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希望《北流》装得下我全部的感受
林白，生于广西北流，现居北京，著有《北流》《北去来辞》《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等多部长篇小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十月文学奖、首届及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译入日、韩、意、法、英、西班牙等长篇和中篇小说单行本出版。
一段时期内，林白曾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和“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家。从《一个人的战争》到《玻璃虫》，她写了青春期，写了成长，更写了女性群体的命运。
她总想挑战自我，总是在新作品中打破既有的惯性，于是我们在《万物花开》中看到了一束束光，明亮而灿烂，充满强烈的生命能量。《妇女闲聊录》则呈现出“完全的他者”，几乎颠覆了她既有的文学观。长篇小说《北流》的出版，赢得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批评家李敬泽高度评价：“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经历了沧海桑田。这个沧海桑田不仅仅是作为故事，也不仅仅是作为叙事，而是作为一个人类的经验。如何在人类经验中，像普鲁斯特那样在回忆中保证生命的饱满，林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林白一直活跃在文学现场。23年前，我采访过林白，如今间隔太久，用林白的话说，总觉得回忆像是“从山上下来再回望另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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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9岁就开始写诗，什么情况下转向小说写作的？
林白：好像波拉尼奥说过，写不出诗就写短篇，写不出短篇就写长篇。估计我当时就是写不出诗了，我的诗很难发表，一次次退稿，越退越写不出来，越退越没有感觉，就写一下小说。结果小说发表非常顺利。最早是在四川的《青年作家》发了一篇，然后北流文学界的前辈覃富鑫老师写了一篇短评，发在《广西日报》上。我就开始正式写小说了。
记者：先谈谈199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吧。它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林白：写作没什么特殊背景。但发表的第二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我也获得一些关注。带来的影响就是作品的出版和发表更容易些了。现在《一个人的战争》大概有13个中文版本。
记者：自传色彩的书写与表达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不是所有作家都具备。您如何看待所谓的“私人写作”？
林白：为什么会有“私人写作”，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只有集体的人，所以要用“私人”来标志自己的独特。改革开放40年，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的私人有当年的历史意义，但就我而言，现在的私人是更开阔的私人了。《北流》是经过跟世界交流后的私人，就是用个人来理解世界的努力。
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只盯着自己内心的一点点东西吧，如果遇到不顺利，就是世界出了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会赐予我们一些什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人会慢慢跟世界或世界的一部分和解。写作虽然仍然是私人的，容纳的内容已经不同了，或许也不能用“私人写作”来概括了。西方的成长小说，说的好像就是一个人跟世界相处的过程中慢慢长大，那么我慢慢了解世界、慢慢写作的这个过程，总体来看，也可能是自我成长的一部分。
记者：评论家孟繁华甚至认为，《一个人的战争》是中国女性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您认同他的评价吗？
林白：“中国女性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么大的名头，我觉得荣幸啊。当然无论如何，《一个人的战争》写作时并没有特意考虑女性文学的问题。
我是1993年用了半年时间写成的。从那年3月开始。完成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1993年9月。本来答应了朋友，把这个作品拿到10月份的深圳文稿拍卖会去拍卖，但是后来一想，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拍卖，就退出来了。半夜给他打了电话，他声音嘶哑着说好吧。1994年《花城》首发，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很多人才听说女性文学这个概念。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玻璃虫》。我第一次采访您就是2000年出版《玻璃虫》之后。那个时期您从《中国文化报》辞了职。生活状态会影响写作吗？
林白：生活状态当然会影响写作。那段时间没有收入，孩子才四岁，心里不免慌张，就猛写长篇，一两年就出来一部长篇，一般都是写一稿就拿出去，没有时间很好修改。《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玻璃虫》《枕黄记》《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还有《致1975》，都是写了一稿就拿出去。后面有两部长篇虽然是2004年到武汉当专业作家之后，有正常收入之后写的，但也延续了之前的习惯。直到《北去来辞》，才经过了一年半的沉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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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北流》序篇“植物志”似乎暗示当北流的方言不存在时，只有植物能将北流保存下来；后章“语膜”中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标本项目“北流话语膜”的表述，更有对未来世界的描写。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方言或记忆的丢失？
林白：我觉得不能说是丢失。反而是语言的嬗变。我们现在说语言只是在说口头的语言、叙述的语言，但其实语言真正的重要性，我认为是记录时代的信息，保存不同阶段的活力。小说，或者说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是在提取不同的活力，用作品把它们保存或保护下来。随着时间的更新，很多东西都叠在一起了，还有的东西被其他一些东西所笼罩，语言自然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东西好像消失了，但其实它只是被其他东西裹挟了，进入另外一些东西的包围圈中，它的重要性好像被取消，但并不是不存在。
我觉得在写作里，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语言，都存在一个竞争关系。记忆本身会被新的记忆覆盖，但新的记忆里面又有旧的记忆。如果我们感觉新战胜了旧，或者说我们觉得方言丢失了，那其实只是我们对现在正在发生的，对现在的语言方式更熟悉。丢失的从来不是语言，是人的内心发生了位移，过滤掉了一些东西。
记者：《北流》的结构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使用注、疏、笺、异辞的结构方式？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会不会有陌生感？
林白：把庞杂的东西放进一本书里，这个结构、这个文本是可以无限扩充的，当然会有陌生感。尤其“时笺”这部分，我一直想放进文本，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结构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一个想法之后，比如注、疏，要针对经来注疏，应该有个相当于经的文本；“异辞”最早就是经，但是什么样子我不是很清晰，直到在南新仓碰到一个嘟嘟囔囔的老太太。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看起来很特别的表达，其实都取自现实生活。民间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很有活力，但是它不会主动来到你身边，有时候看上去是它主动来的，其实是你自身的气足了。有一种来自更深广处的认识，内心的体量有所增加，才能碰得到，而不是仅仅在模仿民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记者：内心的探索、文体的探索，您对汉语的使用总能带给读者新鲜感。
林白：小说的艺术形式很有特点。很多人都在说要写契合时代的作品，但其实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确实很难说得很清楚，最终大部分作家都要选择一个切入口，用展现一个横切面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复杂的视角。但《北流》就没有。它的结构也展示出它是一个容器的状态，它把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放进这个容器里面了。复杂性是逐渐孕育出来的。有关创新探索——并不是刻意的要创新探索——实在是因为我想要容纳得更多一些，比较舒服地把这些庞杂的内容都容纳进去，确实要找这么一个容器。
探索？实验？非也！文学既不是马戏也不是杂技。它是自然形成的。但这个“自然”是前期要有很多准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准备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调动一切力量去进入一个作品的核心地带。一旦进入了，小说自己就会提要求。《北流》是记录进入世界的过程，带出的是一个观看方式的变化，然后很多更复杂的东西自然出现。
记者：《北流》是艺术感很强的小说，您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段落没有想着要去写，却写下了？
林白：有时候不是段落，是整整很大一块没打算写的忽然就觉得要写。比如火车笔记三卷，整整一条线，是2020年才加进去的。还有长诗。还有异辞。有时候有一点触动，就出来一大堆东西。一开始我确实做了很多功课，但后来更特别的是很多东西自己找到了我，也是那些一段一段没想到要去写的东西一点点提出要求，有时候我是跟着它走的。就像一条河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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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北流》的叙事重点是1990年代之前的广西本地生活。但“北流”不止是地名，也有很多的隐喻吧？
林白：它可能只是一个文化坐标意义上的故乡。现在谈论一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描述都太具体了。我们看过很多讲某地的故事，但抽掉情节，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我想可能是因为对作为背景的语言挖掘不够。
什么是背景的语言？——也许这就接近你说的隐喻——就是对一个地方不光要了解它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更重要的是了解它的气息。就像第一次与人见面，很难跟他说什么，更多的是观看。对一个地方的观看也是如此。你观看它，感受在它里面生活的人的面貌，才算走进它的背景。
小说最终不是要留下一段故事——故事是为了让我们理解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来的——小说最终记录的是时代的背景语言。90年代之前的北流和现在肯定是不同的。其实这个小说里好几十年前的时间点都有，很多细节其实都在说这种不同是怎么来的。
记者：《北流》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工农商到医学和教育，从风俗文化到方言饮食，时代感强，更有历史感。写这样一部长篇，您觉得累吗？
林白：前面几年还是有点累的，素材太庞杂了，要读各种各样的东西。2020年气比较足，主要的几稿都是在那个时候改的。这一年倒不累，“植物志”的初稿一天就写完了，“异辞”也是。人比较兴奋。精神饱满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累的。那时候我骑车，骑共享单车。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精神的跋涉久了，体力的消耗反而又让人变得有精神了。
写长篇整体来说没有不累的时候。长篇自己会提出很多要求，每一个要求你都要安排妥当，没办法像面对生活中一些事情那样省略过去——那是必须要面对的要求——否则作品的状态会停滞，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有写作都是递进，是一场长跑，在这里面体力和精神渐渐融合成一种东西，然后汇聚到作品提出的那些要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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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平时您也写诗、写字、画画。这对创作有何帮助？
林白：打坐对写作肯定有些帮助，主要是气比较足。我原来临楷体，后来临碑，叶兆言推荐了游寿临的《董美人墓志》，我临了以后才能自己写写毛笔字，光临楷是写不出来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多了一些感受的维度，很多感官会打开，最终进入小说里，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语言。
记者：《北流》中的李跃豆说：“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方式琐碎，琐碎到底，将来琐碎会升华，成为好东西。”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您的创作原则？您似乎说过：“我们真心热爱宏大叙事……”
林白：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注意到这一段话。这个绝对不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也不认为《北流》琐碎。
记者：您有什么新规划？
林白：十几年前碰到海男，她老说我们要写到八十岁，后来变成线上说。最近几年她不说八十岁了，她说我们都要写到九十岁。说两句闲话，齐白石九十多岁的时候画画，到最后九十的九字往哪边拐弯，那个勾，他都不知道了，得问旁边的人才知往哪边拐，但还能画个牡丹什么的，画得出神入化。作家要是到九字勾往哪边拐都不晓得，就不知道能不能写了。不记得是哪一位美国女诗人，阿尔茨海默症以后还写了很多诗——好像是从张新颖的文章里看到的——阿尔茨海默症还能写诗，这最值得羡慕。
我对自己的希望是：既可以安住在写作中，也可以安住在不写中。最好是随时可以写，也随时可以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