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九三年背着牛仔包踏上海口码头时,我二十出头。如今五十五,粉店老板的头发白了大半,我的也没剩多少。这座岛用台风、老爸茶和一场接一场的官司,把一个川渝青年泡成了海南人。
清晨六点半,天光刚透。从永万路出来,沿大道往老街区走。海风裹着琼州海峡的咸腥,也裹着小巷口粉店的肉汤香,一股脑往鼻腔里钻。
我还没走到门口,锅里的汤已经咕嘟咕嘟替我报了到。
王老板,文昌人,比我小两岁,头发白了大半。听见脚步声,嘴都不张,转身抓粉。卤汁浇下去的声音、牛肉干落碗的声音、花生米撒上去的沙沙声,最后是葱花和竹笋——轻得像一声叹息。粉细,在汤里浸得透亮,光都能透过去。
"老田,加蛋?""加。"
平底锅滋啦一声,算是替他答了。煎蛋卧上去,蛋黄还在流。端碗坐到门口小桌,看街上人慢慢多起来。顶房柱子被海风蚀得发黑,墙根的青苔绿得发暗。卖椰子的阿婆挑着担子经过,两头各挂五六个青椰,走一步晃一下,扁担吱呀吱呀响。
五十五了。来海南三十三年。
九三年三月,太阳白花花晃眼。我从铜梁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在广州转了轮船,背着牛仔包踏上海口秀英码头。包里两件换洗衣服,一本《海南投资指南》——广州码头买的,五块钱,翻得卷了边。
那时候满街都是闯海的。三角池边上的招聘广告,电线杆上、墙头上,一层压一层,新的盖着旧的,旧的边角翘起来,风一吹哗啦响。有人站路边用四川话谈几百万的生意,唾沫星子横飞;有人蹲墙根啃馒头,啃一口看一眼天。我在秀英村民房租了间房,八平米,没窗户,墙上的霉斑长得像地图。隔壁住一对东北夫妻,男的跑业务,女的在酒楼端盘子。晚上吵,吵完了一起煮面条,香味从门缝钻进来,勾得人肚子叫。
头一份工作在一家建筑公司当施工员,月薪一千五。老板贵阳人,精瘦,说话快,走路更快。他教我头一句话:"在海南做生意,先学会喝老爸茶。"
老爸茶是真喝出来了。龙华路、得胜沙、博爱南,哪家菠萝包酥,哪家凤爪烂,哪家奶茶浓,闭着眼能摸到。那些年,茶店里谈成过生意,也栽过跟头。有回一个浙江人说手上有项目,我请他喝了三天茶,吃了两顿海鲜,最后人没了,手机停机。我坐在茶店里,面前那杯红茶凉透了,上面结了一层薄膜,吹都吹不破。
老板娘过来收杯子,看我脸色不对,没吱声,把凉杯子端走,又倒了一杯热的搁我面前。热茶冒白汽,我端起来喝了一口,烫,从舌头一路烫到胃里。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哭,是烫的。
"慢慢喝,天热。"她说。
后来辞职,自己承包工程。从施工员、包工不包料干起,看图纸、跑审批、盯现场,晒得后颈脱了一层又一层皮。项目经理和高级工程师那个本子,是熬了无数个通宵换来的。再后来进了产业园区,管工程、管运营,手上的事越来越多,头上的头发越来越少。
待久了,就懂了这座岛的脾气。台风刮断了树,第二天清早,电锯声就响了,断枝码得整整齐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生意赔了个底朝天?歇两个月,换个街角,照样支起小摊。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着花生米灌两瓶啤酒,骂两句,第三天太阳一出,卷帘门一拉,照样出摊。
这儿的人不喊苦。苦算什么呢?苦就跟台风一样,来了就躲,走了,拍拍身上的泥,该干嘛干嘛。
三十二岁那年栽了个大跟头。几笔工程合同出了纠纷,对方赖账,官司从基层法院打到高院,一审二审再审,一拖就是好几年。那段时间天天往律所跑,卷宗堆了半人高,律师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晚上失眠,枕头上落一层,扫都扫不净。有天晚上从高院出来,一个人晃到西海岸,坐在沙滩上看海。海是黑的,远处航标灯一闪一闪,像有人在黑里眨眼。
后来脱了鞋,往海里走。水凉,浪打在腿上,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推你。水底有暗流,脚踩下去,沙子从脚趾缝里往上涌,硌得慌。一直走到水齐腰,一个浪打过来,灌了满嘴,又苦又涩,还带着沙子,牙碜。我在水里站了十来分钟,浪一来就屏住气,浪走了就喘气。然后转身往回走。
上岸发现鞋被浪冲走了一只。光着一只脚踩沙子,沙子烫,硌脚,一步一个坑。但心里踏实了,像什么东西落地了。
从那以后好像变了个人。不急着赚快钱,不跟人争高低。生意慢慢做,日子慢慢过。公司不大,稳。手下十几号人,都是跟了多年的兄弟。每年中秋叫到家里,做一桌子川菜,辣得这帮海南本地人直吸凉气,还不停筷子。喝酒,聊天,到很晚才散。
前几年又接手了鑫田教育,搞培训。人家问我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我说教育是积德的事,跟盖房子一样,都是百年大计。话是这么说,其实心里清楚,是闲不住。
过了五十,身体开始给你颜色看。体检报告上的箭头一个接一个,肝上长了脂肪,血压往上蹿,尿酸也高。医生说再喝下去肝就废了,再抽下去肺就完了。酒戒了,一年半;烟也戒了,一年出头——说戒就戒,没有过渡。年轻时候觉得戒烟戒酒是天大的事,过了五十才知道,体检报告上那几个箭头比什么都管用,跟掐烟头似的,一捻就灭。
每天早上绕北大附小走一圈,六千步,不多不少。走累了在人行道上站一会儿,看寂静的校园。晨雾没散尽,楼群在雾里只剩下一道道灰白的轮廓,像刚冲洗出来的老照片。
海口这座城,是看着它一点点变的。当年的烂尾楼变成了写字楼,当年的荒滩变成了湿地公园。但有些东西没变。水巷口的海南粉还是那个味道,老爸茶店里还是那些老人,台风来了还是全城放假,第二天又热热闹闹过日子。
儿子去年大学毕业,留在内地。没让他回海南。他问为什么,我说:"你爸在海南闯了一辈子,你该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他没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不痛快。其实我也舍不得,但男人嘛,有些话不说。
上个月回了趟铜梁老家。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瓦房变成了小楼。走在街上,陌生。口音变了,人也不认识几个。倒是回到海口,下飞机闻到那股带着海腥味的热风,心里才踏实。
是啊,我已经是个海南人了。
前几天在骑楼老街碰到当年隔壁的东北夫妻。男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女的胖了,嗓门还是那么大,老远就喊我名字。他们在海口买了房,儿子当医生,孙子都上小学了。站在街上聊了半天,说起当年东湖边那间八平米的民房,都笑。
"那时候真苦啊。"女的说。"苦是苦,但也有意思。"男的说。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有个书斋,叫筑文斋。书斋的墙上贴了张纸,写了几行字:
"来海南三十三年,吃过苦,受过骗,栽过跟头,打过官司。如今五十有五,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平安,身体康健,每天早上能吃一碗海南粉,傍晚能在海边走一走,闲下来写几行字。"
没写"如此,足矣"。写到这儿,笔停了。
窗外,海口的夜很静。远处传来海浪的声音。一下,一下,拍在堤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