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将久：在“实感”与“知识”之间的驻足往返（下）

五、从博士论文到《上海モダニズム》

记者：您于1994年7月结束留学回到日本，1997年1月就被授予了博士学位，算得上是异常顺利吧？听说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一直都很难攻读，藤井老师曾说从1945年到1990年东大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非常少。

铃木：这其实是一个学术体制转变的问题。以前东京大学文学部不要求写博士论文，博士课程的目标是训练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人”。90年代中期，东京大学受文部省的压力，转而学习美国大学的模式，开始要求写博士论文、拿博士学位。我们中文研究室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是清水贤一郎师兄，他三年就写出博士论文，而且水平很高。藤井老师第二个学生邵迎建，也是比较快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藤井老师很高兴，认为我也可以做到。但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三年写出博士论文，于是藤井老师说：“那就四年吧！”我只好勉为其难努力去写。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要求写博士论文，所以要求不高，只要写出来就可以，我写的并不好。（笑）

记者：2012年，您出版了专著《上海モダニズム》，保留了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又加入戴望舒、路易士、穆时英、陶晶孙四章。您是如何将“现代主义”与“左翼文学”关联在一起的？

铃木将久：《上海モダニズム》

铃木：1997年1月我博士毕业了，4月就去了明治大学工作。非常幸运，当时明治大学有一个研究法国文学的老师，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现代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包括了以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有研究德国、美国、俄罗斯现代主义的，甚至还有研究南美、阿拉伯等后发现代国家现代主义经验的学者。这个研究会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对我帮助极大。

我在博士阶段的研究，大体还是沿着两个路径：一是从史学进入文本，这是东京大学的深厚传统，我同时受惠于日本的“东洋史”和中国的“民国史”研究；二是从现代主义进入，以“文本研究”的方法尝试更好地打开文本。不过，我参加史学研究会的同时，也慢慢产生了一些困惑。我发现史学对于同一事件的解读有时跟文学不尽相同，往往会从一个具体的“事实”结构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当然，文学研究吸收史学成果非常有必要，对我帮助也很大；但我越来越觉得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研究需求。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都知道对于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思潮来说，政治参与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参加现代主义研究会时，他们总会问我：“为什么中国的现代主义没有参与政治运动？”“现代主义与左翼文学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真的回答不出来。不过我慢慢意识到现代主义不仅仅是颓废与唯美，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去政治化”。或者，我也可以试着考虑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政治性问题。事实上，我在之前阅读文本的时候，似乎也产生过类似的模糊感受；后来我再带着这样清晰的问题意识去重新阅读穆时英等人的作品，顿有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之感。重新审视现代主义者的政治性及其与战争的关系，这是《上海モダニズム》最重要的学术关怀。

记者：您为什么会关注到戴望舒？是因为他的“政治性”比穆时英更加明显吗？为什么舍弃前期的戴望舒，只进入到后期的讨论？

铃木：是的，所以我第二部分首先要讨论戴望舒，这一个案体现了现代主义与政治性的完美融合。受丸尾常喜老师的影响，要比较完整地看完全部材料，才能去写文章。我处理戴望舒时也是这样，论文是一小部分，材料也是很小的部分。于是，看了前期的戴望舒，再来看抗战时期的戴望舒，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的联系。他作为诗人的气质在3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抗战时期，他以此来面对香港的情况，并与朋友们交流、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才能写出那样的作品。选择后期戴望舒，其实也是在一个整体观之下完成的研究。

记者：选择戴望舒比较容易理解，可是选择路易士有点出乎意料，这篇似乎是最后写的？

铃木：是的，书的第二部分一共有四章，首先写的是戴望舒，第二个是穆时英，然后陶晶孙，最后才是路易士。选择他的原因也有些偶然，那时我准备把自己的文章编成一本书，还缺少一个个案。我首先考虑的是像无名氏、徐訏这样比较有名的作家，但没有找到合适题目。正好有人问我：“中国有没有‘超现实主义’？”我想起此前看到路易士自己说他是超现实主义——当然，后来我觉得不是。阅读了路易士的作品之后，感觉他很奇怪，也很难定位。路易士的作品大概从30年代开始出现，他算是戴望舒的学生辈，当过戴望舒的助手，所以受到戴望舒的影响。40年代特别是抗战时期，路易士和日本诗人的交流比较多，受到一些不大正统的奇怪影响。更有意思的是后来他去了台湾，并展开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写了不少诗论和大量诗歌。所以，大家更加熟悉的是台湾诗人“纪弦”。

记者：那么，选择陶晶孙就自然是和日本有关了，包括他和东京大学的关系？

铃木：我本来就很喜欢陶晶孙在创造社时期的文章。因为《上海モダニズム》计划以上海为中心来组织撰写，所以我觉得必须处理一位上海沦陷区的作家。看了许多资料之后，发现他是当时最核心的文学家之一，我觉得陶晶孙很有代表性，就选择了他。

记者：在您的这几个研究对象中，路易士将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带到台湾、戴望舒带到香港，您是否有意识的处理中国现代主义从 “源发”上海到向外“流衍”的过程？

铃木：这可能是事后的总结归纳，最初我并没有这样的自觉，因为有一些选题是很偶然的。但对我来说，首先要处理的问题自然是“上海的现代主义的本身是什么”，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与被接受的？接下来，我也很想看看它能发展到什么状态，以及其历史命运如何，最终会以一种什么状态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邂逅了这些作家，我非常高兴，他们基本上满足了我的研究需要。他们的活动超越“上海”、向外流衍，因此我的研究自然也跟着他们走向上海之外了。

记者：为什么考虑研究“对日协力者”？是受了木山英雄先生的影响吗？

铃木：是的，我不敢说完全能读懂木山先生的书，只能说关注这样的话题确实与他的影响有关。而且，我希望整理厘清“现代主义”和“政治”的关系，必须要考虑战争时期的现代主义。3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很是辉煌，此前也受到不少关注；但我觉得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切入，40年代的作品绝对不能忽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木山老师曾经教导我们——作为日本学者，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有责任、有义务整理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情况。无论是从研究伦理还是研究方法出发，我都受到木山老师的影响。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出于外国人的敏感，您的书名为什么使用日语片假名“モダニズム”来指代“现代主义”？为社么没有考虑汉字的“上海现代主义”或“上海摩登”？

铃木：我在明治大学时参加的“现代主义的研究会”，用的就是片假名“モダニズム”，它暗含的是“全世界”的现代主义之意。我想格外强调这一思潮在中国的上海也有，它也是世界环流中“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后来也有人指出上海的“现代主义”与其它国家不一样，认为我不应该使用“モダニズム”来指代当时上海的文学活动。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我接受；但世界各个国家的“モダニズム”原本就不一样，是复杂且多元的。我认为，尽管上海的“现代主义”跟世界流行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不完全一样，但仍然应该将其视为“多元”现代主义的一环，承认它也是“モダニズム”。

记者：您的研究与李欧梵《上海摩登》和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有所关联，同时做以新的开拓，特别对左翼文学的强调和对民族问题有格外的关注。请谈谈您的学术构想。

铃木：这两本书是我研究最早最直接的关联读物，也是我参考比较多的两本书。不过，《上海摩登》处于美国学术研究自身的传统脉络中，是一种“新文化史”的思路，属于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回想起来，我从本科到博士，其实主要还是在日本自身的学术脉络影响之下展开思考与研究。我接受的是日本式的后现代主义、日本式的西马传统，还有前田爱、小森阳一等人开创的“文本研究”。直到工作后加入“现代主义研究会”，才慢慢对日本本土的学术脉络有部分脱离。《上海モダニズム》的目标重在介绍上海的现代主义是什么，强调上海也是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环。

记者：您近年来开始研究胡风与何其芳，又是怎样考虑的？

铃木：这应该是另外的谱系了。我本来认为左翼里也有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也有政治因素。《上海モダニズム》比较多地关注现代主义里的政治因素。写完这本书，我觉得必须处理左翼文学里的现代主义，本来我最喜欢的是瞿秋白，但可惜他太早离开了。那么，作为左翼的文艺评论家里最有质量的无疑是胡风，因为胡风思考的是建立民族意识的时代课题，这在当时是最具现代性的。我写了几篇有关胡风的文章，如《胡風文芸思想と『七月』の実践》（2011）、《民族与啓蒙：在民族形式討論中的胡風》（2015）、《胡風の日本留学体験》（2019）等，但是很惭愧已经十年了，还没写成一定的体量。至于关注何其芳，也是在这个系列的延长线上。我本来想研究胡风自己的文学思想，不过后来发现他都是通过论争来表达文学观念，所以不研究其“对手”，就不能理解胡风。那时胡风最重要的对手当然是周扬，但是周扬的思想不易把握。如果理解胡风，我觉得有两个人必须把握，一个是茅盾，另一个是何其芳，这是胡风研究的“参照系”。何其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胡风截然不同。这个“参照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胡风与何其芳各自的“现实主义”。

六、世纪初的“竹内好”再发掘与“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

记者：您最早阅读竹内好是什么时候？21世纪初期，您对竹内好再发掘的契机是什么？与中国大陆学界的竹内接受有关系吗？

铃木：最早阅读竹内好是大学时代，当时竹内好的《鲁迅》是东京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我还看了他有关茅盾的翻译和评论。但是当年东京大学的学术氛围，认为竹内好在学术意义上已经过时了，主张要超越竹内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都没有认真阅读。

再次阅读竹内好是在2002、2003年，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社会对此非常关注。在此契机下，《现代思想》杂志的池上善彦[17]想要组织一个讨论亚洲问题的研究会，从思想的角度来思考和回应亚洲问题。他找来一些年轻人，其中包括我后来最好的朋友之一丸山哲史[18]。我们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必须要重新阅读竹内好，或许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过时了，但他有关中国的思想以及思考中国的方式还需要再认识。于是我们开始逐篇阅读讨论竹内好的文章。那时我正在翻译同样后来成为至交好友的贺照田的《在困惑中搏求 在不安中承担》（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几乎同一时期，孙歌老师也通过邮件寄来《文学的位置——竹内好的悖论》（《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清晰梳理了日本战后的思想脉络，而且非常强调亚洲视角。我读了很有收获，就介绍给了竹内好研究会的同仁们。于是，大家一方面从自身角度重新阅读竹内好，另一方面学习中国学者看待竹内好的视角。竹内好总是不断强调他不懂中国，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认为必须打破日本人的既有视角，然后才能真正认识中国。这一点我是向他学习的。

记者：您之前讲到了大学时年轻一代“关注亚洲”的时代氛围，那时流行“背包客”和去亚洲国家留学，这算是一个延续吗？

铃木：有延续的部分，主要是对亚洲的感情，以及关心亚洲问题。不过大学时还是一种比较朴素、直观的亚洲认识，更强调要直接去亚洲实地体验。竹内好一方面特别重视那种直接的经验，但是某种意义上又不相信自己的经验。他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阐释，努力将“经验”提升为“思想”。

不过日本在新世纪初的这一次对竹内好的讨论与接受没有中国学界那么兴奋和热闹。虽然也有一些人重新关注竹内好，像丸川哲史就写了专著《竹内好：アジアとの出会い》以及若干文章，不过影响范围还是很窄。总的来说，日本知识界整体对亚洲问题的关注算不上主流。池上善彦先生曾经抱怨《现代思想》有关亚洲的专辑卖得不好，没有市场。

记者：看到您同时也在与东亚其它国家的学者开展联络，包括韩国的思想家崔元植等，这是什么契机？

铃木：还是与池上善彦先生有关。他依托刊物《现代思想》建立了一个网络，将日、中、韩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思想性的杂志汇集在一起，来讨论亚洲问题、分享相关研究成果。韩国是崔元植[19]的《创作与批评》，中国是汪晖的《读书》。其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台湾的陈光兴老师。那时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思考和回应亚洲的时代课题，必须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有深入的了解，同时牵连出其带给知识分子的思想课题。借此机会，我也学到了很多，增加了不少中国以外的“实感”。

记者：“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专题是二十年前策划、组织的，您负责编辑“日本专辑”，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把这些论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关于“后冷战”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铃木：“日本专辑”收集的文章都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初在日本发表的，是当时日本学术界意识到“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当年计划将这些文章介绍给中国读者，最主要的原因是贺照田先生希望我做这件事，他认为中国需要在了解日本经验的基础上进而重新思考中国的现实情况。除了日本专辑，他还策划了“韩国专辑”，由现在首尔大学任教的李政勋、柳浚弼编辑。我很认可贺照田的想法，因为当时日本与中国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不少相通之处，能够支持对话的可能性。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虽然与中国朋友们的关注点有一些区别，但我与中国朋友仍然建立了良好的对话关系，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我时常感觉到我想做的事与日本民众对于东京大学教授的期待之间，有一些距离。我总感觉东大教授被期待作为权威人物向日本知识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中国。但我自己没有能力向日本知识界说话，而且，我深受竹内好的影响，也会不断质疑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是否准确。很多时候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理解太过于僵化，他们头脑中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被新闻媒体反复报道、由此塑造出来的中国。所以我的态度并不讨喜，很容易产生误解。不过，我还是不愿意放弃直接接触中国而感到的“实感”，也不愿意放弃以学术的方式来讨论中国的问题，我所倾心的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往还：一方面不断质疑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另一方面从“实感”去建立新的表述，用学术的语言和方式克制感受的主观性，进而实现表达。这是我期待的最理想的学术状态。

竹内好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提到希望通过点点滴滴的“实感”进入中国百姓的心灵世界，转而探索解决日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站在纯客观立场研究一个剥离于自身的中国。换句话说，他与中国的关系始终相互关联而不能分割。到了丸山昇老师的时代，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直接交流的可能性，丸山老师只能在理念层面上与中国的同时代人进行交流——这是极其可贵和了不起的，但也有点可惜。相较之下，我们这一代最有优势的部分，就是可以和中国的朋友们直接交流。我认为“后冷战”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一起来面对曾经共同经历的“冷战时代”被隐藏下来的诸多问题。

注释

[1] 中岛敦（1909-1942），日本文学家。193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系，出身汉学世家，祖父中岛庆太郎是汉学家，父亲中岛田人是中学汉语教师。

[2] 在此之前，与英、德、法语不同，汉语和俄语只作为商业、外交和军事需要，主要教育机关是外语学校、商业学校、军校以及一些私立学校与民间机构，被排除在以旧制高校为象征的近代日本学术殿堂之外。因此在承继“一高”传统的东大教养学部，中文和俄语的存续岌岌可危。

[3] 有数据统计，第一年（1949年）和第二年（1950年）东京大学选修汉语为第二外语的文科生都只有两位，为文科入学者总数的0.2%。在整个1950年代一直不到2%，1961年才首次超过2%，六十年代中期大概在5%左右。具体参见王俊文《日本战后大学中文教育草创期浅窥——以东大教养学部首位中文专任教师工藤篁为中心》，载徐锦江主编《上海文化交流发展报告（2022）》，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2年。

[4] 高桥哲哉（1956-）,日本哲学家，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197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83年在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南山大学、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代表作品有《战后责任论》（著作）、《超越民族与历史》（与小森阳一合编）。

[5] 传田章（1933-），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汉语研究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放送大学名誉教授。195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58年东京大学修士课程修了，从1974年起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中国语。主要著作有《明刊元雑劇西廂記目録》《中国語1-4》《現代中国語基礎》（编著）。

[6] 工藤篁（1913-1974），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汉语研究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3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在学期间加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毕业后任教于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也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做过兼职汉语老师，1950年正式成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首位汉语专任教师。主要著作有《中学生の国語事典》（与阿部秋生共编，1951）、《中国語を学ぶ人へ：創業の詩》（1975）。

[7] 日本与中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语训读音指的是直接用本国语言读汉字，不能纳入中国古音变态的范围之内。日本的汉文训读法，介于原文阅读与翻译之间，可视为一种自动式翻译法，在世界翻译史上实属罕见。

[8] 刈间文俊（1952-），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以中国电影为研究核心。197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1983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研究室担当助手，1984年任教于驹泽大学外国语部中国语教室，从1987年起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任教。代表作品有《上海キネマポート 甦る中国映画》（与佐藤忠男共著）、《火種：中国知識人の良心の声——現代中国文芸アンソロジー》（与白井啓介、白水紀子、代田智明共编译）。曾为《阿Q正伝》《黄色い大地》《盗馬賊》《大閲兵》《太陽の少年》《始皇帝暗殺》等十几部中国电影做字幕监修。

[9] 现代中国电影放映会，始于1973年，几乎每个月举办一次中国电影的独立放映，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日中友好组织，目的是“通过中国电影了解当代中国，为日中友谊做出贡献”。

[10] 松井博光(1930-2012)，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以茅盾为研究核心。1954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社会学专业，1957年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文学专业修士修了，后任职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代表作品有《薄明の文学 中国のリアリズム作家·茅盾》（著作）、《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の深化と現状 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現代/当代)研究文献目録 1977-1986》（编著）、《林商店 茅盾 現代中国文学全集》《毛沢東その青年時代》《魯迅回想録》《子夜》（翻译）。

[11] 有中译本《黎明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译者高鹏。

[12] 是永骏（1943-），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大阪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立命馆亚太大学名誉教授，专攻中国当代文学，主要以茅盾为研究核心。1966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学科，1971年大阪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外国语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专攻修士课程修了，先后任教于鹿儿岛经济大学、大阪外国语大学、立命馆亚太大学，2012年获大阪大学言語文化学博士学位。主要作品有《茅盾小説論―幻想と現実―》（著作）、《中国現代詩三十人集―モダニズム詩のルネッサンス》《現代中国詩集 (海外詩文庫)》（编著）、《芒克（マンク）詩集》《北島（ペイ·タオ）詩集》（翻译）。

[13] 白井重范（1975-），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外国语文化学科教授，主要以茅盾为研究中心。1997年毕业于二松学舍大学文学部，2000年毕业于埼玉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2006年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获博士学位。主要作品有《「作家」茅盾論：二十世紀中国小説の世界認識》（著作，汲古書院，2013）、《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与王风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 前田爱（1931-1987），日本国文学研究者、文艺评论家。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文科，1965年东京大学博士课程结业，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成蹊大学文学部、立教大学文学部等，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担任《毎日新聞》（1976）、《読売新聞》（1977）、《朝日新聞》（1978-1982）书评委员。代表著作有《幕末·維新期の文学》（1972）、《近代読者の成立》（1973）、《鎖国世界の映像》（1976）、《幻景の明治》（1978）、《樋口一葉の世界》（1978）、《都市空間のなかの文学》（1982）、《近代日本の文学空間》（1983）、《女たちのロマネスク》（1984）、《幻景の街：名作の舞台を歩く》（1986）等。

[15] 该书从为永春水《春色梅児誉美》、森鸥外《舞姫》、二叶亭四迷《浮雲》、樋口一叶《比肩》、永井荷风《狐》、夏目漱石《彼岸過迄》、横光利一《上海》、川端康成《浅草紅団》等作品，看柏林、东京、上海的都市空间。中译本有《花街×废园×乌托邦：都市空间中的日本文学》（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译者是张文薰。

[16] 小森阳一（1953-），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是当今日本知识界广受关注的学者和新生代左翼批判知识分子。他是日本文本派理论的代表，代表作有《日本语の近代》（岩波书店，2000）、《历史认识と小说：大江健三郎论》（讲谈社，2002）、《村上春树论：<海辺のカフカ>を精読する》（平凡社，2006）等。2003年，小森阳一出版了极具政治批判性的著作《天皇の玉音放送》；2004年，发起“九条会”并担任“事务局长”。

[17] 池上善彦（1956-），1983年毕业于一桥大学社会学部。1991年进入青土社，开始编辑月刊杂志《现代思想》。

[18] 丸川哲史（1963-），日本历史学家、文艺评论家，明治大学政经学部教授。1988年毕业于明治大学文学部，1990年法政大学日本文学科修士课程修了，2000年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博士课程结业，2006年获博士学位。代表作有《冷戦文化論》（双風舎，2005）、《魯迅と毛沢東》（以文社，2010）、《竹内好：アジアとの出会い》（河出ブックス，2010）、《思想課題としての現代中国》（平凡社，2013）、《阿Qの連帯は可能か?——来たるべき東アジア共同体のために》（せりか書房，2015）、《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もう一つの近代を読む》（法律文化社，2015）等。

[19] 崔元植（1949-），首尔大学文学博士，韩国评论家，仁荷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名誉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主要以《创作与批评》为中心展开文学活动，历任编辑委员、主编，倡导大众文学，在90年代初“第三世界论”具体化过程中提出“东亚论”。著作有《民族文学的理论》《为了有效对话》《文学的回归》《帝国之后的东亚》《少数者的拥护》等，其中部分被译成日文、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