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北文学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
“新东北文学”是近几年兴起的文学话题，东北的文学由此进入到聚光灯下，这无疑对于东北文学来说是一次提速的机会。“新东北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包含着研究者的学术意图，他们在东北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发现了新的因素，他们试图对这种新的因素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具体来说，所谓“新东北文学”主要是指以辽宁三位“80后”青年作家的创作现象，他们被命名为“铁西三剑客”。2015年前后，这三位作家的小说相继在各种媒体上发表，并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者将其视为“东北文艺复兴”的征兆，从而引发了一波“新东北文学”的讨论热潮。公正地说，这一波讨论是面对文学现实而展开的，不是关在书斋里的空对空讨论，因此涉及到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但是，我对这一波讨论中所得出的一些认同度比较高的结论并不完全赞同。因为他们的结论并不完全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尽管他们是从现实出发来进行阐释的，但他们对现实的观察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的观察，现实的某些情况被他们所忽略。因此我的这篇文章就打算从被他们所忽略的某些情况说起。
“铁西三剑客”是怎么提出来的？
“铁西三剑客”是“新东北文学”话题的缘起。“铁西三剑客”是指辽宁的三位“80后”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品是2015年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发表在被作家们视为文学期刊“天花板”的《收获》杂志上。班宇也是在同一年在他供职的“豆瓣阅读”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铁西冠军》系列。在其后的几年里，这两位年轻作家陆续写出一批小说，班宇的《逍遥游》也在2018年的《收获》上发表。郑执的文学创作起步稍晚几年，他是2018年在一次“匿名作家计划”的比赛中以小说《仙症》获得冠军而一举成名的，《收获》杂志在第二年即发表了他的另一篇小说《蒙地卡罗食人记》。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将他们三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这三人的创作同时引起了辽宁省作家协会的高度重视。时任辽宁作协主席和党组书记的滕贞甫与我们反复商量，采取什么方式来推出文学新人。我们在商量中逐渐取得了共识，认为应该首先研讨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三人的创作，这不仅因为他们三人近几年的创作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创作具有某些共同的品质，可以构成一个文学整体。在为他们命名时也几经斟酌，最终确定为“铁西三剑客”。
2019年10月31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和《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金芦苇’工程‘铁西三剑客’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阎晶明代表中国作协出席了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说：“‘铁西三剑客’既是辽宁文学界的希望，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界非常重要的一支新生力量。‘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始终关注的是沈阳这片土地上的人最现实的生活，这一点跟现代文学史中的‘东北作家群’一脉相承。希望这次研讨会对三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作家有更直接、更切实的帮助，在未来中国文学版图上留下更深的印记。”滕贞甫表示，辽宁省作协将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做好文学辽军“铁西三剑客”这一项目的宣传和推介，树立辽宁文学品牌，展现辽宁文学强省形象，以文学之力助推辽宁的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辽宁日报》记者在报道中是这样总结研讨会的发言的：“大家认为，‘铁西三剑客’都是出生在铁西的作家，他们的家庭都在改革浪潮中都受到影响，他们的创作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状态，描摹生活在街道、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讲述当下，讲述自己。”［1］《小说选刊》杂志社为配合这次研讨会也在即将出版的第12期安排了一个“铁西三剑客”的专辑，收录有双雪涛的《火星》、班宇的《于洪》、郑执的《仙症》，以及我为这个专辑所写的评论《做祛邪除恶的侠士》。《小说选刊》在卷首语中表达了他们对“铁西三剑客”的看法：“以沈阳‘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80后作家集结出山，辽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其背后强劲的推力来自辽宁省作家协会，他们突出地域特色的‘文学地理’创作，重点聚集现实工业题材，着力打造以沈阳‘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80后作家队伍。”“沈阳铁西是东北工业的浓缩与象征，孕育了独具东北特质的工业文化。20世纪90年代东北经济的转型，给这群共和国长子的子孙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如今，骚年已长大成人，他们仗剑走天涯，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以文学的方式，继承了铁西的文化遗产，在冬天里开出钢铁的文学之花。”［2］我为这个专辑所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虽然主要是对三篇小说的评论，但也扼要说出了我们在研究“铁西三剑客”这一命名时的一些思考路径。不妨摘录几段文字：“他们是三位‘80后’，双雪涛、班宇、郑执，将他们命名为‘铁西三剑客’，是因为他们都是在沈阳铁西区成长起来的。铁西区好威武！它曾被称为‘东方鲁尔’，它的历史就是中国大工业的历史。十多年前来沈阳，我专程去了铁西区，它刚刚经历国企改革的阵痛，再也看不见昔日的辉煌，我看着路边一张张淡漠的脸色，就猜想他们也许是刚刚下岗的工人。那时候，‘铁西三剑客’只不过是十多岁的少年而已，这里曾经的辉煌以及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会在他们的内心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不用去问他们，就读他们的小说吧。这些印记在他们的内心慢慢长出了一株株文学之花。”“铁西区对这三位年轻作家来说，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铁西区更是一个历史符号和一种时代精神。因此尽管三位年轻人对于语言的感悟和嗜好不一样，但从他们的叙述里能够感受到相同的‘铁西’味道。‘铁西’味道与‘铁西’人有关。他们在小说中基本上都是写的普通人物，这使得他们能够准确触摸到铁西区的实质。因为铁西的世界就是由众多的普通人敲打出来的，铁西的辉煌也是由众多的普通人创造出来的。还有像他们小说中冷静的观察、宽广的胸襟、世俗的情怀，应该都与铁西区有关。”“铁西区的厂房不在了，但铁西区的浩荡之气还在。‘铁西三剑客’携着浩荡之气，他们要做祛邪除恶的侠士。”［3］
“铁西三剑客”率先由辽宁作家协会提出，由此可以看出，在“铁西三剑客”的创作中包含着能引起主流文学关注的内容，这种内容便突出体现在“铁西”这两个字上，“铁西”是指这里的工业精神和工人文化，它铸就了作家们不一样的文学品格。我们在讨论“铁西三剑客”以及“新东北文学”时，就不应该忽略他们与主流文学的关系。
新在哪里？
自从辽宁作协提出“铁西三剑客”并举行研讨会后，这个称号很快在文坛得到扩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创作也得到评论界的重视，一时间，不少文学报刊相继推出了对“铁西三剑客”的评论文章，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有评论家提出了“新东北文学”。这些评论家从“铁西三剑客”的作品里发现了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最早提出“新东北文学”相关概念的黄平在他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中是这样说的：“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以‘抗战’为背景，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这也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这一次‘新东北作家群’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4］后来，他在接受《文艺报》记者访谈时再次强调：“下岗悲歌歌一曲，狂飙为君从天落。什么是‘东北文艺复兴’？这就是‘东北文艺复兴’。”［5］
必须承认，黄平的学术嗅觉是敏感的，他抓住了“下岗”这一关键词，这也正是“铁西”这一词的重要内涵。“铁西三剑客”都生活在沈阳铁西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紧紧抓住了铁西区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即铁西区这个国有企业聚集的著名工业区，国企改革在这里造成了很大的震荡，几乎这里的每个家庭里都会有下岗工人，他们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铁西三剑客”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泡大的，他们写的就是对这种生活的体验和思考。黄平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这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6］黄平在这里基本上说的是对的，这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讲述的下岗故事，大概他是第一次从小说中听到下岗的故事，他感到了惊喜，因此他对这三位作家的小说冠以“新”的称号。按说下岗已经不算新鲜事了，东北人已经在下岗的生活状态中默默生活了十多年了。黄平没去想为什么十多年了才有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讲述下岗故事，他只是认定了“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黄平在这一点上说得不准确，他还没有全面了解东北的文学和东北人。在国企改革的那段时间里，在下岗工人如潮水般涌来时，东北的作家从来没有沉默。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太微弱，在当时喧嚣的文坛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关注，更不要说倾听。东北文学并不是只有到了“子一代”才开始讲述下岗故事，而是在下岗开始时，东北作家就以亲历者的身份代下岗工人发出了沉重的声音。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便是李铁。李铁出生于60年代，他年轻时进入国有企业，曾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他在工厂时就遭遇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晦暗时刻，那时候，国有企业不吃香了，工人阶级靠边站了。李铁当年在国有企业肯定感受到了这样的整体气氛，他也像众多的工友们一样，心情郁闷、憋屈，但国有企业所铸就的工人本色也使他和众多工友们一样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就决定了李铁当年开始书写工人生活的小说的基本旋律。李铁的旋律不像过去的工业题材小说那样高亢、雄壮，总是在高音区飘荡；也不像有些揭露国企改革问题的小说，总是在低音区徘徊。李铁的旋律是在中音区回旋，就像是说唱音乐一般地诉说着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偶尔会下沉到低音区发出悲壮的吼声。这是国有企业在特定时代的真实状况，也是下岗工人最真实的声音。李铁写下岗工人的小说相继发表于2000年前后，这些小说如《乔师傅的手艺》《工厂的大门》《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杜一民的复辟阴谋》等，带着当代工人的喘息声，在当时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但李铁的小说因为与当时的文学时尚相去甚远，因此也未曾得到评论家们的深入阐释。
我以李铁为例，还不仅仅是要说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东北文学从来没有缺席。而且我想将李铁与“铁西三剑客”作一比较。李铁是“60后”作家，“铁西三剑客”是“80后”作家，他们的叙述风格和拿腔拿调明显带有代际的差异；但是，在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和下岗工人的情状时，他们有着共同的立场，表达着相似的情感。这是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一个工人家庭，他们或者还在困顿的工厂里挣扎，或者成为下岗工人不得不在社会上寻觅生存的机遇。李铁作为父辈当年亲历了这种艰难并把艰难刻印在小说之中；“铁西三剑客”作为子一代，父辈在艰难中拼搏的身影始终伴随着他们在艰难中成长和成熟的经历，今天当他们动笔写小说时，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便喷涌而出。两代人的视角汇集到一起，将那一段共和国的历史书写得更为立体和丰富。比如双雪涛的代表作《大师》就是以一个儿子的视角写一名下岗工人父亲的。父亲会下棋，当工人后在工厂参加象棋比赛得了第一名，因此还收获了爱情。儿子从小佩服父亲，跟着父亲也学会了下棋。但父亲三十五岁时下了岗，从此生活变得一塌糊涂，老婆弃他而去，他只能借酒浇愁，每天神思恍惚，棋也不下了，成了一个傻子式的人物。有一天，十年前与父亲下过棋的瘸子犯人寻来了，儿子与他连下了三盘棋，都下输了，儿子气得哇哇大哭。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看着的父亲朝儿子走了过来，坐在成为了云游和尚的瘸子犯人前面说，来吧，我再下一盘棋。结局却是出人意料的。这盘棋杀得天昏地暗，眼看着父亲要赢了，但父亲将一颗决定胜负的卒子送到了对方将军的跟前。父亲这是主动放弃了赢棋，并非常痛快地让儿子叫和尚一声“爸爸”。这是一篇表现工人父辈的做人尊严和博大情怀的小说，也是一篇向工人父辈表达致敬的小说。关于工人的尊严和情怀也正是李铁小说的重要主题，他的《乔师傅的手艺》便与双雪涛的《大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乔师傅是某发电厂的一位女工，她深信“手艺是一个工人的尊严”，为此她一定要学会直大轴的绝技。掌握着直大轴绝技的师傅却有一个毛病，在男女作风上不检点，身为女性的乔师傅为了学到绝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做师傅。后来竟然就成为了师傅的妻子，在外人看来，她牺牲了自己的贞操和荣誉，她因此遭遇很多非议，但她无怨无悔，因为她终于掌握了直大轴的绝技。真正让乔师傅感到痛苦的是，她所掌握的直大轴的绝技却一直得不到用武之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此时社会上流行的是经商、做官，企业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责任制，工人的饭碗被抓在管理者的手里”，“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太重视工人的手艺了”。［7］就在她黯然失色地准备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次直大轴的机会摆在了她的面前，她不顾身体疾患，坚持来到了生产现场。在直大轴的过程中，她终于身体不支，将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所崇拜的绝技。李铁显然是将乔师傅作为一名为了工人的尊严和情怀而活着的形象来写的，在世俗观念里，她似乎失去了尊严，但她作为一名工人，她身怀绝技，她觉得这才有尊严。更重要的是，她的绝技是要为工厂而有所用的，她为此而焦虑，这恰是她作为一名工人的博大情怀。这篇小说相比于《大师》更具悲剧性，因为李铁当时在写小说时，面对阴云笼罩的现实，他悲观地认为，真正属于工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乔师傅在工厂现场倒下去，便是李铁以象征的手法暗喻了这一点。“铁西三剑客”的悲观情感也是相当明显的，但难得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父辈并不悲观和失望。他们仍然将父辈作为英雄来书写，哪怕自己的父亲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失败的英雄，他们也为父亲的英雄本色而骄傲。就像双雪涛在《大师》中对父亲的态度那样，哪怕父亲一度精神崩溃了，哪怕父亲都流落到街头了，哪怕父亲傻到都找不到家门了，在儿子的心目中，他仍然是“大师”。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年轻一代作家总是以强烈的叛逆精神来开辟新的空间，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待父辈的态度基本上采取弑父式的反叛性。“80后”作家在他们的青春书写中则干脆采取一种无父的姿态。同样是“80后”，“铁西三剑客”对待父辈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们是以致敬父辈的态度书写自己的童年记忆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书写下岗的故事时，他们与父亲属于一家人，他们在与父亲一起承受下岗的压力的。而他们所讲述的下岗故事并不是新的，而是延续了父亲讲述过的故事。
这就很好回答了“铁西三剑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他们的“新”并不是新在讲述了下岗故事。下岗故事从父辈一代就有人讲，只是有些人不注意听而已。他们的“新”就新在他们不把自己当成叛逆的一代，他们尊敬父辈，愿意在父亲还没有讲完的地方继续往下讲。
工人文化：“新东北文学”的核心内涵
黄平惊喜地发现了东北文学的“新”或者说东北作家的“新”。遗憾的是，他的发现并不是建立在对东北文学的历史性考察的基础之上而得出来的，因此他所说的“新”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即使“新东北作家群”这一命名，黄平如果粗略地了解一些东北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这十余年来的状况，想必也不会采取这一命名的。因为，早在十年前，东北就有文学批评家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作了相关的研究。2012年，《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主编林喦在刊物上开办“当代辽宁作家研究”的栏目，每期推出一个辽宁当代作家，在编刊的过程中，林喦逐渐形成了“新东北作家群”的观念，认为辽宁的当代作家正在酝酿新的文学因素。如他在2013年第5期的“主持人语”中就说：“当我们梳理和总结当代辽宁作家创作特色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那种从作品中喷涌出来的‘东北味道’就汇聚成了一张‘新东北作家群’的大名片。”［8］后来他对“新东北作家群”的阐释更为清晰明确，他专门写了《“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一文，他说：“‘新东北作家群’共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敏感地回应社会重大变革，蕴含丰厚的历史文化精神；深层次的忧患意识，从单纯的、素描式的人物向多样化、意象化人物形象的现代转型；于冻土中开掘温情，于富裕中发散浪漫；作家自觉的文体意识以及从现实主义传统向多元取向转化的审美选择，也促使这个特殊的创作群体的文学创作为文体建设和变革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9］林喦所界定的“新东北作家群”囊括了东北三省新的文学现象，他力求全面，给人感觉仿佛所有的新人新作都能进入到这个阵营，但这样一来，反而让这个命名失去了独特性和鲜明的切入点，这大概也是林喦的提法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后续反应的主要原因。
“新东北文学”是因“铁西三剑客”而被命名的，不少人在讨论“新东北文学”时也基本上局限于“铁西三剑客”的小说，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格局比较拘狭，他们所描述的“新东北文学”也显得轻飘飘的，并没有多少鼓舞人心的地方；而且让“铁西三剑客”来担当起“新东北文学”的未来，也的确令这三位年轻作家勉为其难。但我还是很欣赏黄平从“铁西三剑客”小说中对“下岗故事”的发现。可惜的是，他只看到了“铁西三剑客”，误以为下岗故事只是从子一代才开始讲述的。如果我们在黄平的基础上继续往回看，看到历史上父亲一代是怎样讲述下岗故事的，看到父亲一代与子一代所构成的精神链条，那么，关于“新东北文学”的内涵也许就会充实起来。
当我从历史延续性上来看待东北作家讲述下岗故事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东北文学”其实早在21世纪之初就开启了。21世纪初，以李铁为代表的书写，就种下了“新东北文学”的种子，“铁西三剑客”则可以视为这颗种子长出的大树（我在后面还会分析，长出的大树不止“铁西三剑客”）。也就是说，“新东北文学”是在21世纪初露出端倪，它是国企改革所激发出来的文学种子，在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准备之后，“新东北文学”的精神积聚起力量，影响到众多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局面。因此，下岗故事只是“新东北文学”的表象，它的核心内涵是工人文化，特别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工人文化。
工人文化这个词语我们很少使用，但它确实是东北民间社会很重要的精神资源，同样它也一直在悄悄影响着东北文学的创作。过去我们只说工业题材，这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所决定了的。工业题材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产物。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东西，因此在文学上如何写工业和工人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传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反映工人的小说。新兴的共产党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必须重视工业，哪怕还没有工业的经验和传统。左翼文学运动号召作家写工人，许多进步的作家下到工厂矿井，写出了工人生活的小说，比如巴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留下了《炼坑》《砂丁》等写工人的小说。但那时即使是写工人，也基本上是服从于表达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主题，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工业题材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思维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工厂属于自己的了，工人成为主人翁了，和平建设取代暴力革命了，这时候就有了工业题材的自觉意识。首先是理论家倡导，接着是作家们响应，深入到工厂去，一去就是一年半载，陆续就有了明确的工业题材小说问世。如草明的《乘风破浪》、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萧军的《五月的矿山》、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工业题材的题材意识主导下进行创作的。草明被称为工业题材开拓者。先有理论，后有创作，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工业题材的基本特点。先行的题材意识自然克服了工业题材缺乏经验和传统的障碍，在短期内就收获了一批工业题材的作品。但是这也先天地带来了工业题材的最大问题，这就是形成了概念化、公式化，难以培育起真正活生生的关于工业题材的文学经验。照说，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文化环境应该更有利于工业题材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国有企业面临着重重问题，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正红红火火，这一切为工业题材提供了非常多的新鲜经验。可事实上，九十年代没有造就工业题材的非凡，反而是一步步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因为面对新鲜的经验，过去的题材意识的惯性思维使得作家们迷茫，不知所措。当然，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九十年代以来，作家们的写作姿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指，作家们在去政治化的同时，也放弃了文学的社会担当。这时候，再提所谓工业题材的时候，就仅仅是指写作的对象，而不包括题材本身应有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工业题材创作中的题材意识逐渐被淡化。但是，工业题材小说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工人文化的影响。而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形成了强大的工人文化传统。当工业题材意识逐渐死去后，工人文化的影响就逐渐彰显出来。新东北文学之新就新在工人文化的崛起。
工人文化是什么?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曾陷入了沉思，因为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被编织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了，这表现为方方面面，从习俗、传统到日常生活等等，在此背景之下，文化因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理解阶级概念的重要立足点。我比较欣赏威廉斯的观点，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他把资产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区分开来。资产阶级文化是“基本的个人主义观点、制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出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目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基本的集体主义观点、制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出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目的”。接着，他道出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成就：“工人阶级由于它的地位，从工业革命以来，就没有在狭义上创造出一种文化。工人阶级所创造，并对识别他们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是在工会、合作运动或政党里产生的集体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文化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根本上是社会化的(从它刨造了制度的意义上)，而不是个性化的(从创造精神或虚构作品上看)。当从内容来看，就会发现它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性的成就。”［10］威廉斯的观点仿佛就是针对中国说的，在中国，很难说有一种确定的工人文化，但工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活生生的经历”（威廉斯语）中就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
小说与生活直接相关，作家在描述生活时，最容易触摸到工人文化。为什么工人文化的崛起会在21世纪前后？一方面题材意识的淡化，作家们不再在理论的约束下去书写工业和工人。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和大量的下岗工人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工业秩序，造成工人生活的大动荡，从而使隐形存在的工人文化凸显了出来，并成为引导新的生活秩序的重要因素。
工人文化的崛起，首先表现在工人主体性在小说中得到加强。
尽管工业题材曾经被强调到重要位置，但在工业题材小说中，工人的主体性是不明确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题材体现为政治意识形态性，它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之下，革命阵营的分垒就成了主体性的依据。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下，经济意识形态取代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建设的策略性考虑，有意模糊了阶级或阶层的功能区别，有意模糊了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于是谁在经济上具有主导权，谁就成为了主体。这已经突出地反映在文学写作中。我们看到大量写当下现实的小说，官员和企业家共同成为了主体。虽然在当前的经济意识形态中，企业家处在主体的位置，但从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工人仍然应该成为作家关注工业题材的主体。然而，当我们明确地强调工业题材的主体应该是工人时，却发现在现实中，工人的主体性成了问题。随着股份制和产权分立等一系列完全市场经济化的措施的执行，国有企业的性质迥异于计划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的地位和待遇都发生的重大的变化，即使还是那些厂房和设备，而站在机器旁的工人们已经从过去的主人翁演变为今天的雇佣工，因此他们的主体性大大地削弱了。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工人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了。由于工厂的性质多样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呈现不同的企业文化形态；同时企业雇佣工人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化，铁饭碗几乎被彻底砸碎。
工人作为文学的主体，往往是通过工人文化体现出来的，不是说一定要有工厂和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形象，才突出了主体。有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那些工人文化的隐型表达。比如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作者多半采取第一人称叙述，他们顶多是工人后代，但他们生活在铁西区，沉浸在铁西区的氛围中，踏着铁西区的节拍。而铁西区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人主体。他们在小说中基本上都是写的普通人物，这使得他们能够准确触摸到铁西区的实质。因为铁西的世界就是由众多的普通人敲打出来的，铁西的辉煌也是由众多的普通人创造出来的。还有像他们小说中冷静的观察、宽广的胸襟、世俗的情怀，应该都与铁西区有关。
李铁作为曾经是工人阶级一员的作家，他在书写工厂里的故事时，具有鲜明的工人立场，抱有真挚的工人情感。在他的小说里，工人的主体性更是毋庸置疑。如《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里，于美人是某工厂的厂花，为了报答不让自己下岗的恩人关总，她主动成为了关总的情妇。这样一个遭人非议的女人，李铁完全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来书写的。她无权无势，仅有姿色可利用。她不仅为自己，更是为自己的工友们。因此当她意外死去后，会有那么多人悄悄地给她的墓地送上玫瑰花。在《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写了女工杨彤下岗后，只好去乡下的农民企业主那里打工，她似乎摆脱了下岗的困厄，但她的精神仍然非常痛苦，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国企工人的尊严。《中年秀》里写工人许志勇内退后去开出租车，一次次被人侮辱和欺骗，他已经像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无奈地活着。读这些小说，就明显感到，作家始终纠结于工人主体性的失落。
在李铁和“铁西三剑客”的小说里，因为主要是围绕下岗故事而展现工人主体性的，因此更多的是展示他们面对逆流时的顽强，也抒发他们对社会不平的呐喊。但随着国企改革走出困境，工人们（包括下岗工人）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步履，这种主体性更多地展现出工人文化的乐观主义和建设姿态。其实在李铁早期的下岗故事里已经包含着这种乐观主义和建设姿态了，比如在《梦想工厂》里，企业的工会主席赵吉为安置下岗职工要建一个水泥厂，他接受这个任务后，就梦想着要建一个工人是真正主人的企业，在这座工厂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革命工作人人平等,厂长的收入不会比一线工人高,也没有权力让某个工人下岗回家,这里没有歧视,没有独裁,重大决策由大家投票民主地做出决定。这里甚至没有竞争,大家都在一种平和的无忧无虑的状态下工作着。但水泥厂建成后，他所有的梦想都无法兑现。小说结尾时，李铁这样写道：“我知道你会说赵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但我要说的是行得通还是行不通在这个故事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赵吉有这么一个梦想，同样重要的是赵吉毕竟是我虚构的一个人物。”［11］我以为，这就是工人文化的乐观主义带给李铁的梦想。
李铁是一名“60后”，当时“60后”已经成为小说的主力，并在叙述、主题和审美上体现出一系列的代际共同性，但在李铁写工人的小说中这种代际共同性表现得不明显。“铁西三剑客”是“80后”，他们对于童年和青春的书写同样迥异于“80后”作家所共有的代际特点。李铁和“铁西三剑客”都表现出与同一代作家异质的东西，这种异质的东西可以说都是工人文化的主体性所赐予。
工人主体性的强化，使东北作家重新调整了观察现实的视角，他们对现实的叙述也变得更为自信起来，于是，我们在新东北文学中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让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则有：班宇的《缓步》、李铁的《锦绣》、老藤的《北爱》等。
班宇的《缓步》是他最新的一本小说集，收入的九篇作品除《于洪》以外都是他近一两年所创作的。相比于过去侧重于写童年记忆，班宇近期的创作主要表达他对现实的体察。他仍然写普通的人物，写他们的弱势、缺陷和困顿；他也仍然与小说中的人物站在一起，与他们共同感受人间的冷暖，与他们共同承担精神的忧伤。这些小说里，少了一些对故事的铺陈，而多了想象、象征和沉思。这既缘于他对语词的自觉，也因为他更在乎对内心的抒发。在对内心的抒发里，一方面加强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凸显出他面对生活的乐观情绪以及对于愿景的执着。班宇以小说《缓步》的篇名作为这本小说集的书名，大概说明他很看重这篇小说，且以这篇小说为例，看班宇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内心的。主人公的妻子弃他而去了，他带着一个听觉先天性畸形的女儿一起生活，生活有多难可想而知，他因此也对声音特别敏感。小说是大量他们生活琐碎的细节，班宇在叙述中最在意的是，小女儿虽然不能像健全儿童那样感受世界，但她同样充满孩童的想象；主人公也被女儿的童真所感染，女儿仿佛成了他的精神源泉，他在妻子离去后，才真正懂得了女儿的意义：“原来我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女儿，每一个时刻里，她都在为我反复出生。”小说写到一个缓步台，这是主人公与女儿经常要经过的地方。班宇说：“缓步台的左侧如悬崖，下面是无声的幽暗，另一侧是住户们的北窗，拉着厚厚的帘布，或用无数的废箱堆积遮挡。”这应该就是班宇对世俗生活的描述：一边是悬崖般的危险，一边却是藏在窗帘背后庸常的日子。但是，主人公和女儿乐于以想象去丰富缓步台四周的情景，或者去模仿追逐科学家的企鹅。他们的内心始终响着一种快乐的声音，这声音“正如凌晨里悄然而至的白色帆船，掠过云雾，行于水上，将无声的黑暗遗落在后面。”［12］
李铁的《锦绣》通过一个工人家庭的两代人的命运，书写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表现出一种中国工人所特有的家国情怀，我将其称为国有企业情怀。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这种情怀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社会体制人民性的呈现方式之一。因为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新中国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最直接体现在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上，工人阶级几乎成为国有企业职工的代名词，中国现代化所开启的中国工人的精神传统也主要由国有企业所传承和延续的。”［13］如果说，当年李铁写下岗工人时是一种吟唱真情实感的说唱音乐，带着一层失意又带着一层释怀，那么，此刻他写《锦绣》，是工厂里被唤醒了的主人翁意识给了他底气，他的旋律变得嘹亮了许多，他也重新认识了工人群体，并以工人的身份唱了一支咏叹调。张大河是小说的主人公，李铁以工匠精神赋予张大河精神品格上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特征。在李铁看来，今天的工人仍然应该凭借工匠精神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小说中的钢铁厂经过改革、重组又焕发出了生机，但李铁的书写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目光一转，投向了曾经的下岗工人。张怀勇曾经是实施工人下岗方案的厂级领导，但他心里始终装着下岗工人，每当工厂有了起色，他就想着要设法将下岗工人招回来。后来张怀勇当选为全国优秀企业家，李铁特意写他乘车去北京领奖的途中，在加油站遇见了一位锦绣厂的下岗工人，他一下子心情沉重起来，感到自己要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写到这里，李铁笔锋一转：“朝前望，正是九、十点钟的光景，阳光洒了满地，道路、树木和田野上泛起绸缎般的光泽。”［14］这是李铁对国有企业未来前景的美好想象，这样的未来前景，不仅关乎国家的强盛，也关乎人民——当然必然包括了所有下岗工人——的幸福。这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种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
老藤的《北爱》［15］是以辽宁的飞机制造事业为背景的。辽宁有一家制造飞机的大型企业“沈飞”，它坐落在沈阳市郊，被誉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沈飞在市场经济的挤压下也曾生存艰难。但他们挺过来了。若干年后，他们出色完成了给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设计制造歼击机的新闻，就让全国人民再一次领略了沈飞的威风。小说中的鲲鹏集团就是一家制造现代飞行器的大型国有企业，这里显然有着沈飞的影子。小说主人公苗青是21世纪之后的博士生，她的父亲是学飞机制造的大学毕业生，但受条件限制，他设计飞机的梦想无法实现。从小受到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苗青上大学也选择了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踏着父亲的足迹再次北上东北，在十年的奋斗中，她在无人机领域闯出一片天地，接着由她领衔设计的隐形超音速飞机G31成功飞上了蓝天，并朝着更宏大的目标努力奋进。这是一个两代人接力追逐飞机梦的故事，这个故事真实反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运演变。小说所洋溢的乐观主义情调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21世纪初，李铁等作家为“新东北文学”孕育了新的种子，“铁西三剑客”是新东北文学的大树，李铁的《锦绣》和老藤的《北爱》也是新东北文学的大树。他们都得益于工人文化的滋润和浇灌。
注释：
（1）赵乃林：《“铁西三剑客”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辽宁文学崛起新生力量》，《辽宁日报》，2019年11月8日。
（2）卷首语：《小说选刊》，2019年第12期。
（3）贺绍俊：《做祛邪除恶的侠士》，《小说选刊》，2019年第12期。
（4）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5）行超：《黄平：让我们破“墙”而出——“新东北文学”现象及其期待》（访谈），《文艺报》，2023年6月26日。
（6）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7）李铁：《乔师傅的手艺》，《青年文学》，2003年第1期。
（8）林喦：《当代辽宁作家研究》主持人语，《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9）林喦：《“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芒种》，2015年第1期。
（10）胡小燕：《文化抵抗与工人阶级文化重塑》，《西部学刊》，2014年第10期。
（11）李铁：《梦想工厂》，《清明》，2006年第3期。
（12）班宇：《缓步》，《收获》，2021年第4期。
（13）贺绍俊：《国有企业情怀的叙事诗——评李铁的〈锦绣〉》，《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14）李铁：《锦绣》，春风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45页。
（15）老藤：《北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