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大地上的守夜人（下）
民间文学与《九月寓言》
记者：1988年10月，你参加民间文学讨论会并发言：“民间文学给了我们真正的滋养。它既是一个品种，又是一个根源。它常常能够给作家注入创造的活力，使其生气勃勃。”怎么理解“民间”与“传统”对你写作的意义和带来的变化？
张炜：民间文学指口耳相传、最后由文人整理成的作品，如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它和通俗文学是不同的，后者有具体作者，民间文学由无数人经过漫长时间才完成。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对写作者是必须的。广漠的民间是文学艺术的土壤，具有无限生长的可能性，生机勃发。阅读中最让我兴致勃勃的，是一些中外民间文学集。我们所熟悉的“荷马史诗”，正是民间文学。它和杰出的文人个体写作一起，构成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代表。
记者：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是你在《古船》之后创作上非常大的一个转向，小说的灵感、文本、结构、主题怎么得来的？
张炜：它差不多和《古船》的创作冲动一起出现，只是还没准备好。《古船》发表后，要考虑怎样把它落实到纸上。这时陷入的是新的激动，它以童年时代流连日久的那个小村，那个由流浪汉汇聚的十七户小村为蓝本。那种生活留下的印痕太深了，简直溶化在血肉中。这样的写作是回忆也是畅想，格外流畅、愉快和感动。就这点来说，我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够与之比拟。我在这次写作中有陶醉感。我不能掩饰这种心情，我喜爱这次写作，这是一次不可重复的精神漫游。
记者：《九月寓言》在什么环境里写出来的？听说当初的发表有些波折。最初你把《九月寓言》给了《当代》杂志，没想到主编秦兆阳反对刊发作品。在何启治保留的信中，记下了秦兆阳关于《九月寓言》的十条意见，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小说描写的“生活”及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尤其与“解放后的农村实际情况”作对比，认为小说表现得不真实；其次，在于小说所体现出的“片面认识”“偏颇思想”，他认为小说中的“抽象人性论”“人命意识论”，抹煞了农民要求出路的阶级本性以及“有组织有领导的理性作用的必要性”；再次，是他对小说采用“寓言”这一艺术形式不满，他认为这部小说所寓之意是“针对生活”的，并且在假托性和寓意性两方面都不成功。何启治在《是是非非说“寓言”》一文中，讲述了《当代》杂志未能刊发张炜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幕后故事：时任《当代》副主编的何启治与青年编辑洪清波都主张刊发，但由于主编秦兆阳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被撤稿，没能在《当代》发出。当这部小说不久在《收获》杂志1992年第3期上发表后，却很快获得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多年后，《当代》杂志编辑汪兆骞回忆，“《收获》全文发表了《九月寓言》，震动文坛。那年秋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兆阳先生竟重提《九月寓言》，他说，当初眼疾甚重，无法全读，看了一部分，主要听汇报。对《九月寓言》的错误判断，过多考虑刊物的安全，是初衷，但多虑而失察，酿成判断失误。这是一个老编辑的失职，对张炜不公，对《当代》也是一大损失。最近他又让家人读了一遍。他说，《九月寓言》里的精神固守，包蕴着大地的苦难和诗意的栖息，小说已进入诗性和哲学的层面。此外，兆阳先生仍坚持他对《九月寓言》的批评：处理历史、道德与审美关系上的失当。”此后，《九月寓言》先后获第二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一等奖、“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入选北京大学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张炜：《九月寓言》原要在《当代》杂志发表，后因故移到了《收获》。《古船》和《九月寓言》发表时都遇到一些波折和坎坷，一本书顺顺利利出版的情况也很多，遇到坎坷的情况也很多，这没什么。我很尊重的一位文学前辈，曾对《古船》称赞得不得了，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但他看了《九月寓言》送审稿后，竟然说，再也不能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农村写得一团漆黑了。实际上《九月寓言》写得更多的是劳动的欢乐和人的顽强，是坚忍不拔、跋涉千山万水寻找新生活的信念。至于说小村人生活得苦，那只是现实而已。我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九月寓言》里写他们吃地瓜干——地瓜不好保存，那里地下水位比较高，不像南部山区，山区人可以打一个“地瓜井”，把地瓜放到里面保存到来年春天——小村人必须将地瓜切成片晒干，装到囤子里保存，太阳好的时候还要赶紧拿出来晒一遍。这是一年的口粮，要谨防发霉。我亲眼看到小村人将长出绿毛的地瓜干晒一下，然后拍拍打打重新装回囤子里。这要吃上一年。这次发表耽搁了也有好处，就是经过仔细考虑，我将原稿中“忆苦”两章删除了一章，精简了两万多字，使整部书变得更简洁更有了张力。
记者：读《九月寓言》，《古船》里那种沉重的历史透不过气来的紧张、压抑感被一扫而空，《九月寓言》是大地上人间烟火的天地人结合出来的“元气”，是人在大地上劳作、生存的欢乐和生命的飞扬。从《古船》到《九月寓言》，你在思想和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
张炜：《古船》是我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对我当然很重要，任何一个作家的首发长篇对他都非常重要。在专业圈的评价上可能《九月寓言》更高一些，但综合评价，《古船》的冲击性、阅读的传播效果、社会层面的影响更强烈。它发行量很大，版本也特别多，国内外加起来有六七十个版本。《古船》发行了近四十年，《九月寓言》三十余年。《九月寓言》发行量也大，有四十多个版本。我很早开始接触西方经典作品，近二十年阅读中国经典比较多。当然，西方的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贡献。追溯西方传统经典，会发现它拥有古典主义的崇高，深深地感动了读者；而现代主义以全部的复杂性，使读者沉迷。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从古典的河流一直流淌下来，随便舀出一勺化验，仍能分离出崇高和震撼。《古船》和《九月寓言》美学品格不同，甚至呈现极端化的差异，但共同的一点是，作者的心弦都同样紧绷，都来自深刻难忘的记忆，都发掘于心底的痛楚和欣悦。我知道代价是什么。单从字迹看，它们都是正楷刻纸，那是庄敬的心情。从第一部到第二部，我没有想过改变，只是在心中抄写：它们早就贮藏在那了。
记者：上海的评论家们甚至认为它在艺术上超越了《古船》，《九月寓言》在艺术表达上“举重若轻”，把重的思想和小说主题用“轻”的方法处理，在传统继承和地域传统上，“鲁”文化里的“沉重”换成了“齐”文化里的“诗意”；小说立场从历史、正史变成了民间立场的“世道人心“，“精神士大夫价值观”变成了“大地上漫游的民间说书人”。你的散文《融入野地》，“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从《古船》到《九月寓言》，“走向民间”，你的精神谱系从此定格：民间立场和大地情怀。为什么？
张炜：评论家的思维有学术的清晰，还有理论的高蹈和圆融。作者自己常常是盲目和沉醉的，有时甚至感觉不到立场的移动和改变。他只是往前，走向另一段里程。每一段旅途都是不同的，景致也会变换。在我的经历中，大地漫游的感怀更为强烈。我一旦回到这种记忆和感受中，要说的话会增多。《九月寓言》和《融入野地》是刚刚打开的一扇门，我知道这门还要打得更开敞。
记者：关于《九月寓言》，和《古船》一样，当时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为《九月寓言》写下了评论，这些评论，大大拓展了作品的意蕴和艺术解读空间。
张炜：这些评论家的敏与思，不仅是对一部书和一个人的。他们的洞见刻在了文学记忆中。功利主义盛行的时刻，这样深刻的言说就会停息下来。评论家与作者一起感知和成长的时代，才是美好的季节。那样的季节一旦过去，生长的就应该是其他了。
记者：《九月寓言》里有中国古典传统的表达（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使用了现代主义的文本、结构。你在长篇小说领域，本土表达的“自觉”和坚守，是怎么来的？
张炜：这些大致还不是方法的自觉，而只是气息和气韵的把控。我不想照搬西方文本，也防止向古典直接取力。只有在日常持久的阅读中接受的启示和营养，才会呈现一种有机性。我信任沉浸，让自己陷入真实的情感海洋中，自林野时期到后来几十年的文学阅读，更包括游走的长旅，开启的一扇又一扇门让我通过。我们这一代幸运地经历了那么多荒唐，又经历了国门开启的热风涌入，接受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洗礼，也就不会轻信和天真，标准不再单一和盲从。
记者：在文学的意义上，怎么看你在创作上的传统和现代？
张炜：一个写作者不能获得传统的力量，就不会现代。那只可能成为一个描红者、一个另类老土。中国现当代小说学习西方比较多，这里指雅文学，中国的小说传统，大部分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没法继承，因为没有清晰的路径。中国传统中最发达的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和诗。传统小说大致是通俗文学，属于广义文学的范畴，而纯文学（雅文学）是狭义的文学，在四大小说名著中只有《红楼梦》是雅文学，另外三部是民间文学。因此，中国现代小说不得不大量借鉴西方。但整个雅文学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如《诗经》、诸子百家、《史记》等经典。当代小说或将努力向中国雅文学的源头靠近。
记者：你怎么理解“现实主义”，以及先锋退潮后对现实主义的回归？
张炜：“现实主义”作为刻板和固守的概念，在写作实践中不容易被认可。杰出的作家应该是才情飞扬的。有人想用那种老旧的学术概念取代优秀和杰出的创作，这是行不通的。如果真要“现实”，那就一定是与数字时代相谐配的“现代主义”。真正的先锋永远不会退潮，它一定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将“先锋”当成一张随意穿着的形式主义毛皮，那是可笑的。“先锋”是血脉，不是毛发，也不是“皮之不存毛将存焉”的皮。
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和商业化
记者：针对社会商业化和物欲主义横行，人文主义的精神萎缩，你写下的随笔《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在“新人文精神讨论”中引起了争论。时过境迁，你怎么看当时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
张炜：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已过去多年，许多人还记忆犹新，时常问起。他们把我看成当事人“二张”“二王”对峙中的一员，其实并无这种对峙，只是新闻报道和争论中形成的说辞，与真实情形相去甚远。我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讨论，只是作品被广泛引用而已。作家都是独立的，不可能那么容易捉对厮杀，或被命名。我仍认为，那场讨论是最优秀的知识人读书人发起的，他们的命题具有极大针对性，属于时代先锋。这场讨论是无法终止的，会默默进行，因为它始终横亘在每个读书人面前，无法回避。
记者：你说：“在那个横行无忌的年代，不少人在用一支笔去迎合。在如今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又有不少人在用一支笔去变卖。不同的时代构成了不同的刺激，在这种种刺激中，总会有人跳起来。”“文学已进入普遍的平庸状态，不包含一滴血泪心汁。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必然枯萎。”《柏慧》是一部特别的长篇小说，由于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独特地位、责任及精神状态，与一系列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引起了始料不及的争执，但“我始终认为它是我面向这个时代的、理应留下的声音”。为什么？
张炜：所有好的作品，一定都是紧扣时代心弦的。这与什么题材无关。讲到雅文学，是否紧扣时代心弦，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只要努力写作，向着那个既定的纯文学目标进发，就会留下自己的声音。这是自然而然的。
记者：怎么看市场经济、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给文化环境（包括文学创作）带来的改变？
张炜：任何时代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助力或干扰都会有，我们不能只求好的一面。当然有时困难大一些，有时少一些。写作者面临的最大困境，永远是自己。在好的作家那，有些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写作既为心灵之业，那就难以出卖和套现，所以大可安心地做下去。我说过，用重口味去争取市场和大众，不仅庸俗，而且短视和愚蠢。软弱和没底线的人一听到“大卖”“得奖”就慌了，立刻俯首称臣。这其实真的没什么。
记者：在全球化时代，在文学领域，怎么看思想、精神和娱乐、消费之间的关系？
张炜：广义的文学包容很多，狭义的文学，即雅文学，是不需要考虑亲近商业主义的。文学，诗，本来就很深奥很深邃，出锅热卖不可能。杰作只能留给时间。今天的作家要承受来自消费时代和商品社会的压力。我想起1962年聂鲁达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他谈到写作出版的情况时说：“那些被商品环境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作家，时常拿着自己的货物到市场上去竞争，在喧嚣的人群中放出自己的白鸽。残存于昏暗的傍晚和血色黎明之间的那一丝垂死的光，使他们处于绝望之中，他们要用某种方式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寂静。他们喊道：‘我是最优秀的，没人能和我相比！’他们不停发出这种痛苦的自我崇拜的声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到这段话一点都不理解：一个作家通常是自尊和矜持的，怎么会那样喊叫？今天，相信大家完全可以理解他诗意的描述、残酷的描述、不留情面的描述。我们应该恐惧：这样的呼叫似曾相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被商品环境逼迫”的空间，有时也不免沮丧。是的，我们会被聂鲁达的发现和描述深深震撼。在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存在这种情形了。海明威活着的时候，他大量短篇小说，更不要说长篇和中篇了，都被拍成了电影和连续剧，那时候其他娱乐形式已经对文学构成挤压。今天物质挤压又加强了许多倍，我们终于面临甚至超越了当年聂鲁达他们所感受到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一个写作者，即便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也面对怎样处理个人生活中的诸多新难题、新现象，以及如何保持自尊的问题。一个人对文学的热爱，往往是从小读书以及被各种感动和召唤所吸引，还由于先天所具备的多种美好元素而形成，那时候既没有稿费和翻译的问题，也没有评奖的问题，更不会考虑其他。那种爱是多么纯粹、多么可靠，是最原始的动力，这个动力永远不要失去才好。作家永远不要走到“昏暗的傍晚和血色黎明之间的那一丝垂死的光”里。这是需要谨记的。
大河小说与《你在高原》
记者：1988年，32岁，你开始写十卷本“大河小说”，历时二十几年才完成。《你在高原》这个长河、史诗的长篇小说，它的创意和想法，小说的结构、时间线、叙事，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你为什么会花几十年的时间，创作这部长篇小说？
张炜：写到三十多岁，我的文学苦旅已走了十多年，就要奔向二十年了。我觉得一场更大的劳动在催逼自己。没有一次集中而浩漫的文学表达，让我不安。牺牲的外祖父和所有先辈，自少年时代开始的游荡，都需要一场文学跋涉去面对和回应。有多少水发多少电，满溢和压力正在生命深处。用二十多年时间、四百五十万字的篇幅，长还是短、大还是小，只有自己回答了。我知道文学精短之重要，也知道如何作出生命的呼应。我有信心也有责任，然后才有开始。作家蒋子龙说：“创作‘精品’是好的，不过能说长城是‘精品’吗？”老兄一语戳破“精品”二字，这是个用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我不敢自诩砌造“长城”，但认同它的道理。蒋子龙说的是一种“长城美学”。我在序言中说：“我起意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动手写下第一笔是八十年代末。它源于我的挚友宁伽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受他们的感召，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需要落实的、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当时的我正值盛年，不知道这是种怎样的豪志，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故，我的实勘行走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不得不停下来。这是难以补偿的大遗憾。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在这部小说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他们是小说的主人公，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搅在一块，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会消失。”那时候年轻，野心很大，总想做庞大的，做的功课也就特别复杂。很自信，总以为无非十年，就可以把它写完。各方面的准备，包括读书，到民间，什么都读，并立志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难——如果那么容易，很多人早就做了；但又不能把已经做出来的全都扔了，那就前功尽弃了。时间拖下来，渐渐就不急了，知道这不是一鼓作气的事，索性慢慢做。做完了想一想，很不容易。从1988年做到2010年，不可谓不长。时间教给人的很多，不是聪明能替代的。有些短时间想不明白，比如它的结构、技术层面、工艺层面，连这些相对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在时间里来解决。有些解决不了，只得交给时间。很多思想、形象，包括情节，诸多元素会随着时间改变，22年是不停修理和补充的过程，是一次次扭转局面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有两方面在改变，一是个人劳动的速度在减慢，再是对各种事情会想得更细更周到。这两方面的改变使这本书拖了很长时间，加上疾病，身体不如过去，最后写了22年。
记者：2010年10月，十卷本“大河小说”《你在高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包括《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9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张炜《你在高原》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作了题为《他对文学始终葆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发言。2011年8月，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你在高原》的序里写道：“自然，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它计有10部，450 万言。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德华撰文的《〈你在高原〉审稿六记》：“一是它深沉的思想和强大的道德勇气。”“二是它强烈而真实的现场感。”“三是它百科全书般的容量与质地。”“四是它描绘的令人震惊的众生相。”“五是它艺术探索的难度和勇气。”“六是它和作家其他作品形成的奇妙关系。”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长河史诗小说更像是二十世纪的遗产，但在中国，这样的现象才刚刚出现。《你在高原》大气磅礴，是新中国文学至今最长、最大气、最厚重的长篇小说史诗。你怎么看文学史上已有的长河史诗小说？比如《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朵夫》《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它们的价值如何？和这些外国作品相比，你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没有这样史诗品格的作品？
张炜：它们的时代已过去，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它们的影子，也不必追求。如要写得这样长，就要有致命的理由，还要考虑一定的阅读策略。《你在高原》是大河小说的体制，但有“系列小说”的特征：它从头到尾是一个整体，有相同的一拨主人公、一个大故事，同时每一部又可以独立存在。这在读者那就有了阅读的方便。以往的大河小说，一部书只是一个环节，要一部接着一部读下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是大河小说，而是系列小说，因为它们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并非是同一个大故事。
记者：遗憾的是，还没看到与两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经历相称的，能反映中国人生活变化、精神变化的长篇小说，为什么？
张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鉴定还需要时间。这种巨量的重大的判断，当代人离得太近，还看不清楚。也许浮在面上的是小鱼，也许水太浑看不见其他鱼。
记者：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对我说，《你在高原》出版前，还删了一些文字内容。
张炜：《你在高原》与我以往的书全都不同，如比作动物，它算是形体较大的。虽不能说大的就一定是好的，但它实在是不同的生物品种。大动物和小动物的举止不同，活动空间不同。比如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却会在特别时刻，表现出巨大的腾跃和冲决力，在远比过去阔大的空间展示其截然不同的两极形态，这是一次尝试，涉及作品结构和美学品质等诸多问题。小说原稿是五百一十万字左右，篇幅缩小了大概六十多万字。删掉的六十多万字有部分需要去掉，起码还有一半文字，就是三十万字，可以重新添上——这样整本书会更饱满、更自由，空间更大。这个“大”不是为求大而大，是有深意的。删了的部分，将来有机会也可恢复一些。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有两个考虑：一是太长发行更成问题，篇幅不要过分庞大；二是希望进一步压紧——有一部分压紧是有好处的。编辑建议我把游离于线性故事外的压缩掉，删除的有各种东西，比如从社会层面看比较强烈的，从叙述技法看过于旁逸斜出的——许多时候这种繁复的层次是需要的，这么大的长篇，应允许它们的存在，这符合它的美学品质。这本书的结尾或开头改了几十遍，先用笔写出来，再打到电脑上，为了反复修改方便。如果没有电脑，再过两年也拿不出来。改得厉害，遍数多，要不停抄出来，多麻烦呀。这部长长的小说在二十二年里完成，其间经历的变化不知有多少。如再拖下去也拖不起——二十二年后很想再写十年，这行吗？没有这种条件，是说生命的条件。不停修改、调整，以便能让时过境迁的人理解，以便准确再现。这给写作者带来很大困难。二十二年中，我饱尝了反复修改、推翻另来的折磨。大的跌宕，已把原来的结构搞得支离破碎，我需要一次次收拾碎片——精神的碎片、事件的碎片，重新去整合。在一些技术工艺层面，真是苦不堪言。但如从捕捉全书的基调，包括一些思想、心路方面看，收获是很大的。有时候，小说的改动会影响到书的其他部分，因为它会辐射到很多方面，这又有了与全书衔接的问题，还要再次对榫。有时候虽只有千把字，却要改动几十遍。也许未来能出版小说的原稿版，就像电影的导演版。那些小说内容如恢复了，会更饱满和强烈。因为这部长篇小说不是单行本，不是选择别致、精致的那种审美品质，而是比较开、比较大。这与粗糙无关，相反，追求局部的精雕细刻。
《河湾》与互联网时代
记者：长篇小说新作《河湾》很接地气，小说讲述主人公傅亦衔在数字时代的重压下追寻超脱凡俗的“异人”，在目睹好友的挫败和恋人的蜕变后，独自走向河湾重建生活的人生历程。你写了互联网、数字时代的年轻人，写了“网暴”“无爱”等现象，以家庭这一“社会的最小单位”为核心展开故事，写尽了网络时代的步步惊心。这部长篇小说怎么得来的？
张炜：我重视《河湾》，它是我全力以赴的、与现实关系最近的一次文学表达。全书围绕网暴事件展开，跟书中讲述的家族的痛苦历史和个人遭际的坎坷“一脉相承”，只是残酷的历史沉渣在“娱乐”时代的重新泛起而已。小说主人公傅亦衔为爱做好了一生的准备：忍受一切，当它的奴隶。他实在太爱“她”了。最后却还是不得不割舍这种爱，可见他面临问题之严峻。其实每个人正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会发现多少都面临着类似的严峻问题。能否割舍，关键在有无强烈的自尊。网络时代还要这样专注和认真地谈“自尊”，大概是此书的要害所在。无与伦比的世俗之爱，还是比不上正义和自尊，想想真是无奈，真是惊心。我看到和发现了这种无奈和惊心，被深深震撼了。我不能无动于衷。
记者：《河湾》依然写到了主人公的家族和历史，是半自传小说吗？
张炜：书中主人公的家族故事，读者容易看成“自传”，因为这是第一人称的缘故。它在行文中已标明是主人公的回忆录。从《你在高原》开始，只要写到家族历史这部分，都要努力绕开，因为作者最怕对号入座，这次也有相同的顾虑。《河湾》主人公的回忆严格依据母亲和外祖母当年的讲述，这样才有意义。
记者：你会关注互联网时代数字生活里年轻人的状态吗？
张炜：我非常关注年轻人的状态。他们有苦难，还有厌倦，这二者一块加在他们身上。我写《河湾》，主要是给年轻人的，好比是给他们的一封长信，地址不详，不知他们能否收到。《河湾》写于数字科技发展繁盛的当下。数字时代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和愉悦，也带来了众多亟待处理的精神和物质问题，人类的长河流淌到当下的数字时代，再次面临拐弯的时刻；《河湾》中的人物面对数字时代的各种诱惑、创伤的冲击，始终致力于摆脱从众的潮流，寻找自己的一个角落进行思考和生活。《河湾》的主人公们要如何处理数字时代带来的无限问题和压力，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河湾》写了当下人们所面临的各种不可解脱的激烈矛盾，写了他们心灵的动荡，写了他们的溃败、胜利和逃脱。今天，谁都无法绕开互联网这张巨网。它将互不相干的人拢在一起，让他们近在咫尺。无法调和的争执，更有暴露和鉴别，一一罗列开来。精神难以遮蔽，灵魂再无逃处。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冲击，面对他者的撞击和撕裂，那种难忍之痛和大惊失色，以至于瞠目结舌。在撕裂的网络面前，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和痛楚。一对朋友，一个群体，互不相容，这是以前极少发生的。血缘，学历，友谊，甚至是聪慧，这时一概帮不上忙。一个正直聪明的人，在黑白分明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竟会昏瞆到令人心身寒彻。这每每让人始料不及，陷入悲绝苦境。撕裂实属必然，告别在所难免。这是必须经受的惊涛骇浪。一个人的心弦没法松弛，最后只有崩断，渗出血来。
记者：如何紧跟时代的变化，在写作上保持“同频共振”？
张炜：任何时代包含的东西都特别复杂，如真的能追随时代——也不可能不追随，人不可能离开自己生活的时空。但一个时代包含的东西太多，作用于人的又大不相同。生活没有“前沿”和“后方”，也没有“生活的第一线”。打仗可以有第一线，工厂生产有第一线，但文学创作，要看写作对象。马尔克斯有篇小说，写一个人被一颗病牙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牙齿问题就是他的“第一线”。不能把他人的生活领域和兴趣强加给别人，作为个体，要根据写作的命题，深入自己的“第一线”。认真生活，不要把追求真理当成一句空话。要较真，太想得开的人，不太可能是好作家。想得太开，太超脱，更有可能是一个趣味作家、特色作家。托尔斯泰、歌德和鲁迅，都不是超脱于生活之外的人。作家有钱，能比托尔斯泰资产更多？托尔斯泰却那么痛苦，最后还是“想不开”。
记者：你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写了两千多万字，可谓巨大的收获。你怎么看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张炜：我学习写作较早，1972年就组织了诗歌小组，苦于晚成。《木头车》是我文集里收录的所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算起来已有五十年，很像一场马拉松长跑。实际上，我对自己充满怀疑，也有疲惫的时候。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走过的道路。这并非不自信，而是不停劳动中自然出现的现象。这种怀疑和探寻让我产生往前奔跑的动力。我的创作有兴奋和满意的时候，但总体上不满意，总觉得能做得更好些。
长篇小说写作
记者：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重要吗？你为什么会写长篇小说？
张炜：写作者到了一定年龄，积累的生活与心语渐多，不得不搬动更多的文字。长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可以集中体现精神的广度和深度，还有思想与艺术的纵深与厚度。它是实现复杂语言艺术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其他方向也不是没有综合完成的可能，如契诃夫和鲁迅，这两位大师都没有长篇小说的创作。他们是罕见的文学天才，应是个案。我如果不写长篇，对自己和家族的“秘书”工作就完成不了，因为有太多淤积需要倾吐，有太多话需要诉说。
记者：你怎么看长篇小说的“长”和“厚”，思想、艺术表达上，包括篇幅上字数长短的“大”和“小”？
张炜：长篇小说写得越短越好，短篇和中篇小说也是同样道理。数字时代尤其如此，大把地奢侈地使用文字的巴尔扎克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史诗也不再产生，如《奥德赛》，断不能出现在二十世纪之后。一部长篇小说，哪怕比应有的篇幅长出一万字，都需要很多坚实的理由。今天，文字阅读正面临空前挑战，纯文学写作者来到一个自我苛刻的时代。今天，要让文字变得精粹，一眼看去，是只有经历严格专业磨炼才能抵达的高度。
记者：你怎么看长篇小说的“长”和“重”？
张炜：长篇小说的“长”很重要，少于十二万字通常不能称作长篇小说。但它的重量却不仅是长度造成的。轻率的长度没有重量。到了数字时代，堆积字数已非难事，而做到精短却更难。精短又不失重量的长篇小说，是真正宝贵的。山东诗人孔孚有一首诗，内容极简，把减法做到了极致：内文只有一个“雾”字，快简得没字了。但他的大方向是对的。看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大文豪写的经典名著，都是大把使用文字，写人物及风景，洋洋洒洒几万字。现在的文学作品已不可能这样奢侈了，必须使用减法，要尽可能用极简练的语言，更用心地领悟，用更绝妙的方法，达到与前辈作家同样的精准和力度。其实越用减法难度越高，要记住网络时代可读的文字太多，人们消遣的方式太多，正因如此，今天文字的使用才要更苛刻。一个作家把别人吸引到自己的文字前，需要多刻苦的训练和坚守，才能达到一点点效果。
记者：你欣赏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张炜：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迷宫中的将军》，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是最棒的长篇小说。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前三分之一写得最好，因为太好，以至于让人不好意思说整部书不好。格拉斯的《铁皮鼓》也是这样，前边写得特别好，让人不好意思说这部长篇不棒。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结尾庸俗，但整部书缜密华丽。要举的例子太多。这些杰出的书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不突出工具性，而首先具备独特的、难以抵抗的生命魅力，是真正迷人的语言艺术。他们没有投人所好的宣示性和姿态性的“勇猛”，也不想在这方面显示自己的聪明。他们不属于东方。
记者：长篇小说热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你怎么看中国特有的长篇小说热现象？
张炜：大多数读者，喜欢长篇无非是追求曲折有趣的故事，因为长篇小说有丰富的情节元素。一般来说，这不是真正具备文学阅读能力的一部分人。真正深谙语言艺术的，并不在乎长短。比如鲁迅和马尔克斯的短篇，真是绝美，就吸引力来说一点都不比长篇差。中国当代文学阅读的总体品质还不够好，这是显而易见的。迎合他们，只会坏作家自己的事。
记者：长篇小说多，优秀作品少，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炜：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的书店已是书山书海，其中有大量“文学”。这么多的纸质印刷品最后到哪去了？有人说绝大多数是垃圾，姑且不论这样说是否准确，就算是垃圾，它们大部分还是流到了读者的“胃”里。纸质出版物排山倒海，网络上的“文学”更是波浪汹涌。我以前去韩国，当他们得知如今中国的文学写作者已达到了一百多万，都表示震惊。仔细想一下又何止百万？朋友告诉我，中国每年大约有几万部长篇小说在网上流动，纸质印刷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万多部，中短篇、散文和诗更多。这么巨量的文学传播，这么多的写作者，真是史无前例，无论多么杰出的作家，多么新的面孔，都很容易被淹没掉。被誉为文学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一年出版三五部长篇已算丰收。主流作家都在冲刺“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人们通常认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时代，但与今天相比，那时巨大的文学创造力还没被呼唤出来，参与者也远远没现在这样多。国外的窗口被进一步打开，各国作品越来越多地被翻译进来，国内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出去。这种交流的密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作品外译应是正常的交流方式，却无形中成为中国人评价文学的某种标准，甚至变成了焦虑、渴望和向往，这是特殊时期的怪异现象。种种诱惑对写作者构成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当今写作者遇到的困难。虽然每个时期都各有难题，但仍不同。现在发表的园地多了，网上也可以发表，挑战却变得更大：容易被蜂拥而至的泡沫覆盖。
万松浦书院与杂志
记者：你创办龙口万松浦书院有什么想法和目的？
张炜：我在《筑万松浦记》中说过，为了衔接中国古代书院的内美，为流水线式的教育做个弥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到一些大学演讲，多次被学生问到同一个问题：“你当年有没有这种痛苦？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浪费在这，每天上课下课，听的都是我不需要的知识，有的甚至是十分讨厌的，可又不能退学。”不少人同意这样的看法：现在的大学很糟，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原因复杂，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教师队伍的扩充难以保证师资质量，比如大量扩招不能保证学生的质量——到处都在急剧地膨胀，建筑物越来越高大也越来越土气。有理想的师生越来越少，有责任心的越来越少。一切都是市场，是商业主义在统领——市场在选择教育，教育在破坏人文。让人有种窒息感。在这种可怕的教育环境里，越是低劣的品质，越容易脱颖而出。很多大学，正成为批量生产、贩卖知识、贩卖文凭的“工厂”。有的大学号称“国之重器”，却培养了一些缺乏家国情怀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教育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作为现代大学的一种补充形式，一定程度上来解决这一问题？后来，我和朋友灵光闪现，想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书院。大家都感到亟须恢复中国传统教育，比如书院的个性传承，这种形态更有生长力。今天创办一座现代书院，以继承中国这笔了不起的文化遗产，延续其流脉，多么困难又多么有意义。一想起“书院”两字心里就发热。后来到不少有意思的地方看过，总想从荒林野地里看出一座书院的雏形。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影响波及全国，集讲学、藏书、祭祀等主要功能为一体的古代书院，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发挥了十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应天、岳麓、嵩阳、白鹿洞“四大书院”，因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闻名全国，威震八方。范仲淹、范成大、朱熹等一代代文化巨人，著作丰硕，影响深远。如果没有这一座座古代书院，没有这一代代文化巨擘，中华几千年文明的传承不可想象。龙口地处半岛上的一个小小犄角，深入渤海，像是茫茫中的倾听或等待，更像是沉思。更好在它还是那个秦代大传奇的主角——徐市（福）的原籍，是他传奇人生的启航之地。港栾河入海口处的古港曾被认为是他远涉日本的船队泊地，当然更多人认为是离它不远的黄河营古港：东去三华里，二者遥相呼应。一个更迷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脚下：战国末期，强秦凌弱，只有最东方的齐国接收了海内最著名的流亡学士，创立了名噪天下的稷下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源于稷下。随着暴秦东进，焚书坑儒和齐的最后灭亡，这批伟大的思想家不得不继续向东跋涉，来到地处边陲的半岛犄角“徐乡县”。这里成为了新的“百花齐放之城”。而今天的港栾河入海口离徐乡县古城遗址仅十华里，正是当年的出海口。2003年9月29日，万松浦书院正式落成，由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名校共同倡议发起，具备传统书院的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等。
记者：怎么看现代书院的功能与作用？
张炜：古书院素有三大要务：一是讲学，二是积书，三是接待游学。今天三大要务须一一承续。我在《筑万松浦记》中说：“万松浦书院立起易，千百年后仍立则大不易。”二十一年只是走过了一小段路，还有漫长的道路等待我们坚定从容地走下去。我们要以“百年书院”为目标，要具有纯粹性和现代性，具体地做，扎实地做，不贪虚名，不求虚荣。对于书院的文化建设，我们有敬畏，有定力，有信心。书院是平等交流的论坛，智慧和思想在这碰撞、交锋、升华，参与者努力发出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万松浦书院在建院之初，就作出一份文化保证，要继承传统书院讲学、积书、接待游学三大要务，但要屹立在现代社会，就需要像《万松浦》杂志的三个关键词所表述的——“纯粹、雅正、现代”。
记者：书院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一年，办刊、讲学、研究，达到你目的了吗？
张炜：二十一年过去，基本上达到了原来设定的目标。讲学一直未断，学术成果也很多。书院的重要功能便是讲学，建成后有序组织了多种研讨交流活动，从书院本身到文学艺术，从教育到生活，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研讨内容非常深入。我们努力克服当代研讨会的种种弊端——假话、套话、不疼不痒的话、人云亦云的话，甚至阿谀奉承的话。这里没有权威，只有平等基础上的对话。这里没有客套，只有智慧的交流、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书院自建院以来，定期举行的“万松浦讲坛”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先后接待海内外学者数百人次；完成了开创性文化工程《徐福辞典》的编撰及出版发行；编辑大型书系“万松浦文库”；2008年设立“万松浦文学奖”，该奖项为世界华语文学奖，已连续举行14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