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涯

　　1964年我小学毕业上中学啦。

　　中学是市第四中学。这是个有历史的老学校，建校于1929年。先为省女六中，后改为省二初中。1956年扩充高中部，正式命名为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中学。四中师资力量雄厚，在全市中学中曾排名榜首。不过市一中后来者居上，反超夺冠，四中只好屈居第二。

　　四中位于安庆路省博物馆东，校园建筑有旧有新。进校门不远是排平房，为教师宿舍。平房西是幢二层教学楼，这是学校的高中部。穿过平房是大礼堂，再往前是二层校办办公楼。办公楼西几排平房是初中部教室。办公楼北后有一土堆，土堆北是学校食堂和宿舍，东边是环绕跑道的足球场。操场东北角是学校后门，出去是老城堭庙。快六十年了的记忆也不知是否准确，应该大差不差吧。

　　四中有正常语文数学，物理历史，英语地理课程，还有当年不多见的课外兴趣学习。我参加了国防教育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后来参军是无线报务员，凭着在四中学会的基础，收发电报军事技术算是很不错的。课外活动也很丰富，足球场就没空闲的时候。我喜欢乒乓球，那时物质条件都不好，学校用水泥砌了几张乒乓球台，放学后总要挥拍一会。有个家住公安厅的姓林同学乒乓球打得不错。我不服气，常去挑战他，只是输多赢少，只好讪讪作罢。再有爱好就是看书。学校有个小图书馆，总是排着长长的借书队伍，我从不怕排队时长，总要借本中外名著才甘心。在学校我还体验了吃食堂的感受。早饭2分钱一大茶缸稀粥，又稠又粘，放上几根咸萝卜条，很好吃。

　　我喜欢语文和历史地理物理课，成绩尚可，数学英语成绩一般，如果能读下去应该往文科发展。不过四中的老师真是厉害，教学水平很高。我的语文老师个头不高，文质彬彬的才女。英语老师是个老先生，喜欢课堂提问。还有个英语老师是华侨，戴眼镜，优雅帅气。他有个双胞胎弟弟，来过学校，一模一样的面孔穿着一模一样的服装根本分不清谁是当老师的那个。可惜时间太久，老师的姓名很模糊回忆不起了。只记得地理老师马跃武，他有一个绝技，上课时一边讲课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随手画出中国地图，逼真到八九不离十。还有政治教师娄道源，他是班主任，口才很好。再就是胡家骏老师，他是领导，曾聆听过他的教诲。

　　大礼堂举办过文艺汇演。我们班没有突出的文艺人才，参演节目是大合唱，全班上台，我也混在里面滥竽充数。可惜这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只有短短两年。

　　1966年学校大变样，美丽的校园挂满了大字报，涂满了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停课闹革命，昔日的学子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耀武扬威纵横校园。学校再无尊师重教，不少老师成了批斗对象。尊敬的孙靖松副校长是民主党派人士，被一伙高中学生挂上牌子，剃阴阳头批斗。还丧心病狂逼她顶着黑一半白一半的阴阳头去扫大街，百般羞辱。我亲眼见地理老师马跃武好好走在操场上，突然被几个学生挥拳脚踢，踹倒在地，脸被摔伤流血，手表表壳摔裂。马老师不堪受辱，愤怒地扔掉摔坏的手表大声争辩，却换来更猛烈的驱打。只是因为马老师有个亲戚是文联副主席，九级老干部，运动开始便被打倒。写的长篇小说《大别山上》也被定为大毒草，连累马老师在学校也受到不公正对待。

　　我虽年幼愚昧，却也明白对老师出手是何等荒唐无耻。眼不见为净，便跟着高一几个同学外出串联。高一学长姓陈，一个学姐姓杨一个姓由。姓杨学姐是大院邻居，所以我才能加入这小小的队伍。我们曾出去两次，去北京天安门受过主席检阅。在北京住在中国医科大学，这是唯一的8年制大学。吃得一般，玉米糊窝窝头，大白菜萝卜豆腐汤，方知道伟大首都论吃比不上南方。所谓串联就是去清华北大看了大字报，然后便是游览首都。还去过郑州武汉等地。要说吃最差数河南郑州。黑面糠饼实难下嚥，最后找个煤球炉烤黄烤硬当锅巴嚼。实在馋了跑外面花五分钱买碗羊杂汤，端上桌膻味扑鼻，喝了一口便没人问津，最终便宜了旁边几位工人大叔。记得在武汉遇上大雨被困在街道接待处十多天，但武汉伙食不错，安排一家小饭店为串联学生做饭，是盆钵蒸饭，上面有腊肉小鱼干蔬菜。我还借了接待处十元钱。后来听说在外借钱的被追过欠款，不过那时我已在部队没收到还款信函。大串联坐火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免费，国家不知填进多少银子，留下的回忆只是吃吃喝喝，名胜古迹。老了才明白大串联是个什么鬼，无非是把全国搞乱运动才能进行下去。

　　串联回来后我还加入了接待小组，接待地市县来省会串联的学生。四中接待点的条件很简陋，在学校大礼堂铺上稻草，给床被子勉强住人。为此我还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染上蚤子，不得不把全身衣服用水煮。再后来造反夺权，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夺权“好得很”叫做“好”派。一派说“好个p”叫做“p”派。四中的“好”派占据了高中部教学楼做据点。“p”派占了办公楼做大本营。我参加了“p”派，办公楼广播室有扩音器有唱机还有很多黑胶唱片。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放唱片。校园里整天充斥着“库尔班大叔你停一停”的歌声。导致长大后成了音响音乐发烧友。

　　我字写的还可以，仿宋和魏碑隶书都能来上几笔，还会刻钢板，便奉命参加办“四中井岗山报”。这个油印小报我们还化身报童上街卖报，2分钱一张，居然也有不少人买。当兵后我是出黑板报主力，应该是刻钢板练出的功底。

　　在中学的生涯跨了五个年头，正经上课只有2年，还有2年多不到3年时间在动荡不安之中。对于五十年代生人的我来说不知是幸运还是命不好。也许有人认为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会让以后的人生更加成熟。我思索多年，还是认定我们这一代亏惨了，最宝贵的朦胧少年年华交给了完全没了是非标准的年代。造反有理老子天下第一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一生。人生轨道从这里分岔的七零八落，每个人被迫选择完全不由自主的人生道路。或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或参军入伍进到部队大融炉。时代的命运把我们这些初中生高中生抛向不可预料的未来。刚上学时的种种理想化为灰烬随风飘向无边无际的天空。想当科学家想当医生想当工程师想当教授，所有一切只是梦想而已。如果没有这一段折腾，我们是不是能顺利考进大学，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国家是不是能尽快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尽早强大富足？六七十年代，别人在大力发展科技，我们在大字报大批斗，停工停课，造反内斗打砸抢，真是可惜这被胡乱折腾的黄金二十年。

　　1968年初大征兵，我穿上灰军装成为海军报务兵。全市这批海军新兵只20人。初春之夜，我们20人穿着尚没领章帽徽的新军装，挤在一辆有蓬的军用卡车里向巢县南京方向驰去。寂静的寒夜，细雨蒙蒙，车厢里有人低声哼起前苏联歌曲“再见了，妈妈”。歌声中，十六岁的少年百感交集，我的中学生涯结束了，一去永不复返。再见了，我的四中，再见了，我的青涩少年。军用卡车的灯光刺破春夜的黑暗向着前方疾驰。前方，等待我的又是一段长长的军旅生涯。