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话

母亲出生在旧社会，没有进过学校门，但她教育我们的话却总是那么有道理。今天，她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很多的时候，她的话仍然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世穷”。我们家有兄弟姊妹七个，而且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时候水稻产量低，一亩田只能收三、四百斤稻谷。一年里有半年缺粮食，油盐常常要找亲戚朋友借。加之上面还有爷爷奶奶，一大家子的生计全靠母亲操持。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父母每年都要带哥哥姐姐们上山开荒种红薯，红薯成了一家半年的粮食。此外，春种豆，秋种麦，房前屋后栽满了蔬果。蔬菜丰收后，母亲便把一时吃不了的做成酸菜、干菜。厨房角落里排了不少的坛子，有酸菜坛、榨菜坛以及豆豉坛。母亲煮的豆豉又红又香，炒菜时放一勺，香气便溢满了整个院子，也深深地渗进了我的骨子里。至今，蒸腊肉、炒蔬菜，我仍然习惯放豆豉。

一大家子的穿也着实让母亲费尽了心思。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大的穿过不能再穿了的，缝补好给小的穿，姐姐们穿过的改一改又给弟弟穿。母亲常常引用那些年一句很时髦的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春节前，母亲总要把积攒了一年的布票拿出来，上街挑选便宜的布买回来，请裁缝师傅到家里给大家做新衣，初一初二走亲戚时大家便都能穿上新衣了。我们穿的鞋，大多是母亲做的布鞋。记得生产队开会了，与邻居聊天时，母亲经常会一手拿千层鞋底，一手拿长针粗线，不紧不慢地纳着鞋底，还不时把针放到头发上磨一下。这种鞋既轻便又透气，就是怕水。所以有时放学正赶上下雨，我们便把鞋子脱了打着赤脚回家。

母亲虽然是文盲，但对子女读书却看得很重。她常跟我们说“养崽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尽管那时的学费便宜，小学低年级只要五毛钱，到了高年级才要一块几毛钱。但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农村重男轻女，女孩子一般不让读书。母亲却不一样，她说过去她没读书是家里穷确实没有办法，现在只要能想到法子就一定要让大家都上学读书而且男女平等。生产队每年年底按工分年终决算，年成好时一家能分到十多元或者几十元钱，母亲在安排使用时先把小孩的学费预算进去再考虑过年和来年开春的种苗费用。家里有几只下蛋的母鸡，除了来客和大家过生日吃一两个蛋外，其余的母亲全收集起来拿到集市上卖。那些年队里种了不少的油茶树，冬天每户能分十到二十斤茶油，油一到家母亲就要父亲挑到街上卖掉，家里吃的还是过年前杀猪时留下的猪油。母亲总是劝我们说，“吃差一点别人看不见，没文化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同时，母亲还鼓励孩子们自己挖药材、卖干鱼、挑柴卖，钱都由母亲分开存着给大家交学费。

有时实在没办法交学费了，母亲就会带着孩子到学校给老师承诺什么时候补交，要学校别为难孩子上课。母亲总是语气坚定地说，“老师，哪怕砸锅卖铁，我一定会按时把学费给您补上”，而且母亲也从来没有爽约。就这样家里五个姐姐，两个上了小学，最小的上了高中，另两个只上了几天学自己便不肯去了；哥哥初中毕业，上高中因家庭出身不好没有推荐上才作罢。我初中毕业后正赶上恢复高考，高中也取消了推荐，顺利地考上了县一中，后参加高考离开了家乡，直至研究生毕业。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度过的，因父亲是被单位开除回家的右派，没少受过同学和邻居的白眼。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上山采摘了一担山苍子，傍晚时分父亲送到大队综合厂榨油。当天晚上，专抓阶级斗争的大队治保主任就跑到我家，说父亲把变了质的山苍子交给大队，是破坏生产的行为，明天要到村小学接受批斗。父母反复解释说山苍子都是当天采摘的，绝对没有变质。甚至说实在不行就不要公分了，但主任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当时正在村小学读书，除了语文和数学老师喜欢我外，其他老师尤其是体育老师和政治老师经常批评我，如果父亲又到我读书的学校挨批斗，只怕老师和同学们就更加看不起我了，我便跟母说我明天不去上学了。母亲撩开粗纱蚊帐，坐到床边低着头对我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山苍子是你和我们一起摘的，坏没坏你还不知道吗。妈妈明天送你去学校”。第二天天刚亮，治保主任和两名民兵背着长枪，就把我父亲带走了。过了一会母亲牵着我也往学校走，一路上我总觉得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不知不觉地便低下了头走路。母亲拍拍我的背大声说“人在做天在看，抬起头走路”。我心里顿时觉得我们又没有做亏心事，有什么好怕的，于是胆子顿时壮了起来，一直抬起头走到教室里。

“钱是黄柏树，不苦不得来”。这既是母亲的言传，更是母亲的身教。我们兄弟姐妹能够长大成人，全靠母亲吃苦耐劳。她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也是最后一个睡觉的人。我们上学前，母亲已经把猪草剁好并放到大铁锅里烧开；我们起床后，稀饭咸菜已经上桌。放学后，置放在灶台上的饭锅里要么是米饭，要么是粥，又或者是红薯，揭开锅盖，里面总是还冒着热气。揭开桌子上的竹篾罩子，就可以看到一碗金黄的酸辣椒或者是撒了鲜红辣椒灰的酸萝卜。吃饱喝足后，我们再去砍柴扯猪草。母亲当年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队里的事要带头做榜样，忙里忙外，从来没有轻闲的时候。一年四季，母亲的手上都布满了老茧，手背上青筋凸起就像爬满了喝饱血的蚂蝗。冬天，手指头的裂缝里常有血水渗出，为了止血止痛，手上常常缠满了一层层从医院里要到的胶布。刚开始还是雪白雪白的，慢慢的便变黄变黑了。她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深深地懂得，一切幸福都来自自己的双手奋斗。小时候，我们睡眠都多，有时母亲要出集体工了，我们还没醒来，她叫了几回后，就会把被子掀开，再抓住我们的手拉我们坐起来。她最爱跟大家说：“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算有掉也要起得早”。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大都养成了早起的习惯。那些年春节，农村习惯放开门响，也就是正月初一开门时要放一封鞭炮，我们家一般是村子里放得最早的。

守本分是母亲对我们一贯的要求。她有句很形象的话“吃饭要吃自己手心里的饭，千万不要把手伸到别人的碗里”。生产队分东西，她总是最后一个领。我记得队上有两片梨树，秋天分梨子是摆堆分的。那时水果十分稀缺，从挂果时我们就开始惦记。好不容易等到摘梨分梨了，我们一早就眼巴巴地盯着了，哪堆好，哪堆次，心里清清楚楚。但母亲从不准我们去挑选，等大家都选好后，她才和父亲用箩筐把梨子挑回来，到家了才允许我们从里面挑好的吃。队里除了梨树还种有桃子、李子、板栗。桃子李子成熟前后，大家出工路过都会摘一、两个在衣服上擦掉绒毛就开吃，并美其名曰尝尝今年的果子有没有问题。有些手脚麻利的还会偷偷放几个到裤袋衣蔸里，但母亲从来不准我们摘。她总说“小时偷针，大了偷金”，要我们从小就养成不沾便宜的习惯。有一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哥哥吹着口哨兴冲冲地从山上挑了一担柴回来，母亲过去一看就问是在哪里砍的，哥哥说就在自己队里的荒山上砍的。母亲严肃地说，那些山上只有芭茅和厥草，偶尔才有两根杆子柴（灌木），你这一担全是杆子柴，一定是在禁山上砍的。边说边抽出一根枝条要打哥哥，哥哥只得承认是在隔壁生产队的禁山里砍的。那时候的禁山是要到过年前才划分给大家砍的，平时偷偷上禁山砍柴只要抓住了，就要罚电影。母亲带着哥哥晚饭也顾不上吃便去找隔壁的生产队队长。母亲说自己的小孩不知道是禁山，砍了一担禁山柴，心里很难过，愿意把柴送回来或者出钱把柴买了。队长见我母亲说得诚恳，只象征性收了点钱就不追究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又把事情说给了大家听，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闷着头不声不响地吃完饭就散开了。

姐姐们陆续出嫁后，有时也会因家庭纠纷回到家里跟母亲诉说委屈。母亲总会一边安慰姐姐一边劝她们，“在这个世界上，能陪你走到老的，一定是你的老公，父母亲只能陪你走一程。一定要多理解宽容自己的老公”。在母亲的开导下，姐姐们也陆陆续续地心态平和了下来。所以当姐夫上门来接姐姐回家的时候，他们便会有说有笑地回去。反过来，只要是自己的儿媳妇找母亲诉说她儿子的不是，母亲便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我和哥哥。母亲有一句非常绝对的话，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只有你的妻子，她们才是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

“人一定不能穷得富不得，富了了不得”。我们兄弟姐妹长大后，尤其是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后，家里的生活状况明显好转了，母亲便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本，要乐于助人。我们队里有一对从四川逃荒过来安家的夫妻，年纪大了，且无儿无女，母亲便经常要我送一点小鱼和粮食去接济他们；院子里谁家生病住院了，母亲总要带上十几或几十元钱去看看人家；家里杀猪了，母亲便把队里的人请到家里吃顿饭；邻居们谁家遇上了困难，需要借钱周转，只要是找上门了，母亲一般都会满足他们，即使多年后没有偿还，母亲也从不上门催收。周边谁家有红白喜事摆酒席，母亲都会带钱去挂人情，而我们家却从不摆酒也从不收别人的人情钱。

我和爱人毕业后分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刚参加工作时，工资低，工作压力又大，尤其是生了小孩后，压力更大了，母亲便主动过来帮我们带小孩，直到小孩上小学了她才回老家陪伴父亲。父亲去世后，我们把她接到市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内裤和袜子破了母亲都要用针线缝补好让我们继续穿，到出差时她才把补过的收起来，把没有破过的拿出来。她说穿在里面的衣服缝补过，别人又看不见，有什么关系。她自己更是十分节俭，一生没有出过远门，直到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为了躲客，才在我爱人陪同下随旅游团去了一趟桂林，这是母亲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2010年，母亲因脑溢血去世时，姐姐们为母亲最后一次擦洗身子，发现母亲贴身穿着的白色针织衫内衣补丁叠着补丁。而我们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柜里。大家的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现在想想，母亲的话并不都是母亲的发明创造，很多是流传甚广的经典俗语，有些是外公外婆教导过她的，还有一些无非是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话都是母亲从内心认同并觉得有必要让我们记住的。如今，我也把这些话教给了我的小孩和家里的晚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