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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杰:短篇经典的“微妙”美学

2024-02-23 10: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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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文体。好的短篇在小体量中内爆出的直击心灵的精神力量与余韵绵长的美学韵致,吸引着人们沉浸其中并不断揣摩其独有魅力何以生成,继而思考、探究衡量短篇小说艺术高下的标尺是什么。当然,无论是作家、批评家还是普通的读者,对此问题的见解是不同的。这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一,“短篇小说取材于生活的片段,而这一片段不但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并且使读者由此一片段联想到其他的生活问题,引起了反复的深思。”茅盾对短篇小说的定义中隐含了评判的标准:提出问题的普遍性、引发读者联想的绵延性和思考的纵深性。由此可以看出,茅盾作为“社会剖析派”代表作家,对生活片段截取与表现的社会深广度和思想深刻性的要求,也是对短篇小说表现空间宏大性的追求。这可以算“为人生派”。另一种则是“为艺术派”。如张学昕在论析短篇小说叙事艺术时对“结构力”和“细部修辞”的倚重。当然,“为人生派”和“为艺术派”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极论,这只不过是作家及批评家们探讨短制艺术时倾向的不同维度而已。精神意蕴与艺术形式并重、彼此的承载与依托,越来越成为一种公论。“短篇小说对一位作家的叙事技术要求和聚焦,以及叙述中穿透生活、呈现人与世界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种文体对作家的审美表现力,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张学昕在《短篇小说、唯美叙述与文学地理》一文,对短篇小说艺术的这一段阐释,便将“叙事技术”与“穿透生活”“呈现人与世界”连接,概括为“审美表现力”,并指出短篇文体对作家“审美表现力”的要求是要有超越于其他文体的难度和高度的。

作家的审美表现力落地在短篇叙事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最大艺术魅力是什么?我以为是“微妙”。在《长城》最近一期的创作谈《最为难得是微妙》中,刘庆邦谈到:“写小说就是写微妙,写得最好的小说都是微妙的小说。”“只有写得毫发毕现,又妙不可言,才称得上微妙。”这里的“微妙”泛指所有的小说文体。其实,于短篇经典而言,“微妙”则更是其艺术的必需品。方寸之间的舞蹈相较于广阔天地的驰骋,是更需从整体设计到一举手一投足、一舒一展、一颦一蹙进行精心雕琢,而展现其舞姿的曼妙与独有风情的。而如果缺失了“微妙”,短篇小说也便只余“短”,“精”“妙”神韵全无,从而沦为庸常,泯然于众。因此,从一定意义可以说,短篇小说的艺术便是微妙的艺术。

短篇经典的“微妙”,在我看来,包括单个的“微”所形成的“妙”和多个“微”的排列所组成的“妙”。

单个的微妙之笔在短篇经典中俯拾即是,那是让我们拍案叫绝的一个个神来之笔,永远铭刻在心间的定格画面,一抹微笑、一次凝眸、一个远眺,甚至是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汪曾祺把明海对英子两小无猜的纯洁情感,从懵懂到萌动的契机,巧妙地落实到一串的美丽脚印,本已是出奇制胜。而“傻了”“心里痒痒的”“搞乱了”几个修辞,更是把明子这个内敛、羞涩少年走在英子身后,看到田埂上细细小小的脚印,情窦初开的一刹那间微微战栗的隐秘心理,刻画得是那样细微、那样有分寸,却又那样动人。有着同样精妙艺术旨趣的是《边城》中,翠翠听到远处赛龙舟的嘭嘭鼓声,“同黄狗一同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过去的一个节日里去”。短短的几句,沈从文不仅含蓄、委婉地将少女翠翠也许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对二佬傩送的思念之情传递出来,并自然地以翠翠的思绪为引线,将叙事过渡到两年前二人的误会与相识中去。少男少女心灵的纯净澄澈,情感由朦胧到或怦然心动或悄然生长,那份微妙的情感,被两个短篇小说大师以微妙之笔,镌刻在短篇艺术的丰碑之上,也深深镌刻在读者的心底,以净化灵魂的不朽的文字,成就不被世俗玷污的一份永不褪色的美好。

当然,微妙的艺术不只体现在对“美好”的书写中,对“悲痛”的细致入微把握则更见功力。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即是堪称经典的个案。“我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眉骨,对他说,你走了,以后还会有谁陪我躺在床上看月亮呢!你不是魔术师么,求求你别离开我,把自己变活了吧!”在丈夫即将被推进火化炉的一刹那,“我”简短的一段倾诉,既复刻、还原了两人恩爱、浪漫的日常场景;也在哀求“变活”、祈求奇迹中透出“我”的巨大悲恸。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这轻轻的抚摸、静静的话语,是远比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更能够传递“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人去了”的不信、不忍与不堪的。长久沉浸于丧夫之痛而难以走出中的迟子建,以自己的最直接、最切己的生命体验,将夫妻情深隐于生与死别的瞬间,并让这个瞬间承载了太多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命运残酷,人生无常,死者已矣,生者戚戚。从此之后,人间温情不在,只余阴阳两隔、人鬼情未了:“我愿意与魔术师的灵魂相遇一刻——哪怕只是闪电的刹那间。”如果仅停留于此,也只能算作是以微妙之笔悼亡夫的佳作而已。而迟子建作为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之一,没有把自己和笔下的人物囚于一己悲伤的牢笼,而是共同走入底层,去触摸、感受他人的伤痛,将个体的伤痛在大悲悯中升华为民间情怀。从“微妙”入笔,将“心”比“心”,以“痛”通“痛”,继而抵达“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大境界,此即为“微妙”的上乘之境。

由是观之,无论是对美好还是对悲伤的“微妙”书写,都力避于表象之上的“滑动”,在既合乎常理又异于常规的细微处开掘,从而通往人性与灵魂的深处。而这种由细微处开凿、形成的穿掘、抵达之美、之妙,是需细细品悟、反复咂摸,并在每一次咂摸之后都有新体悟、新发现,并发出“怎能如此之精妙”的慨叹的。

如果说单个的“微”所形成的“妙”是在反复的细读中不断显现而出,那么多个“微”的排列所组成的“妙”,则更需读者调动全副的心智、厘清多个“微”的路线图,才能够渐次浮出水面。

这里指的多个“微”并不一定具有异质性,很多时候是同一个细节不同维度或不同阶段的呈现,在“同”“异”并行中自然形成短篇的张力结构,“妙”由是生发。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举伞”画面贯穿全篇,却又有所变换;每一个画面都有独特的“微妙”之美,联接起来更是生成整体的“微妙”美学意蕴,堪称“微妙”艺术的经典。

应该说,冯骥才选择了打伞这个生活细节,来凸显高女人和矮丈夫身高的落差、表现情感的笃厚、嘲讽世情的丑陋,首先就是一种“微妙”的匠心。小说中的打伞细节共出现三次。

第一次是在开头,两个人刚结婚住在大楼里。“尤其是下雨天,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的婆娘们,看到这可笑的情景,就在一旁指指画画。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

第二次是在中间,有了孩子之后。“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人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不减当初。”

第三次是在结尾,高女人离去之后。“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

这三幅画面,其实是对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三个生活阶段的典型细节提取:刚刚结婚搬进大楼时、生了孩子后和高女人离去后。作家以伞下的状态来表征每个阶段两人的情感状态、生活状态及其变迁。仔细看来,这三幅画面的结构是一致的,每幅画面中都包含一个小画面。小画面聚焦于打伞的动作,打伞人由高女人变成矮丈夫,两人不被世俗眼光干扰的、旁若无人的相互体贴、相守恩爱在这一日常细节尽显。尤其是结尾鳏居的矮男人习惯性地“半举着伞”,为亡妻留下的伞下空间,也是无人能替代的情感空间,更是令人动容。当然,如果仅有小画面,内容会单薄许多。大画面则进一步拓展、丰富了层次,速笔勾勒出“看客”们对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打伞画面“看”的场景。于是,“看”与“被看”之间形成傲然与庸俗的强烈反差,并于反差中彼此反衬、烘托,在作家和叙事者、隐含叙事者更高层次的“看”中,“看客”的可鄙、可悲、可笑,被看者的可尊、可敬与可爱,都得以不断放大。同时,人们看“打伞”画面时心理,经历了从“指指画画”“笑”到“好奇心不减”、再到心生“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奇妙感觉的变化,则显示出夫妻二人在世俗眼光中无所畏惧、傲然坚守的信念与勇气,足以打破流言、打破惯性。最感人、最微妙的是矮丈夫半举伞的结尾,更是悠然不尽,余韵绵长。这半举伞的姿势,或许成为人类对美好情感坚守的一种姿态,也是以坚贞、纯洁战胜可怕惯性、庸常世态的宣言。

毋庸置疑,在《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及其他短篇经典中还有更多层次等待我们去不断发现,有更深刻的“微妙”美学意蕴等待我们去开掘。这就是经典的“读不尽”魅力。它们就在那里,静静地、发出无言的召唤。而这,也正是“微妙”的本质。在一个长篇迷恋、长篇追逐的时代,应该如何捍卫短篇小说的尊严?我想,提高审美表现力,以“微妙”为境,以经典为“镜”,或许是最佳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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