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涌四十年的诗与思

《当代》杂志2024年第2期推出的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是作家张炜先生创作生涯中用时最长、用功最深的一部长篇小说，其灵感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研读地方史料过程中的发现，经由数十年的消化、酝酿，转化为一部构思宏阔、想象华丽的长篇力作。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新刊预告中，编辑根据张炜先生对于作品构思的提炼与总结，整理出这样一段推荐语：《去老万玉家》“书写变局将临的十九世纪末，从广州同文馆回半岛探亲的青年舒莞屏，回程突遇风暴，借轮船延误之期完成恩师重托，前往声名远扬的万玉大营。由此开启步步惊心之旅，从热血沸腾的崇拜到摧肝裂胆的悲绝，从无法抗拒的诱惑到深冤凝结的仇雠，九死一生，最终冲出魔窟罗网。这是一个韧忍和藐视、周旋和看破、决绝和撞碎的青春故事，一部艰难完成的世纪骄子传奇，一场迟迟到来的男子成人礼。”

张炜先生与《当代》杂志结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短篇小说《红麻》与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先后发表于《当代》1985年第1期、第4期。《当代》1986年第5期又推出了他的首部长篇《古船》，该期“编者的话”中写道：新时期文学呼唤史诗的诞生，许多优秀作家都在作这样的努力和追求，张炜多年经营、精心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就是这种努力和追求的体现”。这部当代文学史上的丰碑之作，问世三十多年来，影响力经久不衰，同时开启了以家族史与地方志透视大时代变革的叙事模式。

张炜先生曾将《当代》比作“一部斑斓的大书”，“那里是我学习、成长和进步之地”。《古船》之后多部重要作品，也交托给《当代》发表：长篇小说《家族——你在高原》（1995年第5期）、《能不忆蜀葵》（2001年第6期）、《刺猬歌》（2007年第1期）、《艾约堡秘史》（2018年1期）以及长篇非虚构《我的原野盛宴》（2020年第1期、2期），见证了他和这本杂志数十年的深厚情谊。2023年7月，收到他反复打磨的长篇新作后，《当代》杂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均高度重视。人文社总编辑李红强带领当代文学编辑部资深编辑胡玉萍与《当代》编辑部几位同仁，组成了专门的编辑团队，分头阅读后反复讨论，慎重地汇总出反馈意见，先后数次来到济南与张炜先生交流。在听取了多方反馈后，张炜先生又“闭关”修改，拿出了最终定稿。

《当代》杂志2024年第2期也附录了张炜先生与批评家宫达的对话。在答问中，张炜先生提到，《去老万玉家》中的“老万玉”历史上确有原型，“在我出生的那片林野、在周围村落，人人皆知。我对她恐惧而又迷惑”，“我甚至想用巨量的文字，为她写出类似‘传记’那样的东西”。而具体到这部小说，最早的“种子”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参与编纂一套历史资料汇编接触到的材料，此后多次到黄河入海口、抱犊崮、马陵山、昆嵛山等地勘察、收集资料；2013年他积累了七八万字的片段，并将其中意象写进了《去老万玉家》和《老万玉说》这两首长诗。经过多年准备后，2022年完成了41万字的小说初稿，此后又两次压缩，最终删成26万字左右——“初稿是一个字一个字填在格子中的，慎思下笔。删削心疼，但只有痛心一删。”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成就卓然的文学大家，对这部新作的看重，尤其是对于语言经营的深沉用心：“清末汉语，更有物事，与数字时代是大大不同了。时代的陌生感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既吸引又隔膜的。打通二者是沉重的任务，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稍稍穿凿和抵达。语言上的淬炼和实验，只为找到一个路径和切口。我在2013年整整多半年时间集中发力于此，一些片段不知推翻重写多少次……新的语言方式，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创作。离开语言的拓进和蜕变，一切皆不成立。”

这部长篇在张炜先生迄今为止一千多万字的创作，具有其独特的创造性，除了“语言的拓进和蜕变”，也在于叙事的多个层面。作品以清末胶东沿海地域多方势力竞逐的格局为原点，叙事却跳脱开以往历史叙事的既定框架，而是以年轻主人公舒莞屏为一幅《女子策马图》寻访“女大公”老万玉，并身陷其营中的旅程为线索，用“一镜到底”的视角，描画出充满异彩的人性图景。作品塑造了舒莞屏、老万玉、冷霖渡、小棉玉等一系列文学史上少见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积淀数十年的诗情与思考。

张炜先生四十多年来不断以雄奇的思辨、丰富的寓言钻探与攀缘人性，在时代的变迁中奋力书写。新作《去老万玉家》延续他的艺术探求，洗练而精纯，在二十多万字的篇幅里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堪称兼备人文视野与诗性表达的力作。2022年他的小说《橘颂》曾获《当代》杂志年度中篇，颁奖词中写道：“一条奔流千里的大河，要经历多少迂曲、穿越多少山峡、踏过多少险滩、吞下多少泥沙，又多少次汇入活水，才能抵达这般开阔舒缓的境地”。参与《去老万玉家》编辑的过程中，我的脑中也不断回想着这样的意象：历史河道中不息的奔流和一位作家不断扩展的诗学版图。从而立之年创作的《古船》，到这部新作，张炜先生始终如一“奔涌的热情”与“执拗的勇力”，已凝固在时间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宝贵经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