咳痰咯血，被医院查出得了肺癌。我和三弟把他送到西安市。在部队上服役的二弟，找到第四军医大学专家诊查，院方对我们讲，我父亲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部分转移到淋巴系统，动手术必须要输600毫升血，还不一定能从手术台上活着抬下来。于是我们决定干脆不做手术，回家保守治疗。熟人为我们联系了一辆等待大修未果返回银川的客车，我们买了一个新棉絮放在父亲坐的铁架子上。就这样一路从早到晚赶了13个小时路程，千里迢迢回到家中。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讲：“总算活着回来啦！”这是当年11月的事。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哀乐不停地从墙上挂着的喇叭里传出，父亲听了一遍又一遍，脸上老泪纵痕。他是在为周总理垂泪呢还是为他自己伤心呢，我没敢问。瘦骨嶙峋的父亲自知不久于人世，他精神好的时候，还宽慰自己说：“该吃吃了，该见见了，没有什么怨肠（土话，遗憾），唯一的一点是我还戴着个‘地主分子’帽帽，没有人给我摘。”我听后笑着对父亲说：“地主好啊，你到了那一世还能当个小财东呢，有啥不好！”父亲笑着点点头。停了一会儿，父亲怯怯地问我：“还能把我拉到医院里看看吗？”我说：“您老命大，和周总理得的是一样的病”，父亲听后点点头，再也没有提看病的事。1976年2月27日中午12点，父亲走完他人生52年最后的路，安祥地闭上了眼睛。

　　09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母亲离我们而去已经17个年头了。十多年来，我无一日不在想念我慈祥的老母亲。那时，她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和宽厚健康的臂膀，永远是我们兄弟姐妹赖以生存并深切怀念的幸福港湾，是她带给我们无限欢乐和甜蜜。每逢清明、春节，我都要对着我母亲的遗像说说心里话。

　　和尘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我母亲也有一颗仁爱平和之心，她对我们兄弟姐妹五男二女七个人的哺育之情，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

　　母爱像一场春雨，润物无声，绵长悠远；母爱像一首长诗，清幽纯净，和雅淡香；母爱还像一支抒情的歌，婉转悠扬，低吟浅唱。自从母亲在我家中去世后，我感到痛苦万分。每每追思，母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觉得她老人家依然和我在一起，相随、相伴、相融。

　　早些年我们在固原居住时，清晨，当我跑步锻炼，路过市文化街与西环路交汇处时，总不免要向西边的天际望上一望。那里有一个叫白马山的公墓，我的父亲母亲就长眠在那里。母亲虽然逝世，可我总觉得老人家并没有走远；回到屋里，看见太阳光照射着的阳台，觉得母亲仍旧坐在轮椅上，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吃饭时，面对饭桌前母亲坐过的位置，眼前老是母亲去世前一天坐在那里吃饭时的音容笑貌。那天是端午节，母亲吃的是饺子，一连吃了10个，一个劲儿称赞说：“香！香！”转天，母亲就去世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儿时昏暗的灯下，母亲为我们烧火做饭、缝补衣裳的情景，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再坐到她老人家面前，为她揉揉胳膊、捶捶腿啊！

　　10

　　我的母亲，是农村中土生土长的山里人，进城才是后来的事。她从小娘家贫穷，七八岁时吃野菜把肚皮都吃成了菜緑色。她不会识文断字，56年村里扫盲，还是我这个上小学的儿子，教会她写自己的名字“任秀英”三个字。父亲当兵走后。家里全凭母亲用辛勤的双手讨生活，抚养儿女。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母亲都是背着背篓，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母亲贤德、善良、淳朴，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屎一把尿一把地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养大成人的同时，还养育了一个一岁上离过生母的侄儿，后来还为我那族人二哥娶妻成家。母亲高尚的德行，在我们老家那是有口皆碑。

　　我的父亲复原退伍后，回到村里没有闲过一天，从办初级社到转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他都是忙着当干部，家里只能靠母亲一个人来操持。到76年父亲患病辞世为止，母亲没有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享福那才是她60岁以后的事。乡亲们夸赞说，那都是受苦受难修来的。

　　晚年的母亲，基本上都是穿梭在银川、西安、新疆、北京等几个大中城市，跟工作在那里的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过得很幸福。2008年4月，已经85岁高龄的母亲，一心一意要“叶落归根”。当她的孙子把她从银川接回到固原市我的家中时，人已经病得不行了，唯一能满足她愿望的是：能在活着的时候回到老家“睡土”（土话，安葬）。

　　我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对母亲尽的孝道太少。以前母亲几次和我一起生活时，由于我的工资低，家里穷，她没能享福。以后大家日子都过好了，母亲最后在我家中只活了五十四天，说实在话，我还没有稀罕够呢！

　　母亲对我的亲情，那是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长长牵挂；是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深沉感叹；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是白居易“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的无边思念；是辛弃疾“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伦之乐……

　　母亲虽然只平平淡淡地活了八十五岁，但她那无怨无悔的良母品德，却是留给我们兄弟姐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限于篇幅，母亲的事我只能写这么多。

　　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急着“叶落归根”回到银川，仍留守北京的话；如果不是2008年回到银川后的那一场冰冻雪雨自然灾害，造成她老人家孤寂染病的话；如果……我不敢再想下去……

　　但愿在天堂里的母亲，多一点快乐，少一些忧愁，永远不再追悔、伴随父亲安度天年冥岁，如若这样，那做儿女的也就都释然了。

　　感谢上苍，赐给我们宽怀慈祥的父亲母亲！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记我的老师于卫东

　　《礼记•学记》中有“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句。意思是教师先善其德，能够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做到为人师表，关生、诲人不倦、公平、公正，才能获得师尊。在我们宁夏老年大学就有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好教师，他就是诗词班的于卫东老师。

　　于老师2020年9月，受聘担任老年大学诗词创作班教师，之前他刚从宁夏地矿局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四年中他已经带出来两个结业班，目前还担任着3个诗词创作班的诗教工作。由于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任劳任怨，在教学中循循善诱、效果良好、学员满意、工作中成绩突出，2022年被宁夏老年大学授予优秀教师称号。

　　我和于老师相识相熟，是在2020年9月他受聘担任宁夏老干部局格律诗基础知识培训班教学期间。作为老干部局活动中心诗联学会的一名普通会员，我在这次培训班上聆听了于老师的普及格律诗词讲座，成为被培训的51名学员之一，深感荣幸。第二年我又接连参加了活动中心举办的初学者义务“格律诗基础知识培训班”，成为接受培训的41名学员之一。在这两次于卫东老师主讲的培训班上，我如同一块吸水海绵，拼命吮吸着诗词营养、不断填充自己那漫无边际且缓慢迟滞的大脑，要不是遇到于卫东这么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我一定是知难而退了。

　　2021年秋季宁夏老年大学招生时，我又报名参加了由于卫东任教的2021级诗词创作班，再次成为他的一名老学员。接下来我又毫不迟疑地报名参加了宁夏诗词学会举办的第三期“词曲创作辅导公益讲堂”，在“腾讯会议”线上参加视频听讲，并且完成老师线上布置的词曲作业。下次课前于老师对学员上期的作业，逐个批阅解读、摘优表扬。

　　说实在话，我退休以后的生活与别人不大一样，我一不会玩麻将，二不愿下象棋，唯一的爱好就是上电脑学写网文，在手机上浏览微信帖子与画音视频，我只喜欢诗文。

　　2011年时，我曾报名参加过宁夏老年大学文史班和诗词班。为了排遣老年人生活中的寂寞，我强迫自己在退休后，寻找适合的晚年乐趣。曾先后师从老年大学赵玉兰老师，北京《中华诗词》刘宝安教授学习过诗词。对比之下，觉得于老师“诲人不倦”的教学作风更让人受益。

　　他讲学总是重点突出，喜欢打比方、举例子，把学员感到困惑的理论难题，通过形象思维讲解清楚。他的教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融化其中，与学员打成一片。

　　经我亲手收藏的于老师自己制作的诗词讲座图片课件，就不下1000幅。我是玩过电脑图片制作的，设计制作这样的图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难怪有一次于老师累得“心梗”发作住进了医院。

　　看到学员有点滴进步，特别是学员的诗词作品发表在各级微刊纸媒及《宁夏日报》等新闻媒体上时，于老师总是不失时机地在课堂上点评，并送上鼓励的话语，甚至比他自己的作品登上报刊还要高兴。

　　认准了于老师这个人，我就一门心思地跟他学下去。在师生交往的这五个年头里，我们曾有过一次次地深入了解。于卫东老师不仅年富力强，热爱教学，而且还是一位公益思想非常强烈的知名人物。他2015年10月开始在铁路诗会（即后来的黄河诗词学会）担任诗词创作辅导教师，义务开展诗词基础知识讲座后，2018年10月还为银川市教育系统124名教师举办了一期基础知识培训班，义务讲学12次。2020年9月，受聘担任宁夏老干部局格律诗基础知识培训班教师，培训学员51人；2021年为格律诗初学者义务举办一期格律诗基础知识培训班，培训学员41名；2022年9月开始，为宁夏诗词学会义务举办“词曲创作辅导公益讲堂”一期，34讲，培训学员91人。2023年9月为宁夏诗词学会义务举办“对仗对偶培训班”十二讲，培训学员87人；2023年9月又为宁夏诗词学会义务举办“格律诗基础知识培训班十七讲”，培训学员73人；2024年2月为宁夏诗词学会义务举办“格律诗基础知识培训班”招收学员88人；2024年3月为宁夏诗词学会举办第二期“词曲创作公益辅导讲堂”，招收学员92人。

　　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他得到的收获也应该是满满的。于老师把教学中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理论的阐述，他撰写的教学论文《把握老年大学学员心理和教学的几点思考》，经蔡国英校长批示，刊登在宁夏老年大学《校园信息》上。

　　2020年他出版诗词集《东山沛水诗词集》，给每个喜欢他诗词的领导、学员和社会上的朋友，每人赠送一本。他还为诗友撰写诗词评论100多篇，发表诗词评论30多篇。

　　2017年10月于卫东当选宁夏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多次被宁夏诗词学会授予诗教先进工作者。2019年被西夏区授予诗词教学名师称号。2023年12月于卫东当选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并担任诗教工作委员会主任。

　　“路漫漫兮其修远”，祝愿于卫东老师在诗教道路上“老骥伏枥”“春风得意马蹄疾”，万里行路，小车不倒只管推，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