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骠：场上案头一小子
钮骠，1933 年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曲学院原副院长。
记者：您最近在忙什么？
钮骠：我这半生参加了很多工具书的编撰，《京剧选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昆曲艺术》《中国戏曲志·北京卷》等，其中担任全书编委和下卷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京剧史》的出版，获了一些奖。我是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原来是《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之后又参加《中国昆曲百科全书》编撰，现在已经杀青了。应北京出版社的邀请，我主编了《中国京剧版画》（1959年版画收藏家王树村先生编选结集，戏曲史家陶君起先生撰写剧目导读），这本书出版六十多年，早已绝版，现在我在收藏的原版基础上影印，重新作注释、校证，含传统剧目100出，应该是研究京剧发展历史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另外北京出版社还即将出版《场上案头一小子——当代伶工钮骠采访记》。我的个人专著《笔耕录》也有了点眉目。
记者：早年您曾对戏曲表演理论提出过“形神论、虚实论、情理论”这“三论”，并联系实践加以详细论述，主张戏曲表演要重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在理论方面您是很有建树的。
钮骠：我认为京剧史应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京剧界没有文化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行头中常用的披，多年来都被写成帔（念pèi），其实披和帔在形制和适用场合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服饰。演剧体系的会我参加过多次。我有一个看法，说“三大体系”不恰当，主要是东方演剧体系和西方演剧体系，两个体系下面有若干分支，东方的演剧体系包括了中国戏曲。我认为《牡丹亭》超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杜丽娘不甘心死，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这在生活中不可能，但是观众接受了，这是汤显祖的伟大。陈寅恪先生是大学者，也认为《牡丹亭》是“千古绝唱”。
记者：您在舞台上塑造许多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戏曲学术研究成果，能谈谈对您影响比较多的人有哪些？
钮骠：周贻白先生是我的开蒙老师，欧阳予倩先生把他从香港请回来，组建戏曲史研究队伍，落脚在中央戏剧学院，我们中国戏曲学校的戏曲史课也是请周先生上的，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戏曲史笔记。
1957年，任中国戏曲学校副校长的史若虚先生把我派到萧长华先生身边当专职助教，让我“有闻必录”，我记录整理了萧长华先生的艺术经验，还有和徐兰沅、姜妙香、载涛、尚小云等前辈之间的谈戏说艺等内容。萧老管我叫“书童”，白天工作在一起，晚上经常在一个炕上睡。用北京话说，就是“长”在他家里。后来整理出版了《萧长华演出剧本选集》和《萧长华戏曲谈丛》——这里头也有故事。“文革”期间破“四旧”，我当年的记录本被当作“封资修”归到垃圾里处理。正好曹慕髡先生和我大哥钮隽被派去处理“垃圾”，发现了我的一大摞记录本，一翻，有萧老的、周扬的讲话内容，就冒风险拿出来了。
记者：您和吴小如先生也过从甚密，是否在读书方面也经常切磋？
钮骠：我大哥和欧阳中石都在北京大学读书，都上吴小如先生的课。吴组湘先生说，吴小如先生的课上座率高，戏曲知识和文学知识都融汇在一起。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在红旗夜大学从吴小如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后来又去他家里上课，吴先生单独给我吃“小灶”。这种师生关系保持了半个多世纪。我八十多岁的时候，学术上一有问题还会让学生陪着到吴先生家里请教。
记者：能谈谈您的读书吗？2000年您就获得“北京市第二届家庭读书藏书状元户”，您的人生不同阶段的阅读各有什么特点？
钮骠：我在文化生活上有三个爱好：读书、京剧、曲艺。小的时候我就爱逛书店，经常星期天去逛书店，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到一个地方看见书店我就想去。买书，也买工艺品做书签。我从小到老都是书痴，是书迷，工资不高，有点稿费就买书，现在有四万多册书，有自己买的，也有朋友送的，吴小如先生、周贻白先生、翁偶虹先生都有赠书。
早年书也便宜，1956年我去浙江昆剧团“留学”，受到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等前辈的亲自教导，回北京就到书店买书，戏曲的、文学的、历史的，大书小书……当时出的几乎所有戏曲剧本的单行本我这儿都有，大概有几百本。“文革”时破“四旧”，我和妈妈说，赶紧把这些剧本先送到废品收购站，让他们打个收条，事后再买回来。废品站不干，没卖成，只好又拿回来垫了箱子底儿。没想到后来编戏曲教材就用上了，我当教研室负责人，学校出的《京剧选编》和其他剧目教材，素材都是从我买的书里来的，那时候几分钱一本的，现在挂到孔子旧书网上标价就高多了。
后来经济上富裕了，一买就一整套，中华书局出的全套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108卷，定价39800元，吴小如先生和中华书局打招呼，说自己要买这套书，能不能打个折，他自己没法取，让学生钮骠来取——实际上是帮我买书。
记者：那您是不是也有不少和书的故事？
钮骠：前些年到慧忠里第五大道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摞书，走到门口时看样子要下雨，想打车，根本打不到车，我就坐公交车回来了。下车时雨下大了，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我抱着书穿过广场回家，走到半截摔一跟头，伞也丢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抱着书跑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回家才发现眼镜也没了。但意外的是，书居然一点儿没湿。
记者：这么多书，您有什么读书习惯？
钮骠：我要求我的学生“五多”：多读书、多看戏、多动笔、多问学、多思考。看书一定拿笔，要写笔记，不然白看。我到现在九十多了，看书还做剪报、做笔记，天天如此。吴玉如先生（吴小如先生父亲）教书要求背，他的学生全得背下来。
记者：那您对自己、对学生有什么要求？
钮骠：我是当编辑出身，爱“择（音摘）毛”，不是我爱挑错，我编的书里不允许有“臭虫”，不放松一个错字。京剧是国粹，不能这么留给后人。我做不成、也不想做板着脸说教的大理论家，只习惯做点实际的工作；我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能够做到场上与案头融为一体，场上人（戏曲演员出身）要能演能教能写能论，案头人（文科专业出身）要有舞台艺术知识，这样才能避免说外行话。有些我们的理论纸上谈兵，说不到痛处，说不到该说的地方，甚至有的人研究戏曲，连后台都不去。我在后台演了几十年戏，写东西也写了一辈子，作为一个合格的戏曲教师，应该是导演和教戏融为一体，既是教师又是导演，王瑶卿、萧长华、王连平等前辈都是如此，要做到使学生学完戏以后懂得自己应当怎样创造角色，就不用再找导演了。
2000年，中央戏剧学院纪念戏剧史家周贻白先生100周年诞辰，黄宗江先生在纪念座谈会上说周先生是“场上案头一大家”，我的老师周贻白先生是“场上案头一大家”，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希望将来有人说我是“场上案头一小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钮骠：我睡前不卧床看书，我看书都是坐着看，因为要记笔记。文学史的书都放在案头的，戏剧史之类的书，我会一读再读。现在我除了看书就是看报。看见《北京晚报》刊登的书市活动，真想去，现在走路吃力了。以前北京书市我几乎每次都去淘书。
记者：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钮骠：《俞平伯谈昆曲》、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讲座》和《京剧知识词典》。
记者：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艺术家或学者出席，您会邀请谁？
钮骠：想请的出不来了。迟金声现在一百多岁了，他是马连良的得意弟子。季羡林、钱穆、俞平伯、徐凌霄、周贻白、王瑶卿、萧长华、王传淞、吴小如、翁偶虹、景孤血、王荣增、萧润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