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吗

年轻时相信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由于知识大多从读书中获得，因此也可以说，读书改变命运。但是如今上了年纪，某一天忽然发现这句话值得怀疑。

因为回首人生旅途，往往是命运不断在改变读书。

童年时代，我最喜欢看连环画，因为连环画有图也有文，这是我最初的读书境界。那时我的邻居有个大男孩，爱在街道石板路上用粉笔画画，画一些人呀马呀的，他常画的有关公、赵云这些历史人物，而这些人物在连环画里就有。于是我找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也照着小人书上的画。这样逐渐对连环画的故事有了兴趣。后来我甚至拥有几百本连环画，成为县城街上的小书库。

喜欢上看纯文字书，大概是读小学四年级的事。记得有个姓陈的语文老师，也许为了激励学生上课兴趣，他在课堂上经常讲一些古典小说里的故事，诸如呼家将、杨家将、说唐等。我上课听还不解馋，于是私下找了许多古典小说来看。不到二年，居然看完了《北宋杨家将》《薛仁贵征东》《五虎平南》《罗通扫北》《隋唐演义》等英雄传奇。后来又爱上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儿女英雄传》。这些书多为古版本，纸张又黄又薄，但内容通俗好懂。

这些书看完，又跑到新华书店去找书看。上世纪五十年代，临武河街有家新华书店，离我家不过几十米远的距离，在假期我会整天泡在那里。新华书店里没有古版书，有的是《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这些反映革命战争的现代书籍。我喜欢战斗故事，从这些书里了解了许多历史知识。但有些是看不懂的，比如说“红军北上抗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抗日要到北上那个地方去呢？在书店里，我还看了一些童话寓言故事书，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等，懂得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在书店里读书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深。那时书店没有为读者安排座椅，但地板扫得很干净。我就坐在地上背靠书柜看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由于看得着迷，常常家里人来喊吃饭或者书店关门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而且记得把正在看那一页折个角，然后偷偷把书放在书柜上架书的背后。书店的叔叔阿姨好像也很宽容我这个小读者，他们对我很和善，从来不呵斥我。为了回报，我也不时用零花钱买一本中意的书。

读高小时，我开始看一些言情书，好像看了一本《儿女风尘记》，接着看了一些古典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其中特别喜欢看《水浒传》，里面的一百零八将，我不但能背出众好汉的大名和绰号，而且连他们使用什么兵器有什么能耐都如数家珍。唯独《红楼梦》没有认真看过，因为不大好懂，何况节奏太慢我没这个耐心。这些书大多是向街上年纪大的人借阅，或者从兄长那里偷来看。有时也会用连环画跟那些中学生换书，像《隋唐演义》就是用了五、六本连环画从景遂老兄那儿换来的。

整个小学阶段，我在县城关完小就读，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课外书也比别人读得多。可是，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1961年竟然没有考上初中。我感到疑惑，但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只是觉得：读书读得多，不一定就能改变命运。

辍学这一年，县祁剧团的领导找上门来，动员我去唱戏。我一个兄长读了大学，另一个兄长读了高中，可我连初中还没读呢，怎么能去唱戏呢？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继续入学读书。于是，我认真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再考。第二年，我顺利考入当时的临武二中。

读初中时我除了学好必修功课，仍然喜欢看课外书。这段时期看的书很杂，那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好多小说出版了，而学校的图书室里各种书籍应有尽有。我一到放学就会往图书室跑，借阅自己感兴趣的书，当然还是以小说为主。这段时期，我如饥如渴地看完了《苦菜花》《迎春花》《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红日》《青春之歌》《红旗谱》《烈火金刚》《红岩》，还有外国小说《日日夜夜》《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当然，有的外国小说还是看不懂。有一次我经过下河街去学校，看到一个高中生在他家门口看一本厚厚的小说，神情很专注。我好奇地凑过去看，那封面写着“高老头”。高中生笑了笑说：“你还看不懂呢。”我有点不服气，后来找来这本书看，确实不好懂，只知道老头很爱他的女儿。

其实，我读初中时对数理化要感兴趣些，我经常收集数学难题，归类研究，数学经常是考满分。不考满分怎么行？如果要你设计桥梁，算错了是会出事故的。我两个哥哥有一次争论，议题是我今后选择学理科还是文科。我认为文理都重要，自己也说不清今后的发展方向。那年暑假，我三哥带我去衡阳，我在一家书店看到有《西游记》，很想拥有一套。可是三哥说，你要《十万个为什么》就买一套。本来我也喜欢《十万个为什么》，但听三哥这么说，我赌气都不买了。

读初中我各科全面发展，每个学期结束都要领一大堆奖品奖状回家。当时的奋斗目标自然是考高中、考大学。然而，世事难料，1964年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撤销学生干部职务，列为另类。升学无望，只能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读书读得好又如何？还是去修补地球。

既然不能上学，那就自学吧。学什么？这时我对音乐感兴趣，那就学音乐好了。音乐可以调节心态，可以丰富业余生活。我搜集一些乐理书籍，作古正经地学习五线谱、作曲法，后来竟能在宣传队里为戏剧作曲，并能操弄几种乐器演奏。

1966年，“文革”爆发，在“破四旧”的浪潮中，我家的存书被造反派洗劫一空，连我的作业本都没有留下。我从乡下回城，看到一片狼藉，心里无比愤慨。但是，有失也有得，当我回到插队的禾鱼大队大队部写标语，却意外发现大队部办公室堆放着很多书籍。这些书籍是当地造反派从别人家里查抄的“四旧”。在乱七八糟的书堆里，我居然翻到一本辞源，一本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日用酬世大全》，还有几本其他可用书籍，不禁大喜过望。反正这些书也没人管，大概率也是付之一炬，“窃书者不算偷”，我连忙收入囊中。

下乡后，我不但自学音乐理论，一度对政治理论书籍也有兴趣。不是说“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我借来几本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看了一段时间，觉得比较抽象，不大好懂，加之生产任务繁重，只好暂时放弃。

在临武茶场工作时，领导要我负责果树栽培技术。因此，我参考多本科技书籍，对农药化肥的使用做了许多研究。不但学会了果树的嫁接、育苗、修剪、追肥等技术，还实验制作了“松脂合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等农药，给果树稳果、杀虫，大幅度提高了果树产量。

在劳动闲暇时，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我也看文艺书籍。有时去县城文化馆图书室借阅，有时找知青朋友借阅。文化馆其实没有多少书籍了，因为“文革”中据说被红卫兵烧毁了几万本书。我倒是从知青朋友处借来不少有价值的书，如《红与黑》《园丁集》《别林斯基文论集》《唐诗三百首》《普希金抒情诗选》《契诃夫小说选》等。可惜有一次夜里回县城遇上戒严，在机械厂被纠察队截住，随身携带的《园丁集》等书被当作黄色书籍收缴，叫人哭笑不得。最有成就感的是，1968年旅居广东，在一个矿山图书室借书，一个月就看完《鲁迅全集》，还做了一大本读书笔记。

1977年，忽然传来喜讯，全国恢复高考了。可是县招生办告之，“老三届”高中生才能报考。我没读高中，只能凭特长报考。而音乐专业报考年龄限制在26岁以下——我超龄了。读了几年的乐理书籍，无奈付之东流。1978年放宽报考条件，我选择报考文科，因为这方面我的基础好一些。可是哪里有文科课本呢？后来在三中老师那里找到一套复习资料，另外手中还有一本青年自学丛书《代数》。这一年虽然高考上了线，张榜有名，但最终未能跨进大学门槛。

1980年为了调动工作，我先后求助劳动局、文化馆、教育局，所幸被县教育局聘请为代课教师，不久又录用为国家正式教师。读书似乎闯出一条路来了。由于工作需要，我参加了中师函授进修，学习教育理论和教材教法；又参加了山西“刊授大学”的自学，加强知识储备。

1984年，湖南开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在职自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时中外名著看得更多了。1988年考完全部课程，取得大专毕业文凭；2005年又考完本科课程，取得湖南师大毕业文凭，这年我57岁。

几十年寒窗苦读，各种学科的书籍读了几箩筐，而人生的路却起起伏伏，不断改变目标。

读者诸君，你说究竟是读书改变了命运，还是命运改变了读书？

结论是：一般情况，读书是可能改变命运的；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命运却可以改变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